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主义的三重诘问——论南茜·弗雷泽的资本主义批判新语

杜宛玥，郭丽双

“在我们周围，先前建立起来的确定性正在瓦解。”Nancy Fraser，Rahel Jaeggi,,Cambridge:Polity Press，2018,p.viii.弗雷泽在新书的序言中道出了现今批判理论家们的共同忧虑。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积重难返，数次陷于困窘，受持续累积的系统性危机影响，“资本主义”一词重新回归到政治和学术视野。在当代著名批判理论家南茜·弗雷泽和拉埃尔·耶吉看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深层结构性功能失调的映现，以及内在于人们生命形式之中的脆弱性和不安全感的表征。两位学者于2018 年合作出版了《资本主义：关于批判理论的对话》一书，以一种非传统的对话形式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多维探讨。本文基于对该书及后续著述的考察，试图阐释弗雷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资本主义批判话语的更新。

一、反思“资本主义”在批判图景中的消失与再现

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做出新的揭示以坚守批判理论的本真精神和历史使命，这是每一位批判理论家都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本主义和经济批判议题几近隐身于批判理论和学术界，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的诸多浅表化解读，极大地削弱了批判理论的批判力度。

一方面，在哈贝马斯为现代性确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症结之后，批判理论在整体上呈现出放弃超越性维度、迷恋重置规范结构的倾向。从广义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理论，旨在发展和构建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形态以区别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伊始就把资本主义作为关注的中心。卢卡奇以物化理论作为对高度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以总体性的辩证法作为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理论探索，进而给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全性规定，揭示了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图景。随后，法兰克福学派将资本主义批判引向深入。霍克海默、阿多诺通过探讨理性主义文明堕落的根源，在技术理性和政治统治性的关系中完成了融理性批判和权力批判于一体的社会批判。弗洛姆和马尔库塞将心理分析视角引入资本主义批判框架，探讨法西斯极权统治下西方民众的精神处境。哈贝马斯把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引向对于福利国家之政权正当性的批判，开启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其理论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宏大叙事，但法兰克福学派沿袭已久的分化批判模式也预设了对总体性批判的潜在消解，伴随着哈贝马斯之后文化批判的持续深入，整体性批判分崩离析。首先，经济批判陷入失语，学者们始终在经济批判的“黑匣子”（black box）之外游离打转，而无意去探明“黑匣子”内部的发生机制和深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事实与价值的割裂乃至自由主义的乘虚而入。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将市场描述为一种“无规范的社会性”，在某种意义上可理解为经济行为与市场秩序免受政治和道德规范的影响，将经济领域排除在社会批判范围之外。“以左翼的罗尔斯主义者或柯亨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为例：他们在分配正义问题上采取了另一种激进和平等的方法，但他们倾向于避免谈论经济本身。”Nancy Fraser，Rahel Jaeggi,,p.4.仍然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则多以一种还原式的经济主义范式去理解资本主义，在弗雷泽看来，这是建立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观，其本质仍然是狭隘的一元论，将资本主义简化为狭义的经济制度。其次，随着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完成对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不容否认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尺度的整体弱化也相应“完成”。“它不再属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而是已经进入到了与当代实践哲学主流话语对话的语境之中。”

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的去中心化和非政治化特征进一步对资本主义批判潜能进行设限，多元化主体在多重层面的经验性叙事取替了综合性的社会分析。后结构主义兴起于20 世纪晚期，旨在拒斥结构主义所凭靠的二元对立，瓦解一切宏大叙事，解构现有社会和文化秩序。在割裂分析与规范的统一性上，后结构主义和自由主义可谓互相敌对的共谋。正如马歇尔·萨林斯在论及文化与人性时所说：“我们要么由于后现代欢庆的不确定性而变得一无所知，要么由于新自由主义而变得无所不知，其实也还是一无所知。”在某种程度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所承袭的黑格尔左派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已近乎缺失，“其观点认为，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道德愤慨实际上来自一种有着历史情境的经历，这种道德愤慨一旦发展起来，人们就能超越它，从而走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凡此种种均导向资本主义批判和经济批判维度的弱化，以致“资本主义”一词蒙上狼狈色彩，陷入尴尬语境。诚然，诸多文化议题在此得以推进，诉诸于非经济主义研究范式进行批判性思考。但正如相关学者指出的，空间、生态、女权、身份政治、生命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等固然可以揭示资本逻辑在具体领域中的表现，但却无法从总体上诠释“全球化3.0”时代资本运行的总体机制。

21世纪以来，直接导源于2008年在全球范围内以金融危机形式爆发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议题重返学术和大众视野。金融危机的蔓延一并掀起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构成资本主义世界全方位、系统性、多层次的危机。在金融资本与现代新兴科学技术的联合冲击下，人类生存方式不断加速着变革，民主在资本的裹挟下遭遇驯化和绑架，不可避免地走向资本化和空壳化，民众普遍陷入信仰危机，社会离心力日渐增强。一切表面上不断加深的动荡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加剧溃败，资本主义一词的再现恰是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生存境遇中与时代阵痛的被迫交锋，以及在理论上对批判理论内在使命的主动呼吁。面对时代发生的重大变革，当代西方左翼学者从多元理路展开资本主义批判：一些学者深入拓展资本积累批判研究的空间路向，推进空间政治经济学研析资本全球性扩张和积累背后的资本逻辑，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态进行理论阐发，求解资本在当代的运作规律；一些学者重构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试图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新特质；一些学者尝试在新的语境下挖掘和借鉴《资本论》的分析框架以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一些学者以民主为切入点，将目光瞄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虚假乱象，但却无法进一步给出有效的政治承诺。在弗雷泽看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持续统摄生活各方面的总体性存在，影响甚至决定了人们的理解和实践方式，比起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公，今日的批判理论更应质问财富本身的规定性究竟何在。

在资本主义批判的后“繁荣期”，“资本主义”一词被加上了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容词，如金融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等。依弗雷泽之见，意图构建关于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叙事，就要进行思维范式的转换，坚持分析与批判相统一的视角、非正统化经济批判的视角、扩大化而非单一化经济批判的视角，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地找出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和深层矛盾机制，才能从总体上诠释与回应当代资本主义的重大历史性转变和重组。在此背景下，弗雷泽以“去正统化”的分析工具重新思考既有资本主义批判，既主张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观点再度纳入批判理论中，又强调一种“扩大化”的资本主义观念，以准确厘清现实层面的种种现象是一场系统性的资本主义危机。

二、资本主义何以可能：对资本主义概念的原初追问

资本主义是现实层面多重危机的结构基础，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定形势和历史变革，对其注入一种囊括各类洞见的时代性理解是批判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方面，弗雷泽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型出发。她指出：“争论的策略是以一种几乎传统的或‘正统’的方式开始，也就是说，首先假定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其定义特征可以直接确定。”Gaël Curty,“Rethinking Capitalism,Crisis,and Critique:An Interview With Nancy Fraser”,in,2020,Vol.46,No.7-8,p.328.按照传统解释框架，资本主义具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特征：首先，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划分，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性特征和历史性“成就”；其次，劳动力的商品化，即自由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再次，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即资本自身对无休止的自我扩张的驱动力；最后，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心地位，即市场在生产性投入和社会剩余上的基础配置作用。Nancy Fraser，Rahel Jaeggi,,p.28.这种资本主义观代表着主流学界所认可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弗雷泽坚持以“去正统化”的棱镜透视既有的理论模型，尝试更新资本主义批判话语，以扩展的视野追问资本主义的本质性规定。在这一点上，她的立场与卢卡奇反对实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形成呼应。卢卡奇曾说：“相反，正统仅仅指方法。这是一种科学的信念，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正如卢卡奇对辩证法的坚称，弗雷泽所使用的“去正统化”分析工具依然源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体系。弗雷泽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末尾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表象背后的内在机理，从“经济前景”到“背景”、从“前故事”到“后故事”，马克思回答了资本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使得资本主义市场交易背后的“脏手”行径得以呈现。这一分析框架构成她的“去正统化”方法的核心思路，即在21 世纪的条件下以“扩大化”为原则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原初追问，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前景”背后的“非经济背景”。“我的策略是采取这种‘马克思主义方法’，即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复杂现象之下寻找潜在的基础性条件，并将其进一步应用，包括一些马克思本人没有充分探讨的问题。”Nancy Fraser，Rahel Jaeggi,,p.30.弗雷泽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更为庞大和精细的动态网络，是所有不同的社会领域的结合。也就是说，在经济拷问的同时必须一并纳入形塑和支撑经济的“非经济”条件。

在这一思路下，弗雷泽将视野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隐秘的栖息之所，探讨了四个方面的必要背景条件，每一个条件都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质，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分裂和危机。首先，与商品生产相对应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人类的创造、社会化和主体化……还包括文化的创造和改造，人类所居住的各种主体间性的创造和改造——他们生活和呼吸的共同性、社会意义和价值视野……它发生在多个地方，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社区，公民社会协会，以及国家机构，但也越来越进入市场化领域。”Nancy Fraser,Rahel Jaeggi,,p.32.社会再生产的无薪劳动是生产性有薪劳动的先决条件，但也从属于生产逻辑，在其中，女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附属地位得以确立。其次，自然界维持生命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如杰森·摩尔所言：“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生态体制。”Jason W.Moore,“Transcending the Metabolic Rift:a Theory of Crises 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logy”,in,2011,Vol.38,No.1,pp.1-46.资本主义在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刻上裂痕，推动地球进入以资本为首要原则的新纪元——人类世，自然资源为资本服务，被资本自由地利用和吞并。“自然资源是资本的一种资源，它的价值既被假定，又被否定。资本家在没有补偿或补充的情况下征用它，并将其视为无成本的收入。所以他们隐含地假设它是无限的。”再次，公共政治权力。前资本主义时代中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一体运作被拆分，在领土国家和地缘政治的层面上，公共权力均以法律等制度安排为资本主义确立建构性规范。“随着新自由主义日益掏空资本在国家和地缘政治层面历来依赖的政治能力，这些分离目前也在发生变异。”最后，对依附人群的暴力剥夺（expropriation）。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揭示的剥削（exploitation）——即资本家在自由合同和工资的形式下压榨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同，剥夺是公然的掠夺和征收，包括对土地、动物、工具、矿物、能源、性能力和生殖能力、子女和身体器官的剥夺。剥削与剥夺之间的区分隐含着身份地位上的等级权力关系，构成种族歧视的制度性基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剥夺成为资本主义霸权国家对被压迫民族的主要压制手段。

在得出四方面的非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弗雷泽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包含了多重规范性和本体论取向。其中，经济前景与非经济背景各有其特殊性，双方在交织与对立中形成双向的分离、依赖和否定关系。每一个背景条件都隐含着一种制度性分裂，即“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自然”和“人类”“经济”与“政治”“剥削”和“剥夺”，四种制度性分裂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形态，或者说一种独特的地形结构。资本主义不是统一的集合体，而是规范性分化之后的分裂的秩序。

由此，弗雷泽通过解蔽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的关系，得以澄明资本主义经济何以生发的前设性背景，使得资本主义概念完成了从“一种狭义的经济秩序”到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的扩大化。

三、资本主义何以生成：考察资本主义的历时性进路

由前文可知，弗雷泽借鉴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通过为经济划界进而勾勒出资本主义的规范性地形，有力地驳斥了经济决定论，辨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支撑之所在。弗雷泽指出，制度化分离是资本主义的构成性规定，抑或说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是非历史的。相反，资本主义的历史变迁均伴随着与种种制度化分离的博弈，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呈现的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在本质上是如何区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生产与再生产、人类与自然以及剥削与剥夺的特定实例。正如地壳板块在俯冲消减中发生的边界消亡或张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建制性“板块”在碰撞和挪移中也带来整体地形的变位与重组，相对稳定的边界构成一个积累体制。资本主义则是一种历时性的、路径依赖的积累机制序列。Nancy Fraser,Rahel Jaeggi,,p.63.

资本主义各发展阶段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矩阵，受到公共权力、社会再生产、生态系统的特定组织方式的形塑，制度的更迭受到系统性危机和社会行动两个层面的影响。其一，边界张力与经济危机一并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危机。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卡尔·波兰尼阐发了作为人类和自然的基础性存在的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转变为“虚拟的商品”，由此指认出资本主义矛盾具有覆盖生态、社会、金融等多方面的跨领域性质。受波兰尼的启发，弗雷泽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波兰尼式”危机，即在多重动力机制下存在着的边界张力。政治、生态、再生产方面的潜在危机与马克思版本的经济危机趋于同行，形成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客观条件。其二，边界斗争和阶级斗争一并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行动。社会主体的知觉和行为可以真正确证危机的发生。弗雷泽肯定了马克思版本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冲突形式，同时进一步借鉴和发展了波兰尼关于社会行动的阐述，确证行为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在既有边界之上进行的斗争和反抗也是另一种普遍性冲突。正如波兰尼所言：“看起来合理的做法是，不是将我们所描述的保护运动归因于阶级利益，而是归因于被市场所威胁的社会实质”。边界斗争是社会主体之于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表达方式，其与阶级斗争的进一步交织，为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提供了主观要素。

所谓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序列，意指每一种新体制都包含着摆脱前一种体制的危机和克服后一种体制的僵局的努力，在危机的更新与消解中，资本主义体制进行着更迭取替。在此意义上，弗雷泽将资本主义归纳为商业资本主义、竞争性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管理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均是经济前景与非经济背景之间共生关系的具体展开，也是资本主义运作的客观样态的呈现。

在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和政治尚交织在一起，领土国家内外部分别是道德规范和价值原则起支配作用，随着价值逻辑由外向内的渗透和统治者财政需求的无限扩大，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得到更新和扩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得以孕育和爆发。社会再生产仍主要整合在家庭、亲属、教会、风俗等传统模式之中，不受商业价值法则的支配。受17世纪的科学革命影响而形成的机械自然观将“自然”与“人类”看作相互对立的两方，自然在认识论上被外部化，生产生活主要依赖于对“廉价自然”和人力的野蛮压榨，资本在疯狂攫取生态剩余价值的同时罔顾生态再生产的责任。在此阶段，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依靠欧洲中心地带的圈地运动和边缘地带的掠夺征用，系列剥夺行为加快促进了种族化主体的形成，为日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种族压迫秩序埋下根源。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和政治的制度化分离得以形成，在领土国家内外部，公共权力与私人资本权力、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分别形成对立，周期性经济危机、殖民掠夺和反殖民斗争不断上演。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发生分离，社会再生产抽离于其他共同体生活形式，成为加剧性别差异的女性属地。自然被商品逻辑内化，生产动能由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躯体”转变为煤炭等化石能源，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对外围地区殖民地的征服加剧，生态危机、阶级矛盾和反殖民斗争此起彼伏。在此阶段，欧洲中心地区出现大规模的以工厂为基础的自由劳动力剥削，与外围地区的剥夺交织进行，使得种族主义得以加强，在相互分离的表象之下，两者始终叠置在一起，整合为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定义、相互校准的积累机制。

在国家管理资本主义阶段，政治公共权力重新对经济进行广泛管制，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缓和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为私人资本的扩大化创造条件。国家权力介入再生产领域，通过福利国家的方式承担起部分再生产责任，在一定时期内有效缓和了社会矛盾。自然被纳入政治领域，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对以石油化工燃料为主的能源工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强制监管和调控，将生态代价转移至外围地区。剥夺和剥削之间的分离逐渐消融，尤其体现在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分割中，非裔美国人与白人工人共同作为被剥削的劳动力，却不具备同等的自由公民权，承受着额外的被剥夺成本，后殖民时代之下两种积累体制的混合持续扩大。

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政治权力在新的国际结构中再度调整了经济掌控，资本运作更加全球化、金融化、自由化，主要依托跨国经济组织和国家金融机构对全球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借助债务等形式间接剥夺别国。社会再生产空间持续遭到挤压，工资和公共供给大幅削减，有偿性工作时间相应增加，中心国家陆续出现“双职工家庭”、商业化生育等策略以寻求突破再生产困境，照护危机（the crisis of care）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转移。金融化监管模式下，生态问题持续恶化，南北半球在环境负荷上的不对称进一步扩大，碳排放许可等投机手段介入环境保护问题，主流的环保诉求转向“绿色资本主义”和“环境正义”。在此阶段，剥夺的普遍化程度加深，越来越成为当前资本积累的主要驱动，受剥夺和剥削双重压迫的具有公民身份的工人正成为常态，金融机构推出的掠夺性债务则是剥夺积累的主要推手。

由此，弗雷泽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的生成进路，详细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动力机制和结构性矛盾。

四、资本主义何以跨越：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诠释

通过“跨域”的思维转换，传统认知中的次级议题被纳入理论构建的中心地带，一种扩大化的资本主义观念得以形成。弗雷泽以此问诊现实，更加完整地呈现出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端，并对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进行了初步思考。

（一）现实诘问：揭批资本主义制度的多维弊端

社会主义旨在回应和克服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僵局，辨明资本主义在现实层面的多维弊端是重新构想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受正统经济主义批判范式的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弊端被认为根源于经济领域，表现为不公正、非理性和不自由。但在弗雷泽看来，扩大化的资本主义概念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更深层次弊端，它隐藏在资本主义的非经济背景内，隐藏在社会再生产、外在自然、公共产品和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夺中。

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体现在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对工人进行剥削，剥削关系内生于经济生产领域，是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系的关键。资本主义非理性体现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内在倾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择手段地占有剩余价值，由此引发结构性的不稳定。资本主义不自由是指其非民主的内在本质，政治领域的民主受到社会不平等和阶级权力的双重削弱，同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作场所在民主自治的口号下，实际是“资本自治”。弗雷泽指出，上述三大弊端都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弊端，但在“经济前景”背后的“非经济背景”之中，存在着更大范围的制度弊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具有多重制度性分离，每一种分离都是不公正、非理性和不自由的建制。

首先，在扩大化资本主义概念的观照下，资本主义制度呈现出更大范围的系统性不公正。其一，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制度性分离确立了性别的不公平分化。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分别作为有薪的工资劳动和无薪的情感劳动，与此相适应的是男性的主导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由此巩固了性别的二元论和异性恋规范。其二，可剥削的工人和可占有的他者的制度性分离确立了种族制度的不公正权力关系。自由的工人通过雇佣劳动换取再生产成本，而依附性人群被暴力掠夺全部资源和能力，该分化加剧了全球种族压迫、帝国主义和种族灭绝。其三，人类和自然的制度性分离确立了外部自然的不公正属性。自然相对于人类来说成为较低价值的、无主体性的、被统治的对象，资本在榨取自然界的过程中蕴含着对自然和后人的不公正。其四，经济和政治的制度性分离确立了政治不公正。在资本的私人力量和国家的公共权力相博弈的背景下，民主自治的范围被无限缩小至资本专制。

其次，在扩大化资本主义概念的观照下，资本主义制度呈现出更多重的危机趋向。其一，社会再生产危机。社会再生产工作的提供者始终承担着无薪劳动的压力，当前的金融化资本主义在削减公共供给的同时正加深着这场危机。其二，生态危机。资本主义一方面极尽手段榨取外部自然资源，另一方面竭力逃避修复自然的责任和成本，造成种种全球性生态危机。其三，种族问题危机。今日，对于种族化民族的剥夺日益加重，种族冲突和对立持续爆发。其四，政治危机。新自由主义日益掏空资本所依赖的公共权力，政治霸权危机正在上演。

最后，在扩大化资本主义概念的观照下，资本主义制度呈现出更大范围的民主缺陷。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生产、再生产等诸多领域，资本家作为对民主事务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垄断了一切民主决策的发言权，固化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定义、组织和边界。

在此基础上，弗雷泽指出，社会主义在克服现存秩序的僵局和弊端上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必须使上述三种资本主义建制性弊端去制度化。

（二）思考解放可能性，重塑社会主义观念

伴随着资本主义概念的扩大化，社会主义概念也应该在多个层面得到重塑，要把对经济领域与其可能的背景条件之间的一系列关系的思考，纳入对社会主义的结构性解释中，更新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换言之，当代社会主义不仅要克服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而且还要克服资本对无薪护理工作、公共产品以及掠夺被种族化的国民的财富和外在自然的搭便车行为。”Nancy Fraser，“What Should Socialism Mea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2020,Vol.56，No.10.具体而言，弗雷泽从以下三个方面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思考：

首先，社会主义要真正介入资本主义的制度边界。在弗雷泽的理论中，边界是承载着资本主义危机和制度变迁的关键，边界自身的不确定性也蕴藏着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其一，社会主义要使资本主义制度边界得以结构性重组，以此重新定位和澄清经济和非经济的各个领域和边界，在不同的领域之间产生链接，改变各领域间的零和博弈倾向。其二，社会主义要使经济和非经济的领域得以重组，倒置“经济前景”和“非经济背景”的顺序，改变资本主义赋予商品生产的绝对优先地位，把培育人民、保护自然和民主自治提升到首要位置。其三，社会主义对于制度边界的重组工作必须民主化，按功能划分的政治统一体代替历史形成的领土统一体参与民主划界工作，所有问题均遵循非支配性的原则，服从集体的民主决策。此外，社会主义必须克服资本主义的代际不公正，遵循“付费”原则，避免搭便车行为。“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对生产和再生产所消耗的一切财富进行补偿、修理或者置换。它必须补偿人们的护理工作，以及生产使用价值或商品的工作。它必须取代它从‘外部’获取的所有财富——从边缘民族和社会以及自然中获取的财富。它必须补偿它在满足其他需要的过程中所利用的政治能力和公共物品。”Nancy Fraser，“What Should Socialism Mea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2020,Vol.56,No.10.

其次，社会主义要民主化处理社会剩余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剩余牵涉到阶级划分和资本积累，受资本的单方面支配。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关社会剩余的全部内容均处于经济领域的遮蔽下，而社会主义则要使剩余问题从经济领域过渡到政治领域，社会剩余将在政治领域以民主化的方式进行处理，这也呼应了弗雷泽提到的社会主义对于制度边界的重新定位可使得本属于经济范畴的问题转变为政治或社会问题。再者，弗雷泽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存在自由剩余时间持悲观态度，她重申了马克思在资本对非经济领域的压榨上存在盲视，指出社会主义必须修复和补偿资本免费侵占的全部财富，而这是一个无法估量的巨额账单，全球范围内未被满足的人类生活需求和消除世界经济僵化的任务均在此账单内。

最后，社会主义要使市场机制完成功能转型。弗雷泽认为，“顶层”（the top）和“底层”（the bottom）均没有市场，但顶层和底层之间的中间地带（the in-between）可能有市场。也就是说，一方面，市场机制不能在社会剩余的分配上发挥作用，社会剩余的分配必须通过集体民主决策来解决；另一方面，市场也不存在于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范畴内，何谓需求以及如何满足需求皆应通过民主商议，为满足基本需求而生产的使用价值应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在前两个方面的基础上，市场机制分别完成社会化和去商品化的功能转型，而中间地带的市场运作方式则具有多种可能性，例如“市场社会主义”、合作社、公地、自组织协会和自管理项目。

弗雷泽在反思当代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面诊断，得出关于资本主义的地形-制度模型，回答了资本主义何以可能、资本主义何以生成和资本主义何以跨越的三大诘问。她坚持非正统化和扩大化经济批判的视角，将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想资源一并纳入学说。同时，她批评了那种从事所谓的“独立的道德、政治和法律哲学”研究的人，坚持社会分析与规范批判相统一。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弗雷泽先后将研究焦点对准“家庭工资”“福利依赖”“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等诸多议题，其根本旨趣在于澄清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和其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型的结构性特质。近十年来，弗雷泽专注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危机批判理论，其思想进路呈现为“从一种主要基于波兰尼的资本主义危机批判理论转变为一种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的理论”Chris O’Kane,“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An Immanent Critique of Nancy Fraser’s‘Systematic’‘Crisis-Critique’of Capitalism as an‘Institutionalized Social Order’”,in,2021,Vol.85,No.2,p.208.。可以说，资本主义这一现行的社会体制始终作为其批判的“底色”而存在，这一“底色”在多维度研究中得以不断加深色彩饱和度。现今，在其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不断更新中，资本主义“底色”已成为眼前最直观的存在，映照着亟待破解的现代性困境。弗雷泽的批判理论包含着对社会的内在特质和矛盾机制的把握，以及对社会主义解放愿景的初步构想，这是在自由主义不断侵入的背景下试图复兴法兰克福学派跨学科研究范式、回归马克思“宏大叙事”传统的努力，其理论代表了当代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向之一。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当下，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探讨仍将持续展开。弗雷泽的理论对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深化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诚然，弗雷泽完成了资本主义概念的扩大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深层次制度弊端，但其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再生产、自然、公共权力等多领域之间的逻辑关系尚不够明晰，三者在构成资本主义总体图景的意义上所具备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也有待厘清。“毋庸置疑，这种理论的综合必然具有集成创新的优势，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带来内部逻辑不清晰的风险。”再者，弗雷泽的社会主义新释在扩大化的口号下呈现出相对狭窄的姿态，无论是对社会剩余还是市场功能的阐释，都在经济视域中着墨较多，且没有结合苏联模式和中国社会主义探索进行深入考察，理论深度和说服力有限。弗雷泽本人也承认，社会主义的探索需要在理论研究和社会斗争等多个层面上进行，并非仅靠学者团体即可完成，因此她的社会主义思考是简要而初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