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7
申玉铭 许欣
摘 要:工业区位选择及其变化规律历来是经济地理学的重点研究内容。影响工业区位选择的因素包括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劳动力等传统因素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水平、产业集聚、技术创新等新因素。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矿产资源、水资源、劳动力等传统区位因素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弱化,全球化、资本、技术、信息等新因素的影响程度不断加强。在当今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工业区位选择不再局限于一国的地理范围,而是依据产品内不同生产环节的区位需求,综合权衡成本节约、市场、现代信息技术、科技创新、安全和供应链韧性等区位因素,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佳区位。
关键词:工业区位;区位因素;区位选择;新因素;全球生产网络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207(2022)02-0003-05
高中地理四个版本新教材关于工业区位因素内容中,介绍了工业区位选择是根据实际情况、多种区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传统区位因素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发生了变化,使得工业区位也不断发生变化。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技术变革等新因素的推动下,工业空间分布格局和影响机制均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工业活动的空间区位越来越灵活, 但同时空间区位的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也越来越强。
一、工业区位变化
工业区位变化的内涵可以从多个视角去解读,主要包括影响工业布局的主要因素,即区位因素;某地工业布局的适宜性条件即区位条件;不同类型行业的空间布局及演变差异即行业区位(图1)。
区位因素变化一般是指某些区位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改变,区位因素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和重要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四版新教材涵盖的所有区位因素包括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环境因素、科学技术、产业集聚,这些区位因素在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早期的钢铁工业,在技术落后、交通不便等条件的制约下,往往布局在矿产资源分布的地区,随着交通条件和技术的改善,以及市场、政策等对钢铁工业的拉动作用不断加大,资源禀赋对钢铁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在逐渐变小。[1]
区位条件变化一般是指某地所具有的影响某一行业(或行业主体)的一些区位因素在水平或程度上的变化。随着某地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科学技术的提高、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变化、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物流越来越发达等区位条件的变化,该地逐步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引起工业布局的适宜性发生变化。
行业区位变化一般是指某一行业(或行业主体)空间分布(或位置)的改变。四版高中新教材中介绍了工业区位变化的几种形式。①由临近矿产资源转向临近港口、市场,例如美国东北部钢铁区位的变化:19世纪初美国东北部钢铁工业分布在煤田附近的匹兹堡,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铁矿石在原材料运输中的比重超过了煤,19世纪末20世纪初,钢铁工业“移煤就铁”,即临近铁矿石产地布局,且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进步以及市场、关联产业对钢铁工业的拉动作用不断加大,煤、铁矿石的分布对钢铁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减小,20世纪中期,工业区位布局在大西洋沿岸的费城等港口城市。[2]日本、德国、中国等国家的钢铁工业也发生了从邻近矿产资源地到邻近港口城市的迁移过程[3];②由临近市场转向临近原材料供应地,如家具生产由原来的整体家具变革为组装家具,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产品形态发生了改变,家具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使得家具厂的区位选择转为原材料供应地,同时也扩大了市场范围;③持续向科技创新及交通条件高度发达的地区集聚,如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除了需要考虑高等教育和科技发达等区位条件以外,还对交通运输条件有更高的要求,往往多布局于航空运输发达的地方;④由环境管制高的地区向环境管制低的地区转移,如污染工业由一些环境质量标准相对较高的发达地区转移到环境质量标准相对较低的落后地区,环境因素通过环保法规、环境质量标准影响工业的区位选择,一些发达地区的环境质量标准较高,污染型工业用于环保达标的投入成本较高,便会转向环境质量标准要求较低的地区布局。[4]
二、工业区位选择的新因素分析
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原材料、能源、一般劳动力等传统因素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不断降低,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现代交通、产品分工、生产组织方式等新因素的影响程度不断加强。
1.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以跨国公司作为载体,跨越全球投资和贸易,将全球经济的研发、生产、销售编织成全球生产网络,促进工业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输入、生产、流通和消费。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工业区位受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流动的影响不断加剧。虽然,近期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等事件的影响下,发生了“逆全球化”现象,导致全球供给和需求同步下降、全球价值链出现断裂,削弱了以发达国家主导的、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的发展。从更长时间尺度来看,“逆全球化”是短期的,仅会在一定程度上驱动全球产业链分化重构,而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大趋势。因为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能力和意愿的增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及融入全球经济分工的客观需求等因素,将继续带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5]因此,工业区位选择虽然在近期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有所削弱,但从长期发展趋势看,仍会持续受到经济全球化各要素的影响。
2.技术变革
现代经济活动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科学技术对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也越来越重要。技术变革一方面可以使新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可以改变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的组合。因此,其具有改变区位选择成本或效率的可能性[6]。人类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电力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幅度提高了工业生产过程的自动化程度。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领域的深度融合,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巨型高科技跨国公司异军突起,在全球生产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使得信息化水平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工業活动的空间区位也越来越灵活(图2), 但同时影响工业区位因素的复杂性也越来越强。[7]
3.交通变革
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使得运输成本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明显减弱,而交通便利程度、时间节约效率则成为更加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方面,交通变革对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空运、集装箱水运、铁路运输为主的交通技术条件造成了时空压缩,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料以及生产的产品流动性大幅度提升,大大促进了企业生产的空间分离。例如,戴尔企业通过互联网和现代交通技术,将六大生产基地和全球的供应商、物流中心结合起来,维持企业庞大的全球运营系统。另一方面,交通变革使得不同的交通运输方式对工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发生变化。高速公路、城际铁路、现代化的空港和海港等现代化的交通运输方式,成为吸引工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工业对运输快捷性、高效性的需求,促使其选择沿交通干线布局,在空间上形成工业经济带,同时,工业区位选择的地域空间范围更大。例如,有些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原材料和产品的质量、体积较小,便于运输,同时附加值高,多布局于航空运输发达的地方。
4.产品分工
新国际分工形式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转向以产品内分工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模式。全球产品内分工是指产品的各生产工序或环节在全球布局,全球不同地区通过贸易和投资活动紧密联系成网络状的全球生产和价值创造体系。同时,通讯与运输技术的改进,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节约了交易成本,为工业在全球寻求最佳区位提供了便利。同一工业不同工序型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并不一致,而不同工业的相似环节却可能在区位选择上具有相似性,往往集聚分布,工业企业集中和集聚可以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降低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也有利于企业之间交流信息、加强协作,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因此,产品内分工推动着由原来对某工业区位的分析,转向对某工业特定价值创造环节的区位选择的探讨。例如,笔记本电脑制造业的全球生产网络,是基于产品内分工模式、全球不同区域生产要素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8](图3)。
5.生产组织方式
随着交通运输、技术、市场等因素的变化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企业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福特制为主的大规模生产组织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多变的市场需求,也不能适应产品多样化的新型环境,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由福特主义逐步向后福特主义转化,实现了由规模经济向模块化经济的转变,推动了企业组织形态由垂直一体化型企业向垂直分离、网络化的企业组织形态转变。[9]工业区位选择的分析视角由传统的自然因素、运费因素向网络、嵌入、学习、创新等影响工业区位选择的新因素转变(图4)。
在经济全球化、技术革新、交通变革等新因素的推动下,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布局在全球扩张的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进入国际和全球生产网络中,使得工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区位选择愈发复杂和灵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工业的区位选择往往从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环节和所处的位置、国家和地区内部的区位优势、具体区位地点的确定等尺度,根据实际情况,综合多种因素,做出合理选择。
三、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工业区位选择
全球生产网络是指企业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和组织发生关联,并形成全球范围的生产体系。工业区位变化以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为导向,工业企业依据生产过程中价值环节的区位需求与区位比较优势之间的空间映射关系进行区位选择。近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回潮,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产业链造成了冲击,工业区位可能出现些新的变化趋势。
1.产业价值链分工导向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不同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相同环节,与同类型地域间的生产网络,在全球空间上组织起来。[10]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连接产品或服务的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消费、售后服务、回收处理等整个生产流程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其中,产品研发和售后服务附加值最高,其次是零部件生产和销售,组装环节附加值最小。全球价值链上不同生产工序对各国企业要素禀赋的要求不同,產品内分工体系下的各国家或地区结合自身区位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拥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家主要从事简单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资本充裕的国家从事零部件制造等资本密集型生产工序;技术领先的国家从事技术研发等技术密集型生产工序。以法国、德国等国企业联合创建的空中客车公司为例,该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国际化公司,13万多名员工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资本为纽带,将全球多个国家的飞机制造能力整合,建立标准化制造中心,各制造中心进行专业化分工。如零部件制造在比利时,主翼生产在英国等,零部件生产完成后,再将零部件运送至总装厂进行最后装配,装配厂分别位于法国、德国、中国和美国[11](图5)。
2.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偏好
企业为了更好地利用不同区位的竞争优势,会依据生产过程中不同环节对区位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佳区位。同一工业不同工序型企业,在空间上出现分离,但这些企业之间存在生产工序上的联系,而现代交通和信息通讯的快捷性、高速性为其保持联系提供了保障与便利;不同工业的相似环节在区位选择上具有相似性,往往在空间上呈现高度集聚现象。不同的生产环节对技术、人力、资本等要求不同,具有不同的区位偏好。研发设计型企业多分布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和亚太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教育中心城市,这些地区对全球的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具有集聚作用,且这些地区的资本市场较为完善,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较强;生产制造型企业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中心城市和少数发达国家的工业中心城市,区位条件需要交通便捷、劳动力充足等;代工服务型企业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市场邻近性等是其主要考虑的区位条件[12](图6)。
3.新冠疫情背景下工业区位变化的讨论
近期爆发的全球性新冠疫情,多个国家先后采取了关闭边境、停航停运或禁止进口贸易等措施,从而推动了全球重要原材料和工业中间品的价格上涨,损害了全球产业链体系。各国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于关键技术和核心产品的控制更严格,部分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工业品不能完全依赖进口。我国适时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战略举措。全球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将逐步显现。具体来看,在纵向分工上,全球产业链的长度缩短,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逐步回收到母国;在横向分工方面,发达国家将通过建设某种自贸区,通过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签订协议的方式将一些产业回收。[13]由“点状分布、面上扩散”的全球产业链,逐步演变成自贸区这样的全球产业链集群。中国及时控制住疫情,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常运行提供了稳定性和安全性,增加了跨国公司布局的黏性,愈发成为产业链集群布局的安全地点。总体来看,新冠疫情之后,与工业区位选择至关重要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安全等多因素并重。同时,在现代工业生产朝着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下,工业区位选择将会在“市场开放优势”与“国家安全需要”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企业将会综合权衡成本、市场、现代信息技术、科技创新、安全和供应链韧性等区位因素进行布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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