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

刘 宇，沈坤荣

2021年11月19日，***总书记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新形势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对外直接投资“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扎牢风险防控网络”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的发展愿景，以高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助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安全自主的国际循环格局。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 年来，中国依托劳动要素禀赋、巨大消费市场和完整工业体系的比较优势，全面参与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主要形态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创造了年均9.2%以上的经济增长“奇迹”。当前，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对外投资规模跃居世界前列，双向国际投资差额由负转正，资本成为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增长动能正经历深刻调整与变革。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一体两翼”外向战略的重要路径，是跨国公司实现产能合作、资源获取、技术升级和市场拓展的首要方式，成为新发展阶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动力之一。

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实现，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发生根本性变革，能力结构出现创新型优化，推进机制亟需战略性调整。本文系统阐释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问题与挑战，并就今后我国企业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对外投资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建议。

一、推进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内涵

（一）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是推动国际分工体系重构的核心驱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推动贸易成本不断下降，跨国公司纷纷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产业链全球布局，将价值链中附加值较低的部分转移到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与交往的新趋势，促进国际分工的理论框架和现实格局均沿着产品这条主线不断演化，先后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到产品内价值链分工三个阶段。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异质性特征，世界各国纷纷嵌入产品及服务生产的全球价值链的具体环节中，以中间品贸易和增加值创造为纽带，形成序贯生产形态的国际分工新格局。

2008 年以来，世界各国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及其衍生灾害的冲击，使得全球经济面临长期低位调整和分工格局重构的复杂局面。原有的以发达国家消费、新兴经济体生产、资源国支撑的传统全球价值链治理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无独有偶，百年变局之中，各类不确定性交织加剧了世界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挑战。从2017年起，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挑起了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从贸易、投资、人员往来和跨国企业经营等多个方面向中国和世界发难。2020 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各经济体受制于自身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差异，大多仍然深陷新冠肺炎疫情与通胀的泥潭之中，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大幅萎缩，产业链供应链生产难以为继，世界经济短期内实现复苏的前景渺茫。后金融危机和后疫情冲击的两期叠加，在周期性、结构性和突发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价值链分工面临着重构的挑战和机遇。

（二）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发展动能转换的重要加速器

2013 年以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高质量发展阶段，由要素规模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阶段我国发展的能力基础，人才红利、原始创新和制度开放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2013 年，***总书记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重大战略构想，成为中国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新的发展方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我国经济拓宽新的发展空间、形成新的增长动能、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8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007.9亿美元，占中国OFDI总量的7.8%；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63个国家设立境外企业1.1万家，涉及18个行业大类，取得了丰厚的对外经济合作成果。

大量研究表明，遵循比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技术逆向溢出和母国产业升级。一方面，流向发达国家的逆向对外投资一般出于对研发能力和先进技术获取的动因，企业通过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提高原始创新和技术换代的频率与附加值，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更多的垄断利润和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的顺向投资能够促进资本、劳动力和管理等存量要素的有效释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要素结构升级，延展产品生命周期。此外，国际投资合作还通过国家间政策互通和企业间协议订立，推动我国双向投资法律法规的开放完善，进一步释放市场主体的空间和活力，为早日达成区域性高标准的自由贸易投资协议积累经验。

（三）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培育竞争优势的关键途径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出于技术获取动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投资可以通过产业关联、模仿示范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培育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优势，实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市场导向型的商贸服务型OFDI，可以通过市场信息捕捉和数字化平台构建，减少跨国交易的信息不对称，促进母公司技术模仿创新，进而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一般来说，从企业管理角度来看，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是成本控制。企业通过OFDI在海外设立子公司、兼并收购和绿地投资等形式，根据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将价值链中要素投入结构相匹配的生产环节与之进行对接，实现内部化的管理，降低沟通谈判不畅、贸易壁垒限制和社会文化差异带来的高额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收益，最终提升产品的相对附加值。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性问题

（一）总量特征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自2001 年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实现了规模和水平的“双提升”。图1显示，总量上，我国OFDI流量呈现波动向上的趋势，2008 年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国通过大规模刺激计划提振社会需求，对企业总体OFDI增量造成了挤出，OFDI增速向下调整。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中央对内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增长新动能；对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发展新空间。2016 年全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有史以来的峰值，达到近2000亿美元的规模，占世界直接投资总量的16.4%。随着一系列规范对外投资与合作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粗放式、低效能、高污染甚至是资产转移类对外直接投资被叫停，中国对外投资重新回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图1 2001—2020年中国OFDI流量变动趋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各国均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锁”政策加以应对，跨国公司纷纷推迟已有投资进度，调整未来投资计划，使得全球直接投资流量进一步萎缩。相比2019 年全年1.5 万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2020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下降幅度高达35%，创下了2005年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低增长水平。中国由于采取了行之有效的疫情管控措施，最早实现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经济体。同时，中国积极履行负责任大国义务，当年OFDI 逆势增长12.3%，达到1537.10亿美元，占当年世界总流量的1/5，流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一，存量位居世界第三。与2002年情况相比，中国OFDI流量和存量规模占比分别提高了40倍和15倍以上。

（二）结构性问题

图2 报告了中国2001—2020 年双向投资存量和差额的变动情况，从双向投资互动关系来看，我国在保持双向投资绝对量稳定增长的同时，二者之间的差额逐渐收窄。2005 年起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加快，双向投资差值变化率由正转负。2015 年，中国OFDI 流量达到1456.67 亿美元，超过同期FDI 流量，同时2016 年起双向投资存量差额也由负转正并持续扩大，标志中国进入资本净流出的投资发展阶段。

图2 2001—2020年中国双向投资存量及差额变动

虽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较快增长，但从投资绩效进行考察，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图3，从OFDI 占GDP 的比重变动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以及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均处于较低水平；总体上，我国人均OFDI流量和存量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国际上排位较低，表明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要素投入结构仍然处于低端水平。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外投资的成效也是反应对外投资结构性特征的重要维度。本文在从中国全球投资跟踪（CGIT）数据库收集整理了中国企业每一笔1 亿美元以上投资的成效情况，发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出现问题的概率较高，整体问题率达到8.2%。具体而言，2005—2020 年期间，问题项目出现的总个数为318 例，涉及全部14 个行业类别。其中在金融、科技和金属行业，企业OFDI 项目的违约率最高。一方面固然与中国前期OF⁃DI 的快速扩张直接相关，反映出企业对OFDI 项目的决策预期和风控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近年持续升高的世界不确定性加剧了外商投资的风险，因此国家层面的政策沟通与战略对接能够有效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降低海外项目问题率是推动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要义。

图3 2001—2020年中国OFDI存量占GDP比重变动

图4 2005—2020年中国规模以上OFDI项目分行业问题率

（三）国际比较

本文对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行业产出及出口的国内外增加值进行了测算和分解，通过前后向关联GVC参与度指标进行了对比（结果见图5和图6）。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在前后向产业关联度的测算结果中均处于较低水平，且呈现连年下降的趋势。总体上，世界各国在2009年和2016年前后均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波动，这表明，如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战或其他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使得对外投资生产的国外部分增加值都出现向下波动，意味着同期各产业参与GVC活动大幅减少。从基于前向关联的GVC 参与度看，我国资本投向价值链上游产业的规模和意愿逐渐减少；而日本由于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紧缺，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倾向于价值链上游产业，因而呈现较大的比重值；巴西和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则因为所属投资周期不同而有所差异；美国在2017年起对外投资的前向产业关联度显著上升，但仍处于全球较低水平，意味着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相对位置仍然较高。从后向产业关联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依然保持了比较低的比重，表明两国产业所需进口中间品中包含的GVC 生产活动较少，对外投资产出中位于GVC下游的部分占比逐年降低；比较前后向GVC指标可以发现，中美两国GVC参与度都保持了同向变动趋势，意味着自2012年开始，两国OFDI创造的中间品增加值更少地被用于国内最终产出，而国内行业最终产出则更多地使用了国内产业链供应的中间品，且更多地被用于国内最终消费及最终产品出口。所不同的是，美国的该组指标在2017年后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说明本国最终产出及出口中包含的中间品贸易比重明显提高。一是因为受到国内要素成本上升影响，美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的顺向OFDI增多，更多中低端加工环节加速向国外转移；二是因为受到美国特朗普政府保守主义贸易政策影响，最终产品贸易比重显著降低。

图5 2007—2019年主要经济体前向关联GVC参与度比较

图6 2007—2019年主要经济体后向关联GVC参与度比较

总体趋势上，2008年后各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活动的意愿普遍降低。受后金融危机时代不确定性加剧的影响，各国企业普遍选择在国内或区域内完成价值链分工布局，以确保形成符合比较优势又安全可靠自主的价值链生产体系。从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和主导的TPP谈判进程，到特朗普政府“让制造业重回美国”计划和单方面发起的无差别贸易制裁措施，再到拜登政府“买美国货”、“重建美好未来”基建刺激计划和意图超越CPTPP 的“新经济框架”，都充分表明美国长期主导并掌控全球价值链的政策逻辑和战略意图。为有效化解国际政治经济不确定性风险，防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供应链产业链带来的潜在威胁，2020年5月，中央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并将这一治国方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构建内需主导型的国际循环格局成为新时代我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首要目标。

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机理分析

作为新兴的转型国家，中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特征和现象。与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于进入制度环境较好的发达市场不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分布更加多元化。既面向广大的发达国家，也流向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从追求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在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盛行的当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帮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经济增长的必备要素，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潜在的赶超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对本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注入了动力，其机制主要来自于边际产业转移、进出口贸易创造、逆向技术溢出以及市场竞争效应等四个方面。这些机制不断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攀升，摆脱长期以来被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局。

（一）通过边际产业转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积累经济发展的资本，发达国家不断将相对落后的产业转移至我国。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我国逐渐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深耕生产加工环节。尽管大量吸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模式带来了较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也产生了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尤为重要的是，由于总是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逐渐陷入被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陷阱，亟须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低成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发达国家将一些原本转移至中国的产业进一步转向越南、老挝以及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与此同时，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我国企业不断将交通基础设施等国内的优势产能向国外市场转移。无论是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进一步转移，还是我国国内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步伐的加快，都客观上促成了国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有利于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一方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将传统的生产要素从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推动产业内资源不断形成高端生产要素，从而带来产业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将逐渐呈现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至其他国家，开拓了中国企业聚焦比较优势产业的空间，实现了我国全产业链乃至产业集群的升级，有助于产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二）通过进出口贸易创造扩大企业成长空间

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无论是采用绿地投资还是采用跨国并购的投资形式，都有助于企业融入东道国市场，熟悉国外市场的制度环境与文化背景。因而，一般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有助于增加企业的进出口贸易，而进出口贸易的扩张会促进企业成长，推动企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打破发达国家的高端封锁。

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增加企业进口贸易，企业进口贸易的发展则为大量高质量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提供了支撑。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往往就意味着高质量、高附加值的最终产品，从而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增加，带来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高端攀升。另一方面，作为典型的后发国家，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呈现出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主要包括技术获取、资源开发、商贸服务以及市场接近等。其中，商贸服务和市场接近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将有助于降低出口面临的运输成本，打破出口遭受的贸易壁垒，从而促进企业出口贸易的增加。出口贸易的增加既能够推动企业不断完成资本积累，获得广阔的成长空间，又能够通过国外市场更高的产品质量标准倒逼企业不断更新生产工艺流程和强化终端服务质量。最终，推动企业从低附加值的生产加工环节转向高附加值的研发创造环节，自然而然走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三）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企业技术升级

企业面向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偏好高技术行业，以技术获取为主要动机。企业在东道国的高技术行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学习效应获得技术知识，进而采用逆向技术溢出的方式促进企业在国内市场的技术升级。逆向技术溢出推动企业技术升级的机制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逆向技术溢出为国内的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技术升级方向，大大降低了技术研发环节不断试错的成本，提高了企业创新的效率，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是逆向技术溢出为国内企业提供了高效管理经验和隐性技术知识，能够提高企业对现有技术的应用能力，大大提升企业的技术效率。尤为重要的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不仅使得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受益，也会惠及国内其他未展开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通过国内企业之间供应链合作网络、社会网络以及正式协会组织等，逆向技术溢出将会推动同行业内企业技术的普遍升级，从而推动母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环节整体性的升级。

当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否有效推动母国企业的技术升级，关键取决于母国企业与东道国技术的差距与母国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一方面，长期以来对于发达国家前沿技术的持续学习和模仿已经使得国内企业的技术前沿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前沿逐渐迫近。尽管在一些高精尖领域，我国企业仍然与发达国家企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在绝大多数领域，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已经在技术前沿处于并跑甚至领跑的位置。这一发展现状使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理论上可能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升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一直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尤其在上个世纪末通过大学扩招的方式促进了全社会人力资本的普遍提升，为技术模仿和吸收能力的培育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理论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技术升级的推动作用完全可能成为现实。

（四）通过市场竞争效应培育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会面临相比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国外市场。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往往会加剧产业内同类产品的差异化竞争，东道国本土企业可以通过学习模仿、交流示范等形式获得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并凭借本土化和非经济因素的优势，能够迅速成长并抢占市场；另一方面，对发达国家的OFDI往往会引起东道国愈加严格的制度限制，特别是涉及知识和技术获取动因的对外投资。在东道国面临的市场竞争会通过价值链传导至国内，进而通过学习示范、要素流动和带动母国企业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含量，提升产品及服务附加值。

企业能否在国外市场获得成功，对于母国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地方政府围绕GDP 展开的激烈竞争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对于追求辖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地方政府而言，保障企业在国外市场的成功自然是首要目标。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间接遏制地方政府的攫取之手，使之更加依靠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一旦减少政府的干预，企业将能够在全球价值链攀升过程发挥市场运作机制，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高端攀升。

四、基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路径

（一）扩大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海外投资规模

我国应逐步推动对外投资结构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投资的升级，更加重视知识密集型领域和服务业的对外投资。一是应当加大我国新兴优势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对那些在我国已经具有良好的应用基础的新兴行业，比如新能源汽车、高速铁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5G通信基础设施等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的行业。二是增加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对外投资，鼓励企业在全球各地建立海外研发基地，打造服务跨国投资企业创新研发的公共资源平台，促进科技创新和研发应用的人才资源不断集聚，进一步提升我国跨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三是要持续优化对外投资政策导向，把在知识、服务、数字、新能源等新经济领域的投资放在重要优先位置，发展一批天生型和利基型跨国企业，与欧美跨国公司实现在高附加值环节的战略合作。

（二）加大自主可控的高附加值中间品投资力度

长期以来，我国以加工贸易嵌入并被“低端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低附加值环节，客观上加大了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难度。加工贸易的产业形态两头在外，对国外生产的中间品进口形成高度依赖性，特别是一些具有前沿科技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中间产品。美国政府通过实体清单制度，限制高技术中间品对中国出口交易，对中兴、华为等我国跨国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了巨大冲击，严重挤压我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空间。为此，第一必须增强我国企业原始创新能力，集中攻关突破为发达国家垄断的“卡脖子”难题，打造安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核心环节。第二，在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融入新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以互联网、数字经济最新成果提升实体企业生产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中间产品及生产环节的价值增值。第三，依靠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中间品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要抢抓后向关联度更大的价值链关键节点，延伸全球价值链长度，获取其中的大部分附加值份额。

（三）提升价值链生产性服务环节的供给水平

在引导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中间机构的作用，提升服务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水平。首先，政府需要明确建设性和战略性对外投资的布局导向，积极引导我国企业开展与之比较优势相匹配或适度超前的对外投资。其次，要组织行业协会或者其他中间机构开展详尽调查分析，调查分析不同国家与地区差异化的投资需求，为企业的海外投资决策提供全面且科学的策略建议。第三，加大对于我国企业工作人员的文化知识培训、法律法规培训等培训教育，为我国企业工作人员更好适应海外的生活提供保障。最后，优化法律、金融、物流和风控等价值链生产性服务环节的产品供给质量，促进以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形成服务于国内大市场的畅通国际循环。

（四）加快培育一流公司和知名品牌成为“链主”

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价值链的主体，品牌则是企业立足国际市场，长久持续发展的命脉。只有跨国公司综合实力增强，拥有享誉国际的自主品牌，中国才能够在全球经济中处于主动地位，有能力向高附加值的全球价值链环节攀升，甚至成为“链主”。要从“贸易大国”发展为“贸易强国”，将“中国制造”深化为“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加强“中国服务”的公信力和认可度，就要不断提高中国经营企业的实力，培育核心竞争优势和能力，重组业务管理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实现国际接轨，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主导力量。同时，要着力打造以我为主的全价值链分工体系，形成抱团取暖的产业集群或“企业联盟”，整体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五）发挥自贸区的桥头堡优势，构建安定友好的国际循环格局

校准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合作重心区域，布局自主安全可控的区域价值链。高水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着力将周边国家及中东欧国家作为战略重点。特别是要利用RCEP 自由贸易区达成谈判协议和进入实施阶段的机遇，充分挖掘东南亚及南亚的巨大市场需求，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和经贸合作，优化完善对东南亚、南亚的投资布局，深化产业联系及利益关联；打造中国与东盟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同时，以RCEP 为依托，加快构建更大范围的自贸区网络。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中东欧与欧盟联系紧密的优势，稳步推进与中东欧及西欧地区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扩大提升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推动与该地区更多国家达成双边投资协定或建立非排他性自贸区，促进我国与中东欧地区合作由贸易为主向投资和贸易并重转变。

（六）推动规则标准建设，以制度开放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在已有共建项目中针对制度性建设的短板和瓶颈，着力解决规则、管理、标准方面的问题，努力形成新的行业性国际治理框架，完善“一带一路”建设的治理体系并提高双方的治理能力。当前，中美等大国在科技创新、制度及规则等领域竞争日益激烈，“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规则标准及民心相通等“软联通”滞后于基础设施等“硬联通”的问题。大国博弈背景下后发国家如何实现可持续高质量自主性的发展，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应在加快布局国际投资的同时，持续深化与东道国在经贸规则标准等方面共商共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区域合作的先行示范。同时充分总结既有高水平经贸合作谈判经验，助力申请加入CPTPP 的谈判进程，不断拓展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