去精英化背景下高校出国留学活动的价值分化研究

杨伊 夏惠贤 王晶莹

摘   要：随着世界范围内知识型和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国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我国庞大的留学群体造就了繁荣的留学经济，并催生出留学中介市场，这是我国留学去精英化的国内外背景。个体是留学活动的主体，留学活动是价值关系中的客体，它因政策环境、经济因素、社会发展水平而发生变化，留学活动对主体需求的满足程度就是其价值所在，个体对留学的选择正是价值与阻碍因素的博弈。留学活动在实施与发展中往往不能按照预期释放价值，价值主体的需要也具有时效性，二者会共同表现出不忠实的价值关系，进而造成留学活动价值分化：在缩短差距的同时造成人才流失;推动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同时引起广泛的教育焦虑;在精英学子走向卓越的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归于平庸。

关键词：去精英化 留学活动 影响因素 价值分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科技人才匮乏，留学成为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邓小平明确指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1]。由此翻开了我国留学事业的崭新篇章，推动了我国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然而，随着留学生人数的井喷式增长，高校出国留学活动的价值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研究将基于留学现状的剖析，探索高校留学活动在当今社会的价值。

一、我国留学“去精英化”的现状剖析

改革开放初的10年（1978-1989年），为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国的国家公派或单位公派留学生占留学生总数的76.4%，当时仅有23.6%的留学生自费留学。之后留学人数在90年代稳步增长，进入21世纪后，公派留学人数小幅攀升，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则出现井喷式增长，占比一直保持在90%左右。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2009年下半年，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的留学生仅占2%，2010年，这一比例升至34%左右[2]。这意味着留学已逐渐成为工薪家庭可承受的消费，从过去对有限留学资源的竞争转变为一种常见的教育选择，“留学生”不再是“精英”群体的代名词，留学活动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这一趋势称之为“去精英化”。[3]

（一）国际背景：全球学生流动

全球学生流动是我国留学生去精英化发生的国际背景。就全球学生流动趋势来看，近几十年来，诸多因素推动着全球学生的流动：有限的国内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个人和职业目标以及人力资本的需求等。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有460万学生跨境前往国外接受教育，较2010年（210万）大幅增加，中国计划在2020年接收50万名国际学生。据美国教育协会2016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从各国拥有的留学生份额来看，中国是继美国、英国之后的第三大留学目的国。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形成了庞大的大学生群体，来华留学的国际学生占我国高等教育总人口的0.9%。与此同时，我国也向国外输出了大量的留学生。从留学目的国来看，总体而言，英语国家备受我国学生青睐。2016-2017年，中国有35.08万名学生在美国留学，美国68%的留学生来自亚洲，仅中国、印度两国的留学生就占到了美国所有国际学生的50%。各国都在制定新的措施吸引留学生，如通过提供实习、就业机会。随着世界范围内知识型和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大规模的输出和引进国际学生，地区之间的学生流动成为了全球的趋势，也是我国留学生去精英化的国际背景。

（二）国内背景：庞大的留学经济

由于自费留学占到了主体，我国留学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即社会中上阶层的子女。从留学的运作过程来看，市场化极为明显。庞大的留学群体造就了庞大的留学经济，留学经济包括在出国之前委托中介机构代办各项事务需支付的费用，在留学目的国支付的学费、生活费等费用。

与留学经济最直接相关的是金融市场。对家庭来说，自费留学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据2017年全球留学费用排行榜显示，澳大利亚以年均3.85万美元位居榜首，过去的10年里，在澳大利亚读大学的费用已经上涨了约15%。位居第二的美国由于地区、学校、专业等的不同，费用差距相对大，一般情况下去美国留学每年花费至少3.5万美元，之后依次是英国、阿联酋、加拿大。办理购汇、支票、留学保险、贷款、外汇买卖等与金融市场息息相关，银行争先恐后拓展各类表外业务以争取市场。

此外，因庞大的留学经济而获利的还有留学中介市场。自1999年教育部发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和《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实施细则（试行）》以来，对中介机构的政策整体上经历了“强化管理——简政放权——回归市场属性”三个阶段[4]。为更好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2017年1月，《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的审批，机构依法进行工商登記后即可开展经营活动，中介机构看到了更大的利益空间，庞大的留学经济催生出了新的市场和业务。

二、留学活动价值与阻碍的博弈

留学价值与阻碍因素因国家政策、经济水平、文化背景等的差异而不同。随着我国留学政策从“有限配额”到“逐步开放”，自费留学人数剧增，留学门槛降低，限制解除，并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留学生归国。显然，留学价值是巨大的甚至是终身的：开阔视野，更好的教育机会，海归的优厚待遇，更好的就业前景等。但另一方面，自费留学对多数家庭来说仍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且会引起家长对安全问题的焦虑;留学生在国外就读期间会遇到语言、文化不适应等问题，长时间脱离国内环境后又需重新适应，归国后还可能错过招聘季。众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在价值与阻碍的博弈中，留学活动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政策环境、经济因素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

（一）政策环境对留学活动的宏观影响机制

国家对于出国留学的政策一直在变动。1978年8月，教育部《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对公派留学人员的选拔作了规定。1979年自费留学有了零的突破，随后这一群体人数日益壮大。1981年1月，新中国第一个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性文件——《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出台，同年提出了“对自费留学人员在政治待遇上与公费留学人员一视同仁”。随后留学政策层出不穷。总体上，20世纪80年代，国家为自费留学创造各种便利条件，90年代初对自费留学做了一定的限制，如向接受过高等教育后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人员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把“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作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等。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国际交流项目增多。2003年“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和“高等教育培养费”取消，留学的限制有所放松。国家一方面加大对优秀自费留学生的奖励力度[5]，加快留学服务制度和留学服务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另一方面为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开通绿色通道，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完善了人才项目的管理。

国家外交政策、国际发展战略以及我国海外发展战略布局为留学事业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近几年各项政策为留学提供了指导和保障。2017年，***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中国政府每年向相关国家提供一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丝绸之路专项奖学金，鼓励国际文教交流”[6]。同年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人数比上年增长15.7%，成为新的增长点[7]。***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8]。在政策的影响下，自费留学的比例长期维持在90%左右。

政策是政府决策的结果，是政府的产物，政府是作为社会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决策的实体，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政策对于留学的基本判定和导向代表了留学宏观上对社会和国家的价值，或社会对留学活动的需求程度。反过来，个体对留学的选择往往又受政策的影响，政策环境是我国留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针对留学生的各项优厚政策和良好的职业前景提升了海外留学经历之于个人生涯的价值，这正是政策环境对留学活动的影响机制所在。

（二）经济因素对留学选择的推动与制约

经济因素在这里主要指留学成本。近年来，受中国学生欢迎的目的国留学费用有所上涨，在留学期间，基于输入—输出模型的计算，流入国的经济在短期内受益于学生学费和生活支出，这取决于国际学生的生活开支数额。因此，一些国家放宽入学条件和名额的限制，以吸引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前去留学，加大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度成为了世界各国缓解金融危机、解决经济疲软的有效举措。

有学者建构了一个以消费者行为、人力资本、移民和需求理论为核心的开放式框架，以建立一个关于国际学生流动的理论模型[9]，其中经济因素是决定因素之一。留学生要面对的主要成本包括财务成本（如相对生活费）、地理距离（可视为运输成本的替代指标）、流入国与流出国之间的生活成本差异等，其中生活成本差异要将奖助学金等其他变量考虑在内，在这一模型当中，奖助学金是降低生活成本的重要变量。对于以自费留学为主体的庞大留学群体来说，成本对我国的留学规模和现状的影响不容忽视。

本研究团队曾对国内参与海外交流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研[10]，调研结果进一步证明了留学成本对留学选择的影响。215份有效问卷覆盖29所高校，调研针对的是短期留学，49.3%的学生获得国外政府、学校、社会机构、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校内人才国际化等的资助，未获得任何资助的学生占25.1%。在学生看来，高校首先需要加强的是经费支持力度，随后依次为学分互认及学籍管理，海外宣传和项目信息发布，海外交流项目咨询以及其他（见图1）。

由此可见，学生对经费的需求是第一位的，留学成本是学生留学选择的主要考量。不仅是中国，各国学生在选择某个国家或某个项目时，成本和可获得的经济补助正在成为学生考量的重要因素。汇丰银行2013年对相关数据的分析证实，澳大利亚、美国、英国、阿联酋和加拿大是世界上留学费用排名前五的目的地，德国则因为花费较低而在国际调查中迅速受到欢迎。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2017年度会议以“拓宽视野：满足新一代的需求”（以下简称“拓宽视野”项目）为主题展开了调研，半数以上的学生认为，影响其海外留学最大的障碍是留学费用太高，结果显示，学生流动的三项重要成本依次是经济支出、时间长短和学分认可。[11]

不论在哪一个国家，不断提高的留学成本是全球范围内学生流动的非学术阻碍，也是学生对留学价值判断最主要的消极因素。留学的本质是教育问题，但经济因素对留学潮的影响是关键而复杂的。总体上，当学生感到价值大于成本的时候便会选择留学，反之则会选择在国内接受教育。目前的留学潮反映了更多家庭对留学价值的认可，确切地说是国内对留学生的优厚待遇加重了“就业前景”这一筹码的分量，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削弱了“留学成本”这一阻碍因素。如果说国家对海归的政策影响的是个体对留学的需求程度，留学成本则决定了这种需求是否可以转化为留学行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家庭可以承担留学的开销，成本的阻碍不足以掩盖留学的价值。更为关键的是，从流入国的角度来看，国际学生的流动对流入国的宏观经济产生積极影响，为进一步强化这种价值，流入国降低准入门槛，向中国学生抛出了橄榄枝，使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留学之路更为平坦。

（三）社会环境对留学活动的多维影响

社会的就业环境、教育情况、信息开放程度等都对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社会环境”这一维度的重要指标。

首先，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学历的毕业生逐年增加，“高考热”“考研热”“考公热”持续升温，就业难度加大。与此同时，为吸引留学生回国工作，一些地区或单位对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学生提供了各类优惠政策，甚至部分单位在薪酬体系上严重违背按劳分配的原则，为“海归”开出天价年薪。不可否认的是，“洋文凭”在目前的就业市场确实有较大的竞争力，有留学经历的人似乎更容易在职场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但是任何一件事情，当其成为群体行为的时候，必然会出现整体品质的下降，进而影响市场表现[12]。随着自费留学人数的上涨，不少用人单位重新端正了对人才的评定标准，相比文凭更关注能力，更关注“货真价实”的文凭。《2017 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调研数据显示，海归第一份工作平均起薪约为10.8万元/年，年收入在8万元以下的约有40%，这与国内大学毕业生并无太大差异，不少家庭对留学教育的回报打上了问号，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留学潮的畸形发展。

其次，教育现状对留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升学压力和教育质量两个方面。用经典的推拉理论解释，国内高考、考研的竞争压力是造成留学热潮的推力，这使得不少学术能力不足或对升学考试缺乏信心的学生走出国门，通过申请进入国外高校，有效地避开了国内“一考定终身”的升学制度;国外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是留学热潮的拉力，吸引着国内学术造诣较高的精英学生走向更好的研究环境，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

最后，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信息开放对留学选择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笔者先前做过的“我国高校学生海外交流现状”的调查中，对学生获取留学信息的途径进行了调研[13]，结果如图2所示，学校网站、校内网络平台、校内宣讲会是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和网站上的留学攻略也成为学生获取留学信息的新来源，总体上以网络为途径获取信息的学生占比高达68.7%。英国文化协会的“拓宽視野”项目也对英国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进行了调查，超过70%的学生获取留学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互联网[14]。互联网在全球学生流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信息的开放打开了学生的视野，丰富了人们掌握的信息，极大地推动了教育国际化。

三、留学价值分化

在政策、经济、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留学活动在短时间内兴起、发展，如若将留学活动看作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活动，人和社会的现实需要就是衡量留学活动价值大小的客观尺度。学生个体对留学的选择代表自身发展的个人需求，在社会选择中，政府作为社会选择的代表是进行集体决策的“实体”，政府在不同时期依据国情和社会发展水平制定留学的相关政策，出发点是追求公共利益。因此国家对留学活动的鼓励和引导代表了社会最广泛的需求，留学活动对个体和集体需求的满足程度就是其价值的标尺。然而，留学活动毕竟不是物品，而是由事件组成的复杂系统，在实施与发展中往往不能按照预期释放价值，甚至会产生负价值，进而造成留学活动的价值分化。由宏观到微观，可从国家发展、教育现状、个人生涯三个层次分析留学价值分化的现象和成因，其机制如图3所示。

（一）缩短知识差距与本国人才流失

1978 年，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指示，出国留学是我国提高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15]。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这是新时期中国留学教育的最初需求。改革开放初期留学以公派为主，因此国家通过一系列的规定保障公派留学生回国，包括严格规范留学期限，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制定对按期归国者表扬和逾期不归者必须赔偿的政策等。随着自费留学比例的上涨，国家对留学生归国政策做出了调整，总体上一直坚持“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回国率经历了由低迷到攀升的变化。据美国橡树岭联合大学2010年的统计，2001-2009年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毕业五年后仍然选择留在美国的留学博士当中，中国博士滞留率高达92%，远高出其他国家[16]。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调查发现，2001年中国留美博士滞留美国5年以上的比例高达98%[17]，美国是我国中高层次留学生的主要流向。十八大以来，为吸引留学人才回国，我国完善各项政策，为留学生提供便利条件，特别是为留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氛围，精英流失国外的现象逐渐向好。从改革开放到2017年底，我国累计有519.49万人出国留学，其中313.20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仅2017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60.84万人，回国人员总数达48.09万，创历史新高。[18]

留学活动对国家发展的宏观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上层精英对本国的贡献程度，不可否认部分精英海归的贡献满足了国家最初发展留学事业的初衷，实现了留学活动的价值，但是我国因此也长期陷入了“人才流失”的困境。缩短差距与人才流失是一个国家留学价值分化的两端，新时期留学对本国发展的宏观影响就在这两端间滑动，国家吸引留学生回国的各项政策正是应对人才流失的消极影响制定的行之有效的策略。

（二）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与广泛的教育焦虑

教育国际化是世界趋势，近年来，我国留学人数不断攀升，随着世界范围内知识型和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在出台各类政策吸引海归精英学成归国的同时，也努力将国际学生留在本国的劳动力市场。随着国际学生的流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留学不仅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技术，而且培养其国际化的视野，使其理解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制度、宗教、价值观。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如今的留学不再是“金字塔尖”人群的消费，对于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成为了一笔“必要的”教育开销。随着家长对留学的态度由认可变为追捧，留学活动逐渐成为了家长在广泛的教育焦虑下的从众行为，留学活动在教育领域的负价值也由此而生。

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Blau-Duncans status attainment model）揭示了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内有研究表明，在高中生选择本科教育阶段，其留学意愿强弱受到家庭所在地、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等因素的显著影响，总体上城市学生高于农村学生，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学生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学生，父母职业为政府及事业单位管理干部的学生高于父母职业为经营管理人员、一般办事人员和其他职业的学生[19]。以教育期望为中介变量，中产及中产以上家庭的父母希望子女通过更好的教育来维持社会地位，并且在家长与家长的接触中，下意识的比较会使家庭背负更大的来自同辈的压力，即同等阶层的父母的压力。教育焦虑广泛弥散于中产及以上阶层的家庭中，留学不再是立足于子女发展需求的考量，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教育焦虑下家长的自我安慰，成为了实现教育期望的一笔必需的开销。

留学活动的火爆不仅使教育焦虑不断升温导致盲目留学，这种消极影响持续发酵，还引起中介市场的野蛮生长。以中学留学为例，一项数据显示，中介提供基本服务的收费标准大约在2～3万元人民币，而高端服务则要10万元人民币左右。每个学生一般会申请5所学校，申请的学校越好，中介费用也会越高[20]。这使得中介市场以各种名目乱收费的现象层出不穷，市场乱象也由此而生。留学在教育领域的价值不言而喻，相伴而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然背离了发展留学事业的初衷，留学活动在教育领域的价值分化不仅仅是教育问题，也是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

（三）走向卓越抑或归于平庸

国际学生的流动包括学术动因和非学术动因，《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基础教育》对出国留学动因调查发现，教育方面的原因包括“在国内考名校的竞争太大”等因素，在非教育方面原因中，32.5%的学生把“培养国际视野”作为首要原因[21]。在我国学生出国的动机大相径庭，对于个体而言，留学结果的分化是从动机分化开始的。学生对留学的选择是多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排除“追求更好的教育”或“培养国际视野”的需求，但过早地走出国门，形成低龄化留学趋势更关键的原因是逃避国内高考竞争。据美国国土安全局统计数据显示，2005-2006学年，在美国就读私立高中的中国学生人数仅为65人;2012-2013学年，达2.38万人[22]。中国教育在线2013年发布的《出国留学趋势报告》也显示，在计划出国留学学生中，高中生占38%，仅次于本科生，位列第二。据教育部2016年的数据，本科及本科以下的留学生约占65%，而在本科的留学生当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高考不理想或落榜的学生。[23]

个人参与留学活动应本着开拓视野、学术上进一步深造的初衷，但随着自费留学的比例增大，与最初的精英留学相比，留学规模扩大成为了不可回避的现状。在此过程中，不少留学生已不再关注个人能力的提升，而是为了“洋文凭”或一个“海归”的头衔而留学。由于不同价值主体最初需求不同，学生在留学之初就存在分化：一部分是成績优异以追求更优质教育的精英，一部分是成绩不理想无法面对升学的学生。迥异的留学动机使其留学生活存在天壤之别：学业优异者接触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以求自我发展，而学业平庸者群体常常难以自我约束，在脱离父母管制后更加放纵。最终，起点低、自制力不足的留学生既没有学到真正的本领，又不能顺利适应国内环境。随着留学的大众化，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不再唯“洋文凭”是用，而是更关注留学生的能力，在能力重于文凭的就业环境下，能力不足的留学生自然会面临尴尬的就业境遇。留学价值之于个人生涯的分化是环环相扣的，因此对于有留学打算的学生来说，树立正确的留学动机，明确留学需求，特别是年纪尚轻的中国学生如何自我约束，这些都决定着学生在留学价值的分化中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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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徐玲玲   校对 吕伊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