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5
焦 宝
女性诗词利用近代报刊传播,在早期《申报》等报刊中已经出现,虽然不脱传统的闺阁范畴,是借助于新媒介传播的“新瓶装旧酒”,但在晚清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新变已经实质发生。传教士报刊中关注不缠足等女性话题,《万国公报》等开始大篇幅介绍女学知识,批判中国社会的妇女陋习,相关的诗词作品零星出现,都是时代之先声。1897 年,康同薇等人参与办报活动,开启了女性参与报刊活动的先河。此后,众多具有传统诗词良好修养的先进女性,通过诗词发出女性声音、探讨女性问题、启蒙女性思想,尤其是在晚清女性报刊中发表了大量诗词作品,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再到传播模式,构成了中国女性诗词文学的重要新变。这一阶段,女性报刊所发诗词作品因主编之交际、刊物之性质而呈现不同面貌,但总体上的女权主张或激进或温和,甚至表现出与国族革命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晚清十余年间女性报刊诗词的演进路径正与晚清女性运动发展的脉络相吻合。
1898 年7 月24 日创刊之《女学报》为中国第一种女性报刊。《女学报》的创办与晚清女学运动的兴起有直接关系。从1874 年丁韪良在《中西闻见录》中鼓吹女学,发表介绍英国女学状况之《振兴女学》一文开始,《万国公报》、《益闻录》及《申报》等皆倡言女学。1897 年,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论女学》,提倡兴办女学。至甲午之后、戊戌之前,兴女学已成舆论风潮,中国女学堂及《女学报》正是在这样的女学风潮中产生的。晚清女学肇始于裨治文夫人以利沙在广州创办的教会女学,中国女学堂在1898 年5 月31 日正式创办,兼有中国女学会会刊和中国女学堂校刊两重性质,首创以女子主持笔政,由潘璇、裘毓芳等人为主笔的《女学报》也在7 月24 日创刊。《女学报》背后是以维新志士群体为核心构成的中国女学堂和中国女学会,因而主笔多为与“中国女学堂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者,其女董事多与发起人关系密切,因此女学堂的命运实质上与维新运动共始终,参与或主持其事的女性,“还缺乏完全独立的姿态”,她们背后的男性“外董事”们才是实际上的“灵魂”。因此,中国女学堂的教育内容大多围绕梁启超所主张的贤妻良母的养成展开,这一点在《女学报》上不能不有所表现。
《女学报》的女主笔们多能诗,因而不仅《女学报》刊发了如龚慧萍的《读〈中国女学集议初编〉喜成四绝录呈女学堂诸贤媛大吟坛晒政》(第5 期)、章兰的《桂墅里女学堂开馆诗》(第8 期)等诗作,而且在《万国公报》《新闻报》等报刊上也发表有诗作,比如《万国公报》在1898年8月第115期《杂事汇录》栏刊发了刘靓的《中国上海女学堂落成开塾歌》和章兰的《女学开塾吟》,前诗如下:
鸿溕世界何年开,千形亿貌从中来。人生堕其混沌内,阴阳迭互相轮回。坤仪所钟则为女,亦秉间气成胚胎。官骸性情俱毕备,奚须贵贱纷疑猜。古来才媛不乏数,每览青史神为追。况复生当盛明世,六洲万国齐追陪。耳闻目见日诙廓,中西文学争鸿裁。绀发青瞳众佳丽,其才一一皆璀瑰。读书识字作废置,彼苍胡必生吾材。曹昭左芬亦人耳,安见古今不逮哉。皇皇须眉号男子,衣冠逐队号多材。文绣章身肉食鄙,无闻没世随尘埃。经济功名不足道,庸愚亦复同吾侪。吁嗟不学诚可哀。
诗中论述女子与男子无贵贱之分,女子自古以来便多有才学出众者,男子也多有默默无闻的庸愚之辈。从男女平等、女子当求学立意吟咏,号召女子自信、向学是此诗的主旨。这实际也是中国女学堂和《女学报》的共同态度。作为才华卓异的传统女性,她们认可与接受女学思想,她们诗作中的认知体现在:一方面,她们皆认同开女学乃是开风气之先的举动,认同应贯通中西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她们心目中的女学楷模仍是班昭、左芬、谢道韫等古代才女,对于女性权利等问题仍未有较为深入的认知。因此,虽然在《女学报》上也有如“夫民也者,男谓之民,女亦谓之民也”这样对男女平权的认识,也有要求政治权利的诉求,但这些诉求仅是少部分人的认知,尚未获得普遍认可。
尽管如此,《女学报》以开风气之先的勇气号召女学,使“天下兴亡,女子亦有责”的家国意识渐入人心,以至于此后短短十数年间,由女学而女权、由女权而革命,中国的女性兴女学、办女报、倡女权,开始真正成为中国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主体,并以崭新形象呈现于报刊,书写出恢弘壮阔的女性诗词,描绘出中国诗词史上的重要画卷。
随着维新运动陷入低潮,也随着女学运动中培养出的新女性的成长,中国女学堂及其《女学报》中贤妻良母的主张已日渐不合时宜。从陈撷芬续办的《女学报》始,晚清的女性报刊诗词和女性运动一起进入了狂飙突进的时代。陈撷芬在其父陈范支持下主持的《女学报》虽办刊经历多有曲折,但在《女学报》上却辟有“同声集”“词翰”等专栏刊发诗词。《女学报》诗词的作者群体以女性为主,如杜清池等人,但也有如潘飞声、康有为、邱菽园、林纾、邱逢甲、高旭等男性作者,初始栏目名“同声集”,多为写给陈撷芬及《女学报》的题词酬赠之作。同声相应,可以窥见当时知识界对于陈撷芬这类投身革命活动、与男性一样为救国而主持舆论的女性之看法。试读署名陈超的这首《呈梦坡先生并示撷芬吾友》诗:
家君以不羁士,作域外游,胡越一家,交游甚广。超幼习旁行,略谙寄译,以彼方此,愧为顽废,以是常以振兴女教自任。邂逅撷芬,知有同志,遂订深交……
撷芬及笄年,自幼父书读。孝友本天性,渊源见家学。岂徒咏絮才,何止铭秋菊。恨不奋雄飞,情难忍雌伏。为念国势弱,皆因女教失。二万万裙钗,未能食其力。……男子之能事,女子岂可忽。齐家平天下,共挽斯危局。勿使中华人,一半居桎梏。……
陈超与陈撷芬父女以同志相交,她对陈撷芬的认可超越了对“咏絮才”这样的才女式认可,而极力称扬陈撷芬办女报、唤醒女界、提倡女权的行为,而“齐家平天下,共挽斯危局”的责任意识,更是将其时有志女性的心声一笔写出。
在《女学报》刊发的诗作当中,有数首是关于不缠足的,如《女学报》在第9期刊出林纾的《小脚妇》新乐府,书写小脚女性的痛苦,更有如无名氏之《女界进步之前导》,将缠足运动与国族自强相联系:
缠足妖风始窅娘,累朝未革祸方长。迄今大梦犹难醒,贻笑全球种不强。形骸位置各相宜,造物生人乃尔奇。岂是天工遗女足,尚留全璞待雕师。
这一类诗歌实质上代表的正是陈撷芬的观念,只是陈撷芬关于女子身体之思想却不仅仅局限于不缠足,而是主张女性应注重体育,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女性以柔弱为美的反抗:
体育与德育智育并重,男女一也。中国女子非但无体育,且从而戕贼之,戕贼之道不一,以裹足为最甚……吾愿同胞同性二万万,及此时光,悉改前习。夫世界虽有此平权自由一说……然则欲免于奴隶犬马之辱,在自改!欲自改,在体育!非第我女子然也,女子亦何莫不然!
陈撷芬及其《女学报》以激昂的爱国热忱与独立的女性姿态赢得了当时舆论界的尊重。如号称南洋诗宗的邱菽园不仅自己对陈撷芬和《女学报》大为赞扬,还将《女学报》推荐给身边的女性阅读,而邱逢甲、潘飞声等诗坛名宿皆为《女学报》题词,予以扬誉,这充分说明《女学报》在舆论界的受重视程度及其传播影响力,也充分说明,陈撷芬及其所实践的女权运动,与她所参与的革命活动一样,在晚清时期是大放异彩的:
神州封锢数千年,飞鸽传来五色笺。锦绣芬芳新眼界,女权复振赖斯编。佳报飞传震海滨,名媛奋起唱维新。满腔热血怜同种,演说平权醒国民。
这首《女报题词》,可以说正是陈撷芬及其《女学报》的绝好写照。而《女学报》诗词中所期待的女权之勃兴,即如陈撷芬所言,“吾敢断言曰:吾中国二十世纪后之女界,为超越欧美、龙飞凤舞一绝大异彩之时代”,于今日已成现实矣。
陈撷芬之所以超越此前的《女学报》主笔们,很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她对女权的超前认知与自信。陈撷芬的女学与女权走出了“贤妻良母”的期待,走出家庭,步入社会。陈撷芬积极参与由蒋智由、蔡元培、章炳麟等人组织的“中国教育会”活动,“爱国女学校”成立后,陈撷芬即参与其中。“爱国女学校”并非一般学校,据蔡元培说,他认为革命只有暗杀和暴动两途,而暗杀活动又以女子更为相宜,所以爱国女学的办学目的在于“预备下暗杀的种子”。陈撷芬参与爱国女学校事业后不久即任爱国女学校校长,显然是非常认同爱国女学校的革命主张的。
应该看到的是,陈撷芬走出家庭从事社会活动和进行革命活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其父影响下进行的。与秋瑾等革命者比较,陈撷芬无论在办报活动还是以报刊诗词团结女界等方面都是前锋,但她并不是抛弃家庭的职业革命家,她是中国传统才女向现代女性转型过程中的代表,风云际会,参与到了革命当中。在19 世纪最后几年间,年幼的陈撷芬始终是在父亲的影响之下成长的。她的《女学报》被称作“女《苏报》”,她也始终追随甚至遵从父命,传统和现代在陈撷芬的身上交织。信手拈来的诗词和慷慨激昂的论说,都是陈撷芬的拿手文章,无论新与旧,在她的时代,她是“她自己”,是独特的“这一个”。
在《女学报》之后,影响最大的女性刊物便是1904 年初(癸卯腊月)在上海创刊的《女子世界》。《女子世界》为丁初我主编,受到金天翮的大力支持,因金氏影响之大,实际隐以金天翮为精神领袖。1903 年,金天翮创作了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著作《女界钟》,因而被称为中国“女权主义之父”,“为沉沉黑暗的中国女界指出一条光明之路,在中国女权主义思想史上树起一道丰碑”。丁初我、金天翮等人与中国教育会、《苏报》关系密切,因而《女子世界》之创刊“显然以接续《女学报》在国内的事业为己任”。自1904年1月至1906年7月,《女子世界》共出版17期,成为当时“宣传最持久,言论最勇猛,反映最强烈”的一份女性刊物。
《女子世界》初创刊时,丁初我等人激昂慷慨,鼓吹女子革命。尤其是《女子世界》创刊之初就高标“国民之母”概念,认为“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国民之母”是金天翮在《女界钟》中提出的重要概念,较之此前《女学报》所提倡和贯彻的梁启超“贤妻良母”的主张无疑是更进步的。从根本上说,“国民之母”将女性的自我定位与社会期待统一起来,将女性的家庭角色与国家责任统一起来,呼吁女性参与革命,实际上是为晚清数年间的女学与女权运动建构起家国一体的发展思路。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女子世界》绝不仅仅是一份提倡女学和女权的刊物,而是“把这方面的宣传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鼓励妇女既作女权运动的先锋,又作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士,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时,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它们在政治上属于革命派”。在《〈女子世界〉颂词》中,丁初我热烈地欢呼:“欲造国家,苟非招复女魂,改铸人格,合无量数之杂驳分子,开洪炉而大冶之……女子世界出现,而吾四万万国魂乃有昭苏之一日。”这就在“相夫教子”之外,使女子成为爱国的“国民之母”,这就不仅是对中国女子不幸的同情,而是由家及国地将女性视为理想化人格的代表。在女性诗词创作方面,丁初我就激烈地表示女性创作应“易白骨河边之梦为桃花马背之歌……易陌头杨柳之情为易水寒风之咏……易咏絮观梅之什为爱国独立之吟”,创刊伊始,丁初我即注重这类诗词歌曲作品的刊发,使《女子世界》具有了开创性的特色。
其一,首创“学校唱歌”栏,以乐歌启发女学。1904 年1 月17 日,《女子世界》第1 期创刊号出版,该期辟有“文苑·学校唱歌”栏,这是中国近代报刊中的首创之举。
《女子世界》刊载的学校唱歌,大多是以普及知识、开启女学、启蒙思想、引导爱国为主要内容。在《女子世界》后的晚清女性报刊中,多开辟“唱歌”一类栏目,或刊歌词,或词谱同载,成为一时风尚。同时,金天翮、丁初我、蒋维乔等人以唱歌作为兴女学、倡女权乃至号召革命的利器,认为“凡养成社会、个人种种之道德心,类皆源本于音乐、诗歌以鼓舞之”,期望通过报刊刊载学堂乐歌以使“影响兼及于女界”,这是“特别契合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刺激下生长发育起来的群体意识以及新知识群体关于建设中国的文化想象”的,因而产生了较好的传播效果。虽然,无论是依谱填词创制新歌的学堂乐歌创作手法,还是移风易俗的诗教传统,都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鲜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学堂唱歌这一音乐文学新体式以及报刊中的学堂唱歌词谱同传这一传播新形态,无论是承袭如西式赞美诗形式的新歌词,还是汲取传统质素的《国学唱歌集》,在此一时期的出现,不啻为一种新的和乐诗体。
其二,女界爱国革命为《女子世界》诗歌的核心内容。《女子世界》在1904年第2期“文苑”栏“学校唱歌”目之外另设置“因花集”,第3期又增设“攻玉集”。此后“因花集”“攻玉集”与“学校唱歌”(第10期改称“唱歌集”)三目并立,前两者以诗词尤其是诗体为主,“唱歌集”则专发学堂乐歌。
1904年第2期的“因花集”发表了两首诗《少年歌》和《世态》,其作者署名“仁和女士丁志先”。第一首《少年歌》为歌行体诗作:
我为中国人,要晓中国事。强邻今四逼,国亡可立竢。……少年中国之少年,赖尔立身保种解倒悬。为英雄兮亦少年,为奴隶兮亦少年。英雄奴隶,一任自择而为焉。我虽年幼无所知,闻说将为奴隶清夜愤不眠。奴隶兮奴隶,我愿舍死脱此恶孽之纠缠。
1900年初,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一时风行,丁志先在这首诗作中不以自己为女子,而以中国之少年身份痛声疾呼,爱国情志表露无遗。同期还刊发了丁志先的《世态》:
世态离奇起大波,强邻四逼日操戈。纷开口岸豪商集,互进轮帆异教多。旧政稍更徒纷饰,新机欲发早消磨。寸心但愿开民智,到处同听爱国歌。
鞭挞旧政之粉饰、呼唤民智之大开,更见出丁志先爱国之热忱。丁志先少年早夭,在这两首诗后,有编者跋语彰显出刊物的编辑理念:“丁女士为上海务本女学生,颖慧劬学,极富爱国思想……时东事方急,女士忧愤甚。临终大呼曰:‘余无他系念,最不能忘者国事耳,此生不能死国,我死实有撼!’呜呼!爱国如女士者鲜矣!天不永年,志未得一日遂!茫茫浙水,芳魂来苏,破碎篇章,聊扬热血。记者识。”此二首诗乃是《女子世界》“文苑”栏刊发诗词之发端,实际也为《女子世界》诗词奠定基调,《女子世界》17 期所刊发诗词中,爱国革命主题一直占据最大比例,佩蘅、赵爱华、吕逸初、王毓真、陈撷芬以及张昭汉等人创作的以爱国保种为核心内容的诗词作品构成了《女子世界》的刊发重点。
其三,《女子世界》聚集了堪称豪华阵容的一批作者,共同发出爱国革命之声。《女子世界》的主事者为男性而张扬女学与女权者,团结了一大批男性同志成为《女子世界》的作者。比照“攻玉集”和“因花集”,可知“攻玉”即以男性之诗作为他山之石的意思,“因花”或取自张潮《幽梦影》“因花想美人”以标志其作者女性身份。“文苑”诗词一栏两目,正存有分别两性作者的意思。当然,“因花集”作者中也不乏男性而伪托女性身份者。比如1904 年第5 期刊发会稽女士吴萍云之《偶作》,第12 期刊发会稽碧罗女士《题侠女奴原本》,这“吴萍云”“碧罗女士”乃是周作人之化名。大体上“攻玉集”中的男性都是与丁初我等人存在较为密切关系的同人之士。除了“亚洲之卢梭”柳亚子、蒋维乔(竹庄)、金一等人外,还有后来的南社成员如高燮(吹万)、高增(大雄、觉佛)、高旭(天梅、剑公)、冯平(壮公)、沈砺(勉后)等人,其他知名文人还有如何藻翔(邹崖逋者)、韩澄(靖庵)等人。此外,《女子世界》作为一份女性刊物,其主编丁初我以非常高明的方式吸引了一大批女性作者,这些女性作者及其周围的女性同时又构成了《女子世界》的读者群体。《女子世界》的女性诗词作者群体来源多样。首先是当时已经较为知名的女性解放的先行者,比如此时已在日本的陈撷芬、担任韩澄等人创办的石门文明女塾教习的吕逸初(韵清)、在兴女学办女报等多方面都产生重要历史影响的杜清池等。第二类是当时女校中的女学生。这些入新式女学的女学生大多家境优渥,旧学根底良好,能诗擅词。比如前述务本女校的丁志先和张昭汉、奉化女学堂的孙汉英、吴兴南浔浔溪女学的徐蕴华(徐自华胞妹)等。此外,还包括在当时已经较为知名的女性诗人、词人,比如赵爱华、汪毓真等人。在这三类女性作者当中,毫无疑问,第三类作者发表诗作数量最多,但从思想性和影响力来看,三类女性诗人、词人未必可以强分轩轾,是她们共同的创作努力扩大了“因花集”的影响力。无论是男性作者还是女性作者,他们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女学、女权先行者,更是当时最热烈的爱国革命鼓吹者,他们共同为《女子世界》注入爱国革命之音,而《女子世界》也成就了这些爱国志士,如张昭汉等人成为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重要先驱。
在一个女界沉沉的时代中,《女子世界》以期刊宣扬女界革命这种开风气之先的创举,还缺少坚实的接受基础。尤其是《女子世界》所刊发的诗词作品,因其革命性和妇女解放思想,大大脱离了传统闺阁诗词的题材范畴,若非标识作者身份为某某女士,其诗词作品之慷慨激越,已完全不见传统闺阁诗词的色彩,在新式女学方兴之际,其启蒙价值自然堪称“巨擘”,但作为市场化运作的刊物,如此狭窄的受众群体,刊物最终难以为继也是不难想象的。
1907 年,在中国女性革命和女性报刊史上都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是中国女报界迅速扩展的一年”。《女子世界》难以为继不能持续出版后,秋瑾在这一年创办了《中国女报》,不想却在出刊两期之后被捕就义。秋瑾的遇难使《女子世界》后期的核心人物陈志群等人悲愤不已,陈志群搜罗《女子世界》存稿与《中国女报》合并出《神州女报》。同年,《中国女报》的重要作者燕斌在刘马青霞资助下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可以说,从《中国女报》《神州女报》到《中国新女界杂志》,包括几乎不刊发诗词作品的何震主持之《天义》报等,构成了晚清时期女界革命最高潮的一段历史。
在论说《中国女报》诗词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文俗之笔墨并行”是秋瑾重要的办报理念,正因为这种“文俗”并行的理念支持,在《中国女报》中,白话文章与传统诗词才能够共存。也正是因此,秋瑾的《中国女报》才被认为是继《女子世界》而起,为“继《女子世界》以后,在国内出版的又一份有强烈影响的革命妇女报纸”。
《中国女报》两期杂志中“文苑”栏的整体设计因袭《女子世界》而来。“文苑”下设三目,“屑玉集”专发“女性”诗词,“荒山集”专发“男性”诗词,“唱歌”目下则仅在第2期有秋瑾创作之《勉女权》。第1期中“屑玉集”首发作品即炼石女士燕斌之作,其中《浩气吟》中写道:
祖国五千年,女权太零落。造化有推移,大梦忽然觉。文明从此启,今是而非昨。东亚起狂澜,奔腾复澎湃。遮莫众同胞,努力渡险隘。洗尽旧颓风,组织新世界。
五首诗作慷慨激越,但细察诗意,燕斌虽也号召“洗尽颓风”“振兴女学”,但与此时秋瑾的暴力革命思想无疑还是有差距的。这或许也是秋瑾对燕斌主持《中国新女界杂志》产生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后是燕斌的《送竞雄女士归国》:“叙别短长亭,群山睡已醒。瀛洲芳草绿,汉地柳条青。意气吞胡虏,精神贯日星。相思寄鸿鹄,携手复丁宁。”这首诗作和同期徐寄尘的《送璿卿女士归国》、徐蕴华的《送璿卿先生》虽然是赠别之作,其中不乏长短亭、柳条青等传统赠别意象,但其中却显示出革命同志间的精神认同,“意气吞胡虏,精神贯日星”更是对秋瑾反清革命思想的认可。
第1期中的“荒山集”,除了悼念陈天华的数首作品外,尤值得注意的是秋瑾以“黄公”署名的《闻日军陷辽阳感赋(乙巳年作)》《日俄战事有感》。无论是署名“鉴湖女侠”“璿卿女士”还是“黄公”,秋瑾作品中鲜明的国民意识、由国民女杰到汉侠女儿的战斗姿态都是十分突出的。
在第2 期的作者中,值得注意的除了黄公,还有“湘中击筑客”。湘中击筑客即为湖南人而秉持暗杀理念者,这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思潮。除此之外,第2期的诗词还有京江李梦萱《扬州梅花岭吊史阁部》、古歙鲍倚同《赠创办女报人秋君瑾》《时事杂感》、石门徐寄尘《闲窗独坐偶集唐人句寄怀璿卿》、薇山侠《登烟雨楼有感》,从内容来看,无论吊史可法还是登烟雨楼,都具有反清革命的色彩。从交游赠别到登临怀古,从感时愤世到平权革命,都是在塑造一种女权基础上的国族认同与反清共识,这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女报》诗词的底色。
陈志群在《女子世界》从发表文章到参与办刊,逐渐成为《女子世界》记者,并在1906年经由陈去病介绍与秋瑾相识。陈志群在《女子世界》难以为继后便向秋瑾提出要与《中国女报》合办,秋瑾的遇难使这一设想未及完成,于是陈志群在1907 年12 月合并两刊,出《神州女报》,该刊出3 期后因资金问题再度陷入困境而停刊。
《神州女报》第1期发表大量题词和挽诗以及秋瑾遗作(有误收),是一次纪念秋瑾的专号专刊,“为鉴湖秋女士流血之大纪念而作”,“以竞女士之遗志”。考察《神州女报》诗词,其第1 期因此也尤为重要。这一期的诗词及挽联等韵语主要刊发在三个栏目之下:首先是“神州女报题词”;其次是“秋瑾遗著·诗词”;再次是“词藻”栏。“词藻”栏又分四目,分别为“秋雨集”“秋风集”“唱歌”和“神州诗选”。“神州女报题词”栏的作者包括陈去病、柳亚子等人。从内容上看,“神州女报题词”栏的诗词作品主要有三层内涵:其一,悼念秋瑾。如梦秋、曼陀罗室清碧、柳亚子(亚庐)等人的作品。梦秋化用秋瑾绝命遗诗,写“秋风秋雨何时了,家庭革命惟有君曾道”,是对秋瑾致力于女权事业的概括;柳亚子写“鉴湖往事漫伤心,流血红装第一人”,是对秋瑾女性革命第一人地位的认可,写“秋雨秋风休便死,广陵散尚有遗音”,则在吊慰之余有豪情旁逸,是对志同道合的同志表达继续革命事业的决心以及坚信革命后继定有人的信念。其二,对平等女权的呼吁和创办《神州女报》的欣慰。秋瑾之死是一次中国女界的大觉醒,因而,如劳人、梦秋、陈去病等人都在诗作中呼唤自由平等之女界。其三,对光复即反清革命的坚定信念。无论是南雁对“神州渐放大光明”的坚定,还是梦秋对“扶助好河山”的期望,或是曼陀罗室清碧对“文字网络荆棘道”的批判,都是如陈去病所说“光我神州,千秋万岁,花开自由”的信仰。“词藻”栏“秋雨集”“秋风集”目之下皆为哀悼秋瑾之作。作者包括陈志群以及秋瑾的好友吴芝瑛、徐寄尘。“神州诗选”则除去哀悼秋瑾外,尚录有其他几首诗作。
秋瑾之死是晚清最后几年的大事件之一,在秋瑾就义之后,舆论一片哗然,不仅是《神州女报》为之而创设,当时有影响力的大报如《申报》《时报》以及《神州日报》《太平洋报》等纷纷或追踪事件,或发表挽诗,或发表秋瑾遗诗,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舆论,这甚至可称得上是晚清最后几年间一件持续时间长、关注度高的重大舆情事件。清末最后的这几年“是秋瑾题材诗词创作的高潮。秋瑾被害一案在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认识或不认识秋瑾的人缘情而发写下了大量的诗词作品,或表达看法,或抒写激愤之情,或追忆往事,因作品数量众多,舆论影响广泛,在当时形成了一股‘秋瑾文学’潮流”。大量诗词作品参与到清末最后几年的“秋瑾文学”书写当中,“成为民间与官方进行抗争的舆论力量”。可见秋瑾之死的意义并不完全如鲁迅在《药》中所描述的那样悲观,至少秋瑾之死愈发坚定了秋瑾周围的仁人志士坚持斗争之志气与信念。尽管1907 年的革命女报的辉煌随着秋瑾的遇难在此后陷入了低潮,但是中国女界没有忘记这位先驱,秋瑾的革命精神不仅留存在这些报刊中,更激发了古老中国在短短几年内焕然新生,成就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全新面貌。
《中国新女界杂志》是1907年2月在日本东京创办之刊物,被陈志群认为是与《中国女报》《天义》报鼎足而三的重要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的主持者燕斌生平事迹不彰,该杂志虽经刘马青霞的资助,但最终也因财力不支难以持续,冯自由说该杂志“出版至第六期,以论文有《妇女实行革命应以暗杀为手段》等标题,被日警厅禁止出版”。
《中国新女界杂志》发表的诗词,栏目设置上与《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神州女报》都不相类。该刊设置文艺栏,下或径书“文艺一”“文艺二”,或书“琴歌之部”“戏曲之部”“诗词之部”的名目,并不固定。该刊以“女子国民”为宗旨:“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无论出多少期,办多少年,做多少文字,也只是翻覆解说这四个大字。”总体上看,该刊发表诗词数量虽不少,但正如夏晓虹对刊物的评价,“‘女国民’……便意味着对现行政权所代表的国家有认同感。这也使其区别于秋瑾激烈的种族观念,在政治立场上更接近于温和的改良派”,通览《中国新女界杂志》6 期中的诗词内容,确实较之《中国女报》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与此前《女子世界》相比,《中国新女界杂志》诗词中呼应“女子国民”的内容不仅少而且显得空洞许多。这些诗作当中相当一部分是与刊物编辑宗旨无甚关联的作品,其对于女学与女权的呼吁还停留在诸如不缠足等问题上,基本没有涉及任何女界革命问题,这也是刘人锋称之为“纯粹宣传妇女解放”的刊物的重要原因。
《中国新女界杂志》诗词在女权思想方面能够达到的高度,以第1 期刊发的杜清池的四首诗为最,其一、其四写道:
女界奴根痛日深,舞台万丈竟沉沉。三千劫尽无功果,愧我空怀自立心。
玛利批茶著美欧,立身当与彼为俦。救亡事业无男女,几辈英雄亦我流。
与杜清池诗作中关注“救亡事业”不同,在女界沉沉之际,《中国新女界杂志》更大量的诗词关注点集中在女权上,宣扬的是男女平权。如在同期燕斌的《遣怀四首》中,其关注焦点得以表达:
五千年事不堪论,话到坤维百感存。多少精英尽沉汨,月明谁与吊幽魂。
强权自古归男子,巾帼因何不丈夫。假命帝王全女统,须眉遮莫尽奴奴。
廿纪风云此变迁,由来公理重平权。家庭那许行专制,人道从今赖保全。
学术维新第一关,同侪努力莫盘桓。他年再辑文明史,始信吴徒不等闲。
燕斌的诗作内容聚焦在男女平权之上,因而有反对家庭专制之说,但她与秋瑾的不同也在此中显露出来:将男女平权与社会文明关联起来,却将女性解放从“救亡事业”中剥离了出来。《中国新女界杂志》诗词所发出的声音,是男女平权、女界自强之声,这虽然称不上是异调,但在1907年女性报刊诗词的革命之声中,《中国新女界杂志》诗词的这种声音最多也就是革命进行曲中的和声。
在思想主题方面,《中国新女界杂志》实际上为我们展示了晚清女性报刊诗词在渐趋激进过程中的更为丰富的面向。当我们审视《中国新女界杂志》诗词的具体题材时,更能够发现在变局与革命之际,作为传统文学体式的诗词是具有其自身演进逻辑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刊发了大量寄赠杂志和寄赠主编燕斌个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上虽或是表达对燕斌主持女性杂志之感佩,或是赞同杂志之主张,但不脱离传统唱和题材之色彩。对此,或者可以理解燕斌的思路为以海外先进文明女性启发国内落后之女性,所以她刻意在诗词栏刊发部分传统题材的作品,一反一正,推动女权理念、国族思想下的女国民理念之传播。
尽管我们也可以推测燕斌贯彻造就女国民这一办刊宗旨的决心,但在一份以“新女界”为名的刊物中出现数量较多的传统题材作品,更能说明的问题是,这一时期的女性诗词作者大多仍是熟稔旧学、浸淫传统的知识女性,在时代风潮中,她们或因自身追求,或因家人感染,不可避免地接触新知,受到触动,但在根深蒂固的传统当中,让她们为女学与女权进行鼓吹,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对此,时人有着清醒的认识:“自庚子一役,女学渐有萌芽,惟好言生事者流,任意讥刺,以致爱惜名誉者,终守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衣钵相传。”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能够投寄稿件、发表于报端,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因此,这些熟谙诗词传统创作范式的女性笔下自然流淌出新旧交融的诗歌样貌便更不能苛责了。从刊发的诗词作品来分析,《中国新女界杂志》和燕斌造就女子国民的目标最终是没有实现的,这一方面受制于传统的惯性,另一方面也与秋瑾牺牲之后的形势密切相关。秋瑾之死可视作晚清由女学而女权,由女权而革命的高潮,也是此后女权运动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秋瑾之牺牲,原为反清革命,秋瑾身边挚友等对此心知肚明,然秋瑾牺牲后国内舆论甚至秋瑾挚友仍是一片“千古奇冤”的呼声,这表明公开倡言反清革命不仅为清政府所严禁和打击,在为秋瑾鸣冤叫屈的同时,反清革命话题也在女性声音中逐渐消失,以鼓吹女权、号召革命为核心的女性报刊在光宣之际开始走向低潮,但这低潮不是平静,所有人都明知清政府已经走向末路,当所有人都开始甚至是主动开始沉默,这就是一股暗潮在汹涌,从秋瑾就义的那一刻起,所有人就都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从《女学报》开始到燕斌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何震的《天义》报,十余年间,晚清女报与晚清以来由女学、女权到女子革命的女权运动同步,推动着晚清女权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清女性报刊诗词的演进历程,在这几份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报刊中表现得尤为清晰。从作者群体来说,晚清女性报刊诗词作者群体尤其是女性诗词作者,也从最开始的少数先进女性而逐渐扩展至新旧融合的知识女性(这当中自然有女学发展的作用),女性报刊为这些女性提供了发出声音、展示才华、倡导女权、爱国革命的平台,这些知识女性也以报刊诗词的创作与传播方式,为推动中国女性解放和国族革命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从观念与创作主题来看,晚清女性报刊诗词由一批名媛才女发其端,从1898 年的女教、女学主题中爆发,在国族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世纪之交,迅速进入到爱国革命主题当中。以1907年秋瑾就义为节点,女性报刊诗词中的爱国革命话语达到了高潮。但即便在这样的高潮中,女性报刊诗词作为传统文学体式,仍旧不能摆脱传统主题的惯性影响,实际上存在着创作主题上的多重和声,这也为民初以后女性报刊诗词题材的复归传统埋下了伏笔。当然,从根本上来说,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和作为传统文学样式的诗词之间的遭遇,不可避免地要有着多重调试和尝试。主题的这种曲折演进是一方面,精英式的话语和大众化的传播之间造成的诗词面貌口语化、口号化和“诗界革命”化,也是突出的一种尝试,因而,晚清女性报刊诗词与这一时期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到诗词创作的传统复归这一诗界总体的演进趋势也是相当一致的。晚清女性报刊诗词的演进历程虽然仅有短短十余年的时间,但无论是诗词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还是诗词传播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抑或诗词创作所拓展的主题空间,都应在中国诗歌史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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