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冷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哲学思考

***同志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目的是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以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这为我们从哲学上深刻理解“四个全面”提供了有力指导。一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把握现阶段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二是必须正确认识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三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敢于面对矛盾，及时化解矛盾。四是必须坚持全局观，同时把握重点，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五是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反对形而上学。六是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全面准确理解、正确运用生产力标准。七是必须不断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动社会发展，着力解决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新问题。八是必须注重全面性要求，不能单打一。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不但要“不断适应”，还有一个“全面适应”的问题。九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十是必须坚持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积极推动理论创新。

           （来源：《人民日报》2015年4月29日）

朱佳木：陈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党的思想路线的贡献

陈云一生酷爱学习，勤奋学习，善于学习，尤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他多次讲过，1937年底他到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在同毛泽东谈话中说起自己过去犯错误，原因在于经验少。毛泽东说，你的经验并不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思想方法不对头。毛泽东建议陈云今后学点哲学，前后说了三次，还派了一名哲学教员帮助他学习。此后，陈云在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重点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学习方法是规定每周每个人看几十页书，然后集中讨论一次。这个学习小组从1938年到1943年坚持了五年，并在1941年延安第一届“五五学习节”（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日）上被评选为模范学习小组。通过学习，陈云深切体会到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大有益处。第一，陈云把为什么不容易做到和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作为一个专题加以深究缕析，使人们认识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做到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方法。第二，陈云把能否做到实事求是这一认识论范畴的问题与领导干部是否有民主作风这一政治范畴的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使人们认识到决策者鼓励讲、虚心听不同意见是弄清实事、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方法。第三，陈云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到党的具有根本意义的自身建设的高度，使人们认识到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是党内克服分歧、统一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3期）

阮炜：民主的要义是对人民负责

有没有一种中国样式的民主？当然有。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考虑这个超大国家地区间、城乡间、民族间发展极不平衡之复杂国情的民主;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考虑到行业间、阶层间的结构性矛盾之极难解决，既得利益尤其是国企改制中形成的既得利益之极难撼动的民主。在既有国情下，这种民主必然是一种基于小范围竞争性公选而非全民大选的民主，一种既实行贤能政治，又能保障普通党员和公民的政治权利，从而可望避免西方民主无谓党争、讨好选民、拉票买票和黑金政治等缺陷的民主，一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敞开胸怀向其他民主样式学习，充分吸纳其经验教训的一党执政下的人民民主。这种民主不仅要推行一党执政下的竞争性公推公选，言论开放下的舆论制衡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领导干部财产登记和申报、政务信息公开、党内行政问责等“基层民主”操作方式，以及诸多其他旨在加强对公权力监督制约的制度革新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只要坚守民主理念本身，而非拘泥于民主可能具有的种种具体形式，便不难发现，以上勾勒出来的手段或者方法本质上仍是民主，如果操作得当，很可能成为一种比既有民主样式更为有效的民主样式。世界银行前驻华代表皮特·鲍泰利教授就认为，“多党制并非民主的精髓，民主的要义是能够对人民负责”;在中国式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执政党具有很强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而在西方式的多党制下，政党的目的只是击败竞争对手，或如何赢得下一届选举的胜利，而不是真正领导国家，真正服务于社会。基于这种认识，鲍泰利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一党制来实现民主的国家”。在执政党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民主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尽管如此，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所向往、所憧憬、所为之奋斗的，却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民主，而这种更高意义上的民主目前仍然只是一个愿景，否则执政党就没有必要反复强调“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了。具体说来，所谓更高意义上的民主应该是一种既有普通党员和公民相当程度的政治参与，又能取得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平衡，政府各权力部门之间充分协作、唯效率是求的善治民主;一种既能合理集中权力，合理分配和使用权力以大大提升国家能力，又能有效制衡权力，抑制贪腐，缩小财富差距，维护人民利益尤其是其长远利益的高效、正义的民主。它也应是一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持续不断发展经济，提高国力，赢得国际尊重的大国民主。非普选民主就应该是这样的民主。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16日）

芮云风：用公正守护法治生命线

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更是法治中国的崇高目标。近年来，司法公正作为我国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成为人们高度关注和热议的一个话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公正司法的目标，明确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突出了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回应了社会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高度关切，为更好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基本遵循。正确理解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语境下，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一是司法公正可以引导公民尊重法律权威。如果司法权威不能树立，或者社会公众对司法失去信任，那么，公众对国家的信任、对法律的信任也将一落千丈，建设法治国家就失去了应有的根基。二是司法公正可以引导公众尊重司法程序。尊重司法程序可以对司法权力形成一种规制，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处理;尊重司法程序也可以对广大公众起到一种引领作用。三是司法公正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秩序的建立。一个能够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将有助于人们树立法治信念，并自觉地维护公平正义的程序。四是司法公正将直接提升公民的道德水准。司法机关通过审理案件，对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以及构成犯罪的予以追究法律责任或刑法惩治，不仅是对违法、犯罪者制裁或惩罚，也是对社会公众的道德教育。

        （来源：《宁夏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

吕景胜：客观看待社科研究的主观性

为什么“中国崩溃论”总是在星移斗转中贻笑大方，屡屡解释不了中国现实？此前有文从事实角度分析中国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社会稳定、存在问题与预测者想象的仍有差距。其实，预测者的学术立场、价值取向、问题预设、研究方法、论证路径等已决定了预测结论与实际不可能靠谱。社科研究不可能具备完全公认的研究范式、路径、成果衡量标准。任何研究者虽然标榜自己客观中立，但实际上大多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相对客观中立超脱。社科研究者带有更多伦理价值取向、历史文化烙印、意识形态色彩等，问题预设及研究结论带有明显主观个人色彩，无法完全中立地研究并得出所谓“普世”结论。你喜欢西式民主，用西式民主概念、范式衡量中国总是不爽，此不爽决定了你在选择研究问题、研究视角及得出结论时带有个人好恶。但中国学者却在充分考虑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构建本土学术概念、范式和理论，做出了中国为什么不会崩溃的解释。因为中国强调在稳定中发展，选择何种民主模式不能只看形式，更应注重民主内容与民主绩效;应以国家能力、国家治理、治理绩效、善治与良治来衡量民主效果;民主只有在法治和高效政府主导的秩序下展开才能提升民主的实际效果;构建中国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国家发展战略布局要注重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使系统内部诸要素协调配合，以达系统效能的整体实现，如四个全面发展。评价各国政治发展力指数一直被西方标准垄断，即单一狭隘的“民主-独裁”“普选、多党制”等指标，而如果以更为广泛综合和包容性的指标内容衡量中国，如以构建“发展力、领导力、动员力、稳定力、保障力”“主权性、稳定性、制度性、民主性、有效性、法治性、廉洁性”等两组指标因素衡量中国的政治稳定与发展可能轻易不会得出崩溃论的预测。没有一种“普世”的社科理论可以解释所有国家的现实与历史，并导引所有国家的未来发展，如民主一定带来经济繁荣，但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埃及、前南斯拉夫等此论并未成真;集权会导致社会衰败，新加坡却在集权中高度发展。理论没有解释力便无实现力，理论的解释力来源于实践。社会实践可以创造新思维、新思想。所以对西方的说法不必都在意。应改变目前存在于知识界的部分学术盲目崇洋、学术去中国化的倾向。

          （来源：《环球时报》2015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