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斌五见“钱大姐”

杨力仁

重庆：首次见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平津即告陷落。1937年8月，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迁入长沙，筹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年底，南京陷落，长沙震动。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达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融北京大学的“民主自由”之风、清华大学的“严谨求实”之风、南开大学的“活泼创新”之风于一炉，获得“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成为当时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

1938年9月新生入校后，西南联大的学生人数猛增。学生中有来自北平、重庆、武汉、长沙的部分共产党员。1939年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在西南联大建立由省工委直接领导的党支部。1940年3月，云南省工委将西南联大党支部扩建为党总支。1945年8月，已经考入西南联大的王汉斌专程从昆明到重庆红岩去接组织关系，南方局组织部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云南省工委。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国民党中央势力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之间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先后4次召见国民党中央常委李宗黄，密谋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云南的控制。1945年10月2日，蒋介石签署了改组云南省政府的命令，免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本兼各职，任命远在越南受降的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任命李宗黄为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兼代省主席，成立以关麟征为总司令的云南警备司令部，建立起直接控制云南的党政军系统。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以搜查“散兵游勇”“安定地方”为名，到处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11月5日，毛泽东发出“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的号召，得到全国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

11月25日晚，在云南省工委和西南联大党总支的组织和发动下，昆明6000余名大、中学生和各界群众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会议通过了反对内战和反对美国派军队干涉中国内战的通电。在晚会进行期间，国民党军队突然武装包围会场，鸣枪恫吓群众。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发出《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报道，诬蔑与会人士为“匪”，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西南联大率先宣布罢课，随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18所学校也相继罢课。到28日罢课学校扩大到31所。

为了加强对全市罢课行动的领导，根据云南省工委的指示，昆明学联组成了昆明市大中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通过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即罢课宣言），明确提出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要求民主;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等。

昆明学生的总罢课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国民党云南当局胁迫学生立即复课，并组成了由邱清泉任總指挥的“反罢课委员会”，设情报、行动、破坏、对抗4个组，统一指挥镇压学生运动。12月1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出动一伙党徒，与军官总队、三青团省团部的暴徒会合，携带棍棒、铁条、刺刀、手榴弹，分头到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捣毁校舍，殴打师生，并投掷手榴弹，致使于再（共产党员）、潘琰（共产党员）、李鲁连、张华昌4名师生遇难，受伤者达数十人，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的第三天，在云南省工委召开的碰头会上，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袁永熙建议派西南联大民青第一支部组织委员、地下党第一支部委员王汉斌和罢联常委程法伋赶赴重庆，向南方局汇报运动进展情况，并在重庆扩大宣传，争取更多的支持。这个建议得到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的赞同。

南方局对王汉斌的汇报高度重视，组织部部长钱瑛、青委书记刘光、组织部秘书荣高棠和朱语今等10位领导在红岩会议室听取相关汇报。王汉斌此前曾多次听袁永熙介绍过钱瑛，但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钱大姐，第一次向这么多领导人汇报，20岁的王汉斌还是有些拘谨。钱瑛和蔼地说：“你不要紧张，放开来说。”王汉斌这才逐渐稳定情绪，详细汇报了一二·一运动的情况。

王汉斌汇报结束后，钱瑛对昆明广大师生争取民主的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对如何领导这场学生运动提出了明确要求。针对罢联提出无限期罢课的意见，钱瑛指出：“一二·一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很大。但是，你们采取无限期罢课的办法是不策略的，也是不可取的。因为罢课时间长了，中间学生不容易坚持，还可能失掉校方和教授的同情，使积极分子陷于孤立，造成被动。必须立即改变无限期罢课的决定，争取达到一定要求后就适时复课。‘有理、有利、有节，才能团结中间学生，团结教授和争取校方，在斗争中壮大我们的力量。”

钱瑛强调指出：“要告诉同志们，群众情绪越是高涨，我们就越应该保持冷静，要认真研究形势，考虑选择很好的时机结束罢课。因为罢课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要通过罢课达到应有的目的。停止内战和严办祸首可以作为宣传口号提出来，但是把它作为复课的必要条件就不行了。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学生提出要惩办祸首，蒋介石就会真的惩办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这几个人吗？不会的。蒋介石也不会因为学生要求停止内战就不再打内战。学生的要求永远达不到，罢课无限期地拖下去，大多数中间群众就会情绪低落，逐渐脱离运动，少数进步分子孤立突出，这对斗争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使群众始终保持高昂旺盛的战斗情绪，这是我们党长期从事群众运动的宝贵经验。”最后，钱瑛焦急地说：“你们现在马上坐飞机回昆明，要想办法改变无限期罢课。”因为飞机票十分紧张，王汉斌和程法伋于12月29日才飞回昆明。

在重庆密切关注着昆明学生运动的钱瑛，立即采取两条措施督促学生尽快复课：一是给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写了一封密信，指出运动在政治上已获得重大成果，应改变斗争方式，在几个要求取得结果后即可复课，巩固扩大胜利，把爱国民主运动引向深入;二是指示《新华日报》发表《谈青年的斗争》一文，指出：“我们不仅要在斗争开始时，善于掌握具体情况，提出正确的口号，取得一些胜利，更要在斗争的过程中，善于观察情况的变化——反动者策略的改变、社会同情与声援的增强或减弱，群众斗争情绪的提高或低落等，根据新的情况来适当和适宜的发展或结束这一斗争。”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得到钱瑛的明确指示，云南省工委更加坚定了停灵复课的决心，通过各校共产党员组织民青盟员和积极分子，联系国内形势和现实斗争实际，学习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策略，在国民党云南当局被迫接受罢联大部分条件后运动应适可而止的问题上，逐步统一了认识。12月25日，罢联代表大会通过《复课宣言》，声明为顾全大局，在5项要求已得到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忍痛抑悲，停灵复课。27日，罢联发布两则启事，正式复课。

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民主運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内战、独裁的本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开辟第二条战线的序幕，粉碎了蒋介石直接统治云南的企图。钱瑛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及时纠正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保证了运动的最后胜利。年轻的王汉斌打心眼儿里敬佩钱大姐的领导艺术和斗争谋略。

南京：谆谆教诲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共两党谈判的中心也随之迁到南京。周恩来、邓颖超、齐燕铭、廖承志、钱瑛、董必武、李维汉等人先后到达南京。周恩来在中共代表团和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宣布：中共代表团对外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继续谈判，对内即是中共中央南京局，统一领导谈判斗争、统战工作和秘密工作。南京局由周恩来总负责，董必武任地下工作委员会书记，钱瑛任组织部部长兼地下工作委员会成员。

6月26日，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国内时局进入实际大打、表面谈判阶段。周恩来决定派钱瑛秘密转移到上海，继续领导蒋管区的地下斗争。对此，钱瑛做了精心准备，先派中共贵州省临时工委委员张述成、中共川康特委秘书长张文澄到上海打前站。他们在上海虹口区的一个弄堂里租下一套房子，开办了一家茶庄，张文澄当茶庄老板，张述成当茶庄会计。

7月，西南联大由昆明复迁北方，恢复原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也随学校回到平津。西南联大地下党自1939年3月成立后，一直在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开展斗争，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复员到平津后归谁领导？下一步斗争需要注意什么问题？王汉斌和袁永熙决定利用北归的机会，到南京向钱瑛当面请示汇报。

王汉斌和袁永熙到达南京后，在梅园新村住了六七天。钱瑛尽管工作十分紧张繁忙，仍多次抽时间听取他俩的汇报。钱瑛告诉他们：“蒋介石已向我们全面进攻，大规模的内战已经爆发。敌人必然会在蒋管区加强对人民的镇压，你们要警惕。北平和昆明的情况不同，北平的进步力量还比较薄弱，你们要有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不要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要扎扎实实地工作，要学会在群众中隐蔽自己。”

全面内战爆发后，斗争更加残酷和激烈，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将经受严峻的考验。临别的前一天，钱瑛破例与袁永熙和王汉斌谈起自己的革命经历：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至1931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革命”。1931年4月丈夫谭寿林被捕，一个月后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1933年4月因叛徒出卖，她在上海被捕，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关押在南京国民党江苏第一监狱和首都反省院，1937年9月经周恩来和叶剑英营救获释。钱瑛特别叮嘱说：“共产党员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要有革命气节，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决心不能动摇。万一被捕，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不能出卖同志和党的机密。事先要编好应付敌人的口供，至死不改，敌人就奈何不了你。你们都是经过党多年培养的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千万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他俩将钱大姐的临别赠言牢记心中，准备迎接更加严峻的考验。

11月上旬，钱瑛秘密转移到上海，与张述成和张文澄会合，扮作张文澄的嫂子，以临时家庭为掩护领导地下斗争。

上海：受到批评

西南联大地下党随学校复员到北平后，领导北平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分为南系和北系两个系统。北系是原来在北平的地下党，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后为华北局城工部）领导;南系是原来西南联大的地下党，由南京局（后为上海局）领导，直接领导人是钱瑛。

袁永熙和王汉斌回到北平后，因为已经毕业离校，需要找一份职业作掩护。袁永熙经人介绍到北平敌伪产业处理局当职员，王汉斌通过傅作义的女儿、中共秘密党员傅冬菊介绍到北平平明日报社担任国际版编辑。他俩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北平（南系）地下党，组织内共有中共党员50人、民青盟员150人，主要分布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等大学。袁永熙和王汉斌分别向各自联系的地下党员和民青骨干传达了钱瑛的指示，要求每个党员和民青盟员都要联系群众，广交朋友，做好北方同学和新入校同学的工作。

此后根据斗争需要，经过钱瑛批准，袁永熙和王汉斌与原来的中共北平学委书记佘涤清、杨伯箴等人取得联系，在工作中互通情况，密切配合，但不建立横向组织关系，双方保持各自的组织系统。经过他们的努力，很快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的系会、班会组织起来，加强与老师的联系，并根据同学们的不同爱好和要求，组织了各种社团，有政治性较强的读书会、壁报社、歌咏队、剧艺社等文艺团体。这些社团的多种活动，使得同情革命、拥护革命的积极分子大量涌现，为后来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强奸北京大学女生的事件，引发全国范围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袁永熙、王汉斌领导的北平学委（南系）和北平学委（北系）紧密配合，并肩战斗，发动和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钱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领导各大中城市地下党，组织反对驻华美军暴行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波及14个省26个城市，总人数达到50万人以上。

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另设上海分局，指示刘晓和钱瑛“两处所管秘密组织统一管理”。接着又给上海分局连续发来4份电报，强调“一切带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应从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着想，有计划地转移到带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

1947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上海分局决定在南京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由上海、北平、天津、杭州等城市配合响应。

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海局仍以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明4人组成。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

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国民党宪警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酿成“五二○惨案”。同日，在袁永熙、王汉斌等人的领导下，北平各大、中学校的7000余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由宣传车开道，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巨幅横标，进行持续5个多小时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断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恢复政协路线”“提高教育经费”等口号。

五二○惨案发生后，在上海局的领导和推动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济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五二〇游行结束后，华北学联开会决定继续罢课3天，有的代表临时提议把6月2日定为全国反内战日，号召蒋管区各地在同一天舉行总罢课、总罢工、总罢市，会议通过并宣布了这个决定。对这个情况王汉斌事先没有估计到。在决定宣布后，王汉斌根据钱瑛的一贯指示精神，结合过去运动的经验教训，意识到这个决定不妥，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便立即与北系地下党负责人商定，不能硬碰硬受损失，劝说北平各校同学6月2日不上街游行，只罢课一天，分别在各校内举行集会游行。

7月，王汉斌接到通知去上海局汇报工作。一想到就要见到敬爱的钱大姐，他心里不禁涌起一股暖流。没想到见面后，钱瑛脸上罕见地失去了笑容，两眼严厉地盯着王汉斌，问道：“六二全国反内战日是怎么回事？要详细、如实汇报！”听了王汉斌的汇报后，钱瑛轻轻叹了一口气，严肃地批评道：“关于六二大游行，你们北平处理得还可以，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可是别的一些地方就不同了，你们提出搞六二全国反内战日的号召很不策略。你们北平靠近解放区，北平提的斗争口号，别的地方不知道是你北平自己搞的，而以为是解放区、党中央的意见，有力量要响应，没有力量也要响应，使一些地方如武汉、沈阳、青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钱瑛进一步指出：“在蒋管区总的力量对比仍是敌强我弱，我们的斗争只能采取突击的形式，速战速决，使敌人措手不及，像你们这样事先公开宣布我们的斗争部署和日期，事实上会使敌人有时间准备镇压。这种不考虑条件、不区分情况的决定是错误的。”一番话说得王汉斌心悦诚服。

1948年1月，北平（南系）学委负责人王汉斌怀着沉重的心情，又一次赶赴上海，向钱瑛汇报袁永熙被捕的情况。1947年8月初，袁永熙和女友陈琏结婚，陈琏的同事、贝满中学的教师田冲前来贺喜，袁永熙与素不相识的田冲交换了一张名片。8月下旬，地下党情报系统的秘密电台遭到保密局破坏，田冲的朋友、报务员李正宜被捕叛变，田冲因此受到牵连。特务从田冲身上搜出袁永熙的名片，将袁永熙夫妇和当晚在他家里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地下党（南系）负责人吴谟、陈彰远等7人逮捕。

王汉斌获悉袁永熙等人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罢课抗议。由于特务没有掌握吴谟、陈彰远等5人的确凿证据，加之恰逢蒋介石为了挽救华北和东北的军事危机，专程从南京飞到北平，害怕事态蔓延扩大，影响后方秩序，命令保密局5天后将陈彰远等5人释放。袁永熙、陈琏因为没有学生身份，仍被关押审讯。

在听完王汉斌的汇报后，钱瑛说：“袁永熙被捕后，你们立即发动罢课抗议，这是比较有力的支持。你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样才能更上一层楼。”钱瑛关心王汉斌的安全，要他辞掉平明日报社的工作，赶快搬家隐藏一段时间。临别之际，钱瑛仰望着阴云密布的天空，意味深长地说：“斗争越是激烈和残酷，表明我们离胜利越接近了。”

香港：总结经验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刻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阐明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全军深入学习这个报告，并在实践中严格遵照实施。

经周恩来批准，上海局领导人刘晓、刘长胜、钱瑛决定在香港举办干部学习班，组织上海、南京、杭州、平津地区、西南地区以及台湾地下党的负责干部，分批分期到香港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文件，总结经验教训，为迎接解放做好思想上的准备。1948年初，钱瑛秘密从上海转移到香港，主持干部学习班。

1948年7月初，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大学委员会书记王汉斌到香港向钱瑛汇报工作，地下党员李忠利用在航空公司担任电报员的有利条件，帮助他购买了从北平经上海再转香港的飞机票。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降落，钱瑛派助手朱语今前来接站，老朋友相逢分外亲切和高兴。

香港街头行人摩肩接踵，店铺鳞次栉比，大陆禁售的各种书籍和杂志随处可见，王汉斌感到十分好奇。朱语今见状低声交代说：“香港街上人多，千万不要管闲事，不要跟人家拌嘴。这里是黑社会的天下，他们跟警局有勾连……”

在油尖旺区弥敦道附近住了2天后，朱语今带王汉斌来到上海局香港干部学习班的驻地。这是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前面一间是卧室，为了充分利用空间，用木板隔成了三间，第一间是接待室，晚上打地铺可以睡三四个人;第二间住着管家陈大哥夫妇;第三间是客房，平时可以住两个人，打地铺还可以睡二三个人;后面有一间小厨房和一间小厕所，从东江游击区调来的厨娘负责买菜做饭，晚上就住在小厨房里。

当天下午，钱瑛来到王汉斌的住处，她听汇报还是老习惯，既不记笔记也很少插话，而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把眼睛眯起来，听得非常专注和严肃，对重要的情况一定要追根究底。王汉斌汇报说，五二〇运动后，他们组织了多次斗争，参加斗争的同学越来越多，斗争热情越来越高，地下党和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民联”也在斗争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壮大。

听完汇报后，钱瑛高兴地说道：“现在看来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北平是搞得比较好的，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为了防止年轻的王汉斌骄傲，她接着提醒说：“这不是你们几个人比人家高明，别的一些地方领导学生运动的同志是很有经验、很有水平的，主要是北平地下黨组织接受了党在几个时期的地下斗争经验，有五四运动时期的，有抗战前的，有一二·九的，有抗战期间蒋管区的、沦陷区的，还有昆明一二·一的，并根据实际斗争情况灵活地运用。我们认为这点是很重要的。传统这个东西，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在实际斗争中却起了很大的作用。”钱瑛要求王汉斌抓紧总结北平学生运动经验。

王汉斌既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高材生，又是昆明和北平学生运动的亲历者和领导人，仅用两天时间就撰写出“北平学运经验总结报告”，洋洋洒洒写满两个练习本。主要内容有：1、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这是斗争成败的关键。2、要把大规模政治斗争同扎扎实实的日常群众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3、要特别注意争取、团结中间群众。4、要做好统战工作，中心是要做好教授工作。5、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矛盾，避免四面出击，多方树敌。6、每次斗争都要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提出斗争要求，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号召群众进行斗争。7、把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8、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起来。9、要随时准备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10、注重对党员的政治理论教育、思想方法和道德修养教育，特别强调纪律教育。两天后，钱瑛又一次来到王汉斌的住处，认真看了这份总结报告，表扬王汉斌写得好，并将这份总结报告作为干部学习班的重要学习材料。

栉风沐雨，斗转星移。1985年6月，王汉斌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7年7月1日1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江泽民、李鹏、钱其琛、王汉斌、张万年等中央代表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王汉斌的脑海里不禁又一次浮现49年前在香港与钱瑛见面的情景。（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