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的机制研究

万孟泽 赵新宇 郑国强

摘 要：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探究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市场一体化的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发展基础和持续动力。文章选取了2011—2021 年全国31 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考察了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表明，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变化呈现显著的动态特征和持续强化的趋势，该研究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在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人才集聚效应、信息投资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不同分位数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市场一体化水平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空间差异性和边际递增规律。

关键词：市场一体化；数字经济；动态特征；规模效应；竞争效应

作者简介：万孟泽，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5）；赵新宇，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长春 130015）；郑国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讲师（长春 1300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效应评估与政策优化研究”（23CJL02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3批面上资助项目“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成效评估及路径优化研究”（2023M731298）

DOI编码：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3.06.007

引言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逐渐成熟应用，数字经济带来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在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激发创新创业驱动、推进资源全民共享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我国适应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2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对数字中国战略做出了详细的部署，明确了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等重点任务，通过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范式，并表现出以网络化为主的显著特征。但从本质上来看，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依旧是各类要素资源的迭代积累产生的结果，依旧需要依靠大量的知识信息储备、丰盈的产业资本投入和先进的技术创新成果。而各种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和迭代积累，需要一个系统的、开放的、统一的市场体系，为要素资源的交互集聚提供规范高效的市场环境。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选择。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强有力支撑。

高水平的一体化市场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定的基础，但是市场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和动态特征仍有待进一步考察。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特征，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構建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探究市场一体化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刻画了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动态演化特征，提出了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具有动态持续性；第二，验证了市场一体化通过人才集聚、信息投资和技术创新机制路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不同区域、不同区位的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差异影响，提出了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具有空间差异性；第三，本文充分考虑了数字经济的指数型发展特性，提出了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递增规律，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升，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也逐渐增强，进一步丰富了市场一体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市场一体化推动国内市场形成了规则统一、竞争充分、高度开放、运行有序的基本格局。在这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下，商品服务和要素资源得以充分自由地流动，引致各种交易活动的流通成本和制度成本降低，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范式并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幅进步。数字经济的出现是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产生的新经济形态，这种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的经济增长范式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却仍离不开人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的要素密集使用，离不开活跃且规模化的市场交易体系。因此，数字经济表现出比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更强烈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特征。相应地，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程度越高的地区数字技术迭代变革越快，内容产出质量越高，数字经济发展也就越快。作为人才、资本和技术的应用载体，高水平的市场体系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因此，市场一体化与数字经济之间具有强烈的相关性。

既有文献详细地讨论了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经济因素。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核心机制来看，第一，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尤其核心关键的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数字经济衍生的经济范式主要是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释放增长动能，数字创新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突破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门槛，形成循环创新生态体系，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第二，产业融合程度的加深，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核心要素。数字经济在中观层面的体现主要为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的交互融合，其中数字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核心产业，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主导部门，是数字经济发展特征的重要体现。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范围的扩大，包括互联网宽带、长途光缆等基建的普及程度，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硬件支撑。数字经济发展需要以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传输载体，才能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进行交易成本相对更低的经济活动，数字基础设施会释放信息技术的创新效应，但也会由于存在投入产出周期而产生滞后效应。从数字经济发展的外部保障机制来看，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影响，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城镇化率等代表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经济因素均对数字经济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区域内数字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数字产业发展较好，数字技术应用普及程度更高，因此更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外部治理环境和制度设计对数字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对资源配置调控和路径规范干预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够解决可能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帮助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当数字经济发展相对成熟时，过多的政府干预可能会限制数字创新水平的提高，从而抑制数字经济的发展。

综合来看，虽然既有文献鲜有直接讨论研究市场一体化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但仍证实市场一体化与数字经济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两者之间仍需深层次的机制分析和理论解释。为此，本文提出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分析框架，探究市场一体化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理论联系和现实关系，对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机制路径展开讨论，重点关注人才、资本和技术等要素起到的中介作用，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详细的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对理论分析进行计量验证，并结合数字经济发展特点，刻画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动态持续性、空间差异性、边际递增性等特征规律，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分析

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逐步打破地区间市场分割状态，提供更为宽松的贸易环境，促进要素资源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实现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为数字经济活动联通和数字技术高效应用创造前提条件。

首先，市场一体化产生的规模效应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条件。一方面，数字经济的产生是要素资源迭代累积的结果，数字经济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创新资源投入。因此，数字经济活动呈现的边际收益递增的前提，是大量资源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市场一体化通过超大规模且活跃宽松的市场交易体系，为数字经济提供发展必备的资源和载体。在市场一体化的作用下，海量的创新要素资源得以集聚，市场一体化的外部性溢出效应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市场一体化为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大规模的市场容量，降低各生产要素的匹配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同时，提供了更多的市场需求，大幅度地拓展数字经济活动的利润空间，从而使数字经济边际收益递增规律得以显现，数字经济本身的规模效应得以充分发挥。

其次，市场一体化产生的竞争效应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市场一体化为数字经济活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激活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创新动能。技术创新驱动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核心，作为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企业的科技研发投入需要更高水平的宏观环境。市场一体化为企业研发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研发所需的要素资源，弱化由市场分割造成的市场贸易壁垒，降低企业经营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有利于企业将更多的资源投放到生产研发和科技创新方面，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创新动能。另一方面，市场一体化降低外地企业和外商投资进入本地市场的门槛壁垒，市场内部企业竞争加剧，被迫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只能加大研发投入以提升生产效率，由竞争效应倒逼产生的创新活动也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市场一体化提高市场开放度，导致市场内部竞争增强，商品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提高。这意味着低生产率的企业将不具备抢占市场的优势，面临着被市场竞争淘汰的压力风险。因此，企业会加大创新力度，推进技术改革并提高创新欲望，通过提高生产率以逃离竞争带来的威胁，从而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基础。

最后，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具有明显的动态特征。数字经济發展的本质是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的迭代累积，要素累积形成的数字信息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因素和重要支撑。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传统的一体化市场体系不能直接提供数字经济所需的要素资源，因此，在传统要素向数据要素转变积累的过程中，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随着市场需求和政策的不断引导，市场一体化逐渐可以围绕信息技术配置市场内要素资源集聚，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资源支持，从而对数字化进程起到持续性推动和支撑作用。因此，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动态特征。这种动态特征在区域间表现出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市场一体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数据要素转化能力越强，地区数字建设和数字技术水平越高，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也就越明显。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动态持续性特征。

（二）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理论认为，市场一体化可以在空间上形成各种要素资源的集聚，从而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丰富的资本投入和完备的技术成果。人才的集聚效应、资本的引入效应和技术成果的溢出效应，为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传导路径。具体来看，首先，市场一体化提高了区域人才集聚程度，提供了高素质劳动力作为发展支撑，从而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市场一体化推动了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人才要素会被优势产业或发达地区吸引进而形成地区人才集聚，从而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由于数字产业技术特性和数字技术应用门槛，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高水平劳动力提出迫切需求，由数字经济引致的新产业、新技术都需要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作为支撑。因此，地区人才集聚程度越高，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越深，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其次，市场一体化有利于吸引信息产业资本投入，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物理支持，区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数字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而大规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依托于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因此投资效率高、数量大的区域往往拥有更高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市场一体化对资本要素的虹吸效应，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且高密度的资本投入，有利于解决数字经济在发展前期因资本短缺导致的外生动力不足问题，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信息技术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此外，市场一体化的信息产业投资效应还具有缓解融资约束的功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

最后，市场一体化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运用决定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持续迭代更新的技术投入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驱动。一方面，市场一体化可以促进区域内技术要素流动，加快知识和新技术在地区内的传播和应用，形成技术溢出效应，推动区域技术进步的同时，作用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一体化可以通过提高市场开放程度，降低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促进企业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提高区域协同创新系统耦合程度，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构建具有溢出效应的创新生态系统。此外，市场一体化还可以激发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通过成熟的监管体系保护知识产权权益，推动技术交易活动的成交，促进数字技术的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2：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中介机制，具体会通过区域人才集聚、信息产业资本投入和技术溢出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首先，为检验市场一体化是否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并且避免可能存在但无法观测的时间趋势和地区差异带来的影响，本文设定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验证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digeit = α0 + α1marketit + αj Xit + μi + λt + 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digeit 表示i 地区第t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分项指标，核心解释变量marketit表示i 地区第t 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Xit 表示为一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互联网普及率、城镇化水平和科技支出强度；α1 表示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总体影响，μi 为地区固定效应，λ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

其次，为考察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重点关注市场一体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人才集聚效应、信息投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的中介作用。具体地，为验证理论假设提出的中介机制，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的研究设定中介效应模型：

digeit = α0 + α1marketit + αj Xit + εit （2）

Wit = β0 + β1marketit + βj Xit + εit （3）

digeit = γ0 + γ1marketit + γ2Wit + γj Xit + εit （4）

其中，Wit 为中介变量，代表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按照理论假设，本文的中介机制变量包括人才集聚水平、信息投资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Xit 包含所有控制变量，其它符号含义与公式（1）相同。

最后，为探究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非线性特征，本文设定分位数回归模型来检验市场一体化推动数字化进程的非线性特征：

Quantτ （digeit ） = φ0 + φ1marketit + φj Xit + μi + λt + εit （5）

其中，Quantτ （digeit ）表示在第τ 分位点对应的数值，φ1 表示各分位点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边际影响。

（二）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既有文献广泛地讨论了数字经济的测度方法，为能更好地表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情况，更准确地分析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在基础回归中借鉴王军等的研究，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等四个维度对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采用熵值法将32个维度的指标综合成一个指标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一方面为避免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体系重新测度，得到新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替代指标；另一方面采用戴若尘等测算的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IRIEDEC）作为替代指标，对研究结论进行进一步检验。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市场一体化水平。既有文献详细地讨论了市场化的测度方法，常见的正向指标有市场化指数、市场整合程度等，反向指标有相对价格法测度的市场分割指数等。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市场一体化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指标选取上选择了正向指标。一方面，在基础回归中参考王小鲁等的研究报告《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其中2011—2019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均来自于报告中的市场化总指数，并借鉴余文涛和吴士炜的研究利用移动平均法对2020—2021年的数据进行填补。另一方面，既有研究表明非国有经济比重上升是中国市场化转型的重要特征，因此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借鉴顾雪松和韩立岩的研究，采用非国有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作为市场一体化的替代指标完成检验。

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受到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鑒杜传甲和王成军的研究选取如下的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发展代表着地区整体的经济环境，代表着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本文采用GDP增长率作为衡量指标。（2）产业结构水平。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最早开始于电子商务的产生和兴起，因此地区的服务业发展程度会对数字经济产生影响，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占比作为产业结构水平的衡量指标。（3）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程度为数字经济提供技术支持，本文采用互联网接入用户占比作为衡量指标。（4）城镇化水平。地区城镇化程度越高更有利于数字经济活动的开展，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占比作为衡量指标。（5）科技支出强度。为避免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误，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增加了新的控制变量来验证结论，采用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比来衡量科技支出强度。

为验证市场一体化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还设置如下的机制变量：（1）人才集聚水平。本文借鉴赵新宇和郑国强的研究，并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对掌握信息技术、参与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人才的强烈需求，采用教育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对数衡量人才集聚水平。（2）信息投资水平。信息基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本文借鉴丁建勋和罗润东的研究，采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衡量信息投资水平。（3）技术创新水平。市场一体化在技术创新层面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技术市场的成果转化，因此本文借鉴周杰琦和汪同三的研究，采用国内专利授权量的对数衡量技术创新水平。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文章选取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IRIEDEC）来源于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来源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另外，由于部分样本数据存在缺失，文章借鉴余文涛和吴士炜的研究利用移动平均法对样本的原始数据进行补充，最终得到全国31个省份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表1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分析

（一）基础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考察了市场一体化程度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表2（1）—（5）列汇报的是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市场化指数对数字经济及其分项的影响。第（1）列给出的是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一体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市场空间和经济基础。第（2）—（5）列给出的是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分项指标的影响。本文借鉴王军等的研究构建的数字经济指数，该指数共有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四个一级指标，代表数字经济发展的四个组成部分。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各个分项指标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回归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对各分项指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影响更显著，即市场一体化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在产业层面的表现更显著，而对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发展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弱。综合来看，市场一体化能够显著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本文的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

（二）动态趋势检验

表2（1）—（5）列验证了市场一体化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但从理论上来说，数字经济发展并不是突变式的，而是各种经济因素不断叠加、累积的结果，会受到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显然忽略这种动态性将很难得出科学的分析结论。因此，本文借鉴杨珂和余卫的研究，①依据样本的时间跨度按照年份逐一生成虚拟变量，并与解释变量市场一体化分别形成交互项对数字经济进行回歸，以此刻画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动态效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交互项中已经使用各个年份的虚拟变量，交互项回归模型中不再控制时间效应，估计结果如表2第（6）列及回归结果（B）所示。

从表2第（6）列及回归结果（B）可以看出，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存在积极显著的动态趋势，市场一体化的估计系数从显著为负逐步演变至显著为正，两者在跨度为11年的窗口期内保持着稳定上升的相关趋势。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市场一体化程度是动态演进的。早期的国内市场存在着相对严重的市场分割和区域壁垒现象，导致要素资源和商品服务难以自由流动，进而无法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高效的要素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国内市场体系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市场一体化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开始显现，故在时间层面上表现出显著的、动态的、持续的效率性。综合表2各列的回归结果分析可知，本文提出的假说1是成立的。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尝试通过以下稳健性测试来检验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一，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增加了新的控制变量以完成检验。新的控制变量是科技支出强度，采用政府科技研究财政支出占比衡量。表3第（1）列汇报的是添加控制变量后的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与前文一致。

第二，由于基础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均是由指标体系构建测量得到的，因此为防止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问题，本文采用变量替换法对研究结论进行检验。本文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重新测度，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完成稳健性检验。表3第（2）列汇报的是被解释变量更换后的回归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研究结论与前文一致。其次，本文采用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指数（IRIEDEC）替换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第（3）列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依旧显著，研究结论得到进一步证实。最后，本文采用国有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得到表3第（4）列的回归结果，市场一体化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稳健性得到证实。

第三，为剔除可能存在的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采用更换样本容量法剔除原始数据缺失较多的西藏数据，重新检验研究结论的真实性。表3第（5）列汇报的是剔除相关样本后的回归结果，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四）内生性问题处理

为解决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广义矩估计法（GMM）来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通过对市场一体化和数字经济两个变量的关系梳理，本文选取三个工具变量对研究结论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一是采用政府参与度作为市场一体化的逆向指标，政府参与度反映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干预程度，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越深，就表明该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因此政府参与度具有成为工具变量的基本条件；二是借鉴Lebwel提出的不借助外部因素构建有效内部工具变量的方法，采用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与全国市场化指数平均值差值的三次方作为市场一体化的工具变量；三是采用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能够排除与当期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也符合工具变量的基本条件。表4第（1）—（6）列汇报了内生性问题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结果。首先，三个工具变量均通过Anderson-LM检验和Cragg-Donald Wald F检验，二者统计量的P值均小于0.01，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假设，表明工具变量选取较为适宜。其次，采取工具变量后，市场一体化仍在1%的显著水平上促进了数字经济发展，即在考虑了由潜在的逆向因果关系引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市场一体化仍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来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表4第（7）列给出了系统广义矩估计下的回归结果，其中市场一体化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且工具变量通过了AR检验和Sargan检验，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市场一体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路径，本文对可能存在的中介机制进行实证验证。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市场一体化可能通过促进区域人才集聚、提高信息产业投资规模以及激发技术市场创新水平三种机制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的研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机制进行识别，并采用Sobel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5汇报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的人才集聚效应、信息投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得到验证，该中介效应也通过了Sobel检验。这说明市场一体化畅通国内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一方面通过促进高技术信息人才向优势产业和发达区域的集聚，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人才储备和人力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信息技术产业投资效率，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物质基础。同时，在市场一体化的作用下，技术市场的成果加快转化，不断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创新资源，促进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综上所述，本文的假设2得到验证。

（六）异质性分析

在确定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和作用途径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区域间的影响差异。我国地幅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导致不同区域的市场一体化对当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产生异质性。为验证这一假设，本文按照各省份所属区域和区位分别对样本数据进行划分，一方面将样本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另一方面将样本分成沿海和内陆两个组别，进而采用分区域回归检验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影响。表6汇报的是异质性分析的结果。第（1）—（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市场一体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是对于西部地区则并不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深，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更强，而西部地区则不具有完备的市场体系，未能释放市场化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第（4）—（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对于沿海地区市场一体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是对于内陆地区则并不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沿海地区依靠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建立高水平的现代化市场体系，能够促进人才、资金、技術等在沿海地区集聚，进而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内陆地区的市场体系受限，未能对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显著的正向作用。

在分析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异质性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和考察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边际递增特征。通过采用分位数回归法，充分反映出不同分位水平上的因果关系。本文设置10%、25%、50%、75%和90%的五档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综合第（1）—（5）列的回归结果发现，随着分位数的不断增加，核心解释变量市场一体化的系数估计值也随之提升，在高分位数上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更为明显，90%分位数时市场一体化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回归系数达到最大值。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市场一体化的反应越明显。结合前文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动态非线性的，其本质是因为数字经济活动中，数字商品具有较低甚至为零的边际成本，同时数字技术会为产业提供更高的附加值，即在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分位数上，新增单位要素投入所能产生的边际效用会被放大。市场一体化给予要素充分流动的空间，提高要素投入数字经济活动的使用效率，产生远高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增长效应。因此，分位数回归结果表示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效应存在持续的边际递增特征。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高水平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采用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和机制路径，得到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一体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市场空间和经济基础；动态回归表明，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变化呈现显著的动态特征和持续强化的趋势，该研究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仍然成立。（2）分项回归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各分项指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影响更显著，即市场一体化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在产业层面的表现更显著。（3）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机制路径得到验证，区域内高新人才的集聚、信息产业投资效率的提升和技术市场创新成果的转化，在市场一体化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中介作用，市场一体化可以通过促进人才集聚、信息产业资本投入和技术溢出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4）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西部和内陆以及市场一体化水平较低的地区的驱动作用还需进一步释放。（5）市场一体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呈现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市场一体化的反应就越明显，市场一体化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非线性特征得到验证。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市场准入机制，优化市场营商环境，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构建更加公平、透明、规范的现代化市场体系。一方面，采取开放透明的市场准入政策，为更多新兴企业提供进入市场的机会；同时，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和管理，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标准，严厉打击垄断企业限制市场竞争行为，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另一方面，积极地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市场环境，可以通过降低税率、简化审批流程等行政措施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投资者进入数字经济领域；同时，完善数字经济活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字经济市场发展的方向和规范，建立标准的数字经济质量监管体系，确保数字经济长期发展的稳定性。

第二，推动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确保人才要素在市场机制下自由流动，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一方面，破除户籍分割、所有制分割等引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建立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为人才要素的充分流动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加强数字经济相关人才的培养引进，可以通过支持高等院校开设数字经济相关专业与课程，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也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奖励补贴或者引入高校和人才服务机构的支持，鼓励企业参与数字经济的人才培养，为数字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本土人才。

第三，健全资本市场体系，加大相关领域产业投资支持力度，为数字经济缓解融资约束。一方面，营造合理的投资环境，既要为数字领域产业获得投资提供资本引导，也要注意避免资本的重复投入，实现优势资源的有效整合，进而在缓解数字经济发展融资约束的同时，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针对数字领域的企业提供投资奖励等政策支持，特别是对以创新科技应用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企业提供优惠财税政策，撬动行业的资本市场安排辅助的金融业务，发挥政策引领和政策支持作用，唤醒企业市场活力，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数字经济产业。

第四，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技术市场监管水平，鼓励数字技术运用的同时，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方面，在技术市场积极保护知识产权，可以通过加强专利保护和知识产权出口控制等提升监管水平；同时，对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实施严厉的惩罚措施，确保数字经济能够在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竞争环境中发展。另一方面，鼓励数字技术在各个领域的运用，突破关键领域核心技术，重点解决卡脖子技术等难题，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可以提升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智能家居、数字医疗等领域的技术融合程度，进而全面提升社会运行效率。

［责任编辑 求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