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文化

王春丽 顾小清

【摘 要】

在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教育研究面临着新的挑战与瓶颈。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于2015年10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就如何提升我国教育实证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倡导形成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文化。本文对论坛的主题报告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从教育实证研究的理论辨析与现状、教育实证研究的方法论、教育实证研究案例与相关领域经验三个角度对论坛的主要内容进行综述，并试图提炼出本次论坛对教育技术领域开展实证研究的相关启示，即研究目标上要以学习改进为目的进行学习技术研究，研究规范上要继续完善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研究准则上要实现实证研究的重复性。

【关键词】  教育实证研究;教育数据库;数据;实证研究方法;学习技术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5）12—0005—07

2015年10月17日-18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和光明日报社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此次论坛受到了教育领域人士的广泛关注，来自全国各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所）、有关高校教育学部和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期刊等相关媒体的6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围绕如何形成符合国际规范的教育实证研究和扩大教育研究对教育决策的影响力等问题进行探讨，主题涵盖中国教育实证研究的现状透视、国际教育实证研究的发展趋势、教育实证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问题、教育实证研究与其他研究方法的整合融通、教育实证研究与教育数据库建设和使用。为更好地促进青年学子的教育科研能力提升，本届论坛还特别设立了以“如何做实证研究”为主题的师生对话专场，提供师生间对话和交流的机会。

教育实证研究论坛的召开，主要源于我国教育领域目前所面临的一些研究瓶颈。从教育决策的角度来看，已有的教育研究对教育政策的影响不强，有必要切实提高实证研究的水平，充分利用“证据”说话，更好地让研究结论支撑教育决策。从实际应用来审视，教育研究还难以对教育实践产生变革性的影响，而扎实的实证研究将有助于改善这一局面。从全球环境来看，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尚未出现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教育研究成果，如何做出符合国际学术规范与标准的学术研究，提升中国教育研究在世界舞台的知名度，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次论坛先后有来自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技术学、教育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发表主题报告，尽管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视角会有差别，但其所蕴含的方法论观点却表现出了共通性。在此，从教育实证研究的理论辨析与现状、教育实证研究的方法论、教育实证研究案例与相关领域经验三个角度呈现多位专家报告中所表达的思想，力求通过对这三个主题的描述较为全面地展现本届论坛的主要观点。

一、教育实证研究的概念辨析与现状

1. 如何理解教育实证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高教所所长阎光才教授以“理解实证研究——问题、方法与立场”为报告主题，阐述了何为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理解上存在的误区，方法、问题与理论间的关系，并倡导方法的混合与共融。阎教授通过描绘一个研究谱系来解释自己对实证研究的理解，这个谱系包含3个界限并不明显的部分，即“严格的实证研究、非实证性经验研究和纯粹思辨”。严格的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或称为狭义上的实证研究，遵循“观察、发现问题（来自经验与现实，而不是文本文献）、理论假设、经验或事实检验（证实与证伪）”的研究过程。通常意义上所讲的实证研究，其实是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又称为广义的实证研究，主要相对于纯粹的理论思辨。目前，人们对实证研究的理解还存在误区。他强调，首先实证研究并不排斥理论思辨，实证研究的理论假设及结果分析本身就涉及理论立场的陈述与价值判断，因此理论思辨是研究人员做好实证研究的必备素养;其次，实证研究不等于量化研究，常见的各种描述性分析，通过数据描绘了事物的某种特征，但如果没有要“证明”的理论假设，那么只能说它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但不是实证研究;最后，实证研究并不排斥质性研究，实证研究的解释大多是统计意义上的规律阐述，存在解释的剩余与留白，质性研究对于意义的理解与诠释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同时，质性研究对于文本内容经常采用编码过程进行诠释，这些问题可以采用实证路径来求证，甚至不排斥定量方法。

关于如何做好实证研究，阎教授指出，问题是研究的开端，研究方法要为问题服务，不要过于迷信某种研究方法，而应学会融合多种方法规范地开展求证。问题的提出需要洞察力，方法的选用需要创造力，最终的理论建构则需要想象力，社会科学以及教育研究都具有实践指向性，即要达到改造现实的目的。最后，阎教授强调：只有技艺精湛的研究者，没有所谓的方法论专家。重视方法，但也不能迷信方法，应视方法为艺术与策略。

2. 国内教育实证研究的现状分析

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副院长郑金洲教授发表了题为“教育实证研究离我们还有多远”的报告，从国情出发揭示了教育问题是否需要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开展的现状以及为什么教育研究中缺乏实证分析三个问题，多方位剖析了我国教育实证研究的症结。

郑金洲从教育的不同范畴论证了教育实证研究的必要性，首先是教育现象本身的复杂性，不仅涉及多种要素，而且各要素间相互影响而形成关联性、动态性;其次是教育问题的实践性，具有即时特征并且受到的关注程度高;再次是教育学科的应用性，问题的处理必须注重应用，注重实际转化;最后是教育观念的“自在性”，研究者往往会就单一或某些教育事实形成自由的判断，而常缺乏对判断的验证。因此，无论是从教育研究出发，还是从教育实际出发，都对实证研究的方法产生强烈诉求。郑金洲指出我国教育实证研究总体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研究的规模过小，时间短，类型单一，重复实验少，结论影响弱，元研究、元评价匮乏，并辅以多个案例加以阐释。例如2012年PISA测试的对象是来自全球65个国家的51万名中学生，如此规模的样本有助于人们发现问题。相反，如果样本规模过小，可能降低结论的说服力。又如美国现代教育史上闻名的“八年研究（1934-1942）”，通过与30所中学和300所中学横跨八年时间的合作，最终形成了经典的泰勒课程编制原理，时间跨度对于形成可靠的教育实证研究结论非常重要。郑金洲指出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对实验开展造成许多限制，国内近年来经验性质的观察不少，但有影响的实验不多，案例的实证多而数理的实证少，实证研究类型单一。实证研究一个基本原则是可重复性，当前只有极个别研究触及对结论的重复性验证。他同时强调，西方教育决策往往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但国内真正能够作用到教育决策的实证研究还很匮乏，研究结论对社会的影响还很低。

实证研究的现状不容乐观，背后有着多种原因。郑金洲指出，我国的教育学科具有浓郁的哲学取向，上世纪直接引进欧美国家教育学科的整体结论，却没有对过程和方法进行充分学习。西方高等教育的课程培养体系注重对实证研究基本工具的传授，如教育统计和测量评价，但我国目前对这种能力的培养无论是从师资上还是研究水平上尚存在较大不足。“中国式思维”的认识特征也折射出某些问题，例如我国有重思维的治学传统，习惯于坐而论道，从直观的认识，结合自己的内省得出一些感悟。此外，他还指出我国目前的科研机制和评价机制影响了实证研究的发展，多数科研项目要求在三年内完成，实证研究费时费力，得到的结论可能也不具有普适性，开展实证研究面临了较大的成本风险。

然而，正是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本次论坛召开的必要性也更加凸显。教育的实践需要实证研究，我们的理论在召唤实证研究，年轻的学人对实证研究的关注程度正越来越高，这些都会促成我国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二、教育实证研究的方法论：

证据收集与测量统计

1. 如何进行合理的证据收集

实证研究强调在科学研究中针对研究目的及研究问题，收集合理且有效的证据。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顾小清教授站在教育技术学科的角度，作了“寻找学习改进的印记：我们需要怎样的学习技术研究实证”的主题报告，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证据收集三方面表达了对实证研究的理解，以其科研团队正在开展的相关研究为例详细阐述了相应的证据收集与验证过程。

教育技术领域已经进入关注情境的、真实世界的以及具体的认知行为发展研究层面，研究人员关注如何通过多个数据源，解释和论证学习何时发生、发生的过程以及是否有效发生。顾小清指出这些转变主要来自于对技术理解的深入和技术所营造的全新环境，教育技术作为干预手段，目前已从“简单”技术时代进入到“复杂”技术时代。“简单”技术时代指的是技术仅仅作为教学信息传播工具的计算机辅助教学阶段，研究者们关注的是排除其他因素时技术为教学所带来的影响。而在“复杂”技术时代，技术的多样性已形成了开放式学习环境和技术增强型学习环境，“技术、活动、目标、环境、教师角色、文化”形成一组相互关联的变量，共同影响学习改进的效果。因此，传统的单一数据验证正在向多角度、多维度的综合变量验证转化，对学习过程的追踪将促使发现影响学习改进的潜在变量，从而实现更优化的学习技术支持。针对这种系统的复杂性，顾小清强调在研究方法上要采用Brown（1992）所提出的基于设计的研   究[1]，并指出它是广泛采用传统方法和策略的一系列研究方法的总称，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设计与原型开发——评价——修正”的迭代循环过程中，研究者可以混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如模型开发通常使用调查法、深度访谈，模型验证研究通常使用传统的实验设计法。

证据收集方面，顾小清以语义图示工具的设计研究、混合学习环境下的“大数据”寻迹为例，阐明了相应的研究路线，并回答了每个阶段采用何种证据，什么样的证据集足以作为学习技术支持学习改进的证据等关键问题。这里的“大数据”不是计算机科学层面的“ 数据规模呈指数增长的，规模达到TB甚至 PB 级的数据” [2]，而是指在科学研究的层面上，各个研究阶段需要收集的多种类的、大量的、一系列的数据集合。在这样的综合性数据视角下，数据的收集包含线上与线下两部分。线上数据来源可以是记录学生的答题时间、答题准确率的学习表现数据，也可以是记录学生在线上平台的所有学习经历的学习记录仓储，抑或是借助xAPI记录的学习经历数据;线下数据则通过课堂观察等方式获取。目前，研究团队正从行为投入、情感投入、交互情况等方面开展观察，通过线上线下的观测数据，综合评判学生的学业投入、学习表现，作为解释学习是否改进的依据，以及影响技术在教学中应用的背后因素。

2. 证据收集的多种技术手段

技术在改进学习的同时，也为研究者开展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以技术为中介的测量方式为研究活动的开展增加了新的活力。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丁锦宏教授做了“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方法背后技术——以课堂观察为例”的报告，他以近年来自己所做的主要研究为例，分享了教育研究方法的支撑技术，提炼了多种有实践指导意义的课堂研究策略。支撑技术方面，丁锦宏主要指出针对质性数据处理的NVivo软件、针对社会关系网络的UCnet软件以及针对问卷调查自主开发的在线调查系统。他以自己博士后期间所做的基于学科课堂的教学研究为例，其研究过程采用了大量的课堂观察，收集的资料以音频、视频、图像和文字等质性资料为主，当时便采用了Nvivo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有效分析。从2008年开始，丁锦宏开始关注随父母打工地点变迁而多次更换就读学校的流动儿童，选定了这个群体中的一些儿童开展了持续6年的研究，传统的莫雷诺人际关系测量方法最多只能绘制10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而UCnet软件能实现更大范围的分析。丁锦宏还关注到UCnet软件设计背后的故事：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位教授在做多人关系研究时遇到了难题，便将自己的研究思想叙述给数学图论专家和计算机编程专家并寻求他们的帮助， 多领域的共同合作促使了这一软件的诞生。丁教授通过这个案例启示大家，在遇到研究难题时不要轻易放弃，而是要寻找解决办法。

针对课堂研究，丁锦宏提炼了“课堂教学的效果研究”“课堂教学的内容分析”“课堂教学的微观社会学分析”三种策略，并以一位特级教师课堂教学的研究为例讲解了每种策略。“课堂教学的效果研究”分为直接检测和间接检测，前者为人们熟知的以纸笔测验和口头回答为主要形式，而如何在课堂教学开展过程中收集有关教学效果的数据，丁锦宏则指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学生课堂注意力的变化与其心率有一定关系，基于这样一些理论，他形成了以生理、心理为指标的间接检测形式。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心理检测的方式也从昂贵的心率仪器转变为人们可以佩戴的智能手环等，促进了间接检测方式的实现。“课堂教学的内容分析”主要指利用技术实现对课堂中学生行为的记录，如人类行为学研究的相关软件可以读取学习者的面部表型并进行自动分析，基于the Observer XT的课堂教学活动行为组分析。“课堂教学的微观社会学分析”指可以采用弗兰德斯互动分析法进行课堂观察。

最后，丁锦宏阐述了自己对待教育实证研究的一些理解：强调基于实证的教育研究，并不代表否定教育理论思辨的价值;中小学教师问题解决的行动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教育研究的田野上还需要教育科学研究者对现象背后因素的探索;既往国际教育研究的“中国声音”很低，原因不仅仅是语言障碍，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水平和科学规范还有待提升。

3. 教育实证研究的测量统计

数据的统计测量是开展实证研究的一项重要技能，本次论坛对这一问题开展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统计学方法作为实证研究的一种过程性科学技能，能够让研究者在面对开放的、未知的研究问题时，具备更多的解决问题的视角，并避免产生研究伦理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向东教授做了题为“重点学校真的比非重点学校能够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吗？”的报告，对问题解决过程中所采用的量化方法进行阐述，并诠释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排除干扰因素影响的方法。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有一个非常直观的顺序，即首先对问题进行概念化，再通过对概念的操作化，进行数据收集与测量统计。然而，杨向东指出教育系统的研究对象是人，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使教育实证研究普遍存在如何控制干扰变量的难题，影响研究对象间的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推断。对于择校问题，理论上可以通过设计随机试验，将学生分配到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并在一段时间之后对比不同类型学校学生的学习效果。但现实社会无论是从社会公众的视角，还是每个家长的视角，都无法保证学生参与到这种实验中来，也就是说教育领域的随机实验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进行的。

针对研究中的诸多限制与变量干扰，杨向东指出可以从数理统计的视角出发，使用倾向分数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间断回归分析法（regression-Discontinuity approach）、工具性变量方法（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进行问题解决。在研究开展的过程中，杨向东所在的团队使用PISA2003中的部分试题作为测试工具，在长春、广州、昆明、兰州、上海五个城市的城区和郊区分别选择一些学校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倾向分数匹配法减少额外混杂变量的影响，使所有变量在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都不再有显著差异，以此消除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干扰因素。

三、教育实证研究案例与相关领域经验

1. 我国基础教育的实证研究案例

基础教育作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前沿阵地，长期以来受到了广大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原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顾泠沅，以自己主持的“上海青浦教改实验（1977-1992） ”“面向未来基础学校研究（1986-2010）”和“教师校本研修制度建设（2003-2007）”三项研究为例，呈现了他所带领的团队在长三角地区开展教育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与过程。

顾泠沅首先指出软信息、多判据是开展教育实证研究的两大难题。课堂教学的信息少量是刚性的，大量是“软性”的，如对学生态度、道德、观念的评价，或对学生认知思维活动、深度学习与主动学习的评价等，很难用单一的分数进行衡量。多判据是指教育领域证据来源的多元化，过于划一的证据难以揭示学习过程中心理活动的内隐因素。上世纪70年代的青浦教育尚处于落后阶段，师资力量薄弱，学生的知识能力相对欠缺，顾泠沅针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了长达15年的大规模调查与实验，通过教学调查、经验筛选、实验研究三个阶段开展研究。教学调查阶段要增加敏锐度和创造性，努力获取突出问题与关键信息;经验筛选则是对采集的160余项教师经验，经过50次循环，将经验的本质内容从背景中剥离出来并重新组合，形成“情意、序进、尝试、反馈”四条有效的教学措施;在实验研究阶段，对形成的四条教学措施进行推广应用，将10个班级的440名学生分为实验、控制两组开展四因子实验，选取100名学生作对偶跟踪比较。顾泠沅通过情意与认知的叠加效应、两因子差异分析实验、认知目标主成分分析等对实验结果进行创新性评价，例如依据我国国情，在布卢姆认知目标分类体系上进行修订，将认知领域目标精细化为操作、了解、领会、探究这四个水平。最后，他强调学习理论与教学经验之间还存在未曾跨越的缺口，实证与思辨是洞察教学底蕴的两大入口，鼓励广大的研究者与中小学教师开展深入合作，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关注实证的协同研究范式。

2. 美国教师教育的实证研究案例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育学院院长Bill McDiarmid教授以“如何使用实证研究数据改善教师教育”为题，追溯了美国教师教育的起源以及教师教育的实证研究，并介绍了教师教育研究中不断出现的实证数据，指出在如何使用实证数据改善美国的教师教育方面还存在较大的问题与挑战。

他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指出，20世纪初每当国家发展落后于其他国家时，社会都会将责任归咎于美国的教育，并认为是学校教师不称职，因此社会寄希望于增强师范教育，通过广泛建立师范学校、提高教师素质来改善学校教育水平。国家开始对教师教育的相关研究投入大量资金，关注如何提高教师培养的成效，如何开展课程设置。20世纪后期，美国已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教师教育课程培养体系，对于如何检验所培养教师的能力水平，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文化和学习理论的影响，主要采用了访谈、调查等质性的方法。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的教师发展已经足够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教师，研究者们随后采用基于设计的研究范式，使用分层线性模型等统计学方法对各种“证据”进行验证，在教师资格评估上使用edTPA考试方式，并通过建立“CLASS”和“RATE”等协议来改善课堂观察的效果。Bill指出他所在的教育学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来自于edTPA考试档案、课堂观察、教学内容与教学法测试结果、合作教师报告等，但是获取好的数据仅仅是实证研究的基础，单一的测试结果不能有效捕获教师教育的有效性，因此如何综合性地利用这些数据是一个重要挑战。目前，他们将这些数据公开，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系统化的教育DASHBOARD上（www.tqdashboard.northcarolina.edu）。最后，Bill指出要形成一种“证据文化”，研究人员在证据收集时要注重沟通技能与技术的使用，协助参与以使数据说话，基于证据进行教育决策。他强调，我们今天拥有教师学习与教育方面最好的实证数据，下一步工作将是探究利用这些数据的具体方法，以帮助教师教育的进步。

3. 相关领域经验

本次论坛还就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比较教育学、特殊教育学等领域开展实证研究的经验进行了分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岳昌君教授认为全球化、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来袭，制造业转向数字化，教育研究也正转向数字化。他以“定量研究方法在教育经济学中的应用”为题，以“个人教育收益率”“毕业生流动”“教育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的影响”“分城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等多项研究为例，阐述了教育经济学中的模型设计、模型估计、模型检验与模型应用过程，分享了分位数回归、分层线性模型、结构方程模型、随机前沿模型、数据包络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并分析了研究结果所蕴含的教育决策含义。岳昌君指出实证研究依赖数据的质量，研究者应当以可靠的数据来源作为研究的基础，如研究者可以利用的OECD教育数据库、UNESCO统计局《世界教育指标》、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等多个国际组织的数据库，《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等多个国内数据库。他还展示了北大教育学院多年来研究积累的相关数据库。最后，他指出教育研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以下特点：用数据描述现象，用模型解释变化，用理论分析原因，用实证建言政策。教育研究的空间和方法不断扩大和增加，呼吁教育研究者应当做到心中有“数”。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郑磊以“教育是否促进了中国公民的政治选举投票参与”为主题，从制度背景、理论视角、估计方法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与过程，使用Probit模型进行计量方法的设计，完整展现了以定量研究为主的实证研究过程。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徐文彬教授对1979-2015年课堂话语研究范式的发展趋势做了相关的统计分析，从宏观视域与微观视域描绘了课堂话语的研究概貌。

在师生对话专场，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田小红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刘艳虹对循证实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以美国孤独症干预循证实践研究报告为载体，分析了美国孤独症领域循证实践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具体做法。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吴汴指出临床医学研究中的病人健康情况诊断、优化诊疗手段、评估治疗效果等方面的研究方法与教育领域的了解学生学习、优化教学方式、评价教学效果类似，通过比较两个不同学科的研究，借鉴相应的研究方法，以探求教育领域开展实证研究的具体做法。

四、教育技术领域实证研究的努力方向

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释、发现和记录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从而可以控制和预测事件[3]。以数据和发现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为实施干预提供了有效的、切实可行的评估方法，教育技术领域研究方法的发展也在不断朝着科学化、规范化的实证研究方向努力。论坛对传统教育科学的研究进行了反思，正视教育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注重实证研究对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的重要作用，强调站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才能拥有真正的发言权，逐步形成基于证据的教育研究文化，对于教育技术领域同仁来讲，这些观点为我们开展实证研究也带来一定的启发。

首先，研究目的方面，要以学习改进为目的进行学习技术研究。教育技术的研究者需具备技术基础、学习理论、媒体设计、设计理论等理论素养，多学科地设计促进学习的研究。研究者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一是“教学法的设计”（pedagogical design），关注技术支持的创新教学设计;二是“技术的设计”（technological design），关注基于教学需求设计的产品工具研究。教师、学生、教学媒体、教学内容是教学环境的四要素，“教学法的设计”就要是要基于学习、设计与媒体理论，对技术支持下的学与教进行设计，包括对教学目标的创新、对内容开发的创新、对技术环境下的方法及其实施过程的创新、对工具支持的教学评估的创新等。“技术的设计”包括两类，一类是根据教学需求选择或研发工具，具体的做法是改造现有的工具或研发新的工具;另一类是基于技术推动创造教学需求或开展教学创新，做法是整合现有工具改进教学法的设计，或者是将社会的需求或技术发展映射为教学需求。

其次，完善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教育技术领域中的很多研究在目标上有着相同的本质，即对学习进行评定，研究者仍想探求干预的预期效果是否实现。国际教育技术研究特别注重基于证据的设计和研究，重视在科学数据基本之上进行分析建模，以此改进学习与增强实践。在AECT出版的《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三版）中，就曾有专门综述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章节，并提到实证研究一直是该领域优先使用的研究方法[4]。如何开展具有创新性的、与理论发展相呼应的实证研究，不仅是诸多研究者需要跨越的方法论层面的门槛，也是长久期许的学术目标。不断提升研究规范和研究工具要求，进行多领域的合作，可能是教育技术实证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手段。真实学校情境中的设计和开发过程具有复杂性，整合定性和定量的有关方法，有助于形成较为完整的、可操作性的、具体的、精确的研究体系。可以从运用技术手段获取和分享数据入手，挖掘更丰富且可靠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研究设计，如在线技术为学习者提供了多样的学习机会，也使研究者可以用新的方法测量学习[5]。而脑科学、神经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数据收集方法，也值得我们去借鉴、使用，形成多元化的实证研究视角。

最后，教育技术的实证研究需要具备可重复性。社会、经济、教育等现象所具有的复杂性特征，是决定研究者使用实证研究的重要原因，这种方法使人们依据实际资料的推导而不是自我主观情绪得出判断结果。在本次教育实证研究论坛中，多个主题报告反映的一个共识是：实证研究的重要准则就是要注重可重复性，假设不是偶然被验证，而是研究对象真实状态的全部反映。“艾莫法则（Amara's law）”[6]贴切描述了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的困境，即在技术应用的短周期里，人们往往会抱有极其乐观的心态并高估技术的短期影响力，而在技术应用的长周期里则会低估技术的长期影响。因此，在回答技术、教育、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影响学生的知识、态度和行为这一问题时，将需要更长的研究周期和更周密的研究设计，并且建立比较精确的测量过程与技术，他人可依照同样的程序和步骤重复研究过程，对先前的研究结论加以验证。我们甚至偶尔要试着去怀疑我们的假设，给我们的假设证伪，而不是一味地寻找确凿的证据[7]。

探讨教育实证研究的理论观点与方法论，切磋教育实证研究的思路、方法、技术，不仅是为了解决目前教育研究中面临的瓶颈问题，也将对今后研究的开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本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参会人数众多，主办方在1个主会场的基础上，另增设2个视频分会场，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目前实证研究在我国教育领域的受认可程度，研究者们愈发重视科学、严谨的研究设计与方法。本届论坛还发布了《进一步开放教育数据倡议书（讨论稿）》，倡导相关行政部门、研究机构更多、更好、更快地开放教育数据，力求形成重视数据、开放数据、运用数据的新文化。

[参考文献]

[1] Brown， A. L.. Design experiment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n creating complex interventions in classroom settings[J]. The 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1992， 2（2）： 141-178.

[2] Snijders， C.， Matzat， U.， Reips， U. D.. "'Big Data'： Big gaps of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Interne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net Science， 2012， （7）： 1-5.

[3] Neuman， W. L.， Kreuger， L. W.. 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质性和定量方法的应用[M]. 刘梦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9.

[4] 顾小清. 应对挑战：促进学习的整合途径——美国“AECT 2009年会”综述[J]. 开放教育研究，2010，（1）： 24-33.

[5][7] Spectot， J. M.， Merrill， M. D.， Van Merrienboer， J.， & Driscoll， M. P.. 教育传播与技术研究手册（第三版）[M]. 任友群，焦建利，刘美凤，汪琼 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64，909.

[6] PC Magazine. Encyclopedia： Definition of： Amara's law [EB/OL]. [2015-2-18]. http：//www.pcmag.com/encyclopedia/term/37701/amara-s-law.

收稿日期：2015-11-01

定稿日期：2015-11-04

作者简介：王春丽;顾小清，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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