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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视角下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弹性的社会动力模型

时间:2024-05-07

崔诣晨(南京晓庄学院心理健康研究院,南京 210017)

一、引言

随着我国福利政策的推进和演变,身体残疾、重病不再是“处境不利儿童”的唯一标签,“父母重度残疾、长期在外务工、服刑在押或强制戒毒而导致的家庭照顾、亲子关系缺失”成为儿童处境不利的新诱因[1]。这些内外因素迫使一些儿童陷入基本生存、发展和受保护危机,导致身心问题突出,亟待社会心理援助。那么,对于暂时的处境不利,这些儿童能否保持正常的生理和心理机能,远离精神疾病侵袭?针对这一问题,积极心理学研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研究者主张,在改善儿童生存境遇的同时,应致力于挖掘其内部保护机制[2]。这一观点挑战了“高风险环境下儿童发展的悲观性”结论,开启了儿童积极心理品质与适应性反应的关系研究[3]。研究发现,一些儿童在高压力或危险环境中,能激发出自身强大的心理潜能,愈挫愈勇。那么,个体在面对危机和处境不利时,究竟如何激发心理潜能、促进心智发育?积极心理学理论摈弃了传统的心理病理学视角,不再单纯强调处境不利对儿童身心发展的负面影响,而是主张“儿童处境不利并不必然导致发展不利,关键在于其是否拥有应对不利处境的心理弹性”[4]。

所谓心理弹性(resilience),又称复原力、韧性,是指人类早年生活所聚集的一种心理潜能,驱使(曾)经历不利处境的个体摧而不垮、愈挫弥坚[4]。研究表明,当处境不利儿童拥有良好的心理弹性水平时,他们通常善于利用社会支持网络以调节自身的适应性与发展功能[5]。

现阶段,关于心理弹性的研究刚刚起步,在内涵、结构及其测量等方面尚未形成权威性解释。新近的因素—过程整合模型将心理弹性视为一种类特质状态:既具特质性(一种抗压促弹的特质,具有稳定性和可测量性,且不易受外界环境影响),又有状态性(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平衡及其适应结果)[6]。由此可见,心理弹性是一个多侧面和多维度的概念。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优势视角理论成为阐释儿童心理弹性生成机制的有效模型。

二、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弹性生成的动力源:优势视角理论缘起

(一)优势视角下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弹性的生成

Saleebey[7]认为,人类所有的内外资源(如体验、品德、天赋、感悟、灵性和社会支持等)在某种特定条件下都可以视为一种“优势”。优势视角(strength perspective)是一种聚焦于内外资源的视角,它强调个体通过挖掘和提高这些优势,战胜不利处境,最终重新树立积极的生活态度。据此,优势视角下处境不利儿童有一种信念,即自身所具备的能力及其内部资源允许其有效应对生活压力和挑战。

根据上述理论观点,处境不利儿童的心理弹性生成离不开内外资源的优势[8]。围绕这一论断,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弹性生成的动力源研究呈现两条路径:一是以人为中心,探究儿童适应系统的运作特征与功能差异,推断心理弹性的生成与发展机制[9];二是以环境为中心,探究外部环境(家庭、学校、同伴群体、社区乃至文化)中对儿童心理弹性产生关键影响的危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平衡度[7]。

(二)优势视角下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弹性的开发

作为优势视角理论的内核,近年来,关于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弹性的开发成为新的研究焦点。研究者首先通过测量个体对自身、他人及环境的认知—情感加工,评估个体的社会适应与发展功能,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心理弹性增进保护过程”为框架的开发路径,再采用非人类动物模型探索心理弹性的神经机制,最终为处境不利儿童的特异性适应机制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研究表明,来自问题家庭的儿童,当其自我评价和自我概念积极向上,再加上外界环境因素的正面支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始终能够远离心理危机。这一发现为优势视角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撑。根据该理论,个体与环境不断进行良性互动的结果促使其适应良好,并伴有幸福体验;相反,当个体感到屡屡受挫时,主要原因在于自身与环境之间的不良互动。具体而言,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持消极定势思维的个体易夸大事件的消极影响,并衍生出一系列消极情绪和动机;相反,从优势视角出发的个体则拥有一种在不利处境中萌生希望的能力,并为最终实现目标而坚持不懈。

综上所述,个体的心理弹性特征是可以通过社会化熏陶和培育而固化为一种生物性自我修复能力的。换句话说,个体未遭遇不利处境,其心理弹性就不会被开发;当个体在遭遇不利处境后,其心理弹性将维持或超越以前的发展水平。

三、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弹性发展的动力结构:基于优势视角理论的维度特征

(一)优势视角下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

“优势视角”概念立足于积极心理学、社会建构理论和叙事治疗,其理论框架是通过对缺陷模式的反思建构起来的[7]。这一理论框架与心理弹性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强调个体在面对压力、逆境时的潜能激发和自我超越。由此,心理弹性激发与培育的内在机理可以看成个体面对环境的“挑战性”与自我的“心理弹性”两种向度相互交融与作用的产物。

第一,高挑战和高心理弹性。当挑战性与心理弹性都达到最高境界时,即产生优势效应。当处境不利儿童处于这种状态时,能将注意力投注到特定事件上,使自身意识到通过分化(个体表现出丰富、灵活与弹性)或整合(个体表现出和谐、自制与平衡)形成多元的应对策略。

第二,低挑战和高心理弹性。当挑战不足以激发处境不利儿童的心理弹性,即便他拥有再高的技能也没有施展的机会,从而激发出一种无聊状态。

第三,低挑战和低心理弹性。当外在环境无法激活儿童时,其心理弹性水平低下。儿童处于“一潭死水”的不利处境中难以自拔,无力感会使其陷于一种近乎“僵死”的状态中。

《国网通用设计》因篇幅受限,装配式建筑墙体只推荐了形式,没有详图设计。陕西西安某110 kV变电站,采用《国网通用设计》中全户内变电站110-A2-3方案[3](应用本文时应以《国网通用设计》中该方案的适用条件为准)。该变电站为城市型全户内变电站,《国网通用设计》统一了配电装置楼的墙体材料:外墙采用压型钢板复合板,内墙采用轻钢龙骨石膏板隔墙。在该工程设计时,根据规程规范的防火、节能、降噪等要求,分别对变电站的内隔墙、外墙,进行墙体参数细化设计研究,内墙主要根据墙体材料耐火极限进行设计,外墙根据防火、节能、降噪等要求进行设计计算。

第四,高挑战和低心理弹性。当心理弹性低下的儿童遭遇高挑战时,因为本人的无能为力而常会陷入一种无力驾驭的焦虑状态中。

关于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Connor 和Davidson[6]提出用理性判断、坚强人格、乐观感、自我效能感、柔性适应作为评估依据,并根据这五个因素编制了五因素心理弹性量表进行验证。Vulpe 和Dafinoiu[10]则从内在保护性出发,将胜任力、爱心、贡献和乐群作为心理弹性的核心要素。研究表明,在非常规突发事件中,心理弹性不仅表现为对情境的适应,还能够重塑个体平衡[11]。那么,是否可以推论,处境不利个体的社会功能恢复得越快,其心理弹性就越强?例如,有些个体在面对挫折和逆境时,会采取不合常规的行为,甚至铤而走险以求生存。他们的行为方式常表现出对社会的不认同、批判和对抗,从而导致自身成长受阻。由此可见,个体心理弹性的激发与培育不能仅以其社会功能的好坏作为参照,两者并非同向互动。

(二)优势视角下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弹性的结构维度

优势视角贯穿于个体的整个生命周期,并贯穿于评估、干预和评价的整个助人过程中。与此相应,心理弹性作为个体优势视角的基本信念之一,它的结构维度可分为外源性动力和内源性动力[12]。其中,外源性动力包括外部支持因素(正向的连接关系、坚定清晰的规范、关怀支持的环境、积极合理的期望、有意义的参与动机等)、内在优势因素(完美的个人形象感、积极乐观感等)和效能因素(人际技巧、解决问题的能力、情绪管理、目标制订等)[10]。处境不利儿童在借助外源性动力的同时,还通过人格特质、认知—情绪加工方式、自我效能感等内源性动力产生的缓冲效应来减轻压力。举例来说,原本和睦的三口之家,父亲突然因意外离世,家里失去了经济支柱,母亲也终日消沉,此时的儿童处于心理动荡时期,若他获得了社区的经济支持,得到了来自亲戚长辈的关怀与照顾,有利于他暂时缓解眼前的不利处境,随后他通过自身坚强的人格特质,将悲伤转化为内在动力,努力摆脱丧父的影响。内外动力源交互作用产生的积极连锁效应、转折点效应和缓冲效应等,将有利于该名儿童心理弹性的形成与发展,最终突破不利处境。

基于上述结构维度,如何有效提高处境不利儿童的心理弹性?可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首先,建立正向的联结关系。促进儿童增加亲社会联结,多鼓励他们参加社会活动,形成健康有序的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关系网;促进亲子交流,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与父母建立亲密关系;加强师生交往,促进教学相长,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其次,建立清晰、稳定的边界。提高该群体的道德判断能力,使他们明辨是非、区分美丑,学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引导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进行积极合理的规划,尺度拿捏到位。

再次,教授生活技能。这些技能包括与人合作的方式、沟通技巧、解决冲突能力、拒绝和肯定技术、决策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自我减压能力等。当儿童身处不利处境时,这些技能可以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战胜困难。

综上所述,处境不利儿童是社会的资源而不是负担,应充分利用一切有利资源为处境不利儿童提供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充分挖掘他们自身的优势,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评价处境不利儿童的心理弹性,为他们拓展健康成长的机遇。

四、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弹性发展的社会驱动:基于优势视角理论的融合教育

(一)社会支持系统对处境不利儿童心理社会功能的影响

社会支持系统是应对压力的一种重要资源。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心理弹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个体本身和家庭因素之外,还与个体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支持系统有关。研究发现,当个体面对压力时,外源性动力通过给予当事人直接的物质、信息和情感支持,使个体在应对压力时具备更多的资源,从而在客观上减轻压力水平[12]。由此推论,社会支持系统是影响心理弹性的重要因素,它由社会认知、社会心态、社会文化与社会沟通作为主成分和驱动力,处境不利儿童能借助社会支持系统而变得更具耐受性。

Chapin[13]发现,反思自己和认识他人、对逆境的理解、解决问题、自我控制等是心理弹性的关键要素。但仅有认知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文化的熏陶,如此个体才能以健康的社会心态与外界进行有效沟通。对逆境持积极信念的儿童,倾向于拥有更少的问题行为,更善于以独特的方式积极回应压力情境。

Hawley[14]对低收入家庭未成年人的追踪研究表明,社会文化中对逆境的信念或价值观是影响处境不利儿童获得良好心理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Anderson、Amanor-Boadu 和Stith 等[15]提倡,对处境不利儿童采取预防性的沟通,持续为他们提供信息、资源和机会,比在危机发生后再去紧急介入效果要好。此外,尊重处境不利儿童家庭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对于具体的介入方法与内容等进行弹性化处理,能更好地帮助处境不利儿童应对挑战,减少家庭病态的不对等关系,获得更多社会资源,以克服社会支持系统存在的碎片化、反应迟钝等问题。

(二)处境不利儿童心理弹性的“家庭—学校—社区”融合培育生态模式

处境不利儿童要在“家庭—学校—社区”的生态圈中自主成长,需要三方的共同支持。在家庭中,父母需要增进亲子交流,彼此形成良性健康的亲密关系,培养儿童更积极的价值观念,使家庭成为儿童的支持与后盾。学校应促进师生交往,构建和谐的师生、生生关系,帮助儿童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加强品德教育。社区应加强与处境不利儿童家庭的联系,定期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提供经济、心理方面的援助等,为处境不利儿童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与社会支持相关的两个概念是风险因素(risk factor)和保护因素(protect factor)[16]。在心理弹性理论中,风险因素并不是指儿童那些特殊的、临床的、生物学的或者认知方面的弱点,而是指环境因素中单个或者整合的那些造成儿童在生存方面更容易失败的因素。风险本身是多维度的,它可以被视为生命实践、小的压力的累积、特殊的高风险因素或其他的组合。保护因素是与风险因素相对的概念,它是指与风险因素相互作用、以降低或改变由高危因素导致消极结果可能性的因素。保护因素存在于个体内外,不仅包括个体内在的资质,还包括社会支持系统外在的优势。其中,关注“基因—环境—社会”互动因素就是社会支持系统的有力代表。研究者探寻“基因—逆境”之间的调节因素,发现拥有“易感”(vulnerable)基因类型的处境不利儿童同样会发展得很好,并且不会发展出一些心理精神疾病[17]。这一发现有效地拓展了以往单纯考察社会心理因素对心理弹性影响的研究。

处境不利儿童社会关系网络简单,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社会工作者应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他们扩大社会资源,提高其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支持系统重构是儿童应对不利处境的重要而又直接的手段。除了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外,更需要逆境中的儿童遇到困难时主动向亲朋、学校、社区等寻求社会支持,将“问题取向”转为“优势取向”,尽可能多地挖掘自身潜能和优势资源,从而提高心理弹性,更好地应对不利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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