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OD进课堂的实施策略及香港经验

香港教育大学数学与信息科技学系教授及教学科技中心总监；获香港城市大学计算机科学系颁授的哲学博士学位；并受邀加入多本计算机教育学术期刊的编辑委员会，目前任国际学术期刊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RPTEL）及Journal of Computers in Education（JCE）主编；亚太区计算机教育应用学会（Asia-Pacific Society for Computers in Education， APSCE）前任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优质教育基金评审及监察专责委员会委员。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江教授，您好。近几年，BYOD成为国际上教育信息化的一个流行语，也得到了各国中小学校的追捧，您是如何看待BYOD的，为什么BYOD能够流行，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江绍祥：BYOD这四个英文字母代表了“Bring Your Own Device”，意思是“自携装置”。这个“自携装置”的词汇首先是在国外兴起的，主要指大学生携带自己的装置到学校课堂上使用，这里的“装置”是指计算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有了自携装置，学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与教师同步或者按自己的进度观看教师上课使用的PPT。这样，课堂“阅读”就由“教师主导”变成了“学生主导”，使学生能够更轻松地接受和掌握教师传递的信息。因此，“Bring Your Own Device”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近二三十年来，不少国家的中小学校都希望在课堂上能够像大学一样让学生打开自己的平板电脑或手机进行课堂互动。同时，目前中小学的课堂教学不再停留于观看PPT，而是强调学生的学习能够更加主动，如在课堂上实时查找数据，而这样的教学需要网络的支持。因此，“Bring Your Own Device”学习模式能否实施，不仅取决于学生所使用的装置是否强大，还取决于教室是否有无线网络，该无线网络是否完善。

香港最近也用了4年的时间，将1000所中小学（由首先的100所，扩展到后来的900所）逐步分3年，每年按学校各自的进度去完成无线网络的安装，从而让全港近千所中小学校的每一间教室都能覆盖无线网络。这说明，任何一个区域或城市，若要推进BYOD的发展，都要花时间来逐步安装无线网络，这是首要的（硬件）要求。

学校在完成无线网络的覆盖后，就要考虑第二个问题：学生是否有而且能带自携装置进入课堂学习。目前，比较集中的现象是，学校在完成无线网络的安装后，会自购一批平板电脑，根据教学需求，教师会在课前将平板电脑分发给学生进行课堂学习。这种接近BYOD的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推行信息化学习，但也加大了教师的工作负担：课前要将平板电脑充好电，然后分发给学生；课后还要做好收集、处理存储等工作。尽管这种模式实施起来比较繁琐，但学校还是希望能够实施BYOD教学。

事实上，在“BYOD”这个名词流行之时，很多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都没有对其操作进行细致的研究和了解。“BYOD”这四个字母作为口号说出来容易，但实践起来就要有多方面来考虑。例如，是否能使每一位家长为学生购买平板电脑？每一位家长是否能够让学生带着平板电脑去课堂展开学习活动？教师是否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平板电脑展开教学？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当前，虽然人们看到了移动设备进入中小学校的美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在内地很多电子书包（未来教室）只是作为摆设，没有真正实现教学应用常态化，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BYOD能够使得移动终端教学应用常态化吗？

江绍祥：其实，当我们想让学生自携装置进入学校课堂进行学习时，我们需要从四个角度进行考虑：一是学校是否有相关的政策去支持BYOD发展；二是教师是否掌握了相关技能，并准备好使用这种教学模式；三是家长是否能够支持学校采用的新型的教学和学习模式；四是学生本身是否准备好接受该学习模式。

目前，推动BYOD模式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学校。那么，为什么学校热衷于尝试和推行该模式呢？主要原因是部分学校的校长观察到了社会发展的角度，并看到了其他学校在展开BYOD的实践。面对BYOD，三种不同的做法与态度将校长分为三类：第一类校长认为BYOD已是一种世界潮流，应一马当先地在学校推行，没有考虑教师、家长和学生是否能够接受并准备好；第二类校长会先和教师和家长商量究竟是否要推行，又将怎样实施；第三类校长认为高考压力大，学校不需要在信息化学习这个领域走得过快，只是将该模式作为学校发展的目标。

三类校长中，最令人担心的是第一类校长的做法，这是造成“摆设”现象的主要原因。这类学校会首先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来安装覆盖所有教室的无线网络；当解决了BYOD的首要条件——无线网络后，校长就要求教师去说服家长为学生购买装置。然而，这种没有和教师与家长提前充分商讨的做法往往很难得到支持。于是，校长就选择退而求其次地购买一批平板电脑，并将其分发给教师展开教学试验，但这些试验工作往往事倍功半。原因是：①教师不是自发地认为其教学需要学生使用自携装置。②教师还不具备使用BYOD进行教学的思维，是被迫地将这些装置带进自己的课堂。③师生缺乏使用装置的技能和素养，在教学中会遇到很多阻碍和挫折。

从第三类校长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BYOD不是其发展的重点和追求，学校并不打算推行，也就不会经历第一类校长所遭受的挫折。

第二类校长首先与教师进行讨论，如果教师认为学生自携装置有助于其教学，教师就去说服家长。然而，要说服家长为学生购买平板电脑，学校就不能只在小部分课堂上实行BYOD，因为大部分家长会考虑平板电脑的使用频率。其实施过程可按部就班逐步从某些班级开始推行。例如，一些学校会在小学的高年级（如四年级）先试行，因为高年级的学生在课堂上上网查找数据或与同学展开互动交流的几率更高。接着学校逐渐加大力度，由四年级扩展到五、六年级。这样不仅让教师有逐渐适应的过程，同时也能让家长从成功的班级中了解到BYOD的可行性，进而得到可持续性的发展。但就当前情况来说，类似第二类校长的做法还只是少数，原因是这种做法效果不明显，没有较为突出的成绩。

从上述三类校长的做法中，我们可看出第二类更具备在学校逐步发展和推行BYOD的条件：①学校首先具备安装覆盖所有班级无线网络的规划；②教师可以在家长愿意为孩子购买自携装置并带到课堂学习的班级进行试验教学并取得经验；③试行成功的教师和家长可以分享经验和成果，使BYOD实践的效果和影响得到有效扩散；④高年级的学生对信息化装置的接受能力强，所以只要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到轻松愉快，学生就会乐于配合学校去实行新的教学模式。

总之，要推行BYOD就需要学校有一定的发展规划，教师教学模式的转变和适应以及家长对学校的配合。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香港地区的BYOD进展如何呢？有哪些典型学校和典型经验能够给内地中小学分享吗？

江绍祥：BYOD在香港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实例是让人惊讶的。十几年前，香港有一所小学决定在四、五、六年级推行BYOD，并要求家长为学生购买手提电脑。那时，买一台手提电脑需要近一万港币，因此要求家长花这么多钱给孩子购置一台手提电脑进行学习是相当不容易的。当年，有一位教师成功地说服了校长让其在四年级的4个班中选取家长愿意为学生购买装置的1个班级进行BYOD试验。

那时，我有幸被邀请参观了BYOD实验班，我发现BYOD实验班的课堂教学十分有趣。负责的教师告诉我们，学校要求四年级4个班的评估工作（测验与考试）进度要一致。因而，BYOD实验班的教学模式其实和其他班的差别不大，只是教师把原本课堂使用的纸质内容变成了电子文件让学生在电脑上操作。刚开始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如有的学生在电脑上画直线时，会习惯性地用直尺在屏幕上比划和量度。这样看来，虽然BYOD实验班使用了自携装置，但理论上和其他班级一样都是传统教学。然而，评估教学成果后，数据却显示BYOD实验班的成绩比其他班级好很多。我们对此结果感到疑惑和惊讶。后来我们与负责的教师座谈后了解到，学生在使用自己的手提电脑学习时，会逐渐主动承担学习责任。例如，早期试行BYOD的阶段，教师要求学生提交电子版作业时，部分学生会因为没有储存文档而无法交作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只好使用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各种学习任务。有了这些“痛苦”的教训和经验，大部分学生在一个月后就能够熟练地操作电脑，进行学习，并意识到使用电脑做功课的每一个操作和过程都必须认真。这就很好地培养了他们学习的责任感。

这是发生在十几年前的香港，那时候香港或许只有这一所学校有如此经历，而那位说服校长的教师后来去了另一所小学，成为隶属香港教育大学的一所小学负责推行e-Learning的教师。当时，新学校的校长希望这位教师能把在原来学校推行BYOD的经验带到新学校再一次尝试推行BYOD。于是，这位教师和校长决定在四年级3个班级中的1个班级与几位主科教师商议使用BYOD教学模式，同时说服这个班的学生家长为孩子购买手提电脑以作学习之用。至于教材问题，他找到了能够同时提供电子和印刷两种版本的教材出版商，以此减少教师的准备工作。最终得出的经验是：先从四年级的几位愿意试行BYOD教学的教师开始，一年后该班升为五年级但仍然使用BYOD模式，而新的四年级中的1个班级也同样试行这种模式，而试行BYOD教学的教师也从几位扩展到了七八位。到了第3年，四、五、六年级就都有了试行BYOD的班级，负责的教师也增至十几位。在此过程中家长也有了变化，他们希望学校能扩大试行BYOD的班级名额，让一个年级可以有2个班试行BYOD的教学模式，这就使试行BYOD从学校要求变成了家长主动要求。

因此可看出，发展BYOD，教师、教材和家长都需要准备好，然后按部就班地从一些试点班级进行尝试，而这些试点班级是切实需要家长为学生购置自携装置的。由于涉及金钱问题，家长也就会认真对待。而面对家长的认真，教师就不得不认真，因为教师要努力实现家长的期望。同时，发展有了一定的进程与成果后，那些处于观望的教师就会主动提出加入BYOD实践，这样BYOD的发展就变成了良性循环。

香港在这十几年试行BYOD教学模式的小学从刚开始的一所已经扩展到现在的十几所，而其中有多所学校的实践是较为成功的。同时，在特区政府的推动下，香港一千多所中小学在2017年将完成全校无线网络的覆盖安装。我们相信，有了试点学校的实践及基建的逐步完善，在未来几年更多的香港中小学推行BYOD的机会将变得更大，但大规模学校同时实行BYOD的情况在香港至今还没有出现。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BYOD进入中小学校后，我们觉得应该会对学校的学与教产生影响和变革作用的，您认为学校实施BYOD之后将如何改变学与教呢？

江绍祥：其实，在学术领域和教学上，比起BYOD，我们更常用另一个名词“One-to-One”即每一个学生有一台计算机进行学习。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更普遍的情况是已经超出了One-to-One的要求， 因为很多学生不只拥有一台计算机，他们还会有一部手机可以协助学习。其实，我认为One-to-One， “一人一计算机”的教学模式，是未来推动信息化学习的大趋势，就像学生上学会带上一支笔一样普遍。我相信，在未来的学校，学生不仅会有一支笔，还兼具一台计算机来展开学习，这种模式带来的教学转变，是将传统的教师主导变成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同时，当学生拥有属于自己的可以上网的平板电脑时，这台平板电脑就记录了学生个人的学习历程和信息（如相关网页和软件）。因此，相比于学校课前派发的计算机来说，学生能更加自如地在自己的平板电脑上操作，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在适应操作上所花费的时间，而且能更专注于知识的建构。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生自主学习，并非指每一位学生用自己一人的力量去完成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学习，而是指从幼儿园至大学整个教育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在学习上的支持和辅助逐渐减少，整个学习历程中学生都是一个自主学习者。例如，怎样将小学生培养成为一个自主学习者呢？小学阶段主要培养的是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而学生是很难用一己之力发展各项能力的，这就需要同学和同辈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互相支持、互相成长，而学校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个环境让学生进行学习的互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eer-learning。我们不希望一个学生在一种完全自闭或完全虚拟的环境中成长，因为未来的信息化世界中的数字公民仍然需要互相沟通和爱护。既然一个学生的成长不能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需要与群体互动，那么教师作为促进学习的工作者，就要在提供了环境的学校里为学生创造互动的机会，而且要让学生与学生在互动的过程中得到学习能力的提升。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做一些引导、指导、支持和总结，从而让准备好的学生不断向更高的学习阶段迈进。到了中学，如果学生已经养成了很好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要思考的则是如何让学生在学科重点和学习途径方面有一个更好的成效，并给出相应的学习支援。到了大学，教师的指导可能就不再是学问的本身，而是如何做学问，不是让学生去消费信息，而是让学生和教师一起去建构新的知识，从中不断丰富自己的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来应付未来社会工作所需要的创新精神与合作精神。

因此，我认为，“一人一计算机”这种教学模式是一个契机，即让学生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装置，这个装置是记录学生个人学习历程、功课和信息的集成器，其作用是让学生了解和认识到自己所学过和掌握的学科内容及知识（这种了解甚至可以从计算机里很多条曾经点击或储存的hyperlink中看出）。

Bring Your Own Device只是One-to-One的一个起步，我们希望让这个device最终变成一种personal life learning hub，让学生拥有属于自己的portfolio、信息化学习的历程，也让学生可以随时展示多年的学习成果，而这个成果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或英文字母代表的分数，还可以是学习过程中完成的一个作品或一篇文章。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BYOD进入中小学校面临的挑战有哪些呢？家长是不是最大的挑战呢？因为很多家长都认为长期使用移动终端会影响到儿童的视力以及注意力等，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是否有好的办法呢？

江绍祥：其实，当学校推行“一人一计算机”的教学模式时，我们很希望学生能够真的自携装置到课堂，从而能让教师进行这种新的教学模式。同时，学生不可能只是在课堂上学习，课后他们还是要完成一些功课或对新学知识的消化、整理，因此学生也会在课后利用这个装置进行学习。不可否认，“一人一计算机”的教学模式会加大学生使用计算机的频率。家长也会因此而担心学生因长期或长时间使用计算机而对眼睛及其他身体部位造成伤害或不良影响。

因此，学校必须要有适当的措施来应对家长的顾虑。一些措施是用来“治标”的，包括让学生做一些对眼睛、四肢有保健作用的运动。台湾在几年前开始在小学推行“一人一计算机”时就曾经做过相关的实验，让使用“一人一计算机”教学模式的班级在下课休息时间做眼保健操以及一些身体的伸展运动。的确，因为小学生还处于身体发育的阶段，过多使用信息化装置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我们不建议在小学1～3年级过早推行这种教学模式的原因。但真的要实行的话，我们就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来解决可能产生的负面因素。例如，鼓励学生在课间做眼保健操和体操活动，让学生因长时间使用计算机而产生的身体劳累得到舒缓。同时，要求家长也要监督学生在家里做适当的运动。

家长担心的另一方面是，学生上网会看到一些垃圾信息，或由于按了“like”或“unlike”导致群体对某个学生的认同或不认同，从而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做出了伤害他人的事情。其实面对网络广泛的信息，学生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是需要得到适当的保护的，但保护不代表被禁止使用。禁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禁止只会导致更大的好奇，学生会想方设法地躲开家长的眼睛去探索。因此，针对这个问题，学校和家长需要明白的是要在课程的学习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不可避免地，学生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会利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聊天、查找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信息等。学校和家长必须正视这些现象，教师应该在课上提出并对学生做出正确的指引，而家长则可以与学生有一些协议（如学习多少小时后能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自由上网娱乐时间），这就是所说的contract-based learning，即由一个合约来推动学生向正面发展。与此同时，学校和家长也要帮助、指导学生分析网络信息，让他们了解接受哪些信息对他们日后的成长更有利。

总的来说，在推行这种新的学习模式过程中，家长更多的或许还是关注这种学习模式是否对孩子的身体状况造成不良的影响，但除此之外，家长更应该配合学校去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控制能力，让学生在推行“一人一计算机”这种新型学习模式中得到正向的发展。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面对BYOD，很多学校校长都认识到了移动终端进校园的必要性，但是他们都在担心管理问题以及不知道如何推动教学变革，您对学校实施BYOD有哪些建议呢？

江绍祥：学校在推行BYOD的过程中会有的一些顾虑，与家长是很不一样的。事实上，香港在推行BYOD的过程中遇到最多的情况是，家长让学生带家庭共用的平板电脑来上课，而很多时候家庭成员又会与学生“争”用装置，如父亲会拿这台计算机来跑马下注。因此，装置中的应用程序不一定是学生下载和使用的，而学校看到这些与学习无关的各种软件有时会对学生产生误会。

在香港的学校里会有维持纪律的“风纪队”，如检查学生的校服是否符合要求。于是，有些香港学校在推行了BYOD后，也产生了校园“电子风纪”。“电子风纪”并不是指要求学生上交平板电脑来检查，而是和“电子风纪”商量学生带来的自携装置能安装哪些软件。这又要考虑到另一个问题，面对日新月异的数码时代，如果只让教师去寻找或检测适合学生的软件，兼具教学任务又要管理学生自携计算机里的应用程序，教师的工作量将会十分巨大。现在有一些学校积累的经验显示，如果学生提出很想在自己的平板电脑里安装某个应用程序，可以先让“电子风纪”的学生去试验和判断这个程序是否有益，然后做出一个初步的筛选，接着让负责的教师做出决定，最后由学校来公布筛选后可放进学生自携装置的应用程序。这种形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感，也减轻了教师和学校在管理行政上的负担。另外，相对于简单直接地禁止学生在装置里安装某些应用程序来说，让“电子风纪”与学生商讨后再向学校提议哪些软件可以放在装置的方式，可以减少因允许学生带平板电脑来课堂学习而可能引起的一些有关应用程序上的不和与纠纷，也能让学校环境变得比较民主和安静。

由此可见，BYOD是在多方面影响学校学习的一个议题。如果校长想通过实行BYOD从而让学校的名声有所提升，其背后要做的工作是非常大的。尽管如此，从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来说，学校仍然要以一个正面的角度看待BYOD，让教师逐渐适应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要说服家长并得到家长的信任，使其愿意为孩子购买用于课堂学习的自携装置，让学生有意识并明白自己要学会和参与管理自己平板电脑上的软件等，只有综合多方面的条件，才能为BYOD模式提供一个良好的推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