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与中美关系纪事

袁小伦

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起源于延安，并从延安走向世界。就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言，1944年接待美军观察组是延安外事工作的重要开端。随后，中共与来华调处国共矛盾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等也开始了直接的交往，其中与两国三方（即中美两国和国共美三方）有关的历史事件有重庆谈判、停战谈判，相应的协商机构则有三人军事小组、军事调处执行部等。1949年，中共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统治后，由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从“一边倒”到接触西方世界的转变过程。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之邀访华并发表著名的“上海公报”，使长期处于冷战对立的中美关系开始解冻，迈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起步。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叶剑英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

中外記者团访问延安是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前奏曲。

1944年，亚洲太平洋战场风云变幻。美军节节胜利，进逼西南太平洋。美军最高统帅部形成一个登陆中国沿海，以切断日军羽翼、孤立日本本土的战略计划。由此，在亚洲太平洋的战争地理中，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本土的第二号目标，中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这时中国战场的状况，一方面，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在与日军的作战中一败涂地，数月之间，竟损兵百万，失地千里；另一方面，在敌后战场上，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军民胜利地进行了一系列攻势作战，以生命和鲜血赢得了自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瞩目。这年初，美、英等国的驻华大使就向中共方面提出派记者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亲眼看看，做些实地考察的要求。对此，中共表示欢迎，国民党也不得不同意。

八路军总部对于接待记者团作了周密安排，并责成参谋长、外事组长叶剑英具体负责。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参观团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关卡，到达延安。这个记者团中的成员包括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以及路透社、塔斯社记者等。国民党中宣部负责检查国外稿件的一个宣传处长携带着一部电台随行。国民党中统局也派遣特务人员冒充记者混入参观团，企图进行破坏捣乱活动。

记者参观团来到延安的当天下午，由叶剑英设宴为他们洗尘，表示热烈欢迎。6月10日下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叶剑英代表朱德致欢迎词。6月22日，叶剑英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报告。为使外国记者准确无误地听清这个重要报告，当场分发了译成英文的小册子。叶剑英以雄辩的事实、充足的论据，说明了中共的伟大以及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抗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腐败无能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他专门宣读了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而献出了生命的国际友人的名单，并对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的援助表示感谢。对于叶剑英的报告，中外记者参观团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第一流的报告”，有“很高说服力”，“掷地有声”，是“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中共高层意见于一身的谈话”。6月25日，叶剑英与朱德又同斯坦因和福尔曼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回答并说明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敌后的潜在力量；第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态度以及同国民党、美国及英国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第三，战后共产党军队将为保持远东和平而斗争。

叶剑英的报告和谈话，很快被传到了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国内外舆论纷纷对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国民党已倍感失望的美、英等国家的一些政府要员与高级将领，更加关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斯坦因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文章说：“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庆，5年以来，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我所发现的事物，我吃惊地擦拭着我的眼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则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须给共产党军队以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

二

继中外记者参观团之后，美军观察组于7月22日飞抵延安。观察组由长期担任美国驻华武官的包瑞德上校衔命筹组，下设政治情报组、陆军情报组、海军情报组、气象组和营救组。观察组成员多属中缅印战区总指挥部的军人，也有一些美驻华使馆的外交官。

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接。因延安机场刚抢修不久，跑道路面基础不牢，飞机降落的时候，出了点小故障。叶剑英急忙走上前去察看，关切地问道：“飞机坏了没有？”包瑞德当即用汉语回答：“伤人乎？不问马。”（出自《论语》）叶剑英事后谈起这件事，笑道：“我知道他是一个中国通，想不到他还真有点学问咧！”紧接着，叶剑英到观察组的驻地接见了全体成员，代表八路军、新四军的总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叶剑英说：“我们将延安县城北部最好的窑洞腾出来，给你们居住，这一排窑洞是我军边区留守兵团司令部的驻地。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还特意筑起了一道土围墙，以免老百姓随便走来走去，妨碍你们的工作。在我们延安是军民一家人，各领导机关都没有筑围墙，老百姓可以随便走动。我们并不是把你们隔离开来。我们如果有意要将你们隔离，那么我们随意选择一条山沟就是了，延安附近无人居住的山沟是很多的。我们是特意将你们安置在延安的中心地区，四通八达，你们可以很自由地随意走动。你们不会像我们在重庆的人员那样，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盯梢，我们不会干那些无聊的、可耻的事，也没有财力养那些闲人。你们很快就会亲自体验到的。延安是很安全、很自由的。你们不要害怕人身没有安全保证。”包瑞德也直爽地说：“叶将军阁下，我们在重庆也听说国民党特务跟踪贵方人员的事，我们很讨厌这样的做法。我们到延安下飞机就感受到你们对美军军官和士兵的热情与诚意，我完全接受贵方的安排。并感谢贵方的盛情接待与安排。”叶剑英说：“我们都以诚相待，我相信我方与贵军观察组的军官、士官一定会合作得很愉快。至于具体工作安排，我方由作战部伍修权副部长兼作战局局长与你协商。”

延安热情接待了美军观察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曾多次会见他们。8月3日，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向观察组成员全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情况和我军的编制、装备情况。叶剑英在详细介绍敌后战场的情况以后，归纳说：“从整个敌后战场的形势，可以看出以下3点：一、山区包围平原；二、广大的乡村包围城市，使城市孤立；三、主要交通线插在我区之间，造成许多走廊，很多铁路、公路夹在这些走廊之内，使我军有随时截断这些走廊的可能。”在长达3万字的讲话结尾，叶剑英引用一些中外报刊对八路军的报道，并感慨万千地说：“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杀。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对于我八路军战士的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十分恐怖的。我们相信，如果有我军这样英勇作战的士气，再加以适当装备，则我们的战斗力當增强百倍。如果我们获得一定数量的轻炮、弹药和其他轻武器的装备，则我们即可扫除深入我根据地的敌据点和交通线，把根据地融成更大块的。如果我们获得重炮、反坦克炮等装备，则华北即会有更多的类似百团大战的战役进攻，敌人的任何交通线都将无法控制，更多的敌人将被我们控制在华北战场上，以至最终将敌人赶出去。我们有充足的人力，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与勇敢善战的指挥员战斗员，极愿对祖国抗战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更多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当局缺乏此远大眼光，不仅无任何帮助，反而多方限制与打击我们抗战力量，这对于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是十分有害的。”叶剑英介绍结束后，美军观察组全体起立致意。包瑞德致词说：“今天，叶将军所作的报告是很有趣味很有价值的，我们能听到叶将军的报告是很荣幸的。叶将军，你以这样充分的对我们的信任来作报告，我向你保证，对你报告的这些材料，保证以很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待之。”

美军观察组在叶剑英等陪同下，还参观了南泥湾三五九旅的军事训练、七一八团军事演习、绥德抗日军政大学等。他们在延安地区实地观察后，向美国国内发回了许多调查报告。谢伟思在从延安发回的第一份报告中写道：“延安民众官兵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年活泼，民主模范，与重庆对比是另一世界。”在叶剑英的安排下，观察组还分小批赴各个抗日根据地观察了解情况。他们经过实地考察，大部分人对解放区政治、军事情况的看法比较客观，对中共的抗日决心和实力有较正确的估计。鲁登在向美驻重庆大使馆的报告中写道：“经数月华北、察绥实地考察证实，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深得人民拥护和爱戴。”戴维斯总结观察组几个月观察的结论：“蒋所领导之封建中国，无法与中国北部广得人心之现代政府长期竞存。中国前途握于中共而不属于国民党。”

正式会谈之余，叶剑英还特意到包瑞德住处去看望他，同他亲切交谈。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了一些情报和军用品。时隔25年后，包瑞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介绍叶剑英：“他是一个个子较高、英俊精干的人。他总是麻利地出来进去，似乎不像一般的久经战争磨练的共产党人。讲话过程中，他可能试图夸大共产党军队的重要性，但总的来说，他的介绍是客观的。这证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批评是过火的。”“在有人告诉我们史迪威将军可能访问延安的前一天晚上，叶将军来到我的宿舍和我单独谈话。他说自己曾经是国民政府军的一个师长，如果不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反动，也许他会一直在委员长的指挥下服役的。当时，我很惊奇，不知道叶将军为什么要告诉我他在国民政府军的经历以及他离开它们的原因。对此，正确的答案只能是第二天史迪威将军可能来，他想给我一个好印象以证明他实质上不是一个激进的共产党人。自从我认识他，或者说是听说他以来，我一点也不相信他愿意继续为国民政府服务而不愿完全献身于他所选择追随的事业。”

三

包瑞德离开延安之后，叶剑英根据美国当局政策的变化，在与美军观察组的会谈中，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注意了斗争的灵活性。1945年6月2日，也就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扶蒋反共声明之后，叶剑英应美军观察组的邀请，同毕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及斯特尔上尉进行了会谈。会谈中，美军观察组提出，根据美军魏德迈将军的指示，他们要负责在华北建立美军通讯网，在延安数英里内设立由美方人员管理的侦察电台，并要求派气象人员去晋绥进行风云测量，派人与八路军司令部有关人员共同统计敌军死伤数字，要求派两架单引擎飞机到延安，以延安机场为基地，供他们作为联络、接取供应之用。叶剑英针对观察组提的问题和要求，着重指出：观察组来延安一年，这一年可分为赫尔利声明以前及声明以后两个时期。前期，虽然美军总部并无合作的信件给我们，我方对美军还是竭诚合作；后期，赫尔利发表声明，美国公然宣布不愿与我合作，既然不与我合作，怎么又提出在我区建立通讯网的计划呢？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答应将你们的提议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报告。叶剑英讲完以后，斯文生少校仍然坚持要设通讯网，甚至无理地说：“我对政治、政策和陆军，管不到。我是负责设立通讯网的。”对此，叶剑英义正辞严地说：“斯文生少校奉命来此谈通讯问题，在你自己是正确的，但我方不能如此单独考虑问题。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请你们注意：我们有几十万军队，有一亿人民，同你们合作抗日，可以缩短战争，对双方都有利，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你们不合作，我们没有外国帮助，仍然要抗战下去。即使再打一千年也要打下去，而且一定能打胜。”美军观察组的无理要求被叶剑英断然拒绝。

不过总体而言，美军观察组派赴延安，是历史性的突破，它开创了美国官方与中共的首次直接对话和合作，因此在中美关系史上有着重大意义。

四

抗战的结束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美国以调停国共矛盾为名再次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此时，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舞台就是军事调处执行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方面声称要谋求国内和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又在和平烟幕的掩护下，加紧军事部署和制造军事冲突。美国政府为了扶持蒋介石反动集团，于1945年12月15日，任命前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面对这种形势，中共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一方面同蒋介石进行政治谈判，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与民主，另一方面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准备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12月23日，周恩来、叶剑英拜会了马歇尔。1946年1月上旬，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和《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按照这些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设立3个委员，其中一人代表中共，一人代表国民党政府，一人代表美国。美国代表被邀请充任主席，作为三方会议的召集人。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和美方代表饶伯森进行三方谈判，调处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

美国参加谈判的根本目的，是要摧毁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扶持国民党政府统治全中国，以便在中国推行它的殖民政策，但在当时国际舆论和国内广大人民群众要求中国停止内战、改组国民党政府的情况下，不得不在表面上采取调停的姿态来处理中国问题。而国民党政府同意参加军事调处，目的是要遏制、削弱中共的力量，争取时间，准备全面内战。中共则希望通过调处，来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和军事进攻罪行，保护革命力量，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叶剑英清楚，在国民党的背后，是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而美方代表却以所谓“公正人”的身份出现在谈判桌上。因此，斗争将极其复杂、尖锐。

1946年1月13日，3名委员偕随员由重庆乘专机飞往北平。按照三方协议，军调部受由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领导。军事调处是军调部的首要任务。三方会谈一开始，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就施展阴谋诡计，致使军调部从成立之日起就拉开了“战斗”的序幕。其中派遣执行小组是国共双方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当时，国民党方面企图通过派遣小组，谋取军事上的好处，拼命要求往他们有利的地区派小组，中共方面当然不能让步，因此双方争论十分激烈。叶剑英认为，在3种地区，即在我军力量薄弱的地区、敌军集结重兵的地区、敌人可能利用的港口以及准备进攻的重点地区，都要争取派出小组，以制止敌人的进攻和揭露他们的内战阴谋。同时，要充分利用一致协议的原则，来对付美蒋代表的勾结。因为建立军调部的协议规定，三方代表各有表决权与互商权，一切事宜必须三方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叶剑英充分利用这条规定，使中共不受少数服从多数的约束；遇到美蒋代表联合整我们的时候，则使用否决权，使美蒋的阴谋无法得逞。

1946年7月下旬，发生了一起美蒋军队联合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件，史称安平事件。安平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外舆论和各方人士的关注。在军调部，国民党、美国代表不顾事实，首先向叶剑英递交了所谓“抗议”备忘录，称美军在安平遭到解放军“预谋”的伏击。叶剑英则根据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从承德的来电，就美军联合国民党军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一事，分别向饶伯森和郑介民提出抗议。马歇尔为把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四上庐山与蒋介石密谋策划；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不停地奔走于南京与庐山之间。国民党企图借安平事件拉美反共，多次发表诬蔑我军的谈话。《中央日报》大肆歪曲安平事件，扩大事态。叶剑英郑重指出，安平的不幸事件，并非中共“预谋”的伏击，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冀东若干地区，不断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必然结果。他向美方提出四点要求：一、美军应向我正式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三、驻华美军应全部撤出中国；四、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援助，以维护中美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叶剑英的声明和我方关于安平事件调查报告的公布，澄清了该事件的真相，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仇美反蒋的爱国热情。尽管美方始终矢口抵赖，不承认美军先开第一枪，但是，通过三方一个来月的调查，事实记录在案，白纸黑字，罪证确凿。在这种情况下，美方不得不考虑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后果。9月中旬，马歇尔被迫下令，撤走驻秦皇岛和塘沽之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五

无党派背景的外交家顾维钧曾回忆过1946年夏天的北平之行与叶剑英的谈话：“叶将军是一位头脑清楚、熟悉情况的雄辩家。他就其所知，十分清楚地向我说明当前的国际形势。很显然，他是想和我核对一下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谈的范围很广，例如英国的经济困难、美国急需国外市场，以及苏俄需要重建等。他的结论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希望维持和平，因此叫中国也必须走和平的道路。但是，如果遭受军事攻击或过分的压迫，中共一定要保卫自己，恰如右手一定要保护左手一样。他赞扬了我在国外的工作，要我作为一位独立的、无党无派人士支持和平事业。他说中共希望立即实现和平解决与政府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党制必须结束，中国必须走民主的道路。”

随着内战规模不断扩大，军调工作越来越困难。叶剑英在极端复杂艰险的条件下，继续妥善处理各种问题。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饶伯森通知叶剑英，他将于10月离华返美。接着，郑介民也飞回南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叶剑英从9月起，组织我方人员开始分批撤往解放区，留下少数人坚持工作。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军调部美方委员吉伦中将，送交叶剑英一份书面声明，说明美国政府已决定结束对军事三人小组及军调部的关系，并帮助国共双方代表撤回原地。从此，军调部正式宣告撤销。

2月7日晚，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举行鸡尾酒会，与北平各界人士话别。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美军吉伦中将、司徒雷登大使都出席了这次酒会。按预定计划，发出200多张请柬，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来了400多位客人。聽说中共代表团要离开古都，许多友好人士纷纷赶到北京饭店。他们说，虽然没有接到请柬，但是为了表示对中共代表团的敬意，想同叶剑英再见一次面。2月21日，叶剑英带领军调部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乘3架飞机离开北平。吉伦中将代表美方、蔡文治将军代表国民党方面到机场送行。吉伦走到叶剑英面前，伸出手说：“叶将军，请代转我对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将军以及曾在军调部工作的先生们的致意！”叶剑英看看吉伦，不无揶揄地说：“军调部已经不复存在了！还是我祝将军阁下早日回到你的国家去吧！”吉伦张张嘴，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随着美国政府出钱出枪，援助国民党大打内战，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转入低潮期。美国总统杜鲁门和他的五星上将国务卿马歇尔，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看到了自己本来预见到的而又想极力避免的结果：中共部队如秋风扫落叶，国民党军队则兵败如山倒。1949年10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像巨人般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丢掉中国”“杜鲁门政府外交上的最大失败就是把中国输给了共产党人”，美国朝野的责难声一直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嗡翁作响。

六

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是20世纪70年代初最为重大的世界性事件。在毛泽东做出这一决策前，曾有过很曲折的过程。它的前奏是1969年4位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

新中国建立后，中美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围绕着台湾问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两国一直处于对抗的紧张状态中。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中苏关系也由争论、交恶，边境冲突，到兵戎相见。直到60年代末，中美关系也未见改善的迹象。1969年1月，尼克松在就任美国总统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叙述了中国对美国的“敌对行动”。同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对中美关系的表述依然是剑拔弩张的。然而在会后，毛泽东却交给4位老帅两项任务：一是分别在北京“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周恩来指示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4位元帅，又亲自选定4家靠得住的蹲点工厂。他对4位元帅说：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

当时，4位元帅每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厂“蹲点”，其余时间看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每月讨论两三次。6月7日下午，4位元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一致认为当前的世界中美苏三大力量进行角逐和斗争，美苏都以中国为敌人，但他们互相间又以对方为敌人，互相矛盾又互相制约，都不会轻易动武打中国。至7月10日，他们进行了6次讨论。7月11日，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上送周恩来。该报告指出：一、国际对抗集中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一方面，它们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它们又互以对方为敌。就中国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现实的威胁是在美苏之间，美苏并不因为它们在反华上的互相勾结而使它们的矛盾有所和缓。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国、苏联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美国侵朝、侵越的失败，加深了它的内外困境，申言不再参与朝越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越，美国更不敢贸然动手。苏联兵力东移，并不意味它的战略东移，苏联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美国、苏联都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拣便宜。三、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畸形发展军事尖端工业，使它具有对外扩张的可能。而美国陷身于南越，英帝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又为苏联的扩张提供了机会。苏联甚至伸手到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引起它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冲突，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矛盾必然日益加剧。

从7月29日至9月16日，4位元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10次讨论，进一步做深入研究。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作报告，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最高级会晤，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7月21日，美国和柬埔寨恢复外交关系。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这一天，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又突然约见中国驻苏代办，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4位元帅立即对此进行研究。叶剑英说：美国不得不从南越撤军，苏联却大力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怕苏联接管“真空”，乘与柬复交时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联。聂荣臻说：葛罗米柯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180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是害怕中美和缓。陈毅说：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国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国憋不住了，苏联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

4位元帅认为：一、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达成若干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驳斥苏联说我“好战”，另一方面使美国担心中苏改善关系，有利于增强我在对美斗争中的地位。二、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渴望同美举行首脑会晤，尼克松至今未同意。苏要同我举行高级会谈，就是想捞取资本压美。三、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

9月11日，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4位元帅讨论后，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9月17日报送周恩来。报告中指出：周总理会见柯西金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使美国、苏联和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思想发生混乱。我们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包括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苏联要求举行边境会谈，我已表示同意；美国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我也可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

由叶剑英等4位老帅所勾画的国际战备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提供了依据，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重大战略决策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七

基辛格秘密访华，奏响了中美高层会谈的序曲。1971年7月9日，美國总统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京，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协助周恩来同他多次会谈。

5月29日，周恩来回信给尼克松，表示欢迎基辛格作为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的美方代表，提前来华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做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并说此事已报告毛泽东主席同意，到时与总统阁下进行直接交谈。同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向毛泽东上呈《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毛泽东同意此报告，并同意建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及早做好准备。鉴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延安和北平叶剑英就与美国人打过交道，毛泽东提议，由叶剑英负责对美工作小组，协助周恩来工作，并成立了由叶剑英、姬鹏飞和黄华负责的领导班子。接待工作秘密、稳妥地进行着。不久，尼克松确定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7月9日中午，基辛格从巴基斯坦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北京。基辛格首先走下飞机，叶剑英迎上前连声说：“欢迎你！欢迎你！”随后，他们坐进拉着深色窗帘的红旗轿车，直奔钓鱼台国宾馆。当晚，中美双方开始会谈。隔着长桌，周恩来与基辛格相对坐在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黄华和章文晋，还有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神情严肃地站在窗旁，还随身带着两只装满机密文件的沉重箱子。

基辛格说，临行前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访华进行预备性会谈。会谈着重谈了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访华时间等具体事宜。经过会谈，双方商定尼克松于1972年5月前访华。基辛格在会谈中多次提出，他此次访问势难长期保密，公告须及时公布。为此，需要商议一个共同措辞的公告，并商定同时发表尼克松访华的消息。

7月10日晚，周恩来要宴请朝鲜党政代表团，叶剑英、黄华等到毛泽东处汇报与基辛格进行前两轮会谈情况。毛泽东对公告内容表示同意，并交代说：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中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大约晚上10点15分，周恩来见到基辛格说，因为时间太晚，本来不来了。后来听说你们还等着，所以还是来了。这次只谈三件事：一是黄华、章文晋将同美方商谈“公告”稿；二是基辛格一行确定明天走的时间；三是通知美方不搞录音。经过短暂的交谈，双方观点异常接近。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叶剑英、黄华等汇报，又看了“公告”稿，比较满意。

会谈结束后，叶剑英与基辛格一行在宾馆共进最后一次午餐。两天来的紧张气氛一扫而去。饭桌上，大家谈笑风生，都喝了茅台酒。叶剑英风趣地对基辛格说，这次很对不起，未能以正式公开的方式来欢迎你，以后再补上。下次来就不需要再躲在这里了，可以到外面去走走，想吃风味菜可以直接去饭馆，可以到烤鸭店尝烤鸭，也可到东来顺吃涮羊肉，还可以给你们的家人买些纪念品。基辛格频频点头，表示谢意。

11日中午，叶剑英、黄华等到机场为基辛格送行。这时基辛格一行情绪非常高，他们哼着欢乐的美国小调，时而与中方人员亲切交谈，就好像中美两国关系从未恶化，从未有一天断绝过外交关系。他们一行在北京短暂的48小时停留，终于圆满地奏响了中美会谈的序曲。4天之后（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向外界发布了震动全世界的关于尼克松将应邀访问中国的公告。

八

3个月后的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来华，除叶剑英等对美工作组人员外，很少有人知晓他的到来。基辛格这次来华访问，主要目的是为尼克松访华做基本的安排，并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问题进行谈判。这次基辛格来访的随行人数相当于尼克松总统访问的全部人马，并乘坐从未在中国领空飞行过的美总统专机来华。商谈的问题，既有重大的政治问题，又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

10月20日下午，叶剑英陪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方全体来访人员。双方举行了第一次会谈，顺利地商定了会谈议程和方式，基辛格甚为满意。会谈后，周恩来设宴招待全体来宾，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即兴致词。在宴会结束前，叶剑英陪同周恩来特绕宴会厅一周，同每个客人，包括秘书、警卫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碰杯。

周恩来同基辛格共进行了10次会谈，5次谈形势政策，5次谈联合公报。双方除讨论尼克松访华日期、会议方式、通讯联络等问题外，著重就台湾、印度支那、朝鲜、日本等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23日休会，叶剑英陪同基辛格游览颐和园，向他介绍这个古老园林的历史，使基辛格赞叹不已。两人边赏景边交谈，从叶剑英的谈吐中，基辛格进一步感受到这位中国元帅可敬可亲的“儒将”风度。

26日，中美双方就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也就在同一天，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报，得知25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23国联合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逐出。这是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特大喜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1971年获联合国合法席位，整整经历了22个寒来暑往，这是一段艰难而又崎岖的外交历程！在此以前，基辛格还不相信这一事实，他估计中国今年不会进联合国，私下曾向乔冠华说：“估计明年还差不多！”

第二天，叶剑英带领中方人员到机场为基辛格送行，闭口不谈此事。他望着基辛格的飞机腾空而起，兴奋地说：“这位世界超级谈判大师在飞机上对联大的最新消息，不知有何感想！”

其实，中美会谈与中国加入联合国一事，叶剑英早就有思想准备。早在1971年6月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曾发言说：“美国为什么这样急于要和我们谈判呢？当前世界是美、苏两霸在勾结，在争夺。苏、美内外交困，它们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和中东，但对欧洲、中东的事，我们目前还管不着，它们在那里互相挖墙脚。在东南亚，美国的处境日益困难，特别是印支撤兵问题，过去仰望苏联帮助，现在看来，东南亚问题，没有中国参加不行。在这个问题上它有求于我们。这可能是美国要来谈的第一个问题。”谈到第二个问题美国阻止我国进入联合国一事，叶剑英分析说：“估计在今年联大可能遭到彻底失败。这迫使尼克松见风转舵，企图先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解决，中美就可谈建交的问题。这样一来，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对美国来说是不成问题了。从尼克松个人来说，从东南亚‘体面撤军、解决台湾问题、同中国建交，将使他可能重新当选总统，对他是很体面的。同时，他还想利用中国来压苏联，便于他解决欧洲和中东的问题。”

九

为了迎接尼克松访华，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1972年1月6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分三批接见以黑格为首的美国先遣组成员、技术顾问及专机机组人员。2月21日中午，尼克松到达北京。叶剑英陪同周恩来等在机场迎接尼克松一行。在尼克松访问期间，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举行了会谈。

2月25日，叶剑英陪同尼克松参观故宫，边参观边向他讲解故宫的历史和名胜，尤其参观珍宝馆时，叶剑英如数家珍，使这位美国客人目不暇视。尼克松这样评论叶剑英：“我游览紫禁城时，陪同我们的是74岁高龄的国防部长叶剑英元帅，他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

说来也巧，正好前一天纷纷扬扬地下了大雪。雪后的八达岭，是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仿佛是一条巨大白龙逶迤飞跃，风光更加绚丽多彩。叶剑英陪同尼克松夫妇游览长城，他指着长城内外的景色对尼克松夫妇说：“毛主席有一句很有气魄和哲理的诗，‘不到长城非好汉。”尼克松赞叹着说：“这的确是一座伟大的建筑，人类的奇迹。”他望着前边重重叠叠的城垛城堞，又说，“我们今天到了长城，成为毛主席说的‘好汉了；但是，今天是爬不到顶峰了。”叶剑英风趣地说：“我们不是已经在北京进行着顶峰会谈嘛。”尼克松夫人帕特听了，笑着表示不满：“为什么毛主席写诗只讲‘好汉，不讲‘好女呢？我们妇女不是也到了长城么？”尼克松和叶剑英听了哈哈大笑。叶剑英笑罢又说：“我们都要到长城。全世界的男人女人，黑人白人，东方人西方人，都要共同达到一个人类和平友谊的长城。”尼克松说：“我看过卫星拍下的长城照片。它是地球的标志，应该是人类和平的标志。”

双方经过爬“长城”式的多次会谈，于2月27日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从此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揭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