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迷小姐的红气球

一把青

始料未及的，新年伊始，香港影评人黄爱玲在睡梦中溘然长逝。诸多悼文中，最让人心碎的一句是，“黄小姐离开了，带着她的红气球。”

上世纪50年代生人的黄爱玲，最喜欢1956年的法国电影《红气球》，故事讲述一个小男孩在上学途中解救了缠在电灯柱上的红气球，从此红气球认定他，日日相伴，一天，其他小孩出于莫名妒忌，射破了它，正当小男孩伤心落泪的时候，漫天色彩缤纷的气球齐齐飞到窗前，把小男孩带到巴黎蒙马特的上空。在许多文章与自述中，她沿用这个意象自喻，例如说起醉心电影的缘起，“以前看电影都是妈妈带我们去的，有时候也跟着哥哥们去跑公余场，就在这一年，我开始自己去看电影，几乎是饥不择食的。我找到了我的红气球。”

而黄小姐，也是许多人的红气球。

港产评论人中，不同于常在节目中亮相的马家辉、维持专栏高产的林迈克，或是频频就公众事件发声的梁文道，一心一意写影评的黄爱玲固守一方天地，遗世而不独立，却看得出，每篇文章，她都经过一番酝酿，更有细水长流的文学底蕴。

评论人不是创作者，他们隐身于银幕之后，为他人作嫁衣。有学院派操纵理论长袖善舞，性别意识、文化研究、城市空间与大众传播都可作为剖析的框架，也有好针砭时弊者喜欢联系现实，打通古今中外，赞誉或批判皆手到擒来。但是，无论新浪潮还是黑白默片，黄爱玲从不追热门，只挑喜欢的写，因为“有的电影，不交心就是不交心”。尽管在法国念书的学养让她已然谙熟抽丝剥茧的那一套，她却坚持感性先行，论原因，大概是她的字字句句，皆用真情与诗意，基于喜爱，或者说痴迷。

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在没有影带与影碟的时代，看一次不够，她曾将录音机偷偷带进放映室，把声轨录下来，加上想象，帮助追忆影像，重构画面。据牛津出版社总编林道群回忆，多年前，一群友人往江西庐山避暑，目不暇接的山涧奇景中，最让黄爱玲流连忘返的，则是那座并不起眼、却自1980年首部爱情片《庐山恋》面世后把这部电影放映了超过六千次、破了世界纪录的庐山电影院。大众有大众欣赏景色的维度，而电影信徒眼中，情绪仿仿佛佛间，总有另一重风光，不足为外人道。诗曰，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而黄爱玲是真真切切地懂得，是百分百的影迷小姐，故而也最能唤起读者处于同一频率的共情，缱绻梦回，所谓戏迷情人，不过如此吧。

所以，写许鞍华，她的文题《青鸟殷勤为探看》；写阮玲玉，她用《数落风尘命飘零》；写小津安二郎，是《泛萍浮梗不生悲》；“举手投足皆寂寞”，说的是王家卫；分析侯孝贤的电影，她说“爱情往往留有遗憾，《恋恋风尘》的无疾而终，《海上花》的寻寻觅觅，《千禧曼波》的荒芜无垠，《最好的时光》里‘自由梦的悲凉凄怆。我一厢情愿地相信，这里面有知遇知心的爱情，就如《悲情城市》里文清找到了宽美；文清聋哑，隐娘自闭，都需要一把打开心灵的钥匙。电影容许我们有无穷的想象”。正如她出版的两本书，分别叫《梦余说梦》和《戏缘》，素淡，却泛起涟漪，她像是婉约派的古代女史，工笔细描，四两拨千斤，勾勒着光影浮沉，也映照出当代的影人群像。

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心中的红气球，黄爱玲为电影做的亦远不只文字，她所忧虑的，是电影胶片如何保存、版权如何处理、档案如何整顿等更技术流的现实问题。甚至，参加威尼斯影展时，她留意到“中国电影密史”环节数码修复了十部陈年底片，如此热热鬧闹的幸事，她的职业本能反应却是，“要是这批底片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但，谁叫我们修复技术未成熟，礼失而求诸野呢？”众声愈喧哗，这样的声音则愈可贵，因为爱之深沉，则更殚精竭虑。

上一次见到黄爱玲，是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影展映后谈，主题是“小城内外的韦伟”——韦伟成名于40年代，担任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女主角，其后效力于香港左派影业，为长城和凤凰拍片。黄爱玲是策展人之一，她选的七部作品，从乱世的战前爱国电影到本土的港产粤语长片，意思很明显，《小城之春》虽是代表作，韦伟却远不局限于此，她或温婉或灵动的风姿，糅合着时代流转，借由一部部影片，逐一展开如绵延画卷。花一天时间泡在戏院里，躲进小楼成一统，作为观众暗暗叹服，策展人如造梦者，良苦用心，又不着痕迹。

映后谈这种东西，自由发挥起来，多少是天马行空，多少是个人卖弄，讲者与听者本都心照不宣，更何况对象是故纸堆里的史前史，任由评说，再无对证。但黄爱玲则不然，因为研究费穆的缘故，她与费家、韦伟等影人的数十年交游，内地、港台独此一家，但私交的部分，她反倒淡淡带过。韦伟说话直率，对旧人旧事的不少评价后来颇受争议，而黄小姐都未提及，娓娓道来间，仅举出一二事例，还原生活中的她俏皮犀利的一面，让观众维持鲜活又美好的印象，这是对人对己的尊重，也是公私边界的分明，往大了说，是文以载道的士大夫精神，往小了说，也是君子之交的珍重情义

想起惊传黄爱玲离世的同一天，正逢邵氏女演员井莉的告别仪式，退隐多年的女明星走完一生，只想让大家记住美丽。井莉的子女在灵堂外摆上妈妈的旧时写真，还是顾盼生姿的少女神情，怀人诉往，众人别情依依，一位在邵氏工作近半世纪的前辈有些抱歉地交待，“一回忆起来就话多，我们那个年代，好灿烂的，你要理解”——怎么会不理解呢？虽然隔着迢迢时空，但这条通往梦工厂的路，是多亏了黄爱玲编纂的《邵氏电影初探》，还有《国泰故事》《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等，那些影片、剧照、论文与口述，一砖一瓦铺垫而成，是她，倾其全力把那个灿烂的年代搬到现代观众眼前，并埋下种子，是呼唤，也是启蒙。

便又想起，1月2日，黄爱玲逝世前两天，仍抱病出席了费明仪逝世一周年纪念讲座，主讲“从父亲到女儿——文化修养的传承”。费明仪是费穆导演的女儿，促成了黄爱玲为这位她最尊崇的导演编写《诗人导演费穆》一书。在序言中，她写道，“回首费穆走过的道路，我们会发现他那美的历程是一生一世的事，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不疾不徐地稳步向前，择善而固执，且最终能够自我完成。”

说来哀痛，更多的是遗憾，黄爱玲未及告别的一生，也可以用这句话来定义。谢谢她，这位择善而固执的影迷小姐，和她的红气球。

编辑 翁倩 rwzkhouchuang@126.com

黄爱玲，香港人

香港电影资料馆研究主任、影评人

无论新浪潮还是黑白默片，黄爱玲从不追热门，只挑喜欢的写，因为“有的电影，不交心就是不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