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曲青山：“四个全面”的理论地位和现实意义

“四个全面”在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处于什么地位、要起什么作用？2015年1月19日至21日，***同志在云南考察时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各项工作。在这里，***同志强调要用“四个全面”引领各项工作。在云南调研后的第三天即1月23日，***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了提出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这里，***同志对为什么要提出“四个全面”进一步作了深刻具体的阐述。时隔一周后，2月2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论述了“四个全面”的理论地位。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战略布局”是对“四个全面”最权威、最规范、最准确的理论定位。自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得到全党的认同，并成为我们党对“四个全面”表述的标准语和规范语。然而，***同志对“四个全面”理论地位和现实指导意义的思考并没有停止，在此后的讲话中他不断进行阐发。如他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这就把“四个全面”的理论地位和现实意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应有高度。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6月16日）

尹汉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秉持科学精神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坚守科学精神，就是要在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过程、研究成果的评价中体现科学精神。首先，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人文社科研究必须具有的科学精神。抓住了实践中的“问题”，就找到了理论活动的对象，坚持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原动力。发现、直面、回应问题，是理论活动的基本内容，发现并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找到了一个选题;直面和回应一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理论成果。其次，要正确理解学理支撑。学理支撑就是科学性证明和规律性认识。既有的理论能够解释、说明的，我们进行科学性证明，这叫学理支撑;既有的理论说明不了的，我们就要在崭新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形成新的规律性认识，这样的规律性认识，本身就是学理支撑。从本质上说，如何正确把握学理支撑，还是要坚持实践第一性的观点。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和源泉，实践不断发展，推动着理论的不断创新。第三，要正确使用技术方法。技术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非常重要。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域，情况千差万别，如果生硬套用技术方法，用一个高度抽象的模型或者计算公式说明问题、作出判断、得出结论，有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第四，要坚持论理原则。论理原则在开放的环境下显得特别重要。社会舆论多元，往往众说纷纭，众声喧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样要有“互联网+”的思维。如果只讲结论不讲道理，就没有多少人听，或者听了也不信。第五，要运用哲学思维。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当下有四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全面、总体、联系的思维。二是辩证、转化、发展的思维。三是主与次、共性与个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四是底线、共识、包容的思维。第六，要进行独立思考。学术研究是创造性劳动，离开了独立思考很难有真知灼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9日）

姚黎君  胡延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是在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时代和实践特征，其内容包括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和实践探索的方法论等。其主要内容有以下方面：一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建立起来的，后来又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毛泽东认为，所谓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个科学体系。其次，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发展的理论。第三，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提供的是原则和方法，而不是具体结论。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具体地说，需要经过以下三个步骤：首先，分别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要深刻认识中国的现状及其文化和历史等;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分析，找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即得出结论;第三，用这些结论指导人民群众的行动，而这些结论也将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完善。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创新马克思主义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并非相互独立的两件事情，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定要表现在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如果不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只是重复马克思主义的话，这种教条主义既不能解决问题，其做法本身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四是坚持实践标准。毛泽东不仅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理论）和计划、政策等来源于实践，又要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的观点，而且强调人民群众是实践检验的主体。这就是说，作为能够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真理性认识（理论）和计划、政策等，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另一方面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来源：《南京政治学报》2015年第3期）

何自力：别用新自由主义那套解读新常态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和中国经济运行环境的新特点，党中央及时作出经济新常态的判断，要求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稳增长、调结构。但有些人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解读新常态和经济下行趋势，并得出一些错误论调。这主要体现在：一是贬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的制度和体制特色，宣称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都是利用市场机制和推行私有化的结果，而出现的问题都是政府干预过多、国有经济比重过大、金融控制过严所致;二是认为要素配置机制扭曲、企业活力不足、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未能建立等，是造成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三是认为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度是靠扭曲的机制和发展方式获得的，现在经济增速下降是回归自然状态，因此对政府主动出击制止经济下行的努力指手画脚;四是鼓吹只有实行全盘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在体制方面完全与西方接轨，才能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这些观点误导了人们对经济新常态和经济下行真实原因的认识。持续经济下行会使供求失衡加剧，催生一系列新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因此必须对其予以积极应对：首先，无需规避刺激。其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三，继续适度发挥投资的抓手作用。我们还需着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因其对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提升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

            （来源：《环球时报》2015年6月17日）

林毅夫：“新常态”下国家能为经济做什么

首先，挖掘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要判断我国在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到底有多高，首先要判断我们的潜力有多大。经济增长的内涵是平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其前提是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不断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一要靠技术创新，二要靠产业转型升级。这个规律在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判断后发优势的潜力，不是看过去曾经用了多少潜力，而是要看现在的产业跟技术，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我能看到的最新统计是，按照购买力计算，2008年我国人均GDP水平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中国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它们都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快速增长的13个经济体之一。另外，1979年的时候，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5%。这使得我国的人均GDP即使经过30年的超高速增长，到2008年也不过达到日本1951年的水平，只有美国的21%。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从2008开始，我们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我在这里强调，潜力只代表可能。其次，经济发展回旋空间大。一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经济回报率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还很多，这是我们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我们现在人均GDP是7千多美元，比美国低多了，所以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必然处于中低端。这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产业都在前沿，下一个新的产业还没找到。我国新的产业并不难找，有着巨大的产业升级空间。我国基础设施完善的空间还很大。我们城市间的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港口投资较多，而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轨道交通、地下管网都非常欠缺。我国现在城市化水平，大概占总人口的55%，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水平是85%。城市化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投资。二是有了好的投资机会，还需要有资金。在中国，政府积累的公共负债现在只有40%多一点，民间储蓄也达到50%。而日本政府的负债率是240%，其他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30%，发展中国家也普遍超过100%。我们利用财政政策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储备非常充足。三是我国的货币政策空间非常大。把这些政策、手段用下来，我们就可能实现8%的增长潜力。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