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撷片

福楼拜称自己是人们的笔;我会说，我是人们的耳朵。当我走在街上，记录下听到的各种词汇、短语和感叹时，我都会在想：有多少小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啊！消失在黑暗中。人们还不能捕捉生活中的对话，把它作为文学记录下来，因为我们不懂得去欣赏这些对话，也不会因为读它们而感到惊讶或者快乐。但它们却让我着迷，甚至俘虏我。我喜欢人们交谈的方式，我喜歡寂寞的人声。这是我最大的爱好和激情。

通往领奖台的路很长，几乎有四十年那么长——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人，一个又一个的声音。说实话，我没有力量一直坚持走下去——很多次，人们让我震惊，让我恐惧。我体会过狂喜和厌恶，我也曾想忘记听到的东西，回到无知的状态。然而，我也一次又一次看到了人的美好，为此喜极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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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西奥多·阿多诺在震惊中写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都是野蛮的。”我的老师，阿莱斯·阿达莫维奇，我今天带着感激提起他的名字——认为用散文记录是对20世纪那些噩梦的一种亵渎。你必须如实写下来。需要一种“超文学”。我想起尼采说的，没有艺术家能完全达到真实。

令我感到困扰的是，真实不是存在于一颗心灵、一个头脑中的，真实在某种程度上破碎了。有很多种真实，而且各不相同，分散在世界各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对自己的了解，远远多于文学中记录的。那么我在做的是什么？我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思考和话语。我收集我所处时代的生活。我对灵魂的历史感兴趣——日常生活中的灵魂，被宏大的历史叙述忽略或看不上的那些东西。我致力于缺失的历史。

经常有人说，我写的不是文学，是文献。今天，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我们生活的节奏空前地快。内容打破了形式，也改变了形式。一切东西都在超出了原有的边界：音乐、绘画，甚至文献中的语言也在逃离原本的边界。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它们相互流动。见证者不是中立的。讲故事时，人们会进行加工创造。他们与时间角力，他们是演员，也是创作者。

我对小人物感兴趣。我认为他们是渺小却伟大的人物，因为痛苦能塑造人。在我的书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历史，更宏大的历史也从中显现。我们没有时间来理解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说出来。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表达出来。（但）我们害怕这样做，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我们的过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沙托夫一开始就对斯塔夫罗金说：“在无限无穷的世界里，我们是最后一次相遇的两个生物……别用那种腔调，像个人一样说话吧。至少，用人的声音说一次话。”

我和我的主角们差不多也是这样对话的。人们从自己的时代发声，但人类的心灵是难以抵达的，这条路被电视、报纸以及这个世纪的迷信、偏见、谎言阻隔。

——摘自[白俄罗斯] 阿列克谢耶维奇著：《我是人们的耳朵——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演讲》，吕宁思译，《中国青年》，2016年第5期

……培养良好文学趣味的方式就是阅读诗歌。如果你们以为我这样说是出于职业偏见，我是在试图抬高我自己的这个行业，那你们就错了，因为我并非一个拉帮结派的人。问题在于，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并不仅仅是传导人类体验之最简洁、最浓缩的方式;它还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操作——尤其是纸上的语言操作——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

一个人读诗越多，他就越难容忍各种各样的冗长，无论是在政治或哲学话语中，还是在历史、社会学科或小说艺术中。散文中的好风格从来都服从于诗歌语汇之精确、速度和密度。作为墓志铭和警句的孩子，诗歌是充满想象的，是通向任何一个可想象之物的捷径，对于散文而言，诗歌是一个伟大的训导者。它教授给散文的不仅是每个词的价值，而且还有人类多变的精神类型、线性结构的替代品、在不言自明之处无需多言的本领、对细节的强调和突降法的技巧。最重要的是，诗歌促进了散文对形而上的渴望，正是这种形而上将一部艺术作品与单纯的美文区分了开来。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正是在这一点上，散文显然是一个相当懒惰的学生。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因为我并不想批驳散文。问题的实质在于，诗歌不过是恰好比散文年长，并因此走过了更长的路程。文学始自诗歌，始自游牧者的歌，这游牧者的歌要早于定居者的文字涂鸦。虽然我曾在一个地方将诗歌与散文的区别比作空军和步兵的区别，但我此刻提出的建议却不是在划分等级或弄清文学的人类学起源。我想做的一切就是干点实事，使你们的视线和脑细胞摆脱那许多无用的印刷品。人们可以说，诗歌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发明出来的，因为它就是高效的同义词。

——摘自[美]约瑟夫·布罗茨基著：《怎样阅读一本书》，刘文飞译，《记者观察》，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