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一生中难忘的记忆（下）

张力雄

再过草地踏上北上路

11月上旬，南下部队攻占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歼敌5000余人。我红五军则在大、小金川河丹巴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但这一地区主要是藏民，语言不通，对共产党和红军缺乏认识，短期内很难发动起来。此地人口稀少，粮食紧缺，加上反动土司头人的造谣蛊惑，藏民不时与红军发生冲突，我们的筹粮队经常遭到反动武装的袭击，我也挨过土枪。

11月中旬，红九军、三十军等部继续向名山、邛崃前进，在攻占两县之间的重镇百丈时，遭遇川军刘湘的十几个旅。两军激战7昼夜，川军死伤1.5万余人，我军也伤亡近万人。这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又从南面压上来，敌我力量悬殊，相持对我军不利。11月下旬，红九军、三十军不得不撤出百丈地带。百丈一战失利后，我军退守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时值严冬，天寒地冻，漫山冰雪，有些筹粮人员得了雪盲症。粮食、棉衣无着，兵员扩充困难，而敌军重兵围攻，我军处境极为艰难。广大指战员愈来愈看清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对他南下的错误路线也更加反感和痛恨。

1936年2月下旬，我军几经激战，粮弹皆缺，只好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在党中央、毛主席多次来电劝说下，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贺龙、萧克等坚决斗争和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并将部队整编，三十三军与红五军合编，三十三军的四十三、四十五团归红五军建制，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为五军副军长，五军的三十九团调归三十一军建制，教导大队改为军营学校，由军参谋长李屏仁兼任校长，我仍为政治委员。不久，我调任四十五团政治委员，团长叶崇本。我很快熟悉了该部队，与叶团长团结合作得很好。

6月上旬，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伪中央，全军振奋。在北进的路上，我们见到一、三军团政治部写的“北上抗日”和“严格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等标语，倍感亲切。近一年来，我们走着张国焘的南下错误路线，现在又回到了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北上正确路线，真有拨开乌云重见天日之感。

8月中旬的一天，董军长、罗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把我和叶崇本叫去，要我们抓紧筹集干粮，准备第三次过草地。前两次过草地的艰难险阻记忆犹新，我一听这话立即有些紧张，问了一句：“又过草地？”军长看出我们的情绪，说：“对！不过不是走上两次的路线，而是走一、三军团走过的路线，经毛儿盖、松潘西侧进入草地。这次过草地准备充分，目标明确、经验丰富，一、三军团过草地时插的前进路标也给我们创造了有利条件。只要按毛主席的路线走，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能战胜。”军长的话给我们以极大鼓舞。

干粮是过草地的命根子。我们在黑水、芦花用了两天时间分散做藏民工作，积极筹粮。在绥靖，有一个16岁的小藏民常到部队里来玩，经过我们的宣传教育，加上严格执行少数民族政策，他愿意当我们的“通司”（翻译、联络员）。有了他，我们筹粮比较顺利，两天内搞到不少青稞、麦子、包谷，还有野菜干、榆树皮和野葱花，合起来平均每人有七八斤之多。

到达毛儿盖以后，我们做了一次干粮大检查，再次强调严格执行不准动用干粮的命令，并设法继续筹粮。第二天，我和叶团长带着警卫员、司号员加上小“通司”一起外出找粮食，每人拿着一根擦枪用的通条，先到青稞地里寻找土司头人埋藏的糌粑。在一块斜坡地里，一位正在劳动的中年藏民妇女见到我们就说：“大军好，拿威，拿威（藏语表示友好）。”我们问她哪里有粮食，她起初不愿说。经过小“通司”做工作，她终于告诉我们说：“粮食没得，糌粑多多有，硬的没得。”她的意思是松软的土地才可挖到糌粑面。我们立即分头用通条去探，不一会儿，司号员吴士元大声叫道：“团长、政委，这里土松，肯定有！”我和团长赶紧叫警卫员拿铁锹猛挖，果然挖出4个口袋和1只罐子，口袋里装的是糌粑面，罐子里是酥油。大家高兴极了，都说：“这下过草地没问题啦！”

我们从毛儿盖出发后，在松潘县西侧进入草地。头一天走得不远，在一条小河边宿营。干部战士分头寻找干柴、木棒和野菜，以便做饭、烤衣服和搭帐篷。忽然，草丛中窜出一只野兔，战士们立即蜂拥而上，抓住了野兔。这只野兔又肥又大，少说也有3斤重。炊事员将野兔连肉带骨一起剁碎，和上炒面、野菜煮了一大锅，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草地行军野餐”，还开了一个同乐晚会。战士们说他们抓的兔子是一只“为革命献身的兔子”，一定要请团长和我去参加他们的“行军餐”。我和团长婉言谢绝了，但战士们还是送来了两茶缸野兔肉汤。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尝到的野兔肉汤之美味简直无法形容，令我至今念念不忘……

从进入草地起，我团是全军的后卫，除了要做好本团过草地的工作外，还肩负掩护和收容的任务。我们将全团牲口都抽出来开展收容工作，轮换驮运病号或年小体弱者。每个收容队都配备了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一名卫生员和一头牲口，带有十几斤干粮。进草地头两天还没有掉队的，即便掉下来了，也慢慢地跟上了。由于不时遭到狂风暴雨的袭击，两只脚整天踩在有毒的黑色泥水里，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又吃不饱，同志们的身体越来越弱了。从第三天起，沿途掉队的同志多起来，有坐着的、躺着的，还有因病痛在地上打滚的。有的说头晕，有的喊肚子痛，有的人腿发软站不起来。有时刚把一个倒在地上的同志扶上马背走一程，前面又有个胃疼的重病号，这时只得把刚扶上马背的同志换下来。有的同志可怜地向我们伸出一双颤抖的手说：“请给我一把炒面提提神吧！我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啊！”此情此景令人心酸掉泪。对于不幸病故的同志，我们以最快速度匆匆地掩埋好遗体，默默地哀悼这些不知名的战友。

在草地行军中担任后卫，除了收容工作外，行军也更困难。因为全军几万人马都走一条路线。前面大队人马走过后，软绵绵的草地网被踩下去了，有的地方被踩得很深，成了黑水塘或黑水沟，不能再走了。实在不行就得从侧面绕道几十米才能过去。草地上很难再找到干柴烧开水烤衣服了。我们只得做硬性规定，从毛儿盖带来的干柴，除做饭、烧开水外，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

在草地行军，要找一块比较干燥的地方也非常困难。第六天，我们团“打前站”的朱管理员碰到一块隆起的草包地，比周围高几十米，有500多平方米，像个大面包。其中还有一小块地周围用干牛粪饼垒起半人高的围墙，是个很久前牧民建的牦牛圈，尽管里面满是又臭又脏的干牦牛粪，却是个避风的好地方。朱管理员派专人守着留给我们团首长晚上住。我和团长到达后，坚持将它分给团卫生队的病号住，让他们好好地休息一夜。第二天出发时，这些病号高兴地说：“首长，谢谢你们了！昨晚我们住上了‘皇宫后，病都好多了！”这个宿营地是我们三过草地中遇到的唯一“上等”宿营点，同志们把它称之为草地“皇宫”一点也不过分。

第七天，饥荒更严重了。晚上宿营后，三营杨营长来报告说：“部队缺粮，走不动路了，怎么办？”当时他才23岁，原本是个身体强壮、敦敦实实的小伙子，一路上经常帮助掉队的同志背枪，艰苦的草地行军使他体质骤然下降，变得又黑又瘦。

听到杨营长报告后，我叫参谋长立即通知各营营长、教导员来团部开紧急会议。会上，我逐营查问存粮情况，结果除一营尚可勉强支撑一天外，二营每人顶多还有2两干粮，三营存粮量最少，其八连已断粮了。我们是过草地的最后一批部队，队伍行走路线左右1000米内，大黄叶、野葱、酸果、野白鹤草、苦菜等野菜早被先头部队吃光了。会上决定动员全团同志把枪皮带和土造牛皮斗篷拿出来，集中到供给处统一分配，主要是发给八连。我们对吃皮带的方法作了试验——先用火将皮带烧焦刮尽再敲细，然后拌上野菜煮。我和叶团长率先献出自己的皮带。叶团长开玩笑地对我说：“政委，你舍得吗？”我的这根皮带在全团是有名的，它又宽又长，黄得发亮，质量很好，而且有一番来历。那是1934年初夏，我奉命带新兵团到福建沙县一带搬运战利品，由于任务完成得好，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怀洲将这条皮带送给我作纪念。说实在话，我真有点舍不得，但为了让同志们走出草地，再舍不得也要贡献出来！牛皮带和着野菜一煮，够3个人吃上一顿！

次日，远处渐渐出现了山峰和稀疏的小木林，大家激动地叫起来：“出草地了！出草地了！”有的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打骑兵歌》：“四腿骑兵目标大，真好打。瞄准它，哒哒哒，消灭它……”兴奋一阵以后，肚子又饿了，脚也不听指挥了。我们把各人沾在干粮袋上的粮食用冷水洗下来，和着野菜一起煮着充饥，同时把行军速度再放慢，就这样咬着牙走出草地，到达了包座。

包座是通向甘南的必经之路，毛主席率领的红一、三军团北上时曾路过这里，红四方面军某部在此歼敌一个师，当地群众对红军有一定的认识。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司头人的掠夺剥削，加上红军两次经过，我估计在这里补充粮食十分困难，没想到一到包座村口，军政治部张干事和供给部的侯科员就通知我团派人去领大小不等的11头牦牛回来宰杀充饥，并让告诉同志们，这是兄弟部队勒紧裤腰带节省下来的。

我们马上宰牛做饭，全团像过节一样热闹。我叫人先煮了30多斤牛肉，给尚未走到包座的掉队同志送去，通知他们尽快赶上队伍。结果这30多斤牛肉真救了20余名掉队战士的命，使他们走出了草地。到包座后，他们高高兴兴地说：“多亏雪中送炭啊！我们吃了牛肉汤，眼睛都亮起来了。”一连指导员当场就编起快板：“过草地，走山冈，肚子饥，心发慌。吃了牛肉汤，眼睛就发亮，能充饥，有营养，鼓劲赶路找中央。”团政治处何干事把这首快板诗抄下来，在一个部队必经的小山坡上进行宣传鼓动。快板声中，战士们行军步伐加快了，向着抗日前线奋勇前进。

长征最后一仗

1936年10月中旬，我们红五军到达甘肃省会宁县境内，驻在离会宁城约30公里的华家岭一带。

10月19日早晨，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我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循声望去，发现军部通讯员小王来了，我意识到可能有战斗任务了。果然，通讯员通知我和团长叶崇本到军部去受领战斗任务。我顾不上吃早饭就和团长快马加鞭直奔军部。

来到军部，军长董振堂兴奋地握住我俩的手，大声说：“先告诉你们一个特大喜讯：我一、二、四方面军已经在会宁城胜利会师了！”我和团长不约而同地叫起来：“太好了！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团长问：“是不是要叫我们进城去会一、二方面军的老大哥呀？”军长笑了。

这时，其他军首长和各团领导都进来了。董军长把大家引到桌前，用铅笔指着桌上一张军用地图说：“我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是我党我军的伟大胜利，是党中央、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的结果。虽然这次会师只是各方面军的部分队伍，但三大主力都已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和追击，走到一块儿来了。它标志着我党我军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们的力量更强大、前途更光明了。”说到这里，军长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国民党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胡宗南、王均、于学忠等部共数十万人马，采取前堵后追、两侧夹击战术，妄图阻止我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并伺机在静（宁）会（宁）地区围歼我军。为了保证长途跋涉的二、四方面军在会师后能得到短暂休整，确保3个方面军在一起举行长征胜利庆祝活动，上级命令我们在华家岭一线组织防御。”

军长用铅笔指着图上会宁城以南华家岭至马营一带，说：“这一带的地形特点是南低北高，地势平缓开阔，易于敌人炮火发挥威力，不利于我军隐蔽和运动，不利于实施阻击。但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3天内决不能让敌人越过华家岭一步。我军的战斗部署是：三十七团在马营一线组织防御，抗击敌人的进攻，杀伤、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四十五团在华家岭珠峰组织防御，待三十七团完成任务后撤时，接替其阻击敌人；四十三团为军预备队；军指挥所设在华家岭北侧的高地。回去后，各团迅速进入各自位置，抓紧时间构筑工事、设置障碍。”军长还详细地分析了敌我态势，明确了坚守时限和撤出战斗的时机。其他几位军首长也作了补充指示，特别强调了华家岭一战是长征胜利结束的最后一仗，意义非凡，必须打好。

领受任务后，我们迅速返回团部。得知三大主力已胜利会师的消息，全团沸腾起来了，欢呼声与掌声响成一片。我和团长立即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并在全团进行战斗动员。要求大家继续发扬我红五军团长征以来一直担负“殿后”任务、从无怨言的精神，坚决完成光荣的阻击任务。全团指战员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接着，我们又召集连以上干部分析敌情，研究打法，进行现场勘察，调整火力配置等，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才基本就绪。

10月20日拂晓，战斗打响了。敌人猛攻我三十七团马营一线的防御阵地，密集的枪炮声响了一天。战斗中，敌机在我阵地上空盘旋，扔炸弹，战斗打得异常艰苦激烈，直到黄昏时分枪炮声才暂时沉寂下来。三十七团从马营往后转移时，我得知副军长罗南辉在战斗中不幸牺牲的消息，心情无比悲痛。

10月21日，晨曦初露。敌人又用重炮猛轰我团前沿阵地，霎时间阵地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面对敌人的猖狂，我团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当敌炮火向我阵地纵深延伸时，全团迅速进入各自阵地。只见敌人在机枪大炮掩护下像蚂蚁似的向我阵地蠕动。800米、500米、200米......待敌人进入我火力网后，指挥员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几分钟后，两架敌机肆无忌惮地向我阵地俯冲扫射、轮番轰炸。敌机超低空飞行时，强大的气流把战士头上的草帽都吹跑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激起了战士们的满腔怒火，大家调转枪口向低飞的敌机射击。虽未能击落敌机，却迫使敌机只能在我阵地周围轰炸。战士们指着敌机大骂：“有种的就下来，老子毙了你！”“王八蛋，用外国人的飞机来炸中国人，充什么好汉？卖国贼！”

在整整一天的战斗中，我团击退了十倍于我之敌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攻，毙伤敌数百人，俘敌30余人，还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激战中，我团伤亡90余人，一营副营长在敌机轰炸时牺牲。另外，有近一半的伙食担子被敌机和炮弹击毁。

10月22日，敌人在正面进攻多次受阻后，突然改变战术，一方面仍在正面对我猛攻，另有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企图从我三营阵地侧翼迂回突破。情况万分危急！我和叶团长当机立断，命令二、三营仍固守原来阵地，我和团长则分别率特务连和一营跃出掩体，朝迂回之敌猛扑过去。战士们个个像小老虎一样怒吼着向敌人展开猛烈的反击。团长手执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冲在部队最前面，奋不顾身地杀向敌人，我从特务连战士手中接过一挺轻机枪向敌人猛射。整个阵地如同山崩地裂，“冲啊！杀啊”的喊声和炒豆般的枪声震耳欲聋。敌人被我军锐不可当的气势吓得纷纷掉头就跑，跑不了的就跪在地上直喊饶命，双手将枪举过头顶投降。我正抱着机枪扫射时，敌人一梭子弹从我胸前掠过，我只觉得右胸像被什么东西撕了一下似的，手一摸才发现右胸口袋里一本厚厚的土造笔记本被子弹打得粉碎，所幸没有伤着我，但站在我右侧的旗语员小王却被打断了左腿。

战斗至下午3时许，接到军部撤出战斗的命令，我团且战且退，迅速撤出战斗，向会宁方向转移。在向会宁城转移过程中，我们不断遭到敌机的轰炸扫射，又有多位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印象最深的是团部司号员吴士元，他是一位年轻活泼的四川籍战士。当我们通过一片麦地时，他不幸被敌机扔下的一颗炸弹炸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匆匆掩埋好战友们的尸体，边防空边行军，直到黄昏时分，全团才整队进入了会宁城。

华家岭阻击战成为长征诸多战斗中的最后一仗。这一仗虽然伤亡较大，但我红五军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了艰巨的阻击任务，确保了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的欢庆和必要的休整。我四十五团也受到了上级的表扬。（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