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赋论的讽颂转向及其范式意义

倪晓明

近年来学界对班固赋论多有探讨，论者从制度、文本、文献等角度切入并取得丰硕成果，但仍有不足之处。班固赋论的主要价值在于实现了由“讽”而“颂”的“转向”，以往研究对班固赋论的“转向性”关注略显薄弱。班固为何以及如何实现赋论转向，其“言语侍从”身份对转向有哪些影响，“颂汉”范式的学术意义为何，这一系列疑问都由“转”而起，也是本文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讽劝二元”的体用困境

有学者将汉人的诗文观念称为“前文学思想”，盖因汉世文章大都崇实尚用，从文论中尤可窥见。《毛诗大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书·艺文志》言乐府歌谣“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王逸言屈原《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直到东汉末年，蔡邕仍认为“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有汉文论围绕《诗》学本位建构，赋论源于诗论，故自带实用色彩。

然与赋论相比，汉赋真正的源头在于屈原辞与宋玉赋。至此，汉赋为“体”则铺张扬厉，“凭虚”夸饰，为“用”却讽谏教化，意在辅政。体用恰成二元对立、南辕北辙之势，故汉代赋论与赋体相乖离的情形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过扬雄，其早年仿相如作“四赋”，晚岁又云“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种转变固然是他从“才子型文人”向“学者型文人”转型的反映，也是其深陷“劝百讽一”之局而无从自拔的体现。实际上，西汉赋论家在面对体用矛盾时，往往难以出具解决方案。高明如司马迁，也只能以“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强为曲释。实则，司马相如作《子虚》《上林》时，“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论者称“其意亦若武帝飘然凌云”，既如帝王凌云，又谈何讽谏？更何况司马相如撰作《子虚赋》时，汉代的文化政策并未独尊儒术，从《子虚》《上林》文本来看，全篇几无经学儒术痕迹，这与班固撰写《东都赋》时“案六经而校德，妙古昔而论功”形成鲜明对比，本质上这是两种文化类型的产物。司马相如生活的年代，正值儒学方兴、黄老未艾、战国流风余韵犹存的交融过渡期。章太炎指出：“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解散。”刘永济云：“（西汉）立国之初，王伯并用。大抵政承秦制，文尚楚风。故辞赋之士，蔚然云起。”胡宝国亦言：“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但在文化上，战国传统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数家观点均强调了汉初的“战国文化”性质。司马相如之赋正是战国文化传统哺育的结果。刘师培言：“枚乘、司马相如咸以词赋垂名，然恢廓声势开拓窔宎，殆纵横之流欤？”可谓一语道破。相如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固与其纵横之气有关。

自武帝罢黜百家后，儒术渐兴，“作赋以讽”论调因之渐盛。司马迁、扬雄、汉宣帝均持“讽谏”说。《汉书·儒林传》载王式语“臣以三百五篇谏”。《毛诗序》虽不外“美刺”两端，却尤重“讽谏”。宋儒不满，郑樵云：“乱先王之典籍而纷惑其说，使后学不知大道之本，自汉儒始！”朱熹言：“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然此毕竟是后见之明，且由于时空间距，固然可以自由评判，但西汉赋家却难如宋儒洒脱，他们置身的文化语境使辞赋创作背负沉重的“讽谏”枷锁。总结来讲，汉赋“凭虚”立体在前，赋论“讽谏”立论在后。“体”有其延续性、稳固性，“用”有其蛮悍性、执拗性，二者之间难以调和，而这正是班固面临的“讽劝二元”的体用困境。

二、“由讽转颂”的赋论逻辑

何新文指出：“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这一观点较为恰当，但着眼于外部氛围。若将观照视角从外围切换至内部，即从班固自身角度入手，其赋论潜转实则遵循一定的逻辑理路，试论如下：

1.纽合诗赋，还原“颂”义

西汉赋重“讽谏”，因“风”为《诗》六义之一。班固则是通过纽合诗赋的方式，将“颂”推向前台，并以此确立赋体颂美的学术合法性。其《两都赋序》指出：

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

细按《两都赋序》文本，班固的论述重心已经悄然实现了从“讽”向“颂”的转移。具体来讲，其将赋视为“雅颂之亚”，有“以赋继诗”“以赋建德”之义。然从序文来看，“纽合诗赋”仅为手段，确立汉赋颂德的合法性才是终极目的。这与西汉学者言必称“讽谏”已殊为不同。刘熙载云：“屈兼言‘志’、‘讽谏’，马扬则‘讽谏’为多，至于班、张则‘揄扬’之意胜，‘讽谏’之义鲜矣。”盖在班固视野中，“颂”原为《诗》六义之一，只是由于西汉学者过于强调“讽谏”，使得“颂美”之义被忽略，“颂美”传统也因之中断。这种过度强调“讽谏”的结果，不仅使“讽谏”成为《诗》的第一义，甚至成了唯一义。“六义”被简化为“一义”，固然是《诗》学阐释过于偏激的弊病，但其影响又波及赋学领域。论者多持“讽谏”以衡赋，这是汉赋陷入讽劝困境的病灶所在。《两都赋序》的首要意义正在于呼吁并实现了《诗经》“颂美”本义在当代的还原与复归，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赋家的创作思想，更标志着东汉辞赋的理论转向。

与西汉赋论赋作的“讽劝乖离”不同，班固实现了创作与理论的统一。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其将“颂美”赋论落实为颂汉文本，具体路径则为作赋时“斟酌经辞”。《东都赋》言狩猎云：“若乃顺时节而搜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历《驺虞》，览《四驖》，嘉《车攻》，采《吉日》，礼官正仪，乘舆乃出。”据此，班固在描写狩猎时，贯彻依《诗》立义的观念，形成渊懿典雅的文体风貌。这与枚乘《七发》的雄壮、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的雄奇，皆形成鲜明对比。又如《两都赋》所附《明堂》《辟雍》《灵台》之诗，体皆四言，拟《诗》而撰，义皆颂美。颂明帝则“圣皇宗祀，穆穆煌煌”；叙功业则“普天率土，各以其职”；言祷祝则“猗与缉熙，允怀多福”。以至于刘知幾《史通·论赞》称其“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凡此皆为班赋斟酌经辞的结果。此外，班固还将大赋视作“因时建德”的重要载体，所谓“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这意味着，赋体颂美不仅有上古依据，更是本朝惯例。无论从经义角度，还是从文化惯性角度，赋体都具备润色鸿业的内在属性。总体来讲，班固并没有创造一个新传统，他只是呼吁并还原了《诗经》的“颂美”传统，进而实现了创作风貌的转变。

2.盛推“颂”义，领写汉篇

班固“纽合诗赋”的处理方式反映出思路的开阔，其不再纠结于“劝百讽一”的体用之争，而是超越“讽”“劝”，盛推“颂”义。这一视角转换不仅使原本被障蔽的“颂”义获得新生，更对东汉乃至此后的大赋创制产生不小影响。

不独班固，放眼东汉前期文坛，赋颂文学堪称极盛，因之出现了二体互渗的情形。除班固颂体文以外，傅毅撰《窦将军北征颂》《西征颂》，崔骃撰《四巡颂》，黄香撰《天子冠颂》，刘珍撰《东巡颂》，马融撰《东巡颂》《上林颂》，一时颂声大作。其中，崔骃所撰《四巡颂》更是“赋体颂意”“颂名赋体”的极致代表。《东巡颂》言“于皇惟烈，允由厥伦”，《南巡颂》云“庶绩咸熙，罔可黜陟”，《西巡颂》载“圣主之德，穷神悉幽”，《北巡颂》曰“圣泽流浃，黎元被德”。诚如刘勰所言：“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班固的引领作用是东汉前期“赋颂”文学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原因，其“颂美”理论及其创作实践使得原本处于“死结”之“讽劝”问题得到暂时缓解。

作品是对困境最好的回应。从结果来看，东汉前期赋家已经走出了困扰其前辈的体用困境，他们不再纠结于“讽”“劝”乖离，转而尽情书写昂扬的大国意绪。另一方面，班固借助《诗》《书》等经典资源，从源头入手解决当代问题的“以古鉴今”思路亦值得借鉴。

3.未出“赋用”，难离“讽谏”

班固高标“颂”义的实质仍是“赋用论”。他并没有实现赋体的纯粹反思，“不是缘于体源批评，而是伦理诉求和价值判断”，并且其“赋用论”也蕴含了皇权影响的痕迹。《典引·序》载汉明帝对“两司马”的评价：“（司马迁）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这一评价体现出帝王视野下人才评价标准的“忠本位”意识。紧接此文，班固言：“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臣固被学最旧，受恩浸深，诚思毕力竭情，昊天罔极！”据此可见，班固创作已受到皇权的直接影响。其《汉书》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评司马相如“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又作《典引》以“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皆为皇权影响文本之明证。

另一方面，尽管班固赋论实现了从“讽谏”向“颂美”的转移，但并不意味着对“讽谏说”的彻底扬弃。《两都赋序》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实则包含了“讽谕”与“宣德”两种创作倾向。《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亦云：“司马迁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班固将司马迁和扬雄对相如赋的评论加以对比，明显认同司马迁的“讽谏说”。《离骚赞序》是反映班固“讽谏说”的典型文本，序文载：“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怀王。……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与《离骚序》批屈原“露才扬己”“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不同，此处班固对《离骚》《九章》的“讽谏”旨归较为肯定，嗣后王逸言屈原“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也是此意。

孙福轩指出：“受到经学思想的深重影响，两汉赋学表现出经世致用的功用色彩，同时赋的颂化倾向又显示出辞赋创作与批评的政治影响。”此为探本之论。无论偏重讽谏的赋用论，还是意在润色鸿业的“颂化倾向”，均是经学思想的产物，又都与政治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性。班固赋论尚用，又重“颂”而不废“讽”，皆作如是观。

三、“言语侍从”的“颂汉”书写及其范式意义

中国古代作家身份与其文本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即就班固赋论而言，身份视角下的“颂美”批评应当予以重点关注，而“言语侍从”确立的“颂汉范式”之学术史意义也是需要考察的对象。

1.“言语侍从”的“颂美”心理机制

班固提倡“颂美”赋论，与其“言语侍从”身份密切相关。《两都赋序》载：“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班固集校注》释“言语侍从之臣”云：“文学侍从。言语，本谓辞令，此指诗赋类文学创作。”从班固所列言语侍从来看，其人皆擅长言语属对与文章写作，并都有侍奉帝王左右的经历。《汉书·枚皋传》载：“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王褒受诏撰写《圣主得贤臣颂》后得宠幸，史载：“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言语”与“侍从”交融，是此类文士的身份表征。

尽管班固的身份颇为复杂，既是“经传无不究览”的经学家，也是撰写《汉书》的史家，还是校书兰台的目录学家，但具体到“颂美”赋论与颂汉赋作，则与其“言语侍从”身份密不可分。本传称：“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班固读书禁中应在章帝建初元年（76），此后备受宠幸。朝廷有大议，常论难于前。章、和时期，每随帝巡狩，屡上赋颂，这是班固为“言语侍从”的明证。纵观两汉，“言语侍从之臣”是颂汉活动的主力。司马相如撰《封禅文》，王褒撰《圣主得贤臣颂》，班固撰《汉颂》《典引》《两都赋》，崔骃上《四巡颂》，均以润色鸿业为主旨。《两都赋》完成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该赋虽自标“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但史料排列却不乏造作成分，这与辞赋旨在颂扬帝德有关。

“献赋”则是言语侍从将颂汉理念落实为行动的关键。两汉时期的“献赋”活动主要包括两种模式：其一为臣下主动投献，其二为受诏作赋。主动投献如司马相如“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据此，《上林赋》《秦二世赋》《大人赋》都是“投献”之赋。《两都赋》也是主动献赋之代表作。本传称：“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据此，班固通过主动献赋的方式参与国家重大决策。此外，杜笃所撰《论都赋》亦言：“窃见司马相如、杨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谨并封奏如左。”傅毅撰《洛都赋》《反都赋》，崔骃撰《反都赋》，张衡撰《二京赋》，均为主动献赋的体现。第二类是“受诏所赋”。作为赋学史上经典话题的“马迟枚速”，谈的便是司马相如与枚皋“受诏所赋”之事。《汉书·枚皋传》称：“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西京杂记》亦载：“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文心雕龙·神思》云：“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枚皋应诏而成赋。”史料记载侧重二人才气之异，然本质上“马迟枚速”是生成于献赋语境中的一段佳话。刘青海谈到“献赋”活动时指出：“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此为中肯之论。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班固《两都赋序》将刘向纳入“言语侍从”的行列，但客观来讲刘向的“公卿大夫”身份更为突出。刘向赋论主要见于《诗赋略》：“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需要明确的是，《汉志·诗赋略》基本保留刘歆《七略》的原貌，而《七略》是以刘向《别录》为基础节录而成的。这意味着，尽管《诗赋略》由班固最终写定，但“《诗赋略》所载及其论述，也应是依据《七略》原文，是刘向、刘歆的主张，而不一定是班固个人的意见”。有学者将《汉志·诗赋略》径作班固赋论，并持之核对《两都赋序》，又得出班固赋论自相矛盾的观点，本质上未能厘清作者权的归属问题。实则，《诗赋略》反映的主要是刘氏父子在内的西汉赋论家的观点，而刘向的“谏大夫”以及“宗正”身份使其将“讽谏”作为自己毕生的政治追求，并影响其赋论观念。从现存文本来看，《谏营昌陵疏》《使外亲上变事》《条灾异封事》的“讽谏”属性自不待言，即便《说苑》《战国策》《列女传》亦多讽谏之语。加之“宗正”身份，使刘向“以汉为家”的意识愈发强烈。明人张溥将屈、刘作一对比：“屈原放废，始作《离骚》，子政疾谗，八篇乃显，同姓忠精，感慨相类。”可谓慧眼独具。不管从“谏大夫”的职官角度，还是“宗正”以汉为家的角度，刘向赋论的“讽谏说”均是其“公卿大夫”身份的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讲，“讽谏”与“颂美”不独是两汉赋论的主要差别，还是以刘向为代表的“公卿大夫”与班固为首的“言语侍从”身份差异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演进，这种身份差异造成的影响日渐凸显。谏官清流，以纲常名教为旨，以忠言直谏为尚，文馆学士，以颂扬德业为主，以褒赞圣朝为务，便是一个例证。

2.“颂汉”文本的范式意义

在具体颂汉模式上，都邑赋与符命文又有细微差异。与符命文侧重祥瑞相比，都邑赋加大了对帝王圣德的书写力度。《东都赋》将光武帝刘秀与伏羲、轩辕、商汤、周武王、盘庚、周成王、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相比拟，并做出“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的判断，这种写作模式将帝王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在当时成为普遍性的创作风貌。崔骃《反都赋》言：“建武龙兴，奋旅西驱，虏赤眉，讨高胡，斩铜马，破骨都，收翡翠之驾，据天下之图，上圣受命，将昭其烈。”据此，光武定都洛阳含有继承正统与王道存续的双重意味。总体来看，“把对现实社会的赞美聚焦在天子身上，这种做法始于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到东汉傅毅、崔骃等人的颂类文章而最终确立，成为歌功颂德的一种模式”。从后世辞赋创作实情来看，都邑赋、帝王颂、符命文均产生深远影响。《历代赋汇》所列都邑、巡守、封禅、祯祥等题材，皆源于汉代确立的创作原型。

与辞赋文本相比，汉代子书的理论转型也值得关注。《论衡》除广为人知的“疾虚妄”题材外，又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佚文》等一批颂汉文章。“疾虚妄”题材作于东汉初年，受桓谭《新论》影响较大，是两汉之际批判谶纬学术理念的延续。“颂汉德”题材集中作于汉明帝、章帝时期，受兰台文士、宪府文人影响较大。无论是赋论领域由“讽谏”向“颂美”的转向，还是子书主题由“疾虚妄”向“颂汉德”的转型，均反映出两汉之际与东汉前期学术态势的一大转关。

在某种意义上，颂汉文本也影响了汉代乃至后世的知识结构。班固编撰的《白虎通义》有《封禅》一篇，包括《封禅之义》与《符瑞之应》两章。《符瑞之应》将祥瑞总体分为天、地、文表、草木、鸟兽、山陵、渊泉、八方共八类三十七种，如：“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则嘉禾生，蓂荚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则景星见，五纬顺轨。德至草木，则朱草生，木连理。德至鸟兽，则凤皇翔，鸾鸟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见，白乌下。德至山陵，则景云出，芝实茂，陵出黑丹，阜出萐莆，山出器车，泽出神鼎。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醴泉通，河出龙图，洛出龟书，江出大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则祥风至，佳气时喜，钟律调，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贡。”这固然与董仲舒所谓“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的天人感应观有关，甚至可以追溯到《礼记·中庸》“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的灾祥政教观，但类目的设置也切实反映了东汉前期颂美文章勃兴的事实。随后，《宋书·符瑞志》序列“两汉被视为祥瑞的动植物及相关自然现象不下32种”。《艺文类聚》列“祥瑞”一部，共收录庆云、甘露、木连理、木芝、龙、麟、凤凰、鸾、比翼、乌、雀、燕、鸠、雉、马、白鹿、狐、兔、驺虞、白狼、比肩兽、龟、鱼、鼎二十四种。唐代甚至还产生了专门记叙祥瑞的《稽瑞》一书。宋代编修类书之风极盛，出现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类书。《文苑英华》“赋”类列子目四十二，其中就含有“符瑞”子目，共六卷，收赋六十八篇。《太平御览》列“休征”部。《册府元龟》在“帝王部”下列“符瑞”子目，“闰位部”下列“祥瑞”子目。王应麟《玉海》亦列“祥瑞”部。这种现象说明，颂汉辞赋不仅是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即便在学术史层面也有着丰富的范式意义。

结语

班固身居汉赋四大家之一，其能实现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向，是多重因素合力铸就的结果。时代对赋体提出的新要求、君王的主观意志、前代赋家面临的理论困境、“言语侍从”的身份以及班固个人的赋学建树，这些因素的交融使得赋论转向从可能变为现实。从赋史角度来看，“颂美”不仅在东汉前期由自发转为自觉，更逐渐成为后世散体大赋相对稳固的创作主题，其影响又延及诗、词、文等其他文体乃至子书、类书等其他学术部类，呈现出“跨文体”与“跨部类”的衍生现象。总之，班固在创作与理论层面的“双管齐下”，既顺应了赋体发展的内在趋势，又影响了汉代以后的辞赋创作，反映了赋家用行动突破理论限制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