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分工地位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

时间：2024-05-05

洪联英，刘栩君

引言

据2020 年中国对外投资公报数据显示，在海外投资资本来源中，非国有资本已经从2006 年的19.0%上升至2020 年的53.7%，占据海外投资总资本的半壁江山，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换言之，民营企业作为我国海外投资的重要主体，其海外投资绩效高低是事关民营企业能否高质量走出去，进而实现全球价值链本土化的重要前提和条件。然而，《中国民营企业“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显示，仅有35%样本企业认为他们的海外营业收入达到预期目标，有32%的企业对海外市场占有率增速感到满意。这就是说，当前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差强人意，这与快速增长的数量和投入不相匹配，需要予以高度关注。

实际上，随着全球疫情冲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我国作为加工制造大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优势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消失，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减弱，发达国家将在我国投资设立的部分企业逐步转移至更具劳动力优势的非洲、东南亚、南亚等地。另一方面，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发达国家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吸引制造业“回流”。加之近年来不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催化全球生产分工和生产链朝着近岸化、分散化、区域化的方向演变，换言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重塑“去中国化”的全球价值链。因此，如何积极应对价值链“去中国化”，改变过去被动参与全球价值链模式，加速推进民营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是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

现有文献针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决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由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微观企业数据的缺乏或局限，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问题的研究通常是被忽略的。本文认为，针对欧美主导价值链“去中国化”问题，当前迫切需要研究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及其分工地位；理清影响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因素及其薄弱环节，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本文通过手动整合2008—2013 年海外投资微观企业数据，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分工地位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对推动中国应对逆全球化趋势下的价值链重构与冲击，实现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文补充了中国海外投资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学者已经系统探讨了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双边政治关系、国家政策、“一带一路”倡议等。实际上，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往往与其在价值链分工中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国际生产网络中分工不同的企业往往获得的附加值收益也不同。尽管如此，现有文献却鲜有涉及价值链分工地位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尤其是缺乏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研究。本文将企业所处的价值链分工地位与海外投资绩效结合起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拓展了中国海外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

其次，本文尝试理清全球价值链嵌入、分工地位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机理，以揭示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影响中国民营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重要路径。本文将价值链嵌入后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机理进行梳理，结果发现民营企业嵌入东道国网络高端位置时，其整合利用资源能力得到提高，且能够有效阻止新竞争者进入进而降低面临的市场竞争，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主要通过资源整合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实现，从而丰富了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收益的相关研究。

最后，本文从微观层面对影响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因素进行分析探讨。现有关于海外投资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发达国家的优势企业，认为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天然就是优势企业，且对中国海外投资问题的探究，更多的是集中在央企、国企等大型企业上，从政治和国家战略层面探讨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中扮演的角色，没有考虑像中国这些中小民企是如何进行海外投资发展的。尽管近年来，专门关注中小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困境问题的文献逐渐增加，但大多以案例和定性分析等经验研究为主，缺乏从微观企业视角对海外投资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探讨和定量检验，本文手动整合了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数据库，从微观层面对民营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测算，并将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和企业获得的海外投资收益结合起来，以期为推动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现有关于影响海外投资作用效果的文献大多从企业异质性层面展开，却忽略了全球价值链中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的片段化和分散化也是推动海外投资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而导致海外投资企业国际化经营价值提高或减少的真实来源难以被洞察。近年来，伴随着价值链分析体系和技术日益成熟，从全球分工视角探讨海外投资企业获得的真实利得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大重要问题。

部分学者认为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企业可以获得较大的分工收益。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优势企业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可以将非优势环节转移到其他企业中，以进行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对于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要素资本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劣势企业而言，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不仅可以让跨国企业通过外购等方式获得高效的生产要素，还可以吸收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获得生产和使用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和管理知识，进而提升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部分学者认为并非所有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都能获得理想的收益。在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时，为了防止垄断优势被打破，位于价值链高端位置的优势企业可能对价值链低端位置的非优势企业实施技术封锁，尤其是在俘获型和层次治理型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具有绝对领导控制权的优势企业将技术知识通过隐性方式物化到生产设备中，间接提高技术外溢的成本和加工制造企业掌握新知识的门槛，并凭借强势的市场地位攫取分工的大部分利得，迫使劣势企业只能依靠引进设备和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加工，进而对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假说1：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越高，民营企业获得的海外投资绩效越多。

事实上，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海外投资企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效应和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海外投资企业在参与价值链时所处的分工地位不同造成的。Antràs等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与企业增加值收益率间的关系可以用“微笑曲线”进行描述，即当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靠近研发端和销售端时，能够获得更高的增加值收益，而当企业位于“微笑曲线”的底端即从事加工组装活动时，获得的增加值收益较低。陈琳探讨了全球生产链嵌入位置与企业海外投资概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位于生产链两端的企业海外投资概率更高。潘文卿利用中国地区间投入产出表，考察了中国八大地区的国家价值链演变趋势以及增加值收益，发现中国从参与全球分工时,就被长期锁定在“微笑曲线”的底部，仅仅获取低附加值的收益。

由于企业在参与价值链时承担的分工任务不同，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可以分为从价值链上游环节嵌入和从价值链下游环节嵌入，不同嵌入方式导致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从价值链上游环节嵌入意味着企业以供应者的角色参与全球生产体系，企业的生产分工更加靠近以设计、研发以及品牌创新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环节，处于这些环节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组织分配地位以及具备较高的产品附加值俘获能力，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因此在价值链上游度参与度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高附加值收益。从价值链下游环节嵌入意味着企业以加工生产者的角色参与全球生产体系，企业生产分工更加靠近销售端，更多利用进口零部件进行生产制造、加工组装等手段参与国际生产，这些企业往往缺乏自己独有的核心技术和产品销售渠道，易受到掌握核心技术且规模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控制和挤压，从而长期被“锁定”在低端、微利化的路径。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2a：民营企业参与全球分工从上游位置嵌入时，有助于促进海外投资绩效提升。

假说2b：民营企业参与全球分工从下游位置嵌入时，不利于海外投资绩效提升。

海外投资企业参与价值链分工体系时可能会通过以下两个渠道影响民营企业投资绩效:（1）资源整合效应。传统理论认为，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都是与资源有关的。其主要动机或是为了在海外市场上获取自然资源，或是为了在东道国市场上获得新的战略性资源（如技术、营销网络与品牌等）。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企业也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抵御来自东道国市场上“外来者劣势”Dunning J.H.,,London:Routledge,1993.。然而，相较于发达国家优势企业，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往往不具备独特的资源。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足够竞争力，海外投资企业需要积极寻找企业所需要的优质资源并具有足够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企业实现跨越式成长。（2）市场竞争效应。在企业嵌入价值链的过程中，一方面，在价值链高端位置，处于世界技术水平前沿的大型跨国企业依靠技术优势，成为控制全球生产网络的垄断力量，设立隐形门槛阻止新竞争者进入高端市场，减少同行竞争。另一方面，当市场中出现潜在竞争者时，大型跨国企业有足够的资本与能力通过研发创新、降低生产成本等方式规避竞争，并将生产资源集中到表现较好的产品上以保持专业化竞争优势，进而将其他竞争者排挤在市场之外。因此，市场竞争效应会对海外投资企业的投资绩效产生影响。

假说3：资源整合效应以及市场竞争效应是民营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时影响海外投资绩效的主要路径。

二、模型构建、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说明

（一）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价值链分工地位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分别代表企业及年份，被解释变量Y代表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gvc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企业嵌入价值链时所处的分工地位，X为控制变量的合集，β为各个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δ为个体固定效应，γ为时间固定效应，ε为计量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及说明

1.核心解释变量：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

本文借鉴Koopman 等（2014）及苏丹妮等（2020）提出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方法，从微观层面构建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首先，测量企业下游度指数downstream，企业下游度指数用来衡量企业到初始投入端的距离，用企业出口中包含其他国家进口中间品中的国外增加值比重来表征。具体测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IIMP表示考虑了中间商间接进口后用于出口的中间品进口总额，D表示企业进口资本品累积折旧，EXP表示企业出口总额，为企业国内中间投入中含有国外产品的比重。由于微观层面较难衡量，因此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用行业层面的测度结果近似替代。

其次，测量企业上游度指数upstream。上游度是企业到最终需求端的距离，用来衡量企业间接增加值的出口份额。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IEXP表示考虑了中间商进口的进口总额，表示企业中间品间接出口的比例，其余指标如上所述。

最后，构造出综合反映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指标gvc：

gvc越大，说明企业出口中所含的国内增加值比重越高，这意味着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分工地位越高，反之则说明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分工地位越低。

2.被解释变量：海外投资绩效。采用海外投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

3.控制变量：借鉴陈琳（2019）等关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研究，控制变量选取为：企业贸易总额（），采用企业进口额与出口额之和的对数值进行表征；企业规模（），采用企业从业人员数的对数衡量；企业资本密集度（），采用企业固定资本量与从业人员数之比进行表征；管理费用（），采用管理费用的对数值进行衡量；资产负债率（），采用企业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进行表征。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以及WIOD 数据库。数据处理过程如下：首先，运用WIOD 数据库计算得到2008—2013 年各行业中间品增加值；其次，匹配到海关数据库后计算得到企业层面的上游度、下游度以及价值链分工指数。然后，借鉴Yu等（2015）的匹配方法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上述数据库进行匹配，最后再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筛选出民营属性的海外投资企业，匹配完成的数据库包括海外投资企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以及企业经营状况等基本信息，共计获得有效观测值8574个。

三、价值链分工地位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1 的列（1）、列（2）报告了民营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其中，列（1）控制了年份效应，列（2）在列（1）的基础上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民营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其海外投资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企业所处的分工地位越高，获得的海外投资收益就越多，理论假说1得到验证。从系数大小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民营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每上升1个单位，其海外投资绩效会提高0.504个单位。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企业嵌入价值链分工地位较高意味着企业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扮演为他国提供中间品的角色，在国际市场中更具竞争力和话语权，易于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

由于海外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分工不同而导致企业嵌入价值链位置存在差异，进一步，本文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分工差异细分为上游度和下游度两个指标，更加细致地考察两种不同的价值链参与方式是否会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产生差异性影响，结果如列（3）—列（6）所示；列（3）、列（4）报告了价值链参与上游度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民营企业上游度指数与海外投资绩效呈现正向关系，假说2a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民营企业较高的上游度指数意味着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时更多从事产品设计、研发创新等高附加值工作，可以利用技术优势以及强大的竞争力，在价值链分工中获得较多的利益分配。此外，当民营企业嵌入价值链的重要环节时，会获得来自其他优势企业的知识溢出，“干中学”效应也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高的海外投资收益。

表1 中列（5）、列（6）报告了民营企业下游度对海外投资绩效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民营企业下游度指数与海外投资绩效呈现负向关系，假说2b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从价值链下游环节嵌入全球生产体系的企业，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扮演利用进口零部件生产制造、加工组装等获得低附加值的任务角色，由于缺乏自身的核心技术和产品销售渠道，极易受到掌握先进技术和实力雄厚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控制和挤压，从而长期被“锁定”或“俘获”于低收益的困境中，因此，下游环节嵌入度高的民营企业获得的海外投资绩效较低。

表1 基准回归

（二）异质性分析

1.基于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价值链分工地位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可能因企业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影响，本文将企业按要素密集度划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列（1）、列（3）、列（5）分别报告了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上游度、下游度对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无论是价值链分工地位，还是上下游嵌入度都未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产生明显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利用本国低廉的劳动力嵌入到全球生产活动中，企业自身优势及竞争力并不突出，因而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较难获得更高收益。列（2）、列（4）、列（6）分别报告了资本密集型企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上游度、下游度对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对资本密集型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绩效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资本密集型民营企业的价值链上游嵌入度越高，下游嵌入度越低，其对海外投资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这可能是因为随着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技术装备及自动化水平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能够更好地吸收和承接其他优势企业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与自身优势资源形成互补，进而带来更丰厚的投资收益。这说明中国民营企业融入价值链分工体系对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密集型企业实现的。

2.基于行业技术异质性的检验

考虑到价值链分工地位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可能因企业不同技术类型而产生差异，本文参考Lall 的划分方式将企业所属行业划分为中高技术行业以及低技术行业后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 列（7）—列（12）所示。其中，列（7）、列（9）、列（11）分别报告了中高技术行业的民营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上游度、下游度对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中高技术行业的民营企业而言，其价值链分工地位越高，上游度指数越高，下游度指数越低，对海外投资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中高技术行业的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往往是利用其技术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他们在沿着价值链攀升的过程中更容易吸收来自其他企业的技术和知识，加强企业原有的技术优势，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列（8）、列（10）、列（12）分别报告了低技术行业的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循环时价值链分工地位、上游度以及下游度对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中高技术行业的民营企业而言，其价值链分工地位、上游度指数以及下游度指数的变动对企业投资收益率都不存在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低技术含量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更多是寻求优质的国外资源，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变并不会对企业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对企业海外投资绩效影响不大。以上结果说明，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循环时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动对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中高技术行业。

表2 异质性分析

四、机制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价值链分工地位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本部分从“资源整合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两个渠道进一步检验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内在机制，检验模型如下：

其中，为机制变量，α为民营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对机制变量的偏效应参数，θ为机制变量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偏效应参数，γ为引入机制变量之后，价值链分工地位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偏效应参数，其余参数设置同回归模型（1）。

表3 的列（1）—列（3）报告了民营企业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资源整合效应。其中，资源整合效应（ln）代理变量的构建方法参考韩亚峰等（2021）的研究，采用企业管理费用与营业成本比值的对数进行表征。该指标为负指标，数值越小表示企业为了维持生产运营而支付的管理费用越少，这意味着企业具备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反之则反是。列（1）结果显示，民营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对资源整合效应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越高，企业资源整合能力越强。而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意味着企业不仅能够高效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并且还能够将自身资源与东道国企业的资源紧密结合起来发挥最大效用，进而提升企业的海外投资绩效。列（2）结果显示，民营企业上游参与度指数对资源整合效应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民营企业的上游度指数对企业资源整合能力没有显著影响。列（3）结果显示，民营企业的下游度指数对资源整合效应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民营企业的下游度指数越高，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越弱。这可能因为企业从价值链下游环节嵌入意味着企业在全球生产分工中更多从事加工组装活动，相较于其他企业而言，其统筹协调资源的能力较弱，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较低。

表3 机制检验

表3 的列（4）—列（6）报告了民营企业参与价值链分工的市场竞争效应。市场竞争效应（ln）的衡量方法多样，主要分为主观评价和客观测量两种方式进行衡量，考虑到大规模的主观调查数据难以获取，我们参照Peneder和Wörte的衡量方法，采用行业内企业数量的对数进行刻画，该指标为正指标，数值越大意味着行业内存在竞争企业的数量越多,这表明行业内可能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列（3）结果显示，民营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市场竞争效应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民营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越高，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越弱。这可能是因为价值链分工地位高的企业往往是接近世界前沿技术水平的企业，他们拥有优势技术，在市场中占据垄断地位，能够利用自身庞大的规模势力有效阻止新竞争者进入，更少的市场竞争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投资收益。列（4）结果显示，民营企业上游度对市场竞争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民营企业的上游度指数与企业市场竞争力呈现负向影响。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时越靠近研发创新端，面临的市场竞争越小。（5）结果显示，民营企业的下游度指数对市场竞争的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即民营企业的下游度指数越高，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力越强，这可能是因为下游度指数高意味着企业更多从事生产技术含量低、进入门槛低的加工活动，较低的进入门槛吸引了大量的市场竞争者进入市场，进而降低了企业收益水平。

以上结果说明，资源整合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是民营企业参与价值链提升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重要实现路径，随着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不断提高，逐步提高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逐步减弱的市场竞争效应均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收益产生了有利影响，即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更弱的市场竞争是推动民营企业投资收益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民营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资源整合效应以及市场竞争效应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以及WIOD 数据库，从微观层面构建2008—2013 年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数据库，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价值链分工地位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并探索其作用机理。结果发现：第一，价值链分工地位越高，民营企业获得的海外投资收益越多，进一步从嵌入方式细分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嵌入价值链的上游度与海外投资绩效呈现正向关系，下游度与企业海外投资绩效呈现负向关系。第二，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存在选择效应，对中高技术行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作用效果显著，而对低技术行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存在显著影响。第三，资源整合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是民营企业参与全球分工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重要实现路径，随着民营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不断攀升，逐步提高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减少的市场竞争效应均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提升产生了有利影响。以上结论对中国企业在应对价值链重构的同时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三方面启示：

第一，优化海外投资布局，提高海外投资质量。我国过去主要依靠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使得我国虽然在海外的投资规模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但是并未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为了提高我国海外投资质量，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民营企业在国际生产经营中应努力提升研发设计、品牌创新等核心竞争力，尽量选择从价值链上游环节嵌入到全球分工体系中来。政府也应该通过完善海外投资企业立法，支持民营企业海外投资、设立境外研发机构、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加大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对价值链分工地位高的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推动中国海外投资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方向转型。

第二，树立典型企业模范，加大对优势企业的培育和支持。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对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绩效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中高技术企业实现的，政府应该在上述两类企业中选择典型企业作为试点企业，同时结合企业嵌入价值链的特征，对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促进海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帮助典型企业更好融入东道国生产经营中来，培育出一批“专精特新”的国际化民营企业并将成功经验推广到所有企业中，进而构建和发展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型经济。

第三，引导民营企业着力企业组织重构、资源整合与升级改造，努力实现价值链本土化。我国制造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成立之初都是通过与其他国际企业合作，以外包形式被动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而且生产的都是附加值较低的底端产品。我国在加大推动“走出去”进程的同时，增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取优质资源的能力，确保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的不可替代，进而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全球供应链中心，提高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实现价值链本土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