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英语“圆点句号”与汉语“圆圈句号”

于金燕

【摘 要】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留学生在做汉语书面作业时经常把英语中的“圆点句号”和汉语中的“圆圈句号”混用。（在汉语中句号有两种形式“。”和“.”但“.”主要应用于科技文献中，这里不做讨论。）虽然时常强调这之间的差别，但学生在应用过程中仍错误不断。且英语和汉语的句界划分标准与句号的使用各不相同。因此，本文从中西方文字符号、书写工具、中西方标点符号的产生和中西方哲学观等方面对比讨论英语“圆点句号”与汉语“圆圈句号”。

【关键词】圆点句号；圆圈句号；中西对比

中文的标点符号与其他民族语的标点符号基本上一致，只是句号的写法有所不同。

在肯尼思·卡兹纳著的《世界的语言》一书中例举的欧洲北部的冰岛语、非洲南部的绍纳语、西半球的艾马拉语、东半球的越南语、古典语言希腊语和人造语言世界语等数百种语言中，句号绝大多数写做“.”。

在我国，汉语拼音及部分少数民族的文字，如壮语的句号，也同样写成“.”。虽然在汉语中句号有两种形式“。”和“.”但“.”主要应用于科技文献中，这里不做讨论。把句号写成“。”的仅有汉语、日语、朝鲜语。

很多英汉对比研究的学者认为中文句号和英文句号的主要差别在于形式，在用法方面相似。如，许建平在《标点符号的异同》中针对句号只指出“英文句号是小圆点而不是小圆圈，此外，它不但是句号，还是点号，用于缩略词”。周小群、李奉栖在《英汉标点符号对比分析》中没有就中英句号用法差异进行分析，只在结语中提到“由于中英文句号、叹号、括号、引号用法差异较小，加之篇幅有限，所以本文未作讨论”。中英句号在用法上的差异也常常被教学工作者忽略，因而即使在发现学生出现错误时，老师在课堂上也很少会对此进行仔细讲解。

关于中西方句号在形式上的差异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一、标点符号的产生

汉字国家的现代标点，是随着活字技术的引入参考西方的现代标点发展起来的。

在19世纪明治时期，日本大量引入西方书籍并从中意识到现代标点的便利。于是19世纪末出现了断句用的圈点“。”和停顿用的顿点“、”。1906年，文部省颁布了《句读法案》，圈点、顿点、中点、引号、双引号得到确定，之后又不断得到增加。

在中国，古汉语中用作断句或停顿的符号叫做句读，有“▄”“。”“丶”“レ”“·”等，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经常混用。直到20世纪（1919年），受到西方和日本的影响，在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推动下《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公布，汉语的书写系统中才有了分工明确的现代标点，确定了句号的形式为圈“。”或点“.”。不过1990年颁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中有规定，一般句号用圈不用点，点句号仅在科技文献中使用。

综上，现在的汉语标点，是参考西方和日本的标点方案，融入了汉语原有的句读习惯建立的。

二、文字

汉字基于象形文字的书写传统，有着丰富的表现潜力。汉字具有“和而不同”的特征，这在汉字的文字创作方法上体现出来。一个文字、一个概念。

汉字属于表意系统的文字，方块形是汉字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横”“竖”“撇”“点”“折”是构成汉字的基本笔画。构成汉字的是一个层级系统，由笔画构成部件，由部件构成汉字。在汉字中笔画“点”与“圆点符号”最易混淆。如果汉语中的句号采用“圆点句号”则汉字中“燕”“熊”等带有点划的汉字容易与圆点符号混淆，造成句子误读。而汉语中采用“圆圈句号”则能避免句号与带有“点”基本笔画的汉字产生混淆，句子不易误读。

字母，究其本质，为西方现代文明、文化的象征。字母是平面化的，试图从意思中解放出来。其文字具有均一性的特征，一点一画都极为单纯化，每个字母的笔画与浓度类似。简单实用，便于书写记忆。

英语是拼音文字，由26个英文字母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成单词，从而形成完整的句子，但是字母“O”和“o”与“圆圈句号”形状相近，显然在英语中把“圆圈句号”当做句末点号是不可行的。

三、书写工具

在中华文明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毛笔作为书写记录的工具，几乎贯穿了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直至辛亥革命以后，钢笔等硬笔传入中国，由于其实用性和携带方便的特征，硬笔迅速代替毛笔成为中国人主流的书写工具。

潘天寿曾经指出：“因工具材料的不同，使用工具的技法也就有不同的讲究，从而在画面上也就呈现各不相同的形式和面貌。中国传统绘画上高度发展的笔墨技巧，就是充分发挥特殊工具材料之特殊性能的结果。”

中国人的传统书写工具是毛笔，毛笔蘸墨书写，墨汁易滴落形成墨点，若汉语的标点用“圆点句号”做句末点号，则容易跟墨点混淆。造成句义混淆。

四、哲学观

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追求的“中庸”“圆满”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循环思维，中国人善于守成，在稳定中求变化，充满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意义在其中。西方的价值体系主要是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颇深，他们注重线性思维，主张发展论，强调后来居上的观念，含有扩张性，用不断的“革命”“革新”的方式来开创新世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本质和思维体系的不同，造成了两者间的文化差异，而这种差异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文字上。也正是文字中承载着不同文化和思维的直观体現。

西方民族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注意形式逻辑，形成了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力求从独立于自我的自然界中概括出某种纯粹形式的简单观点。西方思维方式是把事物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从而对每个部分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分析思维的结果是将个体与部分置于首位。西方哲学不仅强调个体，同时讲究形式，这一观点典型地反映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里。刘宓庆认为：“思维支配语言。”从语言与思维关系上，上述思维模式必然一方面在其载体——语言上反映出来，另一方面，也在语言的巨大作用下得到模化、固化。这便能解释为何英语句界的划分会严格依照约定俗成的句法结构，追求形式上的严谨，不允许根据语境删减或增加各个语法成分。

中国人深受儒家、道家与佛教的影响，凡事追求“意与合”。汉民族强调人的主观感受与客观存在的统一，主张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看做是一个整体，追求“天人合一”，从整体上考察彼此之间的联系。如，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荀况将宇宙看做由客观规律支配的统一体，认为天是“列星”、日、月、四时，风、雨、万物等自然现象互为协调、相互作用、不断生成的功能系统。因此，中国人处理事情像中医看病，注重从总体上、从一事物与他事物联系上加以认识，予以解决。所以汉语重顿悟，讲含蓄，语言有一定的模糊性。这也就能对汉语句界划分关注语义的完整传达而忽视句子语法成分的完整性作出解释。

众所周知，在实际的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汉字教学并不是独立于其他方面的教学而存在的，从汉字的本体角度看，汉字教学不仅仅涉及到汉字的部件、字形、笔顺、笔画数等从属于汉字自身的要素，还往往和诸如语音、词汇等语言要素的教学以及读写、听说等综合能力的培养存在着并行关系；从学习者角度看，它也并不仅仅涉及到汉字的学习策略、教学方法等教师可控的因素，还和学习者的兴趣、态度以及先天的图形识别能力等无法直接控制的因素有关。因此，在汉字教学的过程中，在系统全面地考察上述相关因素之后，才能更好地把握外国人的汉字习得规律。

【参考文献】

[1]许建平.英汉标点符号的异同[J].大学英语，1998

[2]周小群，李奉栖.英汉标点符号对比分析[J].编辑之友，2007，（3）

[3]汪德华.英汉思维方式对其语言文字的影响[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3）

[4]刘宓庆.英汉对比研究的理论问题[C].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