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

聂皖辉

2015年9月1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记者贺勇）：15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完成腾退修缮，下一步将向社会公众开放。消息还说，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出版，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917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居住在箭杆胡同20号（原箭杆胡同9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这里。2015年正值新文化运动百年，也是《新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旧址实现腾退修缮具有重要意义。这条信息很短，但把陈独秀、《新青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这几个历史的关键点连接了起来，反映了北京市东城区党委和政府对历史的尊重，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对新文化运动的铭记。看了这条信息，我很是高兴，受到鼓舞。

新文化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那么，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新运动中，陈独秀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先觉悟者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并经历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流产，曾使陈独秀等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想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袁世凯上台后，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复古倒退的逆流。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之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他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孔学博大”。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为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等。他们利用社会上对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面对这股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与此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在社会上大肆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这些东西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让世人警醒。陈独秀期待着推翻清王朝以后的光明来临，而现在取代清王朝封建专制的却是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袁世凯独裁，这是陈独秀不愿意看到的、却也是他早已预料到的。陈独秀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巩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一场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于是，陈独秀便把目光转移到了思想文化领域，认识到改造国民性必须从这一根本问题着手。讨袁失败后，陈独秀多视角地对辛亥革命进行深刻反思。经过沉思求索，他悟出了新的革命理念，找到并朝着新的前进方向。为了实现新的奋斗目标，必须开启民众心智，唤醒民众觉悟。《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陈独秀撰文指出：“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从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迁到北京出版。在发刊词中，陈独秀对青年提出了6点希望：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陈独秀提出的这6点希望，实际上，是为改造国民的奴性，向人民群众灌输民主、科学和爱国思想，为未来的革命做思想准备。《新青年》受到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被视为青年人的“良师益友”。他们说：“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

陈独秀是思想启蒙的最先倡导者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青年杂志》的创办，旋即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添加一個“新”字，不仅使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中，陈独秀表现得十分勇敢和坚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1917年起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和舆论中心。

《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和3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辛辣的笔触，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揭露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这又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讯、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所有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

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当十月革命給中国送来马列主义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运动，《新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当时，《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以后，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滑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厉害；所以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从他的论述不难看出，其实陈独秀并非认为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只是觉得其太过狭窄了，需要进行扩充。

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将大批青年学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为迎接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作好了思想准备。

陈独秀是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先行者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中4个提倡、4个反对的阐述，真正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即：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四、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大基本口号，一曰民主，二曰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与“赛先生”“Science”（科学）。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他们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们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他们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有两层涵义。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这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及自由民主权利等内容；二是指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尖锐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也有两个方面的涵义。它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与民权并重，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他们强调要用科学的尺度衡量世间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指出只有“一遵理性”，具有科学精神，国人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的束缚，成为新鲜活泼的一代新人。

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众多的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

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这场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陈独秀是影响和团结新派人物的领军者

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空前的培养人、造就人的运动。当时，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的周围，聚集起了一大批先进青年。“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士大夫的新人”。

新文化运动革新的思潮，促使李大钊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革命，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当时，他的老师杨昌济不仅为《新青年》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从此，毛泽东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开始了艰辛的探索。毛泽东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况，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因为哲学便于研讨思想，伦理学便于阐发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大潮的有力推动下，毛泽东的视野顿时变得开阔了，他开始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转向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五四运动后，他主编《湘江评论》，发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热情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仿效”。1919年12月，他第二次到北京，和李大钊频繁接触。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潜心阅读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在1949年进北平前，毛泽东还在西柏坡这样讲到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京赴沪，一直逗留到6月底。在沪期间，毛泽东同陈独秀谈了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并共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北京和上海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迅速发生变化，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新青年》对周恩来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周恩来东渡日本从天津动身的时候，有朋友给了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他带在赴日途中阅读。到东京后，又从友人严智开（季冲）那里见到《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借回去看，受到启发，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新青年》第三卷中宣传的新思想，强烈地吸引了他，使他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周恩来于1919年6月下旬，主編由天津学联创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宣传群众，研究新思潮，指导天津的学生和工人群众把运动坚持下去并引向深入。1919年9月，周恩来发起成立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便请了李大钊到觉悟社发表讲话。在1920年1月29日为抵制日货所进行的请愿斗争中，他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在被拘留期间，他不失时机地向难友们先后发表了5次演讲，介绍马克思学说——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史等。1920年11月，他前往欧洲留学，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经过对改造社会的各种学说的比较和选择，他也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等一批先进分子，也是通过《新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抛弃旧的主张，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一大批先进分子，不断地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茁壮成长，无疑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干部条件。

新文化运动深深吸引了胡适。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较系统地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陈独秀随即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高扬“文学革命军”大旗以示声援。他响亮地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便把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在陈独秀的影响和号召下，胡适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成为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代表人物，虽与陈独秀政见不合，但与其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革新的思潮，也深深地影响了蔡元培。蔡元培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倡学术研究，展开百家争鸣，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中外教员一视同仁等。通过改革，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新文化运动革新的思潮，还深深地影响了鲁迅。鲁迅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毛泽东称赞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还被称为“民族魂”。

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文化运动全方位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解除了思想禁锢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投身更多的政治活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知识分子在此运动中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根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讲话时说：“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是毛泽东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扮演的总司令的角色，他的功绩和影响，所给予的推崇和肯定！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被“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