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域中文化记忆的研究及价值

刘振怡，阚 侃

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化所具有的开放性和流动性，使各民族打破原有的社会封闭性，超越了自身发展的局限，建立了互联互通的全球体系。但是，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从封闭、单一、稳定到开放、多样、骤变的转化过程引发了一定的风险和挑战。经济技术全球化的渗透，加剧了西方文化对弱势文化、边缘文化的冲击和挤压，各个民族文化多样性受到了文化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此同时，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大量文化信息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超越了时空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其即时性和效用性发挥到了极致，汇聚成为现代社会的信息海洋。超载的信息量、认知的碎片化呈现方式使人们的记忆不断被覆盖，自身的传统文化信念、价值观逐渐被忽视、被弱化甚至被无意识地、不自觉地遗忘。在这种境遇下，人们开始对自身身份产生焦虑和茫然，文化认同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

文化认同，作为认同所涵盖维度中最核心的要素，指的是群体成员对所属共同文化的确认。形成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是成员“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因此，对共同文化归属性的体认是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是国家发展建构的动力以及在世界舞台中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武器。一直以来，学界关于文化认同问题的探究，大部分建立在民族国家宏观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基础之上，缺乏植根于现实的微观审视。换言之，“这种宏观研究范式往往是在理论上构筑一个虚幻的文化认同，而对于文化认同的现实生成却缺乏真正的建构力量”。文化记忆作为建构文化认同的微观之维，它涵盖了民族内部丰富的、鲜活的历史体验，传递了民族内部的意志，凝结了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表达了植根于民族内部共同体生活方式中的深层内涵。对于文化记忆的探究，可以为“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等与文化认同相关的问题提供答案。

一、文化记忆概念的提出及内涵

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扬·阿斯曼首次提出“文化记忆”理论。他从文化学视角下探讨了记忆的历时性延续，记忆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联。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是“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在过去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时间内，每个群体都把自己的整体性意识和特殊性意识建立在这样的集体知识的基础上”。换言之，在内容上，文化记忆包含着植根于民族内部具有奠基性和巩固根基性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折射出的价值规范、伦理道德对文化认同的形成具有规范性和定型性的作用；在形式上，文化记忆借助于文字、舞蹈、神话、服装、饰物等固定的文化符号系统，由专业化的组织机构进行回忆的循环和巩固；在功能上，文化记忆的终极旨趣是借助于客观文化符号所建构的民族形象共同体，形成民族内部的凝聚性结构，不断地强化和巩固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

阿斯曼将记忆理论拓展到文化领域主要受到了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启发。1925年，哈布瓦赫开创性地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记忆的形成受制于群体所处的社会框架系统，社会对记忆的润饰、削减和完善极大影响了群体成员的情感归属需要。人们对于记忆的获取并不是依靠个体本身，与朋友的交流、家人的讲述、集体活动的参与都可以作为社会因素对回忆进行召回、识别和定位，凝结为集体记忆。在此之前，关于记忆理论基本上是从生理学、神经学以及心理学的角度加以阐述，将其作为人体内部现象进行探究，强调记忆对过往经验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的个人能力。但是，历史上很多事实证明，记忆的存储、归纳与整理、提取和再现，不仅仅依靠与个体生理与精神调节机制相关的自身能力，还与个体所处的文化环境、社会结构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因此，“记忆”在哈布瓦赫这里是作为社会学概念呈现的，区别于传统个体生物学和心理学范畴。而阿斯曼认为，哈布瓦赫所提出的“集体记忆”所指涉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仅仅指向了记忆的社会维度，局限在相对稳固僵化的各个群体成员内部，对于记忆与群体外部文化的互动敞开关系缺乏进一步的探讨，记忆所具有的内容丰富性和历史生成性并没有显现出来。阿斯曼将集体记忆内部做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两个子概念和内容的划分。交往记忆作为文化记忆的比较对象，一方面，它等同于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它又是文化记忆生成和被理解阐释的场域。在阿斯曼看来，交往记忆是属于集体以社会交往为基础所形成的记忆体验，其只能在三到四代人中得到延续，当记忆的承载者由于代际更迭而逐渐逝去，这段记忆也随之消逝。因此，交往记忆具有暂时性、不稳定性、无序性等特征。文化记忆作为引起社会凝聚性结构变迁的关键因素，在时间跨度上远远超越了交往记忆的界限，其借助于文化符号，将非共时记忆拉入当下的社会框架，并通过不断重构，使记忆得到历时性延续并具有现时化意义。因此，阿斯曼对于文化记忆的研究既是对哈布瓦赫“集体记忆”概念的补充和完善，同时也开启了记忆研究在文化学领域的新视野。

二、文化记忆的特质

作为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构成因子，文化记忆在个人、集体、社会、文化四者关系中将过去与现在、时间与空间、具象与符号进行了有效勾连，由此所产生的形而上学特性，使其成为群体身份确认中必须加以考虑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趋向于遗忘，并非回忆。因此，要对过去进行指涉、激活，释放过往对未来指向的潜能，就需要借助一定的具体手段来建构象征意义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建构与文化记忆密切相关。对于共时性记忆而言，它依赖于亲历者的体验以及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历者会消失，社会结构也会发生变迁，这就需要我们借助于文化符号等媒介手段对过去具有奠基性意义的记忆进行保存、提取、激活和重构，使非共时的记忆得到延伸，并以此来追溯自身身份，凝聚集体力量。这一保存、提取、激活和重构的过程是文化记忆形成的动态机制，凸显了文化记忆所具有的连续性、他者性、重构性等重要特质。

（一）文化记忆的连续性

文化作为人的第二天性，并不是通过遗传基因获取的适应自然的生存能力，而是人所具有的反思性、创造性所建构的超越自然、补充自然的感性活动。一方面，由人的感性活动所形成的历史进程里，人们给定的、自在的行为规范体系或者自觉的精神和价值观念体系越来越成为相对独立的存在领域，每一代人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文化象征符号对群体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传统习俗进行历时性的传递。因此，文化观念历时性传递所显现出来的传统历史内涵，赋予文化记忆以连续性特征。群体成员在传统文化里确认当下的生存方式，获取指引未来的前进方向，由此，文化的记忆功能得到了凸显。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记忆的连续性根源于作为记忆载体的文化符号。人类记忆包括三个维度：个体维度、社会维度、文化维度。个体维度作为主体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主要强调记忆是一种个体行为和神经现象，指的是人脑对经验过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社会维度强调的是记忆依赖于群体的社会交往与互动，但是，依靠社会交往所产生的集体记忆，其承载者依然是个体本身，随着记忆的承载者逐渐消失，这段活生生的记忆也就无法继续存在。与前两种维度不同，记忆的文化维度则强调，要借助于仪式系统、文字系统、意象系统等外在的客观存在物来确保记忆的连续性，克服代际更迭所导致的记忆的断裂。

首先，在规范性文本形成之前，仪式是确保文化一致性的中坚力量。仪式通过使用重复性原则，将整个民族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历史事件转变为纪念的模式，按照规范在每年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依照同样的次序来进行不断的重复性纪念，使其具有周期节奏性，从而达到一种仪式性的关联。在重复性机制的作用下，仪式背后所呈现的现时化意义与支撑整个民族的核心价值信念在传播范围中不断扩大，在思想深度上不断得到强化，从而被当作共同的“文化”元素得到认同。

其次，随着书写文化的发展，对于文化认同的强化不再局限于仪式。文字的发明使记忆产生了外在的存储空间，人们随时随地可以对记忆进行获取，不再仅仅借助于专职人员在仪式中的登场。同时，文字的出现也导致了文本数量的扩增。面对如此境况，社会机构需要对文本进行筛选，将具有奠基性意义的文本视为经典。虽然文字的产生使记忆超越了时间的限制，但是文字本身仅仅起到了固化的作用，还不足以促进文化意义的循环和文化共识的生成。因此，对于书写文化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阐释，包括三个类型：注释色彩的互文性、模仿色彩的互文性、批判色彩的互文性。借助以上三种方法对经典性文本进行阐释，发掘其现时化意义，使群体进一步理解经典性文本所蕴含的规范性和定型性效力，时刻对集体成员的行为方式进行制约，提醒和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归属与身份。

最后，文化记忆除了借助于仪式、文本的历时性传递，也植根于被唤醒的回忆空间之中。在文明的进程中，大多数的民族群体都倾向于将回忆空间化。人们在空间中设立具体的地点来投射出所要纪念的具体事件和人物，把它作为集体回忆的线索和集体可以感知到的具体存在形式，在整体上为集体成员自我身份的确证提供了具象的空间支撑，为未来的前进道路提供指引和启示。当然，纪念地所发生事件的真实性与否，以及各种文字记录版本的细微差别并不是影响文化记忆的关键因素，与其说这些纪念场所纪念的是当时亲历者所见证的事实，倒不如说是纪念记忆所传递的精神、价值与信念。参观者们所追溯的是纪念场所具有的超现实的精神引导意义，文化记忆在回忆空间中内化为民族内部的“神话动力”，其所传递的奠基性力量，保证了民族自身文化身份的同一。

（二）文化记忆的他者性

近现代理性主义文化精神的影响和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各民族交流互动日益频繁。以资本扩张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文化的一体化和同质化。部分发达国家借助于互联网、大众媒体等手段力图将本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弱化其他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以便建立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的社会秩序，达到一种文化霸权。人类有史以来所产生的丰富多彩、姿态各异的文明类型正在文化霸权影响下走向趋同。

文化记忆作为民族内部的凝聚性结构，记忆背后所折射出的文化价值、规范、信念为集体身份的确证提供依据。因此，每个民族的文化记忆都有其特定的、不可取代的存在价值，它不仅指涉与当前社会发展、主流文化相契合的内容，也涵盖了一些被边缘化的、被忽视的、被排斥的“他者”的存在，而正是这些具有异质性的“他者”的存在，使打破普遍主义文化机制对于人类多样性文化价值的忽视与侵蚀成为可能。法国哲学家莱维纳斯为了颠覆西方哲学传统对于同一性的追求，“反对西方哲学传统中隐含的对异在、陌生性以及他者的暴力”，从而提出了“他者问题”。这一“他者”并不是与同一的分离，最后复归于同一，而是一种具有绝对性的“他者”，是完全不同于我的“他者”，我们需要面对“他者”，而不是同化“他者”。换句话说，我与“他者”的关系并不是强者对弱者的侵蚀，而是要倾听“他者”的声音，与“他者”建立一种理解、包容与信任，在这种异质性的环境中获取更多的开放性和无限性的可能。

在文化记忆构建的“自我”与“他者”的比较场域中，“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性构成了文化认同的前提。具体来说，认同的建构并不是停留在自我内部范畴的认知，而是与“他者”双向互动的结果。在与“他者”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包含着意识和反思的交互反射过程。互动双方都是彼此自我确证的参照体系，“他者”对于我本身的认知、期望、情感、态度信息的反馈构成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他者”的在场是主体辨识自我、确认自我同一性的必要条件，没有“他者”，同一将是“无”。对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交往而言，增进文化认同就要保护、尊重建构认同的互动语境，因此尊重、理解、包容彼此间的文化记忆是进行合理性互动交往的重要前提。在这一过程中，集体成员既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存在价值，强化和巩固了自我的文化身份，同时也开辟了彼此文化的间性地带，激活了文化的间性特质，为彼此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资源，使不同文化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能够开放多元，互融互通，推进民族文化的不断创新。

（三）文化记忆的重构性

就个体而言，人一直处于记忆和遗忘两个状态的相互交错当中。我们选择记住些什么，就要遗忘些什么。文化记忆也存在这样的动态过程，其选择的依据是当前社会合法性的需求。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被重新解读，文化记忆会进行重构。这种重构体现了文化记忆发生作用的两种模式：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功能记忆是指与当下社会框架建构具有关联性，对群体文化认同具有促进性、价值性的记忆。这种记忆本身具有一种规定性和定型性的力量，其依据于当下的社会环境，借助于文字、仪式、纪念碑等载体，传播巩固着集体认同的知识，并对促成集体行动的同一性产生一定的推动力，使文化意义得以延续和再生产。而存储记忆是指对整个社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有内容的收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类记忆部分由于潜在性和未受关注性，它们是不活跃、不具有文化生产力的，与当下社会文化建构失去关联，甚至部分是因具有创伤性、苦难性而被深深埋藏，仅仅以档案等形式存在。但是，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的性质在文化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体现出文化记忆的重构性。

存储记忆虽然暂时与当下社会关联性较弱，但并不意味着消失和遗忘，它是功能记忆的背景，是指涉过去和指引未来重要根据的来源。随着当下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存储记忆也具有向功能记忆进行转化的潜质，而功能记忆也会因与当下社会关联性的弱化而转变为存储记忆，这就是文化记忆的动态机制。在犹太复国主义之前，作为两千多年前发生在犹太守卫者与罗马征服者之间的梅察达之战并没有引起犹太人的关注。但到了20 世纪中叶，这件一直被忽视两千多年的战役突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纪念，并在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中占据光荣的位置，代表了犹太人在梅察达战役中，对征服者的顽强抵抗、英勇无惧、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梅察达战役形象的转变，体现了文化记忆的重构性，意味着无论是存储记忆向功能记忆的转化，亦或是功能记忆向存储记忆的回归，都是文化记忆内部不可或缺的，正是它们的相互作用使文化记忆的选择不断立足于当前社会现实的需要，为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信念和支撑。

三、文化记忆研究的当代价值

可以看出，文化记忆承载了民族内部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丰富的、鲜活的群体历史体验，它所具有的连续性、他者性、重构性与文化认同的建构产生了双向互动，这为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危机的克服开辟了一个新的切入视角。传统连续性的中断、认同感的缺失、无意识的遗忘等问题是我们当下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文化记忆作为一种历史传承的积淀、形成文化认同的纽带恰好是从微观视域下对全球化所引发现实问题的探索和应答。

（一）对创伤性记忆作用的反思

对于文化记忆的追溯，首先意味着对在时代洪流中逐渐被淹没的创伤性记忆的反思，尤其是面对那些反人类的、极端的暴力罪行。对于那些历史记忆，当下人们不能选择遗忘，我们有必要直面和审视那段历史，承担记忆的重任。一战、二战、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这些战争代名词背后所呈现的残暴、冷酷的记忆无不使人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创伤。目前，随着战争幸存者的逐渐消逝，“活生生的记忆面临消失的危险，原有的文化记忆形式受到了挑战”。因此，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如何保存和对待这种创伤性记忆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负责的重要课题。

对于非战争亲历者而言，仅仅从一些历史材料中所获取的关于战争的客观描述，不足以建立我们与该事件的情感联系，不足以获取事件真相的完整性。罗伯特·伊格尔斯通曾表示存在两种理解真相的模式：“对应的是证据以及判断与对象的符合；一种是存在的和道德的，涉及人的存在，自我认同、道德、责任等内在层面。”但是，这两种获取真相的方式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就大屠杀而言，我们获取真相的途径大都是基于所谓客观的、真实的、具有学科化的史学材料，但是它们是抽象的、冰冷的、缺少情感向度的，它们忽视和遮蔽了宏观叙述体系之外的碎片化的领域。我们需要超越这种宏大的历史叙述，采用伦理道德视角来探索真相，即从微观视域下对幸存者个体记忆进行探询。对于受难者记忆的整理和保存，不仅仅是为了更加接近“真相”的本质，而是一种道德义务。阿莱达·阿斯曼曾提出对待过去创伤的四种模式，包括对话式忘却、为了永不忘却而记忆、为了忘却而记忆、对话式记忆。对话式忘却是指双方国家互相施暴后为了阻止记忆所具有的反抗性力量而再次引起侵略性行为，相互协商之后有意识地选择沉默。为了忘却而记忆，是通过对创伤性事件的公开叙述，促使人们直面过去，承认过去，与过去和解，其目的依然是忘却。对话式记忆是指一种创伤记忆的共享，双方国家能够共同面对过去，相互承认自身罪责，对给他人造成的苦难予以同情。但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极端暴力行为，在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着完全不对等的关系，我们必须选择第二种模式——为了永不忘却而记忆，“它不仅是对幸存者的一种疗伤，而且是对死难者应尽的精神和伦理义务”。面对这种惨绝人寰的大规模的灾难，遗忘并不能真正地拯救痛苦，只有不断追溯、不断反思创伤性记忆，才是对人类尊严最根本的尊重与维护。

（二）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双向互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体或集体所产生的对本体安全的紧张和焦虑，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认同危机。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就需要“把解决当代人的精神危机与延续传统的努力有效结合起来，通过保持自我发展的历史不被中断、自成一体的自我世界不被分裂，而重获完整感、连续感和统一性”。而文化记忆就是通过对集体共享过去的历时性延续，为集体成员提供整体的历史意识，从而对集体成员的身份进行定位，最终形成文化认同。

一方面，文化记忆是文化认同生成的基础。从内容上，文化记忆作为民族内部鲜活的历史体验，它指向了不断在历史变迁中被延续和保留下来的具有巩固根基式和奠基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关乎着民族的起源，代表了民族独有的文化标识、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正是在文化记忆所提供的文化基因的作用下，我们才能对自身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理解和认知，才能形成民族的凝聚性共识，从而达到文化认同。当文化记忆受到遗忘、忽视和侵蚀，就意味着文化认同的根基产生了动摇，文化认同也会被削弱，甚至是瓦解；在形式上，文化记忆从微观之维对文化认同的建构进行了补充。文化记忆借助于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等外在客观存在物，通过不断地重复与现时化，使民族形象的建构更加鲜活和具体，使集体成员获得了坚实的情感依托，而不仅仅是冰冷的、抽象的逻辑概念体系。这种由文化记忆所构造的象征意义体系使文化认同的核心要素在集体成员的意识当中始终保持着活跃状态，以可见的、具体的、可感知的方式来传达集体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从而激起集体内部所有成员的情感反应；从功能上，文化记忆的终极旨趣是通过形成民族内部的凝聚性结构，不断地强化和巩固文化认同的生成。文化记忆所呈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使集体能够认识、尊重、理解和宽容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并在差异的比较中形成意识反思结构，使自身在镜鉴中不断形成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认同为文化记忆的延伸提供动力。首先，文化认同作为特定主体对其文化的内在体验和认同的心理表征，体现了一种价值指向性。文化认同的程度越高，越印证了所选取的文化记忆与当下社会发展需要和人们价值诉求之间的紧密性，反映了主体承认和理解文化记忆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与价值，从而确保了文化记忆的延续；其次，文化认同来源于民族文化的不断创新。在全球化所引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一体化和同质化的趋势下，构建文化认同不仅仅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证，同时也要激发本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质，文化活性，文化力量来抵御文化霸权。因此，这需要我们对文化记忆进行不断挖掘、重构，激发其本身的活力，从而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最后，文化认同所具有的包容性特征，使我们在文化记忆所建构的“自我”与“他者”的比较场域中，不仅认识到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同时也能求同存异，秉承着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理解的态度促进文化间的积极交流。

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双向互动关系的产生，都是人作为社会实践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体现，其最终的价值旨趣指向了集体成员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肯定、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民族文化的创新。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深化了特定时代的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和信赖，从而不断凝聚集体共识，为集体达到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力量。

结语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我们也不断在“记忆”与“遗忘”的张力中，建立与过去连续性的纽带。虽然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促使我们不得不对生存空间做出改变，但是唯一不应该改变的社会关切便是对“文化记忆”的认知、理解、传承、保护。文化记忆是我们自我身份的确证，是文化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自信的桥梁，更是避免具有创伤性、灾难性历史事件重蹈覆辙的镜鉴。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曾说：“谁不反观历史，就会对现实盲目；谁不愿反思暴行，将来就可能重蹈覆辙。”在这个急速发展、流光易逝的时代，“文化记忆”的存续不仅使我们可辨识的身份与民族认同得到保全，也是我们需要担当的历史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