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的历史性何以可能？——哲学诠释学历史意识对近代历史哲学的超越

时间：2024-05-05

宋凯丞，傅永军

引言

伽达默尔将时间因素引入诠释学，理解被他解释为事件，在理解者与被理解对象相互遭遇的语境中发生。作为事件，理解既不是理解者主体性行为的结果，也不是理解者使用诠释方法或解释技艺的后果。理解作为发生的事件，显然是时间性的，是效果历史的结果。显然，伽达默尔对理解的理解，超越了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的抽象建构主义理性框架，将其纳入到生存经验中加以考察，突出了人类理性在有限的视域下指向意义的无限开放，将理解的历史性上升为诠释学的基本原则，给出了一种历史哲学的生存论范式。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所成就的这种历史意识，是对近代主流的思辨历史意识（以德国观念论的思想历史哲学为代表）及其对立面（德国历史科学的历史意识）的决定性突破。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语境中，“历史”既不受黑格尔语境下先验辩证逻辑的目的论支配，也不同于历史实证主义思路下的事件偶然性堆砌，而毋宁说是在“诠释学经验”自身中找到“事情本身”的内在演进线索。伽达默尔的思路既保留了“诠释”在特殊视域中朝向意义普遍性的“向心力”，同时又消解了近代反思哲学范式下对历史的抽象整全理解，其正是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路进一步发挥，在生存论语境下避免了后者对唯心论历史观批判的不彻底性，因而可被视为一种在人类理性有限性前提下的历史哲学图式，也为历史意识的历史性理解提供了一种合理性证成方案。

一、历史理性的思辨构造：绝对唯心论的历史哲学

“历史”从属于人类精神事务范畴，其不同于自然界事物之处在于，它是由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主体按其意志所实施的事件之连续。那么，“历史哲学”就要追问这样一个问题：诸多历史现象自身的合理性根据是什么？从观念史的角度看，关于历史的时间意识可以追溯至人类的古代神话思维，如莱蒙所述，远古神话意识蕴含着人类早期对“时间”的理解方式，它是用具体、个人化的“诗性”语言来隐喻重复出现的生活事件，例如古埃及创世神话中，每个“黎明”就是“太阳神克服混沌”这一原初神话原型的不断再现。因此，早期历史意识中最核心的要素即是“过去性”与“循环性”，同时受限于对自然施加影响的技术水平，人类的基本需要是对世界中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而非控制与改变，如此，一种关于历史的“进步”观念就仍未产生。古希腊神话中，赫西俄德为这种“起源”的历史观赋予了生成论的图式，历史也呈现出基本的线性结构，内在于神话中的宿命论色彩也为诸多历史事件作出了必然性的解释，这一倾向在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发展中得到强化。因此，关于历史的古典观念即在于——尝试以事件的“过去原型”为基准进行一种循环论的普遍化解释，时间意识将视角更多地集中于“从前”和“当下”，在二者的关联和摆渡中求得对世界的理解。

上述历史观在中世纪神学的冲击下被重构了，奥古斯丁给出的范式将对历史的理解视角进一步延伸。历史作为圣史，不能仅被看作一种编年史性质的俗史，从创世伊始，人类历史就从属于上帝自我实现的计划，因此，历史的本质不由其自身决定，而在于上帝的安排，上帝通过启示宣示了人类历史的指向。在这种神学框架下，人类历史在继承了宿命论的同时，又被赋予了目的论的底色，较之“当下”的俗世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世界“过去”起源理解的基础上，以信念为支撑对“未来”的展望，“现在”服务于“将来”。这种目的论的线性历史意识在近代启蒙哲学中得到深化，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进步”观念成为历史哲学关注的重心，例如康德哲学即强调人类本性自身的二重性，以“目的王国”为范导，“历史”自身也是人类实现普遍意志自由和道德行动的去恶迁善的过程，这一结构指向的自然是一种线性的最终目的，也由此与古典的循环论历史观有所不同。

可以看出，历史意识自身是内含矛盾的，德雷对其做出了三种划分：其一是历史“将走向某处”的线性模式；其二是循环论历史观；其三则是认为历史“显得一片混沌”，或者“仅仅表现了偶然或意外”，这是一种对历史客观性的怀疑论态度。这些矛盾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得到了系统融合——历史既从属于朝向绝对精神自我回归的线性目的，同时也拥有一种“循环往复的三段式”，在此框架中，理性辩证逻辑的必然性与历史经验的偶然性对立统一，因此呈现出螺旋上升的结构。如果将这条线索的核心要素加以提炼，可归纳出如下要点：

第一，从逻辑体系中的存在论起始，以作为绝对知识的哲学为终点，绝对精神突破了形式层面的空洞性，在克服矛盾回归自身的辩证运动中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内容，从而得以成为完满、绝对的大全整体。因此，从最空洞的“存在”范畴开始，绝对精神圆圈运动的终极指向就是明确的——回归更高层面的完善自身。

第二，作为具有反思能力的理性存在者，绝对精神的辩证前进在人类精神中的显现即构成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展示的运动过程，这个过程同样遵从绝对精神自身的内在逻辑，因此人类观念史的前进方向与绝对精神运动的辩证逻辑是平行的。

第三，尽管黑格尔的思辨体系强调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但历史的本质仍然不在其自身，而是受制于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抛开其内在的运动逻辑，历史无法为自身提供证成的根据。

第四，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完成后，也就达到了其自身历史的终点。因此，黑格尔思辨体系下的历史观呈现出了一种封闭的结构。换言之，从开端至终点的运动过程并非无限开放。

第五，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也决定了，其视域下历史运动的先验逻辑是静态、客观的，不以任何理性存在者的主观意识而转移，正如《逻辑学》导论中所述：“这部书展示的是上帝在创造自然与某种有限精神之先，处于其永恒本质中的样子。”因此，纯粹理性通过反思能够把握到这一客观的逻辑框架，这也为理性能动者在现实层面将所认知的真理加以实践提供了可能。

整体来看，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目的论指向较为明显。而另一方面，尽管理性和历史具有辩证统一关系，但黑格尔仍然是在启蒙主义的背景下进行讨论的——历史从属于先验辩证逻辑，而这种绝对的内在机制可以通过反思使理解者获得整全性的认知，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努力从历史材料中抽取某种整体意义或认识”，并且从中抽取的框架“不是从历史材料中突然产生出来的，而是依赖于以前建立起来的”，因此，人类历史就是单向度的，达到了最终目标，历史也旋即宣告结束。但是这种绝对主义的历史观是否可能？如果将其作如下图示：

那么，上述历史链条B 的发展是否能从绝对精神的辩证逻辑A 中严格推导出来吗？在绝对唯心论的思路下，倘若A—A—A之间构成了一组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逻辑结构，那么理解者只要认知这种运动逻辑，就能在经验层面理解、预测、创造历史的前进方向。但是，这要求理解者能够准确找到决定当下历史事件B—B—B的逻辑片段，而黑格尔的思路似乎并不能给出两条平行线索之间严格推导的精确性。比较典型的例证是其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论述，例如为了阐述自我意识从主奴关系到自身自由的过渡，黑格尔主要以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基督教不幸意识作为佐证自己论点的资源，而倾向将同时代的伊壁鸠鲁主义拒斥于自我意识运动的逻辑体系之外。邓晓芒认为，较之前三者，伊壁鸠鲁主义被黑格尔疏离的原因是其未能完全超越物质层面的世俗性，因此不能充分显示自我意识扬弃自我设定的他者——主奴意识阶段，从而在更高层面返回自身的自由本质。此外，黑格尔在论述绝对精神过渡至“理性”阶段时，用笛卡儿、康德、费希特等近代认识论思想家的思路证成理性认识能力的辩证逻辑，但在下一环节与之紧密相连的实践理性阶段，黑格尔又再度回到古希腊、文艺复兴乃至近代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实践哲学中寻求资源，将其作为绝对精神由“伦理”阶段过渡至“道德”阶段的证成依据。这些例证至少说明了两个层面的问题：

（1）黑格尔的策略似乎是在众多观念史、历史材料中筛选出有利于佐证自己体系框架的部分，同时过滤掉与这一逻辑体系不相容的内容。

（2）绝对精神运动的逻辑与历史材料的发展路径不是在时间维度上相对应的线性关系。

这个特征在《历史哲学》各版本的编辑上也体现得较为明显，例如关于世界史行程的结构划分问题，学界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是“三分法”，如果按照个人自由（特殊性）—部分人的自由（普遍性）—全体人的自由（特殊和普遍的统一）的逻辑理路进行理解，那么历史结构可被划分为东方—古代（其中包括古希腊和罗马）—日耳曼；在此基础上，如果认为古希腊和古罗马之间存在明显区别，那么也可以引申出“四分法”，即东方—古希腊—古罗马—日耳曼，而这四个阶段的证成依据也可以是《逻辑学》范畴中所对应的存在—无—变易—定在。此外，上述两种划分关于历史的开端问题，究竟古中国、古印度和波斯哪一个文明可以被具体地看作“东方”的起点，黑格尔也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而对于历史是否严格地被逻辑决定，学界也有矛盾的观点，例如Brauer 就试图找到历史行程的每一部分在《逻辑学》范畴运动中对应的具体片段，反之如果更贴近后期黑格尔本人的思路，那么历史与逻辑的进程在细节上就是不一致的。换言之，我们只能够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把握历史进程。根据对绝对精神逻辑理解视角的不同，我们可以截取不同的历史材料来填充这一框架，二者间不存在一种先验固定的对应关系。

反思来看，黑格尔对历史的理解——按照德雷的分析——究竟应当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就呈现出矛盾的态度：首先，纯粹理性建构的思辨唯心论框架似乎并不能穷尽全部的杂多历史材料，并且理解者也难以通过对绝对真理的认知精确推导历史的目的，换言之，“黑格尔并不是从一系列逻辑抽象中‘推论出历史的细节’”，这是从一种较“弱”的立场来看待历史内在逻辑的决定性。但是黑格尔同样认为，“‘从纯粹的哲学的前提’能够推出‘历史的轮廓或大致结构’。因而，他声称能先验地知道，‘历史必然逐渐地实现自由；他甚至知道这个过程必然经历四个阶段才能完成’”。这种思路又是一种相对较“强”的理解方式，因为由辩证逻辑所决定的秩序是确定的，正如黑格尔对“神意”这一概念的批判，他并不认为有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历史秩序——“‘神意’这个概念本身意味着历史计划至少有一部分‘不为我们所知’。确实，运用‘神意’概念的人通常认为，过分详细地探寻这种计划多少是一种冒昧。因此，除了在这种模糊不清而且哲学上乏味无聊的意义之外，神意的计划确实不能阐明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它根本不能显示历史的合理性。”对于两种思路而言，黑格尔趋向于后者的立场是较为明显的，他持守的仍然是启蒙理性主义的底色，因此就不是“历史性”地去理解“历史意识”，而毋宁说是回到柏拉图的立场——对历史的逻辑给出一种静态、整全的认知结构。

二、兰克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超越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呈现出了难以回避的矛盾，而如何批判吸收其思想资源则是同时代学者的重要工作，伽达默尔在其著述中就细致分析了19 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超越。这个学派的主旨在于：回应时代背景下自然科学要求的实证性、实用性所带来的挑战，使历史学摆脱思辨唯心论的框架，换言之，将历史哲学朝向历史科学转变。在具体论述的层面，历史学派主要的诉求是——将历史的合理性根据还给历史自身。在黑格尔体系的背景下，历史依赖于绝对精神的内在辩证逻辑，相反历史学派认为，历史是自我证成的，如此得以解构历史哲学的形上学基础。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内进行历史学研究，如Warnke认为，历史学派的思路类似于近代神学诠释学将圣经文本的解读从教会教条主义转向圣经的自解原则。但是这种诉求无法回避的困难在于：如果彻底否定黑格尔，完全取消历史对内在逻辑的依赖，那么历史自身的统一性和历史学的普遍性如何得以保证？历史是否只能被理解为实证层面杂多经验材料的无序堆砌？这个问题构成了对德国历史学派的重要挑战。

为回应上述质疑，历史学派内部给出了不同的修正方案，例如兰克认为，历史还是无法完全摆脱一种普遍性的连接纽带，理解者仍然要在某种程度的统一性中理解历史。具体而言，不同的特殊历史事件之间保持着前后相继的连续性，正如伽达默尔对兰克历史观给出的总结：

已经生成的东西构成了与将要生成的东西的联系。

就此而言，并没有一种先天可认识的必然性支配着历史。但是，历史联系的结构却是一种目的论的结构。标准就是后果（Erfolg）。我们确实看到，先行东西的意义正是由后继的东西所决定。

让我们承认历史永不能具有一种哲学系统的统一性；但是历史并不是没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一系列彼此相继、互为制约的事件。

如此，兰克既否定了能够支配历史的先天逻辑，又重新赋予了历史以内在的连续性，如果黑格尔式的辩证历史观能够如前文所示，那么与之相反，兰克对历史统一性的看法则是内在决定的：

在黑格尔的视域下，历史发展过程B 由绝对精神的内在逻辑A 所支配，其中A 是客观固定的，理解者可以在静态中把握A，因此只要认识这一客观真理，理解者就能把握、预测乃至通过实践规划出历史事件B的前进路径，B的目的遵从A 的发展方向。但在兰克的视域下，并不存在能够决定B的整体逻辑A，不同历史事件是相互决定的，例如先前事件B的意义由与之紧密相连的B所决定，由此相连的事件得以建立必然的联系。根据伽达默尔的论述，兰克实际上将黑格尔对“力”这一范畴的理解思路纳入历史学框架之中：每一个历史事件的瞬间都是由当下行动者的自由决定所创造的，但这种自由并不是任意做出的，而是内在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这里就比较典型地体现了黑格尔对“力”与自由或者“自由”与“必然”之间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看法。从上文对黑格尔历史观的“弱”解释来看，先验结构下的历史宿命论就被淡化了，如德雷所述，黑格尔并不认为“对历史必然性的哲学把握能使我们预言历史进程”，并且也反对“每个事件在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中都必然是一个跟着一个”，例如“偶然性”就在行为主体影响历史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一些特殊个体的出现难以替代，这种历史的巧合是随机而不可预见的，但是偶然性中也蕴含着必然性，只有在“时间成熟”之时，这些能够介入历史走向的个体才能对历史造成“真正的差别”，这个过程必须在其所处环境的要求和塑造下才得以实现。兰克的思路与这种“弱”解释是类似的。如果说“必然性”是可预见的，那么就只有通过历史环境自身来找到历史事件的方向，由此，历史事件不由外在的客观逻辑A决定，但是每一个行动者自由创造的历史瞬间B都在与之相连的B中获得了必然性的规定。因此，历史链条得以呈现出一种内在连续性，B和B之间并非毫无秩序的偶然相继，但同时这种必然性又不能够通过理性进行先天层面的认知，正如伽达默尔的分析：

所以，历史的本体论结构本身虽然没有目的，但却是目的论的。

这样一种目的论当然不能用哲学概念来证明。它并不使世界史成为这样一种先天的系统，行动者被放置在这个系统中，就像被放置在一个无意识操纵他们的机械装置中一样。

可以看出，历史学派采取的是一种温和折中的方案，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没有走向对其彻底否定的思路。如此，先天绝对客观的历史逻辑得以解构，历史的统一性被置于其内在不同事件的连接之中，这样的历史呈现出一种“内在目的论”的性质。

历史学派尝试消解了黑格尔绝对主义唯心论对历史学的影响，但是这种尝试在兰克等人的修正下又再度面临新的问题——为了证成历史的统一性，兰克的论证策略仍然是利用黑格尔关于“力”与自由的辩证分析，这就使其再次趋向于返回思辨唯心论的框架，同时也违背了历史学派的初衷，暴露出该学派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不彻底性。其次，兰克也承认，相继的历史事件B和B之间的联系“同样也是认识的对象”，但是如何才能对这种联系加以认识？进一步追问的话，倘若这种联系是可以被理性认知的，那么理解者对不同事件B与B、B与B等之间联系认知的整体是否又可被看作与先前外在逻辑A类似的结构？例如：

兰克的修正方案使其又回到了历史普遍性的困扰中，尽管否定思辨唯心论，但兰克仍将特殊历史事件间意义整体a的可能性根据立足于“大全生命”——“神”之上，历史的整全视角最终由上帝得以保证。伽达默尔也提到，兰克视域下的历史学家与牧师职业的相似性，“愈能够历史地去思考，他的思想就愈接近上帝的思想”，如此也就模糊了其与绝对精神——思辨唯心论之间的界限。这些问题似乎表明，如果始终在一种抽象、静态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层面上进行分析，对于历史目的论的理解就很难摆脱黑格尔式的客观主义框架。尽管如此，我们说兰克没有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底色，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例如在Warnke 看来，其思想另一个维度的推进性贡献在于：将历史理解置于一种有限性的视角之下。Warnke 以亚瑟·丹托（Arthur Danto）的思想与之类比，将兰克的历史观看作“回溯式”（retrospective）的。如前文所述，先行事件B的意义由后继事件B决定，那么在B发生前，B的意义就是未完全展开的。因此，历史的意义就包含一种“对过去的可回溯的重构”（retroactive realignment of the past），根据Warnke的分析，其含义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1）每一个事件的意义是与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关联的。

（2）先行事件的意义随着其后继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二战发生前的语境下，我们可以将一战的意义视为近代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进入二战的语境中，一战这一事件就失去了先前的意义，继而转变为类似“引发二战的伏笔”或者近代规模第二大的世界战争。在这种回溯中，后继的事件重构、丰富了先前事件的意义。

（3）处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理解者总是拥有比先前人们更广阔的视角，同时这种视角相对于后来的人们又是狭隘的。Georgia Warnke,,pp.18-20.

按照Danto 的思路，一个历史事件的整全意义只有在理解者把握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之后方能显现，但是在兰克的视域下，历史这一文本是无限开放的，如果我们无法确定历史的边界，也就无法找到历史这一文本的整体，如此在“诠释学循环”下，对特殊历史事件的理解就只能是在有限的视角之下进行。因此反思来看，兰克历史观的内在矛盾就更加清晰：其一是未能摆脱一种从超越历史的上帝视角把握历史意义的尝试；其二又暗含了一种关于历史理解有限性的线索，这一看法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观点是较为契合的，可以说后者正是在生存论哲学的语境中进一步完善了兰克的思路。

三、理解的历史性原则及其思想效应

兰克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但与之一体两面的是，在历史自身内理解历史的思路得以产生，这一线索经由伽达默尔的阐发，一种立足于人类生存经验，强调理解“历史性原则”的历史意识被确立了起来。自现象学运动以来，海德格尔通过对形上学批判的存在主义转向，消解了近代主体——客体的认识论框架——“理解”总是无法脱离生存论视域下的前结构，如此近代启蒙主义的抽象纯粹理性就被置于可批判的位置，可以说海德格尔的用意即是反思近代先验哲学的合法性根据。伽达默尔将这一问题发展为对理解自身的本体论追问——“理解”何以可能？通过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意识的分析，“理解”问题就被转换为一种有限性视域下的动态展开过程。这种语言本体论思路就与启蒙理性主义拉开了距离，在历史性原则下，从先验层面尝试认知真理的整全视角就是不可能的，正如Davey 的总结，哲学诠释学持守这样一种看法——人类经验的复杂性无法被简单化约为一种全面可理解的形式主义方法论框架，换言之，理解不具备绝对的完整性，Davey 援引了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进行说明：对于意识的本体论，其潜在存在的实际情况总是比其有意识掌握的更多，意识无法整体捕捉人类个人和集体存在的复杂性，相反，意识得以维持的基础正是在认知能力之外——我们所接受的历史和文化实践的“生命确定性”，这也是自海德格尔以来本体论诠释学奠定的基调——为具体生存经验在哲学思考中的位置正名，同时强调这种被抛状态的诠释学处境的有限性，亦即我们总是隶属于比自身更广阔的事物之中。此外，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理解者将自身视域与被理解者的视域相融合，这个过程不断开放，二者共同揭示的意义就处于无限延展的动态变化中，因此，我们就不可能把握到历史终结论语境下静态、固定的绝对真理。上述两种观点路线的差异在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的对话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在此笔者尝试分析二者的分歧。

理解的历史性会导致这样的追问：如果“理解”总是在无条件的“前见”中发生，这是否意味着前结构自身无法获得一种反思性的视角？伽达默尔本人是有此倾向的——“前见”总是在“反思”之先就已构成了理解的可能性条件，而哈贝马斯认为，这种不受反思的“前见”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系统性扭曲”（systematically distorted），进而导致理解的失败，为克服这种扭曲，诠释学就必须在反思的层面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转向了精神分析理论，医生-患者模型中的认知障碍往往是由于病患的早年经历，从而使其理解的前结构被所受创伤扭曲，医生的任务是看清造成创伤的原因，通过设计一系列的场景再现帮助病人修复这种扭曲。这种思路可以类比社会批判理论的诉求：社会共同体中的能动者（病患）可能身处一种被特定意识形态扭曲（遭受创伤）的文化前结构中，批判理论家（医生）的任务就是超越这种前见，在一种反思的层面找到问题的深层机制，从而帮助能动者解放受到压抑的认知结构（治疗）。这个工作按照伽达默尔的思路是无法完成的，相反，深层诠释学作为一种对理解前结构进行反思批判的“元诠释学”，能够说明被曲解交往的不可理解性。

不难看出，哈贝马斯强调“反思”能力的纯粹性，这种能力必须超越伽达默尔为理解设立的历史语境。针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我们需要重审“反思”的界限，正如伽达默尔的回应——诠释理论不能先于诠释学理解，不存在超越于前结构的外在意识形态。例如在精神分析案例中，医生与患者同处历史性的视域，医生的判断仍然是在已经获得的知识结构、偏见、传统基础上做出的。此外，医生只有和病人充分沟通、对话，才能发现造成认知障碍的原因，他无法单方面地在一种直观反思层面就看出问题所在，必须通过双方交换视域，在达成阶段性妥协中进行，病人在这个治疗过程中自己揭示出创伤的原因。哈贝马斯的思路还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家拥有超越常人的理性反思能力，能够摆脱经验的限制，透过现象直观到事物的本质，普通的理性者需要接受哲学家的指引，才能避免理解的失误。这就预设了批判理论家和常人之间理解基础的不对等，因此本身也呈现出一种等级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批判，“偏见”就不是必须被克服的阻碍，一种意识形态自身仍然内含于视域的开放，构成理解新的前见。正如施莱尔马赫的思路——理解总是在“误解”中发生，前见的“扭曲”在理解者相互之间充分对话的前提下可以自我修正，意义也在这个开放的融合中得以充分揭示，批判诠释学实际上没有脱离哲学诠释学的本体论奠基，其面向的依然是“事情本身”。因此，伽达默尔将“反思”从启蒙理性的抽象层面拉向历史语境的动态过程，继而与黑格尔认为认知的局限性必须被超越的看法拉开了距离。

事实上，这里涉及关于“反思”的不同理解，诠释学的反思意识不同于笛卡儿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性反思。后者强调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认知主体能够从对客体的依赖中抽离出来，对客体进行独立、静态的对象化思考，而在伽达默尔的语境中，与其说“前见”不是与“理解”割裂对立的对象，毋宁说是后者所隶属的可能性条件，诠释学反思的自我意识不是抽象的先验主体。因此，对“前见”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反思批判就是不可能的。伽达默尔的策略类似于黑格尔语境下的“反思”概念——绝对精神在自我否定下的返回、显现与自我认识，由此区别于认识论层面的“外在反思”，诠释学经验的自我否定是内在的动态过程，这体现了伽达默尔将现象学与辩证法进行会通的尝试，“前见”中的不合理要素可以在这种辩证运动中自我剔除，但伽达默尔也清醒地认识到，诠释学经验自我否定的辩证运动过程是无法在先验层面进行整体认知的。而哈贝马斯语境下的“反思”强调“认识”与“旨趣”的统一——“在自我反思的力量中，认识和旨趣是一个东西”。这种思路倾向于认识论的态度是比较明显的，其执着在于尝试将社会交往共识置于一种不受扭曲的理想语境。哈贝马斯的思想聚焦于在反思批判的深层诠释学视域中揭示出支配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宰制，这一解放的理论旨趣使其难以在伽达默尔的立场下以一种较为保守的姿态对诠释学经验进行理解。因此正如利科所言，批判诠释学和本体论诠释学争论的底色还是近代启蒙运动关于“理性”与“传统”“自由”与“权威”之间的矛盾张力。

此外，针对理解的历史性，贝蒂等人也为哲学诠释学贴上了“相对主义”的标签，这是否说明伽达默尔的理论自身无力解决相对主义的困境？其面临的是与兰克类似的问题：如何为语境依赖下的理解找到普遍性的联系纽带。根据Healy的分析，伽达默尔的策略主要有以下两点：

（1）理解要在特殊的有限视域中发生，不意味着诠释学经验的封闭结构，相反，理解者必须与他者的视域保持开放联系，不同视域的理解者总是在共同的世界中理解。伽达默尔在此援引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思路，这种主体间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个体理解的有限性。

（2）视域融合是一个无限开放的过程，文本意义的潜在可能性在这种无限展开中能够得到充分的揭示。

如此，“前见”的扩展就不是偶然无序的，其内在普遍性要在特殊的诠释学视域中得到开显。正如Gander所述，理解的过程是在双方视域融合的妥协中达到整体与细节的动态和谐，失去了此和谐，就意味着理解的失败，双方必须再次交换视域，直到这种平衡发生，视域融合总是以一种“离心”（centrifugally）的方式进行。这是一个十分形象的表述：理解具有离心力，因为每次问答循环都能突破先前视域的范围，扩展意义的内涵；同时这个过程又有向心力，因为理解始终要受到意义普遍性的牵制，而不能脱离问题自身的限制任意解释。Davey 也使用了这个表述，诠释学经验的实质是理解者在对话中意识到自身视域的局限性，因而被迫放弃先前主观的自我理解，将自身抛向与被理解者的共在关系（离心），这个过程中理解者将自身视域中的错误理解进行解构，与此同时，理解者融入了他者的视域，在扩大的范围内又重构了新的自我理解（向心）。诠释学经验正是在这种整合与分解的“振荡”（oscillation）中进行的，这个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到已经熟悉但尚未完全掌握的东西，这要求诠释学经验对自身理解主题进行把握的连续性，使理解的离心运动不至于导向理解的混乱和主题的丧失；二是在扩大的视域中重新解释（reappropriate）先前没有掌握的东西。理解的真理不仅涉及对当下事物的遗忘，同时还包括对被遗忘的事物的记忆，这再次体现了黑格尔哲学的“扬弃”概念在伽达默尔诠释学中的发挥，理解者总是要冲破当下封闭的理解，放弃固有前见，但这个过程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线索进行的，并且理解者并没有完全抛弃先前理解中的合理要素，理解正是维持了“保留”与“剔除”之间的动态平衡。因此，视域的扩大就类似一个渐进的圆周运动，理解指向的圆心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事情本身”。正如在问答逻辑中，伽达默尔强调要“正确地提出问题”，问题自身限制了共同理解的基础：

换句话说，问题必须被提出（gestellt），提问（Fragestellung）既预设了开放性，同时也预设了某种限制（Begrenzung）。提问蕴含了对前提的明确确认，这些前提是确定的，并且正是由于这些前提，可疑问的东西、即还是开放的东西才表现出来。

由此，理解就是普遍与特殊的动态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伽达默尔彻底回到了黑格尔的立场，在Warnke 看来，前者只是对理解的普遍性持有一种“对完整性的预期”（anticipation of completeness），而并非能在反思层面整体认知。伽达默尔的思路更类似于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理解总是指向性的，即便这种对普遍性的指向没有任何内容。Figal 指出，伽达默尔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与现实的讨论，在诠释学语境中，理解意义的完整性不能被视作已经完成的现实，而只应被看作一种可能性的表述，并且这种可能性永远不会完全实现，理解的开放性表现在意义上是作为“意义的方向”（direction of meaning）存在的，并且强调每种具体处境下解释的局限性，而理解的封闭性在于诠释学经验传统的连续性，以及作为一种“统一的历史生命之流”（unified stream of historical life），诠释学需要这种开放性和封闭性的内在和谐。此外，既然有限的理解一旦实现了完整性就意味着解构了自身，那是否说明诠释学经验无限开放的可能性无法达到对意义的整体把握，而导向尼采式的知识相对主义乃至虚无主义？伽达默尔的思路再次体现了与启蒙理性之间的分歧，如果仅仅试图在抽象概念层面寻找理解的完整性，那么这种反思自然会带来失望，而理解的生命立足于在对话实践中打开进一步理解的可能，相对主义的结论在于我们只通过认识论的语境思考哲学诠释学，Nicholas Davey,,pp.186-189.但这本身就违背了后者的实践哲学本质。同时，有限的视域向新经验的无限敞开看似导向了黑格尔意义上的“恶无限/坏的无限性”Richard J.Bernstein,,pp.276-279.，但是诠释学经验的自我否定不是简单的无限重复，它始终关注问题——“事情本身”的内在普遍连贯性，进而避免理解过程的破裂和中断。换言之，意义的普遍性并不与理解的特殊性完全隔绝，像相对主义所质疑的——这种完整的“无限”是在“有限”之外而无法获得，相反，诠释学经验恰恰强调要在特殊的前见中打开真理的普遍性，二者是相互包含的辩证关系。因此，在问答逻辑下，诠释学对话就呈现出了一种内在指引，伽达默尔将这种结构建立在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之上，提问者若想找到问题给出的指向，需要对问题的限制条件有所理解，而这种理解是建立在提问者与被提问者重复问答的经验积累之上的。每经过一次问答循环，提问者就可以把握被提问者对问题思考的进展，提问者在思考被提问者的回答时，其自身也在增进对问题的理解。双方只有在这种充分对话的共识基础上，问题意义的内在方向才能自行显示出来——“意义总是某个可能的问题的方向意义。正确东西的意义必须符合问题所开辟的方向”。因此，理解具有的结构是：

这种结构就与兰克的思路类似，二者的不同在于，伽达默尔没有尝试为普遍性寻找一种实质性的基础，因此也就避免了兰克思想的内在矛盾，对理解者而言，其被给与的处境视角总是受限的，他不可能在抽象的纯粹理性意义上把握到问题与真理的整体答案，任何理解都立足于有限的前见之上。如果说兰克的思路最终回转向了黑格尔哲学，那么伽达默尔之所以能够沿着其先前思路进一步阐发，对历史意识作出真正的历史性理解，其原因就在于生存论哲学对人类有限生存经验的审慎和尊重，而这一理论视域又使得诠释学历史意识在融合辩证法的同时，向黑格尔哲学的向心力呈现出与兰克不同的方式。正如伽达默尔对反思哲学界限的讨论并非要彻底否定启蒙理性的贡献，与其说对传统和权威进行教条式的辩护，毋宁说是试图调和近代理性和权威之间的矛盾，其意图始终是揭示理性自身的有限性，批判对理性的自负与滥用，对其加以限制，同时给出有限性前提下普遍理解的可能性条件——在开放视域的试错中渐进扩展。

结语

对于理性和历史间的关系，近代绝对唯心论历史哲学在整合传统历史观的基础上，给出了关于二者的辩证逻辑结构，“历史理性”强调的正是理解的“历史性”。与此同时，尽管黑格尔开始了将理性和历史纳入到统一框架下的工作，但是他并没有克服启蒙运动的建构主义影响，试图在反思层面将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辩证运动的客观展现，而理性只能在宽泛的意义上认知先验逻辑和历史细节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其思路就不是真正立足于历史自身来理解历史。兰克在批判吸收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将先验结构下的目的论转化为历史自身内部事件之间的统一联系，消解了绝对唯心论框架，但是没有处理好对历史普遍性基础的论证，使之又回转向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思辨构造。伽达默尔接续了兰克的工作，通过将理解纳入到生存论语境下的历史前结构，哲学诠释学揭示了启蒙运动以来反思哲学的界限所在，而理解的历史性原则同样可以和理解的普遍性诉求相兼容，视域融合和语言对话的问答逻辑自身也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纠错能力和方向指引。在生存论视域下，哲学诠释学的历史意识强调了人类理性自身的有限性，在此前提下克服了近代历史哲学的抽象思辨范式，在理性和历史的动态协调中实现了对历史意识真正的“历史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