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转化与扩张——莫言《檀香刑》与鲁迅创作的互文性研究

王学谦

在当代作家中，莫言是受鲁迅影响比较大的作家。他不仅童年时代就接触过鲁迅作品，成为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之后还特别花费大量时间集中阅读鲁迅。小说《猫事荟萃》（1987）开头第一句就是“数月来日夜攻读鲁迅先生的著作”——这句话绝非虚夸。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往往能够发现他与鲁迅之间的密切关联。他的叙事风格显然有鲁迅当年极力张扬的“摩罗诗”意味。长篇小说《酒国》明显有对《狂人日记》的借用，还有对《药》的戏仿，如果没有对鲁迅的深度阅读，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深度挪用。《檀香刑》是显示莫言文学才华和个性风格最充分的长篇小说之一。这篇小说也明显受到鲁迅小说的影响和启发，同时也是对鲁迅的升华与扩展。

一、摩罗精神与“看客”

谈论莫言的《檀香刑》，首先不可轻视、忽略的就是酷刑叙述。想想看，砍头、凌迟、腰斩、阎王闩、檀香刑等这些极端残酷的刑罚在作品中被大段大段地叙述，怎能不影响作品的美学风格呢？这种酷刑叙述无疑是莫言在文学上的一个开拓、创造，中国文学史上从来就没有如此详尽的大面积的酷刑叙述。熟悉莫言的人立刻会想到，这并非莫言第一次尝试，在《红高粱家族》中就有剥人皮的描写，《食草家族》中的《二姑随后就到》中也有比较集中的酷刑和残酷叙述。这些酷刑叙述并非出于感官刺激，也不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它没有丝毫的轻浮、虚夸和矫揉造作，在那些血肉横飞的文字里，在令人感到透骨的寒凉和恐惧之中，蕴含着一种强烈的逼人思考的严肃而深沉的力量。这种对于高额恐怖、“禁忌”、“成规”的挑战，从莫言与鲁迅的关联性——互文性上看，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当年提倡的《摩罗诗力说》中的摩罗诗学。鲁迅属于摩罗文学作家，在鲁迅的创作中，我们常常感到一种强烈的挑战、叛逆的精神。《狂人日记》是对传统文化的宣战。《铸剑》是鲁迅小说的摩罗之最，张扬着尼采式的以恶为善的滔天火焰。《铸剑》也是莫言最喜欢的鲁迅作品之一，他曾经写《〈铸剑〉读后》，点赞鲁迅的摩罗情怀。《野草》也流淌着鲁迅的摩罗血液。那个傲视一切的自我，如“这样的战士”，也可以说是黑色人的变型。莫言是紧随其后的追随者。莫言的“天马行空”的探索和努力，包含着浓烈而凶悍的摩罗气质。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红蝗》《欢乐》到《酒国》《丰乳肥臀》，直到2000年后的《生死疲劳》《四十一炮》等，莫言的作品往往闪烁出一种遮挡不住的摩罗光焰，而《檀香刑》无疑是莫言摩罗写作的巅峰之作，也可以说是对鲁迅摩罗精神的吸收、转化与扩张。最具典型意义的正是这种互文性，两个作家的文本之间并非完全一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是既有联系，又充满着变化和不同。

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一直关注莫言创作的刘再复发表文章，认为莫言成功的密码有三个：第一个是“大地”滋养，即得益于从童年开始的故乡的苦难生活。第三个是鲸鱼气象，一种大气魄，容纳百川的大气派与大气象。第二个则是“神魔结合”，也即鲁迅开辟的那种摩罗写作：“首先是他的魔鬼写作。一百年前，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就发表了《摩罗诗力说》，呼唤中国文学能出现弥尔顿、拜伦、雪莱这种魔鬼似的天才诗人。这种摩罗诗人敢于打破常规，敢于打破旧套，敢于打破平庸，敢于打破一切教条，敢于独闯新写法新天地。一百年过去了，中国终于出了一个名字叫作莫言的‘摩罗小说家’，出了一种敢于宣称‘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的拜伦似的大浪漫。莫言的充满突破性与梦幻性的写作，莫言的魔术师似的变幻无穷的写作，莫言颠覆官修历史和颠覆平庸规则的鬼才似的写作，就是鲁迅百年前所期待的‘魔鬼写作’。正因为是这种特殊写作，所以很多人看不懂。”

从1981 年发表处女作，一直到2001 年发表《檀香刑》，莫言创作已经持续二十年，创作数量也相当可观，但是，他仍然不满足，《檀香刑》大体应该算是莫言晚期作品，一个作家在晚期创作中仍然保持着先前的旺盛势头，而且仍然爆发出强劲的挑战、叛逆、探索的文学精神，还在践行年轻时的“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的魔性写作，这无疑是一个优秀作家的最可贵的品质。这种“魔鬼写作”背后有一种来自于艺术家、思想者个人的强大力量。这让人想起鲁迅在五四时期《随感录》里所说的“个人的自大”：“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就是对庸众的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诺尔道）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d（乌合之众）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的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看客”是鲁迅重要的写作对象。鲁迅从小说到杂文写了许多的“看客”。他立足于启蒙立场批判“看客”的愚昧、麻木和冷漠，这是鲁迅“看客”书写的主导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溢出启蒙范围，涉及人性的暗处和弱点。《檀香刑》也有不少写“看客”的地方，写那些“看客”如何面对酷刑。这无疑是吸收了鲁迅的“看客”书写。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场被砍头，“成千上万的看客，被兵勇们阻拦在离执刑台百步开外的地方。他们都伸长了脖子，眼巴巴地往台上张望着，焦急地等待着让他们或是兴奋，或是心痛，或是惊恐的时刻”。莫言故意使用“伸长了脖子”来描写“看客”的样貌——这是鲁迅《药》中叙述“看客”看砍头的语词，以便让读者认出与鲁迅的联系。戊戌六君子之死留给人们的是茶余饭后无聊的消遣、谈资：“这场撼天动地的大刑过后，京城的百姓议论纷纷。人们议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刽子手赵甲的高超技艺，二是六君子面对死亡的不同表现。人们传说刘光第的脑袋被砍掉之后，眼睛流着泪，嘴里还高喊皇上，谭嗣同的头脱离了脖子，还高声地吟诵了一首七言绝句……”但是，莫言《檀香刑》对于“看客”的描写，主要关心的不是启蒙，不在愚昧、无知这个点上，他主要涉及的是人性的幽暗之处。在这方面莫言将鲁迅作品中原有的人性恶的因素拉伸、扩大，变成了《檀香刑》中“看客”的最重要的内容。比如，赵甲凌迟一个妓女，“北京万人空巷，菜市口刑场那儿，被踩死、挤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个。……你如果活儿干得不好，愤怒的看客就会把你活活咬死，北京的看客那可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看客。那天的活儿，师傅干得漂亮，那女人配合得也好。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大戏，刽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在演出的过程中，罪犯过分地喊叫自然不好，但一声不吭也不好。最好是适度地、节奏分明的哀号，既能刺激看客的虚伪的同情心，又能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师傅说他执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一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娟、嗜血纵欲。面对被刀膏割着的美人肉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檀香刑》书写“看客”与鲁迅也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异：鲁迅笔下的“看客”都是愚昧、麻木、冷漠的，都是在呆看，但是，《檀香刑》的“看客”却并非仅仅是呆看，也并非仅仅是恶性心理，有时，“看客”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和民族意识。这是不能忽略的。比如，孙丙在集市上棒打德国技师的时候，周围的人也是愤怒的；在孙丙被捕以后，高密县东北乡出现了一个临时的猫腔戏班子，演出活动与埋葬、祭奠活动一起搞，猫腔的唱词中就有了孙丙抗德的内容。还有，高密县单举人带头，串联许多乡绅写联名信，上书到县上为孙丙求情。在最后，孙丙受檀香刑的时候，孙丙大唱猫腔悲调的时候，台下的“看客”并非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而是同情孙丙，孙丙一边唱，大家配合孙丙唱——帮腔补调：“台下的群众中响起了抽噎哽咽之声，抽噎哽咽之声里夹杂着一些凄凉的‘咪呜’，可见人们在如此悲痛的情况下，还没有忘记为给歌唱者帮腔补调。”“台下的百姓们仿佛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职责，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形形色色的‘咪呜’。”在孙丙受刑的最后时刻，高密县东北乡的猫腔戏班子在义猫的带领下来到广场，不顾知县钱丁的劝阻，高唱猫腔，义猫唱孙丙的抗德事迹，把孙丙唱成个大义凛然的英雄，然后，又在广场上唱戏表达对孙丙的情感，同时也是宣泄对清政府、德国殖民者的不满和对抗情绪。

二、在鲁迅的路上往前走

《檀香刑》中的“看客”叙事受到鲁迅的影响和启发，刽子手形象赵甲的塑造也受到鲁迅的启发。莫言在与人谈《檀香刑》时说：“《檀香刑》的写作是真正受到鲁迅小说的启发。对‘看客’的批评，应该是鲁迅的一大发明，鲁迅发现了中国的这种看客文化和看客心理。这种看客文化和看客心理现在依然存在。”“但是我觉得鲁迅的这个看客和受刑者的关系是缺一角的，那就是执刑者。杀人者（执刑者）、受刑者、看客，这三者构成了三角结构，我想这才是一台完整的大戏。刽子手和受刑者实际上都是在表演，他们两个人是互相配合的关系，就像相声里的捧哏和逗哏一样。《檀香刑》之所以选择一个刽子手作为主角，就是想沿着鲁迅所开辟的这个道路再往前走一点。”莫言在鲁迅着墨不多的刽子手上做了进一步的延伸、扩展，将赵甲这个刽子手作为主要人物。通过对赵甲的塑造，莫言达到了对人性的极其深广的拷问。

鲁迅小说涉及酷刑和刑场的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药》。《狂人日记》中狂人说到了徐锡麟被吃，影射徐锡麟被杀——“心肝被恩铭的卫队挖出炒食”，没有任何直接的描写，也没有“看客”。《阿Q正传》写了刑场和阿Q 被枪毙，重点写阿Q 在刑场上的感受和“看客”，没有写刽子手。只有《药》中写了刑场，写了辛亥革命党人夏瑜的牺牲，同时，也写到“看客”，对刽子手的叙述非常少，仅寥寥几笔。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刽子手是康大叔，就是在小说第三部分出现在华老栓茶馆里的那个“一脸横肉”、连声说“包好”的那个人，莫言也误认为康大叔就是刽子手。但是，仔细阅读、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康大叔只是处于“黑的人”与华老栓之间的中间地位，是一个传递买卖人血馒头信息的人，一个在人群中比一般“看客”更有能力的“看客”。刽子手是那个浑身黑色的人，他仅仅在那个瞬间将人血馒头交给华老栓，仅有一点点模糊的影像，然后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鲁迅在杂文中也涉及酷刑，也有比较详细的叙述。1926 年，鲁迅《〈阿Q 正传〉的成因》引用了当时报纸上的一则报道《杜小栓子刀铡而死》，用以说明中国社会的普遍的愚昧、落后。鲁迅晚年的《病后杂谈》引用野史记载的明代的酷刑“剥人皮”来表达自己的无法超脱的心境，对剥人皮的恐怖细节也有详细的引用。还有《铲共大观》《电的利弊》等也算是写酷刑的杂文，也没有特别谈论刽子手。无论如何，在鲁迅那里，刽子手几乎没什么叙述。

莫言设计赵甲这个人物，希望在鲁迅创作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探索，写出刽子手这样的人物性格。赵甲无疑是《檀香刑》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是莫言对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能否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物，是衡量小说家艺术才华、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之一。

莫言在塑造赵甲的时候，显示出他塑造人物的重要特色：复杂化和人性化。莫言特别强调小说塑造人物的重要性，讲究“贴着人物写”，“贴着人写就是尽量地要让情节服从人物，要让你所有的描写都服从塑造人物的需要。要把写人和塑造典型人物作为写小说的第一个任务，最重要的任务。贴着人写就是要作家设身处地地推己度人，然后不是用你作家自身的腔调，而是用人物自身的腔调去写作；不是用作家的思维来决定这小说和故事的发展方向，而是用人物的思维、人物的性格来决定你这小说的故事走向”。另一方面，也要把人当作人来写：“最早我的小说跟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不一样是在于我把好人当作坏人来写，坏人当好人写。中国的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好人写得跟神仙一样完美无缺，没有任何缺点；坏人写成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我想大家都是人，于是我试着站在超越阶级利益的高度上，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我的小说很难分出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我们过去小说正确的人物是一点缺点都没有，不仅思想正确，面貌也浓眉大眼、身体坚强，而反面的人物不但思想肮脏，道德水平很低，外貌也很丑陋，独眼龙、麻子、缺耳朵，从内心到外貌进行丑化。我的小说都是把他们当人来进行描写的。”这种对人物的塑造，曾经受到刘再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影响。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莫言听过刘再复讲课，也深信小说中的复杂人物具有更高的审美内涵。迄今为止，复杂人物塑造仍然是叙事类作品的重要美学原则。

赵甲是清王朝刑部第一刽子手。这一身份至关重要：“第一”意味着资格老、从业时间长、杀人如麻，也意味着比普通的刽子手更出色、更强、更优异。他浑身上下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阴森和恐怖气息，令人不寒而栗。如果说他从小跟着舅舅做刽子手完全是由于偶然、由于生存需要的话，随着他刽子手生涯的增长，刽子手这一职业便越来越多地给他带来一种心理满足、骄傲、荣耀和神圣感：“我在刑部大堂当了整整三十年姥姥。尚书、侍郎，走马灯一样地换，就是我这个姥姥泰山一样稳当。别人瞧不起我们这一行，可一旦干上了这一行，就瞧不起任何人，跟你瞧不起任何猪狗没有两样。”“我们是皋陶爷爷的徒子徒孙，执行杀人时，我们根本就不是人，我们是神，是国家的法。”在历史震荡、骤变的晚清社会，赵甲宛如一潭死水，风雨不入，波澜不兴，什么对他都没有影响。他虽然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是朋友，却与维新变法没有任何关系，时代新兴的思想、文化和他也不发生任何关系，他依然忠诚于皇权专制。而且，他将自己的职业提升到国家法律制度的高度，把自己当成皇帝、皇太后的代表，以国家大法为后盾，时时感到自己至高无上，死心塌地效忠皇权专制，没有丝毫的动摇、犹豫、矛盾和懈怠。在他看来，大清王朝就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存在。因此，在他退休的时候特别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和赏赐，赏他佛珠和座椅，而且还受到袁世凯的认可、欣赏。这里，我们不能不说一句，就社会角色而言，赵甲这一形象链接着清王朝上层最高统治者，从他的这一角度能够特别深刻地暴露清王朝的落后、愚昧以及极端的残酷。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无论怎样凶恶、残忍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另一方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莫言也从人性的角度写出他的凶狠和疯狂。这是他性格之中比“愚昧”更深刻的那部分。他那种自觉的国家意识和法律意识如果没有来自他身体深处的支撑，没有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来自于生命内在的潜意识般的沉迷，也很难这样强劲。赵甲的个性是朝廷残酷的法律意志的人性寄生体，凶残性内在于他的性格之中。不能仅仅从制度、文化和时代性的角度去理解人，也应该从人的自身构成理解人。人有多种可能，可以变成天使，也完全可能变成恶魔。人的内在欲望具有不可忽视、低估的选择性。在他多年的刽子手生涯中，凶暴的力量已经逐渐吞噬了人之为人的“不忍”“恐惧”“同情”“怜悯”等，完全占据了身体全部，并更为智慧地躲藏在朝廷律法这个大厦之中。他钻研酷刑，痴迷于酷刑，将自己的智慧、心血浇注在刑法之中，仿佛酷刑能够带给他巨大的乐趣。为孙丙制造“檀香刑”成了他莫大的快乐。他第一次看到砍头——他的舅舅被砍头的时候，就感到了刽子手的迷人风度，兴奋到流泪：“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其实，舅舅的死活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还是我自己。我的热泪盈眶，是因为我想不到白天的梦想很快变成了现实，我也想做一个可以不动声色地砍下人头的人，他们冷酷的风度如晶亮的冰块，在我的梦想中闪闪发光。”当袁世凯让他给孙丙用刑的时候，他的眼睛“突然焕发出了熠熠的光彩，辉映着他那张刀条瘦脸。宛如一块出炉的钢铁。他那两只怪诞的小手，伏在膝盖上索索地颤抖”。莫言不断重复地写他特别的“那两只妖精般的小手”。在刑场上执行酷刑，他感到自己就是绝对的中心，宛如庖丁解牛，“眼睛里就不应该再有活人，他眼睛里，只有一条条的肌肉、一件件的脏器和一根根的骨头”。当他抡起屠刀的时候，他能够做到刀与人的合一。

这种对人性自身黑暗力量的暴露，让我们想起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事。在余华那里，暴力内在地聚集于人性本身，不时寻找着宣泄或表达的机会，人很容易产生暴力冲动。如《现实一种》中的暴力力量将家庭亲情和伦理扫荡一空，孩子打另一个孩子似乎是一种孩子式的乐趣，孩子趴在地上津津有味地舔舐血迹，也暴露出人的动物性残忍。医院的医生在解剖尸体时的那种兴奋，让人觉得，这些医生的解剖完全是为了满足内心的攻击性欲望。在对赵甲黑暗灵魂的暴露中，莫言似乎与余华有所重叠、融合。

但是，莫言也没有将赵甲简单化，也尽力写出他人之常情的一面。在小说第十章《践约》中，莫言写了赵甲与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的交往。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赵甲更近乎人性、人情的一面。腊八节赵甲在粥棚偶遇刘光第，并将不慎摔伤腿的刘光第送到家里。赵甲去粥棚是刽子手的一种传统习俗，历代刽子手在腊月初八都要来庙里领一碗粥喝，“是为了向佛祖表示，干这一行，与叫花子的乞讨一样，也是为了捞一口食儿，并不是他们天性喜欢杀人”。他也感觉到自己职业的压力。刘光第为感谢赵甲，在大年正月初一拿着酒肉看望赵甲，和赵甲这些刽子手一起喝酒，赵甲也非常感动。如果刘光第不死，两个人完全可能成为朋友。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戊戌六君子被砍头。赵甲平时执行刑罚的时候，只要穿上刽子手服装，将脸上涂上鸡血，就如同戴上面具，自己就变成冷血的杀人机器：“自己的心，冷得如深潭里的一块黑色的石头。他恍惚觉得，在执刑的过程中，自己的灵魂在最冷最深的石头缝里安眠着；活动着的，只是一架没有热度和情感的杀人机器。”但是，面对戊戌六君子的时候，他感到他的面具似乎变成被急雨打湿的墙皮，正在一片一片地脱落，“深藏在石头缝里的灵魂，正在蠢蠢欲动。各种各样的情感，诸如怜悯、恐怖、感动……如同一条条小溪流，从岩缝里汩汩渗出。……他不敢正视六君子，尤其不敢看到与他建立了奇特而真诚友谊的原刑部主事刘光第大人。只要一看到刘光第大人那怒火燃烧得闪闪发光的眼睛，他的从没流过汗水的手，马上就会渗出冰冷的汗水”。刘光第的儿子冲到刑场上，大哭大喊，要替父亲受刑。刘光第对儿子交代完后事，对赵甲说：“老赵，动手吧，看在我们交好的份上，把活干得利索点！”“赵甲眼窝子热辣辣地，眼泪差点流出眼眶。”他固然缺乏进步的立场，无法站在维新变法的立场上去看刘光第，但他却从一个普通人的立场怜悯、同情刘光第。这种情节、细节无疑丰富了赵甲的性格，加深了作品的人性开掘，因而在文学性上为《檀香刑》增加了分量。

三、视角轮换

《檀香刑》的叙述视角也值得特别注意，其突出特征是多角度叙述。全篇分为三个部分：“凤头部”“猪肚部”和“豹尾部”。“凤头部”“豹尾部”是五个不同人物的视角轮换，五个主要人物——孙眉娘、赵甲、赵小甲、钱丁、孙丙依次登场去讲述他们的经历和所见所感；“猪肚部”是全知视角，就像许多全知视角的小说一样去推进故事情节。现在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对《檀香刑》视角再进行细分，把它分为三种：1.全知视角；2.各个人物视角；3.把赵小甲单独提出来算作特殊视角。《檀香刑》就是这三种视角的转换。就现代小说而言，这种不同视角转换首先是从鲁迅《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的视角有两种：一种是文言的“序”，是全知视角；一种是狂人疯言疯语的“正文”，则属于特殊视角。《狂人日记》是这两种视角的转换，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视角转换而已。由此看来，《檀香刑》是视角轮换，也是对《狂人日记》视角轮换的升级或扩张。

不同的视角具有不同的叙述效果或意义。《狂人日记》文言“序”的全知视角，病愈后的狂人状态，是从外部看，从普通的日常生活或社会常规的角度看。从这一角度看，狂人患有精神病，没有任何意义，和他大哥是一种立场，是将叛逆吞噬、压抑和全盘覆盖，狂人自身也丧失了叛逆性，就像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一样，淹没在社会之中，显示出社会普遍落后、愚昧的“昏睡”状态。《狂人日记》正文中狂人的疯言疯语作为特殊视角，是隐喻叙述，作者借助精神病这种身体病象获得了言说的自由，充分表达自己的情绪、体验，具有犀利的穿透性，就像炮弹穿过社会常规的装甲一样，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象征意义。

《檀香刑》“猪肚部”的全知视角的特点在于正面展开作品的主要线索和矛盾冲突，即“檀香刑”的由来：义和团的兴起及其被镇压的过程，孙丙的性格和义和团成为最重要的叙述对象与主要线索，在此，义和团如何兴起，怎样和殖民者、清政府之间发生冲突，以及如何被镇压下去都清晰地展现出来；钱丁、知府、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政府和德国殖民者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获得充分叙述，中国社会与殖民者的民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也被展示出来。同时，又牵出钱雄飞为戊戌六君子复仇，刺杀袁世凯，赵甲凌迟钱雄飞等情节。总之，“猪肚部”作为主体部分，通过情节、人物尽量将晚清社会各种典型人物和力量显示出来，承担起小说叙述的主线和主要矛盾，凸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最大程度地反映当时晚清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复杂的文化冲突，这极大地增加了小说的社会历史内涵。“凤头部”“豹尾部”的人物视角，也有拓展、延伸社会空间的作用。比如，赵甲受到慈禧的表彰和奖励，出现了慈禧和皇帝，晚清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就几乎齐全了，又涉及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逃亡西安的背景。还有孙丙视角也涉及乞丐——江湖这一特殊群体等。但是，人物视角最独特的功能是增加人性开掘的纵深感，它从人的内部展开叙述，使小说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具有更大的力度和深度，从而增强了小说的美感。孙丙、赵甲、钱丁、孙眉娘等主要人物性格饱满、复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仅从全知视角去塑造他们，而且从他们各自的视角能够进入他们性格、心理的内部去表现他们。“豹尾部”的“孙丙说戏”对于塑造孙丙的民间英雄性格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孙丙给自己的徒弟小山子讲述“猫腔”的悲剧历史，衬托着孙丙的民间、江湖性格，师徒之间的生死情意，孙丙的视死如归、慷慨悲歌，使孙丙的英雄气概达到一个高峰。“钱丁恨声”“知县绝唱”更充分地将钱丁的“夹缝”性格表现出来。钱丁算是有一定良知的基层官员，他虽然不可能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却对民众有一定的同情，对孙丙也暗中帮助，对朝廷的无能、腐朽有一定的认识，对袁世凯、刽子手赵甲充满憎恨，他感到这个朝廷正在崩溃，却无能为力，作为朝廷官员却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他的内心独白尤其显示他矛盾、痛苦的心情。

赵小甲这一特殊视角必须特别提出。这一视角就如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视角一样。赵小甲的“傻”是莫言的叙述智慧，正如《狂人日记》中的“狂”是鲁迅的叙述智慧一样。狂言疯语才能道出常人所不能道的东西，才能从字缝里看出仁义道德吃人。赵小甲的“傻”既是一个表现对象，又是一个特殊的叙述力量，既是写实性的，又明显具有隐喻色彩。他屠夫身份的设定与赵甲刽子手的身份之间似乎总是让人感觉具有某种联系，由此，我们会想起莫言小说往往在动物与人之间的对比中获得一种特殊效果。《红高粱家族》中的人狗大战，《丰乳肥臀》的开头写上官鲁氏生孩子，而院子里的驴也在生小驴。通过赵小甲的“傻话”，莫言获取了一种叙述自由，也获取了一种观念的穿透性，他可以将自己的观念更为直接、畅快地注入其中，且丝毫不显得生硬和隔膜。赵小甲的通灵虎须可以使他看到人的本相，他眼前的人瞬间就会变成两种兽类：一种是凶猛的食肉类，一种是温顺的家畜类。这是莫言式的人性拷问，猛烈叩问人性的局限性。他要写出“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这也是莫言对人的悲悯。莫言曾经说：“你要努力去怜悯所有的人，发现所有的人的优点和缺点。中国缺少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多半是因为我们没有怜悯意识和忏悔意识。我们在掩盖灵魂深处的很多东西。”莫言相信，在人的内心深处深藏着许多残酷的东西。他曾经讲述自己在农村看《铡美案》的经历：“我记得当年在农村看《铡美案》，最后要把陈世美一刀铡成两半，在城市京剧舞台上只是象征性的表演而已，但在农村戏台上这样是不满足的。他们真的搞了一个假人上来，假人中间装一个注满了红颜色水的猪尿泡，戏台上放一柄给牛马铡草料的铡刀，一铡两半，满舞台血水喷溅，老百姓是一片叫好。如果是轻描淡写的象征，他们觉得不解恨，这样一来真是痛快淋漓，陈世美这个小人终于遭到报应。他们明明知道这是假的，但他们需要这种刺激，需要这种恶狠狠的东西。”这种对视角的探索、特殊视角的使用，也是莫言小说叙述的特点之一。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罪过》《牛》《四十一炮》等均是儿童视角，这是莫言使用比较多的一种特殊视角。《生死疲劳》是非常特殊的叙述视角，地主视角也是动物视角，莫言借着轮回观念让一系列动物来叙述，从而获得一种叙述自由。

结语

莫言是当代作家之中与鲁迅文学传统关系密切的作家。无论是从文学精神上看，还是从具体作品上看，都很容易发现他与鲁迅的深刻联系。这里有莫言那种自觉的对鲁迅传统的继承，也有与鲁迅文学类型的相近性带来的相似性——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性相似”。《檀香刑》是莫言后期的重要作品，也是最能够体现他与鲁迅文学具有互文性的作品。就互文性而言，《檀香刑》吸收了鲁迅的文学精神，同时，也将自己的思考、创造融入其中。在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因素、传统，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莫言的创造性发挥和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