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身都是聪明”

田亮

周恩来在阅读外文报纸。

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蔡畅多次跟同伴们提到，周恩来“全身都是聪明”。这种聪明，外在的表现之一，是机敏的口才。几乎所有认识周恩来的人，都对他的语言才能表示叹服。

历史学者胡长明在《大智周恩来》一书中写道，周恩来是古今中外罕见的语言天才，言辞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其论理、气度和分寸感折服了所有的谈判对手。

在革命生涯里，周恩来面对过很多敌人，日本人、国民党，甚至是党内的分裂者。每一次短兵相接，都包藏着极大的风险。

1928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化装成一对商人夫妇，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上来几名日本驻大连的水警，对他们进行盘问。

“你是做什么的？”警察问。

“做古玩生意的。”周恩来答道。实际上，他和邓颖超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

“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

“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

“你们要到哪里去？”

“去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舅舅。”

这几个人还是不太放心，把周恩来带到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周恩来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周恩来镇定沉着地一一作了回答。

经过这么一番盘查，日本警察仍没有消除怀疑，在这对夫妇乘火车到长春途中，派便衣跟踪，就坐在他们对面。周邓二人跟他们聊了几句，就识破了他们的身份。

在长春站下车时，一个日本便衣拿出名片递给周恩来。周恩来应当立即回名片。可他没有。他假装找名片。“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说着便要去取。对方见他如此从容，只好说：“不必，不必了。” 甩掉盯梢，周邓二人终于平安越过国境，到达莫斯科，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党的六大。

1936年11月，周恩来代表已到達陕北的中央中央来到甘肃河连湾一带，迎接红二、四方面军。此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虽已北上与党中央会师，但内心仍不坚定。红四方面军中一些反对张国焘的干部和战士仍遭受张国焘的残酷迫害，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廖承志就被他开除了党籍，还被关押起来。

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周恩来四处打听受张国焘迫害的干部下落。有一天，他在路上刚好遇上了被押送至某地的廖承志，施妙计将他解救。

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保安县。

“我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同志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廖承志仍对此记忆犹新。

1943年7月初，驻扎西安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密令：闪击延安。恰在此时，周恩来和邓颖超从重庆回延安，路过西安。胡宗南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提出宴请老师周恩来，背地却又下令：对周以师礼相待，多敬酒，最好把他灌醉，再做图谋。

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把消息传递给了周恩来，让他提防。

宴会开始后，时任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的王超凡致欢迎词：“请在座的黄埔同学敬周先生三杯酒。”并说：“这第一杯，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周恩来笑道：“我作为共产党员，愿意为领导抗战的蒋委员长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员吧？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胡宗南、王超凡等人愣住了。周恩来见状接着说：“看来各位有难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还是免了罢。”这样，他和胡宗南谈起话来。

胡宗南又示意王超凡安排国民党将领的夫人们敬酒，其中一人领头道：“周先生，我们虽然未进过黄埔军校，但都知道周先生在军校当政治部主任时曾倡导过黄埔精神。今天，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敬周先生一杯！”

周恩来打趣道：“各位夫人都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话说得更漂亮。我想问问大家的是，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说得最好，我就同她干杯。”

夫人们也愣住了。胡宗南只好打圆场：“今天我们只叙旧谊，不谈政治。”说着说着，国民党一众将领又以黄埔学生名义挨个敬酒，周恩来立即拿胡宗南的“不谈政治”顶了回去，还和他们一一握手，询问他们的姓名、职务、黄埔几期的。他们回座时，一个个竟还挺高兴。

多年后，熊向晖回忆道，如果抛开不同的政治见解，当天的所有人，包括胡宗南都被周恩来的言行举止所折服。一场图谋，被周恩来消弭于无形。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1954年改名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外交舞台上，周恩来灵活机动的本领更加高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专门用一章写周恩来：“周的机敏胜过我认识的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而且明显带有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在谈话中，周细致地区分词义的细微差异；在谈判中，他迂回地绕过可能引起争论的地方；在外交上，他有时通过看起来琐屑的事件来传达重要的信息。”

2022年9月，周秉德（右）与沈清在北京参加纪念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曹应旺以极其敏感的边界问题为例说，1960年4月19日，周恩来离开缅甸首都仰光，到达印度新德里，开启访问印度之行。此行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讨论边界问题。行前，缅甸总理吴努对他说，你去印度，“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周恩来答道：“为了国事，任何地方也可以去。”

“这次访问火药味十足。”曹应旺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印度方面提出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西藏是什么时候成为中国领土的？” 周恩来答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印方人员说：“时间太短了。”周恩来巧妙地回击道，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了，如果这都短的话，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还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就不成为一个国家了？这显然是荒谬的。印方被驳得哑口无言，会谈席上的一名印度官员沮丧地说：“中国总理是雄辩的。”

离开印度之后，周恩来接着访问了尼泊尔。在与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会谈时，周恩来也谈到了边界问题，特别是珠穆朗玛峰的归属问题。柯伊拉腊主张：“北边的山坡属于中国，南边的山坡属于尼泊尔，边界线划在山顶上。就我来说，是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解决问题的，但是，我需要时间来教育人民。”周恩来同意对方提出的解决办法，说既然需要时间，那么可以等一等。

1961年1月，周恩来在缅甸总统府出席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仪式。

1955 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讲话。

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记者问道：“关于珠穆朗玛峰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是否已作出了决定？您刚才的话，是否意味着由中尼两国平分这座山峰，尼泊尔是否同意？”周恩来答道：“无所谓平分。我们还要进行友好协商。这座山峰把我们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不是你们所说的把我们两国分开！”一词之差，含义迥异。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之子、北京大鸾翔宇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沈清正在做一项联结中尼友谊的工作。“尼泊尔有一座教学楼叫‘悲悯楼’，是周总理访问尼泊尔时捐建的。不幸的是，这座楼在2015年地震中损毁了，我们进行了捐建，打算在这里开展尼泊尔青年的农业技能培训。新的‘悲悯楼’奠基时，尼泊尔的副总统、前总理、议长等领导人都來了，向我们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钦佩。外交场合的佳话，不仅仅是当时的精彩，更是留给后来人的丰厚情谊。”

1955年4月，廖承志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陪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万隆会议，再次见证了周恩来的过人才智。中国侨联顾问、原副主席唐闻生曾担任周恩来的翻译，她向《环球人物》记者谈起周恩来的风采时，也着重提到了万隆会议。

“当时，周总理做完急性阑尾炎手术不到一个月，还没有痊愈。对这一历史上首次由亚非国家发起、没有西方殖民者参加的国际会议，总理很重视。而美国是不想让这次会议开成的，在幕后策划着破坏会议。”唐闻生说，4月19日会议开幕后，有多个国家的代表对共产主义及中国进行了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本来被排在第二天上午第一个发言，周恩来果断放弃了这个机会，他想再观察一下对手怎么出招。果然，20日上午的会议快结束时，又有人不点名地猛烈攻击共产主义。

“周总理原来是准备了发言稿的，他随机应变，决定把发言稿以书面形式散发给与会代表，利用中午休会的时间临时做一个约2000字的补充发言提纲。总理口授，时任总理助手兼英语翻译的浦寿昌同志笔录。总理出口成章，没有多长时间，新的发言稿就出来了。浦寿昌写完一张纸就撕给翻译一张，让翻译抓紧时间。等到搞完，赶紧吃了午饭，下午的会议就快开始了。”唐闻生说。

下午的会议上，轮到周恩来发言了。全场都在屏息等待他的声音。周恩来从容走上讲台，说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解释了这句话后，他又说了一句：“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进一步解释道：“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说到了很多与会者的心坎里，会议的氛围顿时为之一变。”曹应旺说。

“当时，西方有些人仿照‘铁幕’之说，认为中国存在‘竹幕’，意指阻碍思想、信息和人员交流的一堵无形的墙。周总理在会上做了公开回应——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唐闻生说。

会议现场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听完了这18分钟的发言，也听到了随之响起的潮水般的、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他不得不感叹道：“周恩来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他在长期静观之后，在辩论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从这一刻开始，究竟哪一个人的品格才能左右大局就再也没有疑问了，那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

1960年8月30日，周恩来在北京密云水库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交谈。

多年后，浦寿昌回忆道：“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好的发言，既有原则性又有说理性，摆事实讲道理，对于所有的攻击都一一答复，可是没有谩骂，指导思想就是最后很有名的一句话：求同存异。”

很多人可能不曾留意到，周恩来的外语水平非常高。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造访延安时，见到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是周恩来。“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打招呼：‘哈罗，你想找什么人吗？’他是用英语讲的！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

2023年2月，中国侨联顾问、原副主席唐闻生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唐闻生成为周总理的翻译时，有翻译界的前辈热心告诉她：“给周总理当翻译要小心，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纠正。”比如说，1957年访问尼泊尔时，在招待会上，尼方赠送给周总理一尊释迦牟尼像，周总理表示感谢。译员在翻译时，使用了一个通常指物的关系代词which，用来指代释迦牟尼像，周总理当即用一个通常指人的关系代词whom做了纠正。事后，他对大家说：尼泊尔是一个佛教国家，你们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注意。

1970年11月20日，周恩来与翻译人员座谈时，当场问唐闻生：“拉美在领海权问题上有14个国家同美国正在进行斗争，具体是哪14国？”唐闻生一时说不全，周恩来马上就按照地理顺序从东到西说出这14个国家的名字，还列举了另外未公开表态的7国国名，接着说：“今天的报纸不是登了吗？你报纸也不看，地图也不记，你的基本功不够。”“毛主席学打仗，就是从中国地图学起，是苦练出来的。这个苦功非练不可。你们当翻译，要下苦功夫把地图背熟才行。”

“他既能指出错误，还能纠正错误，还告诉大家怎么去改进，并帮着改进，能不服吗？”直到今天，年届八旬的唐闻生仍感慨道。

除了英语，周恩来早年留学日本，学会了日语。1963年，周總理会见日本贸易界访华团时，询问全日空公司总裁冈崎嘉平的儿子冈崎彬：“你会不会说普通话？”冈崎彬答：“不会。”周总理换了英语问他：“你会说英语吗？”冈崎彬答：“会说一点儿。”于是周总理再换上日语说：“我的日语忘光了。”说完哈哈笑了一声。可这日语说得清清楚楚，让冈崎彬大吃一惊。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法语也有一定基础。曾多次担任周恩来阿尔巴尼亚语翻译的范承祚曾回忆，有一次因过度疲劳，他在宴会期间迷糊了几十秒钟，没有及时翻译。周总理没有把他叫醒，而是自己用法语对阿尔巴尼亚外宾说：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1939年，周恩来胳膊受伤后，到苏联养伤，其间学习了俄语。1954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一个酒会。当时在场的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等苏共政治局成员，还有英、印等国使节。当周恩来用英语向米高扬祝酒时，米高扬有点不满：“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流利嘛！”周恩来说：“那你怎么不说中文呢？”

1962年，外交部在一份报告中，将英、俄、法、西（班牙）、阿（拉伯）以外的语种通称为“小国语”。周恩来把文中三处“小国语”一词逐一改为“非通用语”，并批示：“今后不准再称‘小国语’。”

这份报告是外交部干部丛文滋起草的，他看了总理的批示，深受触动和教育。“这体现了总理尊重小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从此，外交部正式文件中就不再使用‘小国语’这种称呼了。”

“‘以大事小’是周总理重要的外交智慧，他向来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做人也是这样，所以他在党内外、国内外有那么多好朋友。”曹应旺说。

在1952年的一次使节会议上，周恩来明确说：“对亚非国家，我们应当有‘以大事小’的胸怀，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有一次，周恩来的机要秘书陈浩把这件事告诉了曹应旺，曹应旺认为，“以大事小”思想深刻，意义重大，就查这话出自哪里，一查得知是出自《孟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今天我们回看周总理‘以大事小’的例子可清晰地感受到，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是‘两个结合’的优秀代表。”曹应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