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朱幺武

当代著名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林砺儒（1889—1977），广东省信宜县人，早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广东高州高郡中学堂，随后顺利通过考试，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堂公费留学。他潜心研究师范教育，坚定了献身国家教育事业的远大志向。学成归国后，于1919年4月开始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主要讲授《教育学》、《伦理学》等课程。不久，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他大力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积极举办平民夜校和识字班，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积贫积弱的国家让他深深意识到：培养学生进步的人格非常重要，只有为社会造就更多的“大丈夫”或有血性的青年，才能拯救危难的中国，建设一个新的社会。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由此发端，并随着教育实践的丰富而不断深化和发展。林砺儒一生从事教育活动，他阅历丰富，追求进步，勇于探索，坚持真理，坚信教育的力量可以改变社会面貌，被誉称为“服务最有恒心的教育家”，对我国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抗战时期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

抗战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促进了林砺儒全人格教育思想的成熟和深化。

1937—1941年，林砺儒担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院长。林砺儒在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期间，正逢抗日战争爆发，学校五次搬迁，校名四次变更，办学环境艰苦卓绝。但在林砺儒的坚强领导下，学院教职员工精诚团结，公而忘私，员生大部分随校搬迁，大批图书仪器完好无损，为日后学校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1941年林砺儒辞去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职务，1942年起直至抗战结束，他担任广西桂林师范学院教务长。期间，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既在理论上得到了深化，也在实践上得以全面展开。

抗战时期，大敌当前，山河破碎，社会动荡不安，不少国民面对艰难时世，人心惶惶。有些人消极、消沉，迷失在亡国论的悲观气氛之中。更有些人丧失民族气节，人格缺失、分裂，做出有损国家、民族的事情，这些深深地刺痛了林砺儒。更让他气愤的是，当时的教育当局通过加强对学校的特务渗透和思想控制，对青年学生实施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训练，严重阻碍了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不利于培养有民族气节的“大丈夫”。而在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加强其殖民统治的目的，加紧对文化教育的控制，建立起了独特的殖民教育体系。通过由日本人担任核心领导，直接控制教育行政，建立起一体化的教育行政管理系统。他们推行所谓“新学制”，强调精神教育，其实就是精神奴化教育，目的是培养奴才，为日本反动统治效力。同时，他们强化技能训练，减少教学时间，局限于为解决其殖民统治进行侵略战争面临的劳力不足问题而培养大批可供役使的劳动力。“伪满”教育殖民化特点极其强烈、浓厚，与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更是反其道而行之。

全人格教育，這是林砺儒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什么是全人格教育思想？林砺儒指出：“一个完整的人格，必定包含动物的、人类的、公民的、职业的四种资格。”[1]在他看来，这四种资格集中地体现了在教育发展中一个人所应有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只有具备健全的生理和心理，具备完整的人格，人的发展才能健康自由，才能对国家和民族有所作为。那些人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成为效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汉奸，做出有损国家、民族的事情，就与他们的人格缺失、分裂直接相关。

在林砺儒看来，人格渗透和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把人格和生活联系起来，把生活看作目的，在艰苦但积极向上、健康富有活力的生活中，青少年的人格才能得到磨练和积极健康的发展。“生活是全人格的活动。谈生活就联想到物质的衣食住行，谈人格便联想到道学式的规行矩步，这都是误会。我们人类天生有一副活动能力，时时要向外扩张，与周围发生关系，人格的活力扩张所及之周围，就是生活范围。”[2]林砺儒非常重视环境与人格活力的关系，认为一旦环境与人格活力发生关系，青少年的兴趣便提起来了，这样，人格活力便要扩张，从而人便能健康成长。这是培养学生能力素质和全面发展的一种重要外在因素。为进一步阐释这种关系，林砺儒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说明：“科学的陶冶不是要养成科学家或准备做农工，乃是要引导人格的活力往科学方面去”[2]，“一株树要它十分发育，就要让它的根四面八方蔓延。若堵住几向，单让一向给它伸张，就不能完全发育。”[2]“教育是人格的成长，学校里教学生学习的是他们人格往后成长的资本，要能生息，要将来能应用到各方面应付自然，应付社会，才算是真为他们所有。”[3]

潘光旦曾说：“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4]。

抗战时期，虽然存在许多干扰人格教育的因素和不利状况，但是，却也出现了一线希望，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抗日的伟大实践，以及实践中所展现的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这极大地鼓舞了林砺儒，促成了他全人格教育思想的成熟和发展。林砺儒在回顾解放前自己的经历时曾说：“我在旧中国虽从事教育三十年，但从不越校门一步，兢兢自保，尽力避免与恶势力接触，更谈不上斗争。今天回忆起来，只能说幸不堕落罢了。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态度，在今天看来是不足为训的。我在北京师大附中服务时，发觉我们对学生的期望与家长的期望大相径庭。于是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实现教育理想，须率其子弟，攻其父兄。然而如何可能？我得不到答案。我只能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便是我当年埋头做教育工作的心事。换言之，是一种游戏人间，曳尾涂中的消极心情。所异乎同时代的‘教育家者，是既知其不可，并不敢复言‘教育救国以自欺欺人耳。我这样的消极心情，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得读《新华日报》，知道了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的大好形势，才看出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我的心情才大有转变，才敢相信教育工作有可能生效。”[5]

正是共产党人伟大的抗战实践，让林砺儒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进一步明确了推行全人格教育的意义。他公开发表文章，强调“教育培养进步的人格，为社会革命服务”。1942年5月，他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精神剃须论》一文，讽刺和反对那种对青年实施的法西斯式的训练、控制，主张实行民主教育。1943年，他发表著名文章《八·二七路线》，突出强调教育要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大丈夫”，培养求真理、明是非的人才，绝对不能培养“乡愿”即那种貌似谨厚而实与流俗合污的奴才，甚至道德败坏者。“现在抗战建国，教育当然要培植大丈夫，而决不要奴才”[6]。

尤为可贵的是，尽管抗战时期环境恶劣，林砺儒仍积极地将全人格教育思想付诸实践。

他注重尊重学生意愿，聘请进步教授为学生讲学，丰富学生的知识面，帮助学生关注和认识社会。在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他曾聘请张栗原讲新哲学，即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聘请郭大力讲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史等，还聘请进步学者邹韬奋、钱俊瑞、杨东纯、李平心等给学生作形势报告。在桂林师范学院，他还顶住压力，聘请了穆木天、谭丕模、林仲达、张毕来、欧阳予倩、陈翰笙等进步教授到学院任教、作报告。不只是文科生，就连理科生也来选修、旁听这些课程和形势报告。

他鼓励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参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寒假，他组织学校师生下乡，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兵役法，帮助出征抗日军人家属割稻，在推进抗日运动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人格和品质。在他的鼓励下，学生们此后每年都下乡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在学校里，他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社团开展学术活动，研究各种专业问题，也探讨抗战的途径和办法。

他也特别看重为人师表，要求教师自身人格健全，给学生以人格示范，这对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影响重大。抗战期间，学校几经迁徙，办学条件极为艰苦，林砺儒不畏艰辛，始终和师生在一起，与之同吃同住，在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积极服务抗战，坚持在教学科研等方面身先士卒，深受广大师生爱戴，给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增添了一支无形的力量。

二、林砺儒全人格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的启示

反思当今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偏差，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对于在新时期真正实现把青少年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标，具有重大启示。

首先，继承和发展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有利于纠正当今德育实践中的偏差。

对于青少年学生人格形成和发展，德育有其特殊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我们对德育不可谓不重视，可是对照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不难发现，现行德育实践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即片面地强调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以为抓住了这个核心和重点，德育目标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在德育方法上，也多理论宣讲、灌输，少实践锻炼养成；多注重书本知识传授，少注重好的外在环境的影响和烘托。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学生能理解和消化的“德”，变成了一个与他本人不相干的外在的东西，甚至变相成为了某些人获取功利的工具和手段。结果，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却培养出了不少空头政治理论家、说大话的高手、对理想信念既不真正明确也不坚定且人格、道德水准实际较低的投机家。可见，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为主体的传统德育，并不能代替全人格教育，应该把这些传统德育与全人格教育结合起来，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中，渗透和体现人格教育的精髓，让青少年获得一个完整的人格，获得作为物质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公民、职业的人应该具备的做人资格、做人底线。在大的方面具有正确的理想信仰，在小的方面具有良好的人格和操守。即使在理想信仰方面尚未達到一定的水准，但在小的方面，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旧具有良好的人格和操守，不失去做人的资格和底线。因此，我们的教育，不仅仅要使青少年学生在德智体美方面全面发展，就“德”本身而言，也需要全面发展。德的全面发展，是新时期德育与全人格教育结合的新形态，是德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次，继承和发展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有利于改变当今教育实践中德育的弱势地位。

我们今天的德育教育，尽管在国家教育发展战略中处于重要乃至首要的地位，但是，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训练和培养被突出相比，德育仍然处于相对的弱势，“成才”与“成人”的受重视程度处于本末倒置地位，“做人”方面的教育和受重视程度明显不够。无论对学校考核还是学校对学生的考核，均是以专业知识考核为导向，考大学也只看分数不看人格、人品，单位用人也是注重专业知识和技能，提拔干部也是如此，人品、全人格几乎不是选拔干部所考虑的关键要素。德和全人格教育，应是人的教育之根本。依循林砺儒的全人格教育思想，教育不能过于畸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培养出来一些只会应试却在人格方面有缺失的学生。应该把教人做人摆在首位，教人做一个人格完善的人，做一个会与人友好相处的人，一个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健全的人，一个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

参考文献：

[1]林砺儒.附属师范学校之使命及其与师范本部之联络[J].教育丛刊. 1930（1）.

[2]林砺儒.我的中等教育见解[J].教育丛刊. 1922（5） .

[3]林砺儒.教育与耍狗熊[N].晨报，1931-01-06.

[4]潘光旦.政学罪言[M].上海：上海观察社，1948.

[5]林颖夫.教育家林砺儒[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州文史资料（第21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6]北京师范大学.林砺儒教育文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158.

（作者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 萧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