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英要么孤独要么庸俗

张明萌

当了几十年孤单代言人，现在的她，在柴米油盐与文艺创作中游走

实习记者 何钻莹 关惠元 发自台北

编辑 翁倩 rwzkstar@163.com

延续两年、开了51场的“刘若英‘Renext我敢世界巡回演唱会”终于走向尾声，刘若英再度回到小巨蛋，连办了两场收官。她甚至特地举办了一场发布会——记忆中，她已经很久没办过发布会了。整排的闪光灯让她有些不适应，她本能地往主持人黄子佼身后挪了挪，直到黄子佼说，“奶茶，往中间一点，大家会更好拍你”，她才鼓足勇气似的往前，深呼吸调整表情。出道22年，她仍然没学会自如面对闪光灯与十个以上的话筒。

黄子佼调侃她得到了“小鲜肉”级别的偶像待遇——歌迷夹道欢迎，再夹道欢送。她接话：“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成了偶像歌手，我很惊讶，官方说法是谢谢大家不嫌弃，心里想法是……老来俏。”说完她埋下头，在现场记者的笑声中一脸娇羞。空气刘海增加了她的少女感，偏中性的装饰和扎起的长发干净利落。乍一看，台上还是当年有些土有些木但又灵气十足的少女小漁，那时的她被张艾嘉调侃，“这个女孩不太现代，是从哪里来的？”

30岁时，刘若英曾期待十年后的自己：“希望到了那个时候，妆点我的不是有奇效的保养品，而是谦卑的生活态度。如果我还能持续容光焕发、受人称道，也不是因为去抽脂拉皮，而是因为我专心致志对工作的奉献。”如今来到曾经期待的年纪，她即将结束绵延两年的53场世界巡回演唱会，同时，筹备已久的电影即将开拍，她是导演。人生按照她的计划行进着，意外也是有的：她算漏了成为妻子和母亲。

刘若英2011年结婚，成了生活中满是柴米油盐的太太，接受了回家第一件事是做饭：冲到厨房烧水，再转身把汤端上桌，放包包，水刚好开，下饺子，摆碗筷，饺子刚刚好。她也习惯了一个人去买菜，被认出来了还问“可以多送我两根葱吗？”

她也几乎成了万事以儿子为中心的妈妈。采访这天早上，儿子对刘若英说，我想看蜘蛛侠。刘若英说，先跟妈妈抱一下。儿子说，不抱，我要看蜘蛛侠。往常儿子一醒就会向她索要拥抱。于是刘若英吃起了蜘蛛侠的醋。为了重新赢回儿子的心，她召集了几个小朋友4点在家集合去游泳。主妇对时间的统筹能力再次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做完午餐和4点之前的这段时间，她用来接受采访。

电影《少女小渔》

采访选在一家热闹的咖啡馆，午后1点，人声鼎沸，她戴着墨镜，胸口贴着大块的白色纱布，“是三伏贴”——她如今不得不面对养生的话题。夏至刚过，经纪人如婷带她去看中医，贴上了捏成棕色小球的膏药，按照中医的理论，在大暑前贴够三副，明年身体会好很多，今年因气候变化突然出现的皮肤过敏不会再现。

甫一落座，刘若英就介绍起这家店很好吃的一款芝士蛋糕。此时终于可以近距离观察她：额头窄小，斜刘海还遮去了三分之一。脸比从前瘦了些，流传在KTV点歌榜中带着婴儿肥的倒瓜子脸已不复当年，下巴甚至微微尖起。幸好，时光磨平了从前左眼下面缝过28针的狗咬的疤、右眼在襁褓时期撞到熨斗缝了四针的旧痕、右边眉毛因撞到钢琴留下的伤口。现在这张脸光滑、干净，白里透红，毛细血管影影绰绰。

遇上麻烦的问题，她不躁也不恼，45度角歪着头，黑亮的眼珠往上看，额头微皱，双唇紧蹙，若有所思。答案细细吐出，完整、精准、甚少口语，习惯性地引经据典。讲到好笑处，她毫不掩饰地咧开嘴角，牙齿像贝壳一样排开。

当了几十年孤单代言人，她终于有了满意的婚姻与家庭，开始成为把儿子放在心尖上的妈妈，开始接受家人的老去。这一切让她的生活从过往定式中抽离。多重身份交割，刘若英在柴米油盐与文艺创作中游走，她用叔本华的话自我安慰：要么孤独，要么庸俗。

孤独是一辈子的课题

比起“孤独”这个词，刘若英现在更喜欢用“独处”。

独处很早就开始了。从小在祖父祖母家长大，家里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只她一个小孩，与副官打打羽毛球已是为数不多的社交。大部分时候，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对着镜子说话，拿录音机制作电台节目，一人分饰DJ、受访者、歌迷，还要在录制间隙插播音乐，忙得不亦乐乎。她甚少和朋友说“今晚我们一起去吃饭”或是“下午我们一起逛街吧”，所有事情都一个人完成，买喜欢的东西，只浪费自己的时间。

电视剧《粉红女郎》

她并不孤僻，甚至会为朋友出头。他们叫刘若英侠女。初中朋友被男孩子欺负了，她走上去就是一脚。看似与生俱来的江湖义气来自祖父，曾是军人的祖父乐于分享，需要别人时也一定会有人出现帮忙。

创作歌曲《我要你好好的》，刘若英邀请周迅、汤唯、桂纶镁合唱。周迅在欧洲、汤唯在韩国，秒回一个字，“好”，并让她快把时间调出来。桂纶镁一度担心自己不会唱歌，最后还是进了录音室。她们和她的关系完全符合刘若英对朋友的定义：不用常常见面，需要的时候一个电话就过来。她从不会因为友情而孤独。

祖母让7岁的刘若英学钢琴，她问为什么要学，祖母回答：“女孩子有一技之长是好的，学了钢琴，长大了可以相夫教子。如果有一天你老公不要你了，你还可以教钢琴养活自己，养活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为什么不要我呢？”“那不重要了，起码我们做好了准备。”独立女性的想法随着钢琴声一起进入刘若英的耳朵，与之相伴的还有对婚姻的恐惧：“我连男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就知道了他有一天可能会离开我。”

第一次恋爱让她明白了什么是孤独，“你会想让这个人陪伴，不能别人来取代。所以爱情带来的孤独感是我真正感受到的。17岁的烦恼就是这样吧。”

也是那一年，她远走美国，赴加州州立大学主修古典音乐。海外求学让她体会到了异乡的孤独。虽说是将军的孙女，但也要自己负担生活费，刘若英不得不在课余时间打工维持生活。最初的几个月，她郁郁寡欢。一次打电话回家，祖母心疼地说：“不然就回来吧。”谁料一向疼爱她的祖父却拿过电话发了脾气，“就是死，也要死在美国！”

第四张专辑《很爱很爱你》大火，连同第五张专辑《我等你》成了刘若英日后歌坛形象的基础，“孤单代言人”的称号初见端倪。这份孤独在电影《20 30 40》中展现得透彻。

老板张艾嘉告诉刘若英，她签了李心洁，希望三个人一起做些事情。刘若英提出了做一张《20 30 40》的专辑，张艾嘉让她找李宗盛聊。整整半年，每周四晚上8点，她都要到李宗盛办公室和他聊这张唱片，聊女人20什么样子，30什么样子，40可能是什么样子。

聊到一半，张艾嘉决定拍电影，让她们自己写自己。刘若英写30岁的状态，初稿给张艾嘉，张艾嘉回她，“你是在写剧本，我们没有要拍你的自传啊。”刘若英回去反着写，原本是一个人孤独，最后变成了很多人围绕着一个人，热热闹闹，有很多男人，心里却更孤独。

“我是幽默型的孤独，会自嘲一些悲伤或者孤独的事情，但不会视为不快乐。”舞台剧导演林奕华认同她这个评价，“刘小姐缤纷多样的性格中，精于自嘲绝对是极具吸引力的。所有不惧自嘲、甚至乐于在人前抖出弱点寻自己开心的人，都是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先死而后生。她的不介意，不是没有把事情放在心上，而是早已提升了对自己的要求，明白自身最表面的缺点必须如死皮般褪去，新的皮肤才会再生。”

于刘若英而言，不快乐从来不是因为一个人，而是因为周围人太多。在外地工作，收工了大家在房间叫东西吃，聊开了，经纪人如婷会熟练地示意大家离开，或是编个“她要洗澡啦”之类的借口把旁人支开。刘若英甚至因为想独处而和如婷换过房间，自己到单人套房里发呆。

与孤独一同成为刘若英标签的词语太多了：勇敢、独立、知性、懂事……甚至还有陪伴。是的，一个在众人面前充满孤独感的人在孤独的同时赋予了别人陪伴。“陪伴不见得是这个人在我旁边，有时候就是一首歌、一部电影。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的作品都是普通人的心情。所以听到或者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对，这是我的心情。同样的，我也常常从别人身上听到那些故事，觉得跟我心理感觉是一样的。那我想把它唱出来，想把它演出来。”唱《后来》，她和施人诚喝了八次咖啡，一定要让对方明白自己在想什么，把自己的感觉写透彻。“我是真的很后悔，真的很倔强，为什么就分手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可是会想到当时的自己。”

于是她的演唱会上常出现万人泪流满面的合唱，一个人的孤单变成一群人的孤单，一群人在孤单中狂欢。

“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你一直是一个人走的。”即便成家了，她也能写《我敢在你怀里孤独》这样的书，当然，这时的孤独更多是独处。“以前的独处是一种理所应当的生活方式，现在的独处是争取来的。”年轻时独处不用向任何人交待，现在想独处一下会犹豫：要不要看下我爸？要不要看下我妈？要不要看下祖母？出去旅游第一个问题也成了“能不能带小孩？”

成家后，独处成为一件困难的事。她学会了利用做饭的时间独处，“炒菜时永远不会有人跟你讲话，你也不用去解释为什么要独处。儿子叫妈妈，妈妈在做饭。他如果过来一定会有人把他带走，因为怕会烫到。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思考。”

“我选择了跟一个人一起生活，但我依旧说我要保有自我，这是自私的。每个人都自私，可是我既然很清楚我要独处，我也愿意从以前独处五个小时变成结婚后只能独处十分钟。因为没有人逼我结婚，没人逼我生小孩。我不觉得这是牺牲奉献，我觉得是心甘情愿。”

难搞艺人

最新一场演唱会，刘若英以刘若男（一个男性的刘若英）的形象登场。为了这个策划，她和工作人员提前半年开始开会，按照往常的经验，演唱会那个礼拜，直到总彩完都会有细节要修改，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不用回家。刘若英曾给演出制作公司送过按摩椅，大家轮着睡，醒了继续工作。

在工作方面，刘若英从来全情投入。滚石时期，她曾和阿信（五月天主唱）、光良并称“滚石三大难搞艺人”，签约维京唱片后，她自嘲“现在是维京第一难搞艺人”。姚谦听到刘若英向他邀词，吓得回说，“先给我两个礼拜看书，不然我不能写。”

对于做音乐，刘若英有偏执。她原本想当作家，一次饭局上，陈升问她是否有意进入滚石唱片做歌手。这正中她下怀。小时候她买的第一张潘越云的专辑就是滚石发行的，高中时期还因听黄韵玲的《蓝色啤酒海》被记警告。求学期间，陪伴她度过苦涩日子的是李宗盛、罗大佑、黄韵玲、齐豫、张艾嘉、陈淑桦……她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进公司，紧张到连路都不会走。迎面而来的是一张海报，苏慧伦躺在地上对她微笑（《寂寞喧哗》专辑），另一头是两行大字：我在滾石，我很重要。“我的血液都滚动起来。”

让家里同意自己做歌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刘若英算是“名门之后”：祖父刘咏尧是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代理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和胡宗南、杜聿明、陈赓、左权、徐向前同为黄埔军校一期同学，和聂荣臻、叶挺同为黄埔军校三期教员。

家里每天有六份报纸，5岁的她都能拥有一份标着注音符号的《国语日报》。大清早，家里的副官把宝通送来的报纸用熨斗一页页烫过，只是为了不让报上油墨脏了祖父的手。

家里一般晚上11点就没电话了，有天半夜1点多，电话竟响起来。祖母在床头接，她在卧房偷听，一个女人的声音，提了祖父的名字说三道四。祖母听完，只客气地说，刘家有刘家的规矩，现在时间太晚，有什么事请您明天再打来。

刘若英直觉不妙，摸黑进了祖母的房间，钻进她的被窝。祖母却一如往常，就着床头晕黄的灯光看她最爱的翻译小说，对刘若英说，“回房睡去，别影响了明天上学。”

这个军人家庭，传统与现代并存，将刘若英调教得独立又得体。

就在家人以为刘若英即将走上相夫教子的闺秀生活时，她將一纸合约递到他们面前。祖母和刘若英天人交战，最后被刘若英一句“你让我磨炼三年，如果无所成就，我就退出”说服。没想到，左三年右三年，她的人生与家人的规划南辕北辙，这是后话。

头一个三年，刘若英不得不面对自己“长相并不符合当下审美”的现实，从助理做起，端茶递水订便当。她每月赚一万新台币，时常加班到两三点，有时薪水连打车费都不够。

做助理的日子，刘若英认识了导演陈国富，出演了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随后她被张艾嘉看中，出演《少女小渔》。拍戏时，刘若英兼任制作助理。一边演为了绿卡结婚的移民少女，一边告诉远在香港的录音师，母带放在三楼进去左边的柜子上。

“我当了三年半助理，大学同学都在教钢琴了。我呢？买槟榔、买便当、扫厕所。最后是不是在别人眼里，我放弃了，去做另外一个工作了，不做歌手了。”拍到《日落紫禁城》，她终于卸下了制作助理的职位。新的助理来了，学了半年终于取代了她，她又安慰自己：“有一天这些人写回忆录的时候，写到这三年半我参与的专辑还是要来问我。别人没有参与到。”

海外求学的孤独在电影《少女小渔》中得到释放，让她成为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还顺道左右了她的歌手之路——《少女小渔》的好成绩让公司趁势推出早就录制好的专辑《少女小渔的美丽与哀愁》。有着《为爱痴狂》等金曲的专辑很快火了，刘若英终于成了歌手。

她很开心自己的每一张专辑都“记录了当下的自我”。即便有勉强自己的部分，但那份勉强也是当下的显现，“我的勉强是会被看到听到的。”她有过一两首歌想突破，但录制后到现在都没怎么现场演唱，包括《越爱越美丽》。她也曾在演唱会上为了追求突破大跳《看我七十二变》，被小S和蔡康永嘲笑“越南新娘跳舞庆祝”“写满了两个字‘吃力。”

电影《20 30 40》

习惯性的自我安慰又派上了用场：对于《越爱越美丽》同时期的几首歌，她现在觉得对自己的改造巨大。“滚石唱片以人为出发点，穿个白T牛仔裤，加几个小挂件就能拍唱片封面，姚谦的公司则是往明星的方向打造。”在维京唱片，三张唱片封面都是长头发加大脸，刘若英抗议：远远的也挺好啊。姚谦反驳：远远的谁知道是你？那个时期，刘若英穿上长裙，留起了长发。

“张姐（张艾嘉）很清楚我身上滚石的文艺气质已经足够了，应该有别的东西进来。做歌手是，做演员也是，不能老演内心戏。所以那时候我稍微骚一点，穿高跟鞋，露一点。”

听到有些歌手发片，聊到“这张专辑回到真实自我”，她会困惑：之前是被骗了吗？“我很幸运所有作品都是跟着我的人走的，我的状态是那样的，所以有那样的歌。演戏也是，一定是那个阶段的人生经历有那样的感受，才会演那样的角色。我们很看重剧本，一剧之本。”在这样的指标下，刘若英挑选角色的标准有三个：感不感动，能不能演，有没有突破？

对她而言，演戏从不用想明白，想明白了就是一直在演释怀。角色生气，就是真的很生气。最后解气，那就是真的解气了。演《征婚启事》，她在报纸上发布了征婚启事，真的有人来应征，和她的对谈最后成为了影片的一部分。演《粉红女郎》，她真的想结婚到发狂，恨嫁的形象与孤单代言人一同成为她的标签。演《她从海上来》里孤单的张爱玲时，她拍了一场《20 30 40》的感情戏，张艾嘉说她：“你连背影都很孤独。”

刘若英的音乐与角色带着强烈的“刘若英”标签，在娱乐行业尚未风行造人设的十几二十年前，她的真实让这些标签有了量身打造的色彩。

女人四十

拍《20 30 40》时，张艾嘉告诉她，40到50是女人最辛苦的阶段。她看着当时活得风风火火的张艾嘉，心想怎么可能。等真的到了40岁，她懂了。

“大概42岁的时候，我状态很不好。没有以前那么多能够选择的角色，每天度日如年。那两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不想让人家看到我不知道怎么办。拍完两部戏，我觉得我要过另一种生活，我结婚了。”等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眼前，刘若英已经是准妈妈了。

成为母亲后，压力并没有减少，“真的上有老下有小，老人不断生病，小孩又刚出生。我以前没想过40这么辛苦，真的非常辛苦，很期待赶快60。”

幸好爱情让她甘之如饴。先生充满生活情趣，家里的洗手台永远摆着三种口味的牙膏。别人送首饰送衣服，先生送她各种巧色的袜子。

现在先生北京台北两头飞，不得不异地，她觉得蛮好，“人就跟黏土一样，在一起的时候黏在一起，分开以后又有自己的样子。”想念的时候自我安慰，“别人每天在一起，浓度越来越低。我们每次都能有80%以上的浓度，以质取胜。”

没人能预估成为妈妈给一个女人带来了多大的改变，刘若英现在几乎成了自己最看不起的妈妈：敏感、脆弱、恨不得时时刻刻把儿子留在身边。怀孕时撂下的“生了孩子我立刻工作”“生了他我才不会黏着”之类的狠话早就不知去向。儿子断奶那天，她嚎啕大哭，“孩子离开我肚子那天就离开我了，停止喂母奶那天他就不再需要妈妈了，他需要的东西别人都可以给他。我觉得不是他在戒奶，是我在戒奶。”

她不敢想象儿子结婚那天，一想眼泪就要掉下来。刘若英教儿子最多的话是“要勇敢，要冷静，要忍耐，要等待”。如婷调侃她，今后儿子带女朋友回家，一定会对她说：“妈妈我要结婚了，你要勇敢、要冷静、要忍耐。”

家庭成为刘若英最为珍惜的部分，父母渐老，孩子慢慢长大，她最大的感受是许多事情“做一次少一次”。“每个人能吃几碗饭、哭几次，都是有定数的。一方面你会feel sad，觉得在倒数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也提醒自己有新的态度，不会再像年轻时，冲就好了。”

下一件珍惜的事情是拍电影。“华语流行市场没什么40岁以上的主角。那在电影工业里就是做幕后。我最想做编剧，但又发现我需要更多时间来学习，所以我一边学习做编剧一边学习做导演。我没那么想做导演，只是因为我写的东西大家觉得只有我才懂那个情感。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有一天我再做演员或者看电影会有不同的体会。我喜欢电影，谨记着别人说，你要拍一个东西就一定是你的东西。现在觉得，我又可以跟电影在一起了，希望这个故事跟我过去的角色、音乐一样，可以感动我。”

新电影预计会拍一对男女相爱很久的故事。为了有不同视角，刘若英特地在团队中加入了大陆的编剧。她设计了一个情节：主人公在高速公路上下车，走进一间小店。两位编剧马上反对：大陆高速公路只有服务站。她再一次感受到大陆和台湾的不同。同样让她感到不同的，还有一位四川编剧和她强调“四川和重庆不是一个地方”的时候。

争执勾起她对大陆的回忆。在首都机场一下飞机，周围人的步子都兴奋又迅速，“哇， 都是赶着去发的人。”她去咖啡厅吃松饼，四周的人都在聊电影、聊投资，一张嘴就是几个亿，“创作毕竟有一个过程，即便付出了都不见得有收获，何况你什么都还没开始做。”《粉红女郎》里有一幕，一个富商在打高尔夫，打电话说这只是三个亿的事情。刘若英当时觉得太夸张了，建议导演改成了一亿。而现在，坐在咖啡厅里，她觉得没八个亿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成家这件事将她的生活工作划分得泾渭分明。主妇的统筹能力再度发挥作用，她有条不紊地安排好了下周去大陆看景，回来带孩子玩两天，随即投入小巨蛋演唱会准备工作等一系列日程。

多重身份并没有让她的生活混乱。每到一处出差，入住酒店她做的第一件事依然是让服务员把房间多余的东西拿开，洗手架、按摩器、小饼干、墙上很丑的画统统撤走，再摆上自己的电脑、水杯，换上婆婆做的绿豆枕头，拿出儿子的臭袜子，酒店就有了家的感觉。

演唱会也习惯按步骤来：一定要早起、吃个满足的早餐;一定要运动;一定要泡一小时的澡。在墨尔本的时候，酒店没有浴缸，晚上演出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不对劲——缺少了她认定的“仪式感”。

4点快到了，她的脸由先前的平和变得焦虑，在我说出“问完了”时，她如释重负。戴上墨镜，拉着经纪人出门，这个穿着藏蓝色T恤、皮质凉鞋，脚上套着先生送的巧克力色卡通袜子、胸口还露着一大块白色纱布的背影，看起来像任何一个台北街头满是烟火气的妈妈。昨日发布会上有著精致妆容、漂亮衣服、对着闪光灯熟练微笑的形象于此刻交叠，那个她孤独而有灵气，这个她却喧嚷又市井，哪个才是真的她？幸好她不疑惑，步履生风，三步并作两步消失在阳光尽头的拐角处。

（感谢余楠在采访中提供的帮助，感谢化妆师许纯美、发型师Sam Lo@Pi4，感谢Celine为刘若英提供服装。参考资料：《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一个人的ktv》《下楼谈恋爱》《我想跟你走》《20 30 40》《我的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