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战略抉择决定政治结局

杨光斌+杨森

自工业革命以来，危机与现代社会如影随形。上个世纪70年代，东西方阵营曾同时陷于危机之中。但是，面对危机，中、美、苏三个大国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不同的战略抉择，造就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结局。深入研究三个大国的变局之道，无疑会给我们很多关于人类制度变迁规律的新启示，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三个大国不同命运的内在奥秘。

一、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制度选择

技术革命以及工业革命，把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带入现代工业社会，并进入今天的信息化社会。工业革命之后所产生的资本统治，一方面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则是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挑战，即社会分层和社会分裂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也正是在这种危机政治之中，才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制度方案便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前者是工业革命的自然产物，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一种制度革命，也可以说是一种代表大众权利的更先进的政治制度，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和优势。

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言，作为启蒙运动和技术革命“解放”的政治，其内在解放的张力不断地放大，即资本权力会无限制地攫取利益，资本收益远远高于劳动收益，这样必然会加剧资本权力与大众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不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其社会矛盾也是内在的结构性的，难以消弭。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过去200年内，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性关系之中，甚至紧张到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是资本权力的必然逻辑，即当一个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化之后，必然追求世界的资本主义化即我们常说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当赤裸裸的硬权力即资本权力所构成的世界体系被解构之后，资本权力便改变着方式，试图以意识形态权力的方式改变全世界。这就是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资本权力从支配国内政治到试图主宰全世界的进程，而对世界的支配权在某种程度上转移或者说减轻了国内危机，但结构性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明白了世界政治的演变，就能理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说的“反向运动”，既是对国内资本权力泛滥的一种解放，也是对世界性资本权力的一种反抗，是世界体系的“外围”对“中心”的抗争。这就是二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基本背景，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反向运动”所解决的都是规范性的大众权力问题，如何找到大众实施其权力的程序依然是探索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即落后的经济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政治解决了真正意义的“人民主权”即多数人当家作主，但却遭遇了难以回避的矛盾即“短缺经济”和如何实现大众有序政治参与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必然会面对一系列矛盾，甚至会出现治理危机。

但是，应该看到，就历史逻辑和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而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危机来自资本权力导致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问题来自不发达的生产力和不完善的制度程序。无论如何，所有的问题乃至危机都是政治性的，即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有关。但是，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的战略抉择造就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命运。

二、1970年代：世界政治的危机时代

一般认为，中国和苏联在1980年代的改革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自身的危机所致。事实如此。但是，还有一种事实，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当时欧美国家也面临危机。可以说，1970年代，东西方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危机。

1.中国1970年代的危机及其性质。1970年代的危机来自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即我们常说的十年“文革”。“文革”后期我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当时经济领域的这一危机来自政治危机（十年的动乱）。因此，中国的危机是一种政治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并由此导致了“信仰危机”。中国当时的危机已无须多言，我们都接受了没有危机就没有改革的说法，即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文革”所酿成的“球籍资格”问题。

2.苏联的危机。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到1970年代中期，苏联这架庞大的机器突然运转不灵了，出现了经济停滞。工业产值在70年代初是每年增长7%—8%，到1977年下降为5.7%，到1982年下降为2.8%。经济停滞导致经济短缺，形成由于物资匮乏而出现的购物排队景观，甚至出现“排队文化”。与此相适应，形成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约100万人，他们享受着短缺经济时代的各种特贡品、专贡品。与经济停滞相伴的是思想文化的停滞，创造性和思想性研究基本缺位。更致命的是，40%的科学家、工程师花在科学研究上的时间不足工作时间的一半。全社会都陷入失望和懈怠之中，以致形成了这样的停滞社会：许多人精神颓废、悲观厌世，丧失了生活动力;许多人感到失望，不想工作，不少人整日借酒消愁，酒鬼多达200万人，36%的年轻人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参见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310页）屋漏偏逢连阴雨，以保守著称的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接任的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在任时间不长就病逝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苏联当时的危机首先是经济危机，并伴随着政治集权而缺少活力导致的政治性危机。

3.美国的危机。从1960年代中期，不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开始步入危机社会。典型事件有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意大利的恐怖组织如“红色旅”。在美国，越战加上黑人的民权运动，使得美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凡是有黑人居住的城镇，都有社会骚乱。在白宫附近，经常有数十万人驻扎反对越战。越战之后，在以平等主义为导向的民粹政治之下，利益集团以几何级数增长，社会分裂加剧。1974年的石油危机终结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出现滞胀。在这些危机之下，出现了对政府的信任危机。1958年76.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为所有人谋利，1972年之后降至37.7%;而认为政府是为少数大的利益集团服务的看法，1958年是17.6%，1972年则达到53.3%;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比例在1966年是41%，1973年则为19%，下降22%。面对这些数据和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的民主化对传统政治秩序的挑战，亨廷顿认为美国出现了“民主的统治能力”危机，“民主力量给民主的统治能力制造了一个问题”，他呼吁“节制民主”。（参见[美]亨廷顿：《民主的危机》，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73、75、101页）不但亨廷顿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如是说，就连达尔这样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家在1970年代也写下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认为多元主义民主事实上的结果是社会的更加不平等，而多元主义组织活动的加剧最终导致的是对公民意识的扭曲，对政治不平等的固化，对公共政策议程的扭曲，以及事实上的寡头控制。针对西方当时的危机，“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70年代初出版了其著名的《合法性危机》，认为危机已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社会、行政和文化领域。欧洲和美国的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