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孩子”赋能型家校共育“四步走”策略

陈文薏（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第二中心小学，广州 510900）

“问题孩子”的教育引导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他们在情绪和行为表现上的“独特性”，通常需要教育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给予支持和帮助。其中，家庭与学校的密切配合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通常都有一个问题家庭”。在“问题孩子”的家校共育工作中，教师应该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不是“居高临下的指责者”，而是“坚实可靠的同盟军”。教师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孩子，与家长共同探讨富有建设性的、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为家长赋能，减轻家长在育儿过程中的无助感和内疚感。基于这一理念，本文结合心理学理论与家校沟通的实践经历，提出“问题孩子”赋能型家校共育“四步走”策略。

第一步：理解、共情家长的难处，为家校沟通营造包容、温暖的氛围。

家庭治疗专家孟馥、姚玉红和刘亮等人所著的《从出生到独立：写给父母的养育心理学》中提到，在孩子出状况的时候，归咎父母、声讨父母毫无益处，更重要的是提升父母的养育功能。追究过去家庭教育的失误不如展望未来如何优化家庭教育。英国心理治疗师菲利帕·佩里在《真希望我父母读过这本书》中也提到，父母的内疚对父母本身及孩子来说都毫无帮助。重点不是错误本身，而是我们如何改正错误。导致亲子关系及孩子心理健康出问题的裂痕，只有在不修复时，才会变成问题。指责父母在教育上的缺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父母的内疚感，促进他们的反思和改变，但这种方式会拉远教师和家长的心理距离，增加父母的心理压力，降低父母养育孩子的“效能感”和“胜任力”，更有甚者，父母可能会通过“否认”（认为“孩子没问题”）、“歪曲”（认为“孩子不是抑郁症，只是心情不太好”）、“投射”（认为“都是孩子的祖父母造成的”）等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养育功能。

家庭治疗创始人维吉尼亚·萨提亚曾提出一种干预方法叫作家庭重塑技术，在雕塑主角的原生家庭时，她通常会让主角接纳自己的父母是普通人，承认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一面。不完美的父母通常也是受他们各自不完美原生家庭的影响。大多数父母都是不完美的，他们受自己原生家庭的制约，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待人接物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一定阻碍。但诚如维吉尼亚所说，人适合成长和改变，且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转变。如果我们可以看到父母的局限和改变的可能，我们就能够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与他们交流。同时，我们除了看到父母身为“父母”的角色，承担“父母”的责任，还应看到他们更多的角色和责任：他们大都上有老下有小，要赡养父母和照顾孩子，面临着工作上的压力，特别是那些物质条件并不富足的家庭，生存需要在家庭中往往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即使这些家庭的父母有养育好孩子的动机，也无法提供养育好孩子的条件（如高质量的、充足的陪伴）。

在我曾经接触的一个二孩家庭中，大孩由于经常感觉到身体不适，只能休学居家，父母频繁带她到各大医院就医检查，都没有发现器质上的重大疾病。父母推测，大孩的身体不适是心理因素导致的。通过访谈我了解到，这个家庭中的父亲因工作需要无法经常回家，母亲因工作需要晚上八点才回到家，大孩放学后需要接回就读幼儿园的二孩，并在母亲回到家前照顾好二孩。在与这个家庭沟通的开始，我强调了沟通过程中并无批判，父母肯定都是爱孩子的，也在用自己认为好的方式去教育孩子，所以，在谈及自己和孩子的互动时不需要有太多顾虑，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呈现出来，我们才能找到关键的地方，去进行突破和改变。

在初步了解了这个家庭的情况后，我对这对父母表达了理解和共情：“我能感受到你们是很关心孩子的，也对孩子现在的状态感到着急和担心，所以在家庭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也频繁带她就医，在不确定是否能有帮助的情况下也一起来到了这里探讨解决的方法。兼顾工作和家庭是很累的事情，你们都很不容易。特别是当孩子的状态没有明显改善时，更容易让人感觉到无力和沮丧。我能理解这种心情，我也希望能为你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在我表达了理解和共情后，这对父母慢慢放松下来，开始更详细、更具体地描述家庭的情况。这一次的访谈也让我看到了家校沟通时与学生父母建立情感联结，营造包容、温暖的氛围的重要性。父母的自我照顾在发挥其养育功能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父母身心愉悦、内心富足，对待孩子也会更温和，跟孩子互动的时候也能更好地保持温暖而敏感的觉察力，从而更好地照顾孩子。然而，很多父母不知道如何自我照顾，也没有自我照顾的时间，如果在家校共育的过程中，教师能够花一点时间照顾他们的情绪感受，或许就能让家校共育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第二步：用家长听得懂、可接受的方式，帮助家长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

在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家长往往因为“身在此山中”而无法看到孩子的问题是如何发展的、自己的教养方式又是如何影响孩子的。他们通常被焦虑感困住，只想快些找到解决孩子问题的方法，缓解自身的焦虑感，却没有系统地对孩子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复盘。这时，教育工作者需要用家长听得懂、可接受的方式，来引导家长更深入地了解孩子的问题，更深入地思考自己与孩子的互动过程。

之所以强调要用家长听得懂、可接受的方式，是因为这种方式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必要条件。就像教学工作中的学情分析一样，如果不了解学生现有的条件，不了解学生能够理解和接受何种程度的知识，教学设计就很可能会脱离学生实际，无法真正让学生学有所得。同样地，专业的理论知识和经验总结如果不经过转化就传递给家长，很可能会造成家长在理解上的困惑或是偏差，影响家校共育的成效。

听得懂、可接受的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可以运用体验活动（如维吉尼亚·萨提亚曾使用雕塑的方式，通过定格家庭成员的身体姿势来呈现家庭中的互动关系，让家庭成员对此有更深的觉察），还可以运用隐喻的事物或情境。隐喻的优势非常明显，它用某个种类的物体或想法来表现另一个不同种类的物体或想法，以此来暗示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类比性。由于隐喻和现实情况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它使人们能够以一种不具威胁性的方式来传递信息。

在我曾经接触的一个案例中，家长反映孩子在校内会用暴力伤害同学，当家长通过打骂惩罚的方式来约束孩子的不当行为时，发现孩子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善，但过段时间后，暴力行为反而更加严重。在解释这一现状时，我运用了“特效药”的隐喻来帮助家长更加清晰地看到其教养方式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从孩子的现有情况来看，打骂惩罚的方式就像“特效药”一样，见效快但副作用大，如果站在孩子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以暴制暴”这种“特效药”是否应该继续推广应用？如果孩子在与家长互动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使用暴力是正当的处理方式，孩子暴力行为的“升级”是否就更容易理解了？

第三步：重构故事，寻找资源，提升家长育儿的效能感。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实是人们主动建构的。后现代心理治疗关注来访者对自身问题所作出的假设与推论，即来访者是如何描述和解释他们的问题的。家庭治疗创始人维吉尼亚·萨提亚曾提出“重构”的观点，如果将有问题的行为和反应方式进行重构，使隐藏在这些问题行为和反应下面的积极意图和积极的附加效果展现出来，将有助于家庭成员转变对行为的认识，更有建设性地处理问题。

举个例子，孩子在学校运动会的跑步比赛上得了小组最后一名，如果孩子对这件事的表述是“我很差劲，我比不上别人”，可以预知孩子可能产生沮丧、失落的情绪反应。而如果孩子重构故事、积极赋义，将这件事表述为“别人确实跑得比我快，但这不代表我不优秀，就像高手间的较量也会有胜负一样。我能被同学推选参加比赛，我能坚持跑完，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那孩子的情绪反应或许会完全不同。同样地，当我们用另一种积极的方式描述孩子的问题，描述孩子与父母之间的互动时，我们就在间接地运用语言的力量为父母赋能。

在我曾经接触的一个二孩家庭中，大孩与二孩之间经常有矛盾冲突，母亲的应对方式是让大孩退让，以避免二孩继续哭闹。对此，如果我表达的是“您这种处理方式会伤害到大孩，因为完全没有顾及大孩的情绪感受”，那么我确实展露了自己不认可的态度，但也忽略了母亲在面对孩子之间频繁的冲突时烦躁和疲惫的情绪。我对这位母亲说：“我能理解，孩子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时，通常场面会非常混乱，特别是其中一个孩子还在大声哭闹，这时作为母亲很难冷静下来，只想快点平息战争，所以希望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作出退让，来维护家里的和平。现在，您脱离了那样的场面，您可以认真地想一想，您的处理方式对两个孩子来说是不是最好的？大孩退让了，她可能会有什么感受？二孩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会不会更加频繁地哭闹，会不会更加频繁地‘压迫’姐姐？”

在这一表述中，我重构了母亲在这一情境中的角色，不是“不顾大孩感受的、冲动失控的母亲”，而是“为了维护和平而主动调解的母亲”。这位母亲感受到了积极的、被包容的氛围，在认真思考后说，自己的处理方式确实能够一时奏效，但很容易激化两个孩子之间的矛盾，以后自己会尽量做到公平对待两个孩子，给她们设定好规则。

除了重构故事，寻找资源也非常重要。叙事治疗、焦点解决短期治疗都强调来访者自身的资源在其成长和改变当中的作用。在家校共育工作中，我们也应“看到”和“放大”家长身上的资源。绝大部分家长的初心和本意都是希望孩子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在这一点上，家庭和学校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本身就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再者，有些家长主动寻求学校教师的专业帮助，希望改变现状，这种行动本身就是一种资源。

在我曾经接触的一个案例中，孩子频繁出现对外攻击的行为，给班上同学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孩子的母亲非常愧疚，通过打骂来惩罚孩子，希望能制止孩子的行为，但效果不佳。我肯定了这位母亲的道德感，这是培养孩子道德感的首要条件。如果家长起不到表率的作用，孩子也就无法作出积极的改变，容易造成“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的悲剧。我询问这位母亲有没有尝试别的方法对孩子进行教育，不是让孩子感受到身体上的疼痛，而是让孩子感受到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例如带孩子到同学家里赔礼道歉。孩子的母亲回应说有，但也没有明显的效果。我再次肯定了这位母亲为了改善孩子的情况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随着这位母亲对自身资源的发掘，她从一开始的痛苦、无力慢慢转向有信心能够想到更多的方法来应付当前的困境，我也从中看到了资源的力量。

第四步：与家长形成同盟，共同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

在家庭治疗中，与家长建立“治疗同盟”是所有干预工作的基础。在孩子出现问题时，家长的目标往往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孩子的问题能够改善，甚至消失，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孩子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如果我们能够引导家长降低期待、放慢脚步，家长就更容易发现孩子微小的积极变化，并且因这些变化拥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然后把这种积极的情绪体验传递给孩子。同时，我们也需要引导家长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接受孩子在成长和改变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暂时的倒退，如果家长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是有利于孩子长远发展的，那就应该“温和而坚定”地前进。

在着手改善孩子的情况之前，家长充足的耐心和充分的困难准备能够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具支持性的环境。在处理孩子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指导家长通过“问例外”及“问情绪和需求”来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例外”是孩子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或完全没有表现出问题的时候，它通常很难被注意到，但它往往是关键的切入点，隐藏着解决问题的答案。例如，孩子有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但是在画画的时候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注意，那“画画”也许能够成为训练孩子注意力的工具。这一“例外”就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另外，孩子的问题背后通常隐藏着情绪和需求。艾伦·诺波姆曾在《孤独症孩子希望你知道的十件事》这本书中写道：所有的行为都是沟通的方式，所有的行为都有一定的理由。如果家长能够深入探索孩子问题背后的情绪和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寻找解决之道，它所带来的改变是更为持久的。例如，孩子表现出厌学行为，究竟在抗拒什么？是抗拒学校中的学业、人际关系还是其他因素？家长可以为此做什么努力？问题通常不会只有唯一解。面对孩子的问题，我们应引导家长看到更多可能的选择、更多的解决方法和应对策略，思维的开放和灵活在探寻解决之道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问题孩子”的家校共育工作需要教育工作者拥有更强的反思能力。在每一次家校沟通之后，教育工作者可以问问自己：如果我是这位家长，在听了这些话之后，我是不是感到更有信心和动力改变自己的教养方式，让孩子更好地成长？我是不是感到了被帮助而不是被指责？教育工作者可能在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上比一些家长走在更前面，更应该以谦逊、和善的态度，与家长合作，为家长赋能，助力孩子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