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 你恨我是因为我让你见到了你

邓郁++岳昕+崔健一

90后青年大卫，教过武术，得过国内rap battle冠军，而今却强烈地想要从Hip Hop小伙、Battle MC、Freestyle比赛老手这个形象里逃脱，与之断裂。他写诗、写小说、拍电影，反对物欲、冷漠、平庸和无处不在的精神困境。他像混沌人群里不安分的搅局者，思维框架的挑衅人，但“诗人”和艺术家是他认为最符合目前自身追求和特质的定位。

发自北京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7月9日，从北京鼓楼东大街至簋街，从央美到单向街书店，一个不速之客的“freestyle快闪”打破了周围的宁静。

黑西装、黑礼帽，白衬衣上戴着金链子，这个叫大卫的年轻男子在镜头前“信口开河”，又像有备而来。他一会儿抨击老街的规划，一会儿嘲讽闹市商区的虚荣，激烈的言语和忽上忽下的手势如投枪射向空气，刺探路人的神经。

走到最后一站单向街书店，他照样在书架间穿行、表演。

一位穿着印字黑T的年轻男店员似乎忍耐良久，走过来叫大卫停止。

店员：我们这边是公共场所，不能表演和大声说话。

大卫：（依然在用刚才freestyle的语气和音量）我知道这是公共，我也知道何为私人，我也知道这种阻拦是她把我看得太愚蠢……

店员：你觉得这种有意义吗，啊？

大卫：（双手抱着胸踱步向前）你想有什么意义，你想有什么意義？

店员：非暴力反抗？（坐下去边玩自己的手机边摇头）

店员的爆发，让发起这场“你肯定有Freestyle”活动的大卫觉得可笑，但并不意外。

“我就觉得这个freestyle是成功的，我触到了一个人的心坎。很多人看我演出、看我的诗恨我，我觉得你恨我不是因为我让你见到了我，你恨我是因为我让你见到了你，所以你恨我。”

这位曾经的北京MC代表让中国的Hip-Hop圈子看不明白。一身黑西服装束成为雷打不动的标识，他的说唱充满词语风暴、强烈隐喻和现实批判，和时下风靡大中城市的“yoyo，切客闹”大相径庭。他拍了和首张专辑同名的电影《情欲 伤疤 被侮辱的人》。第二本诗集《你是我的第五百零一次颤抖》刚出版。首次个人专场演出他奉献上私密浸没式话剧，将推油按摩与被羞辱的耶稣放在一起，用诗歌治疗精神病人，踢踏舞、beat box、行为艺术和二人转都搬到了live house的舞台，百无禁忌。

他用一切行动，在和曾经所在的那个圈子和既有形象断裂。“如果还有人从我的歌里听Hip-Hop，那是他没有看见我。”他宣称。

地下少年到《少年》

中学生大卫的rap“实战”始于北京好运街的小白兔酒吧。走下楼梯，进入昏暗迷离的地下，那是他眼中真正的“地下演出”。白天在中学上课，晚上到了酒吧第一件事就是脱裤子——脱掉校服，换上“社会人”的裤子。个子小，头只能齐到那些人的肚皮处，少年大卫恍如进入巨人国。头一回，紧张到在厕所里听着Mobb Deep（来自美国纽约皇后区的嘻哈二人组）就吐了。结果第一次上台，“小嘎巴豆儿”的疯劲便把人震了。后来他总能Battle到最后一轮，得到一盒乐高奖品——酒吧老板自己的嗜好。

2010年，在愚公移山铁麦克总决赛一役，他落败于新疆籍对手马俊。几个月后，他在上海的ALLSTAR BATTLE夺得总冠军，瞬间的得意之后，他却松了口气，因为可以 “在这个台上，跟一个你肯定会永远离开的世界做一个漂亮一点的告别。”

那是他迄今最后一场Battle比赛。赛后，他回到酒店写了人生中的第一首歌《山中孙》。

大卫承认，《山中孙》在语言和思想上深度稍弱，但他第一次找到了说唱的力道。然而那种曾经让他神往的rap不再能够满足他对世界的表达。词汇和深度的匮乏成为写词的掣肘，他开始从诗歌和现当代文学里寻求帮助。

读着读着，另一个世界开启，他才找到创作的源泉。他的歌仍然有着rap的壳，但他在极力和目前流行的自我张扬范儿、他鄙夷的“片汤儿话”拉开距离。一位欣赏者表示，大卫的说唱里充满大胆的隐喻，有时甚至显得过于粗野不羁，但是力量感和穿透性十足，带着一种不容辩驳的气势。这的确会让初听者在思维碰撞、“不明觉厉”的同时，陷入到他埋下的海量轰炸的信息与词汇里。有网友惊呼“犀利，酷！”还有人说，“沉默。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说什么……”可以说他的词句突兀，“刺激”，但在另一方面，这正是他希望点醒麻木人群的方式，刻意将所有的苦难、滑稽、漠然和不堪撕开给众人，不要遮掩和春秋笔法，只要出击，再出击。

他不好烟酒，除了写歌和阅读就是宅着，但耳目在吸收一切的社会讯息。其中的渣滓和他的省思令他时常产生巨大的厌恶和疯狂。“我的厌恶和疯狂还是出于爱，不知道对方是谁的保护欲。我只是感到一条疯狂的历史，在不断地侵害着我想保护的事物。所以我也得拿出疯狂来，必须和它截然不同的疯狂。”

2017年春节，大卫住在CBD一间宾馆。外面鞭炮齐飞，一片祥和。往外看，一座座大高楼“很奇怪，竣工的看起来自满。未竣工的显得更邪恶。从外形就能感到一种欢乐的邪恶。那时赵雷不是被炒起来了吗？我一听他的歌，这不就是个营销出来的产物吗？这个事件整个和少年特性反过来。把伪少年捧到这么高，真正的少年不就得被杀死吗？”酒店房间的写字台上摆着一束塑料花，好像也在嘲笑他。大卫很烦躁，觉得自己必须得和它对决。越来越烦躁和压抑，于是唰唰地写下了《少年》这首歌。

我的脸上写着让他们感到特别憎恨的东西/它危险清晰/要比自然灾祸/笑眯眯的，娇滴滴的/往我脸上泼油漆/有媒体把我绑上货架/当成橡皮泥/摩登的建筑物/装着耀眼的财富/试图教会我，臭名昭著所谓的成熟/他想营销我的愤怒/囚禁我的痛苦/却不知道这里面藏着我全部人的温度……

无论你喜欢与否，他的现场总让人受到猛烈的耳目撞击。舞台上他像个戏剧家和混世魔王：时而张开双手，时而把它们收到胸口，时而一手指向天空，间或来回转身，耸肩，踢脚，皱眉，浅笑——带着浓浓的蔑视的意味。

“好家伙，你这不希特勒嘛。”看过这位忘年交现场的崔健直言。

那或许真的是他动作的灵感源泉，但他强调只是纯粹美学意义上。干脆的肢体动作里展示着果敢和坚定，但他的眼神又总像在偷瞄，在躲闪，把他的自信与惶惑一丝丝泄露。

我发现：自己的说唱只是为了掩藏自己的皮囊

现在开始成长，像孔雀开屏

我的每句歌词都是受害者的鲜血

什么能让我雀跃，就是你听了之后就让你有死亡的复活的感觉

他说所有的语言和动作并非精心设计，而是兴之所至。他在“催眠”听者之前，自己已被催眠：“还没有想到什么，这些（即兴歌词和动作）就出来了，这其实是我的身体在表达，不是我的脑子和逻辑。”

社会诗歌

在吞吐了大量的文学和现实素材后，大卫开始书写他的现代诗。和他狂放恣肆的说唱舞台表演不同，诗里的大卫神秘、精致，略为克制，各种明喻、暗喻、反讽迎面扑来，他用想象、拼贴和重塑制造了各种荒诞却又让人心领神会的世界。诗文与唱词的指向殊途同归。

7月16日，大卫在北京胡同里的DDC演出

作家胡赳赳眼中的大卫，“目光间流露良善，憋着劲跟自己较劲。（文字里则是）鞭尸者”。

在文字和影像里，大卫有时像是对情人说话，有时仿佛对历史喊话。他有意将二者的界限模糊、反其道而用之。7月中，大卫又发布了自己的第二本诗集《你是我的第五百零一次颤抖》。跟第一本诗集《任之》比起来，这本诗集越发跳跃，看似是情人间的呓语，却在时空间跳来荡去，不经意洒给读者那些意味悠长的密码。诗人戴潍娜说，自己在他的诗里感受到了“与时代完全契合的灵魂以及发声器官。看似书写爱情，其中却有庞大的东西在里面跃跃欲动”。

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在你的身上 / 我克服了这个时代” ， 成为他在DDC人生首场演出的主题。他说，“这个时代的寒冷嵌入我们太深。得和另外一个灵魂的真诚接触中，用另外一个灵魂来反省自己。”在演出之前的浸没式戏剧表演里，他把自己变成了矛盾本身。他将朗诵保罗·策兰《死亡赋格》的纳粹军官和广场舞大妈放在一起，让办公室 OL 变成摘棉花的黑奴，用诗歌治疗精神病人，把诗集当作菜市场里的商品贩卖。他更是亲自扮演汪峰，用一场小品来表达他的歌《一个大面儿的大腕儿在大圈儿里捡破烂》。在他的 freestyle 引导下，观众们参与戏剧之中，去体验大卫所理解的矛盾。

他还拍了一部电影《情欲 伤疤 被侮辱的人》，打碎时空结构，表演戏谑夸张，借由情人的反叛、厌弃，主角大卫的痛楚，折射出时代的癔症和人性的扭曲。其中参考了若干历史人物的角色任之（这也是他的本名）需要表现秃头，本来可以戴发套。但他觉得太假，干脆自己对着镜子把脑袋中间都剃秃了。那段时间出门他不戴帽子，“我就是这么出去，我在街上走。然后我观察路上看我的眼神。”最后他面目果真越来越狰狞，让剧组同事都有些害怕。

大卫把自己的文字、音乐、影像创作都称为“社会诗歌”。“社会性”，部分源自他崇尚的俄罗斯和东欧作家，也源自他理解的知识分子本能。而他的所有作品，连同生活方式，都越来越有行为艺术的趋向。偶尔你又能嗅到一丝表演的气息——却始终是严肃的内核。

“我终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发表两本诗集、办过两次现场演出后的大卫有了重生感——尽管他曾经的同业、他的部分读者和观众，看起来依然和他隔着千山万水。

人物周刊：2010年和马俊在愚公移山的那一场Battle，你在现场的表现不太有还手之力。

大卫：和现在比当然是不够自信的。

人物周刊：当时在台上，马俊说，“为什么总是下半身，总是那么脏”，好像基本上你用的（招儿）都是人身攻击和地域歧视。

大卫：其实我不想人身攻击或地域歧视，到现在我也会这么说。但如果现在有个人和我battle，我还是会人身攻击、地域歧视，这是纯技巧性的。就像打拳击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打别人鼻子这件事儿非常不好，但这是个格斗比赛，我必须要去打他的鼻子，尽管我非常不认同。

人物周刊：就是在这个框架里，按照规则来完成一个任务……但也许你能完成得更漂亮一点。

大卫：是。

人物周刊：那么Battle的实质是什么，就是比赛双方的一种碾压吗？赢者（除了押韵）主要在他的气势吗？

大卫：那之后就再也不battle了，因为我觉得没太大意思，battle这个形式对我来说太窄了。它就是攻击你的对手，用舌头去格斗。但我认为——拿武术作类比——如果真想提升个人修为，实战是不够的，还是要练气息，打坐，看各种理论书。所以我一直坚持freestyle，但我不爱battle。Battle是攻击你的对手，而freestyle是对世界所有人的表达，天地众生全都可以出现，在你词语的大海里。

人物周刊：回过头看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有点气盛或者幼稚吗？

大卫：那时肯定有非常浅薄的地方，但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个人的能量，那个对我比较重要。一个人的创造力究竟是强大还是平庸，要看他的能量，这种能量是要用意志和直覺而不是思辩的方式捕捉的，现在就特别珍视这种能量。

人物周刊：你的说唱和当下国内Hip-Hop圈的rap有何不同？

大卫：大部分国内的Hip-Hop把rap当成一种化妆品，没有去表达，即使说话也是陈词滥调，我称之为“街头心灵鸡汤”。从中只听得到谈论梦想、理想和成功学。只是穿上酷衣服，凶狠地喊话。而我追求的是，给你一种个人的氛围，一对一的。我不和群体交流，我是在和每个个体交流。

在精神和美学层面，我对Hip-Hop文化没有太多认同，我对Hip-Hop是从力量层面认同的。它能激发我的能量。我用它做更诗歌、更细腻的表达——可能Hip-Hop是不太在意这些东西的，而民谣、摇滚更在意这方面的表达。

人物周刊：你最欣赏的Hip-Hop歌手是？

大卫：Mos Def。他曾发起一个运动叫conscious rap（良心说唱），在歌里讨论社会问题，也用一些诗歌化的表达。他说Hip-Hop是folk music，必须用情感、意志、思想和它碰撞，不是给你一个东西，你在里面摇晃，就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不是，你还是你，有另外一个人告诉你他是谁。很多人在Hip-Hop、在摇滚里面，是在逃避。但我的音乐是出击，你一定要出击。

人物周刊：去年9月你说经历了生命里最失利的岁月？

大卫：去年开始，我的东西开始有些雏形了，于是迎来了很浓烈的敌意。有人骂，你装什么呀？你就应该yoyoyo，以前那样儿多好呀。因为那样儿他们是能切入我的，他们能明白哦这是battle，这是骂街，这是大卫。但现在我一会儿爵士一会儿摇滚，又写诗，拍电影，他们觉得大卫这人干嘛呢，到底干嘛呢，很生气。包括书也出不了，我就还挺悲愤的。（笑）

人物周刊：你出发去工体和老崔合作演出前，发了一条微博，大意是，那些丑化我的小人们，我今天晚上要让你们体无完肤。你心里有强烈的复仇心态？

大卫：那肯定的。比如说我看自己，还有身边，一些真的很努力、很有才华的人，他们被侮辱、唾弃，被不屑一顾，这让人太难过了。

人物周刊：具体说说，你经历过怎样的污蔑和丑化？

大卫：比如他们就是因为我在说话，所以恨我。就是因为别人都不说话，就我说话，因为他们都在倒退，而我只是站在原地，我都不用往前跑，他们就说我激进。

他们也不想花时间稍微用一点儿心去看你，去理解你，“他这个东西可能是我没见过的”，就对你产生敌意了;而不是“这没见过，这是什么，我去看看”。他们对这些观点性的东西感觉不舒服。

人物周刊：《开开》那首歌有好多人说你抄袭Drake的beat。

大卫：我觉得他们就是疯了，彻底疯了。用同一个采样，在Hip-Hop界是最常见的。而且说我抄袭这个人他心里很明白，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恨我、质疑我。

人物周刊：你跟老崔（崔健）的那种批判，区别在哪里，时代感，狠劲儿？

大卫：老崔和我没有隔阂，我们的困境是一样的。我们的困境，我们受到的侮辱、忽略、挑衅都是一样的。比如你看《混子》那首歌，我和老崔每次都在一块唱，因为那是他的困境，也是我的困境。老崔特别喜欢我的《少年》，他说现在感受到的困惑在这首歌里都能找到。

诗人戴潍娜在大卫演出前和他对谈

人物周刊：有一天，当战争、压迫、物质化这些主题都写过，你依然能找到针对的目标吗？

大卫：我觉得大家把政治放得太大了，不应比人的困境还大。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困境。情欲、家庭、欲望的困境太多了。我喜欢的美国作家弗兰岑，他写的都是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小事情。但他把人与人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嫉妒、阴暗、自我厌弃等等，写得非常精致。这是人本身的困境。

人物周刊：现在你基本上不会再借助rap这套系统里面的beat和flow来完成作品？

大卫：对，我还在rap，它在力量、能量层面是我认为在使用时最自由、极致的。但有一些领域，有一些我想表达的地方，我可能用rap也不行。我可能用诗歌，诗歌不行用小说，小说不行用电影。有一些东西我发现都不行，最近就要开始弹唱了。

人物周刊：你把自己的创作称为“社会诗歌”，怎么讲？

大卫：更重要的，是作为动词的社会，代表介入的态度。我会进入这些大环境，以我诗歌的姿态。诗歌本身，指的不一定是poetry，可以是音乐、舞蹈、行为艺术，任何有诗性的表达，不一定是文字的。

人物周刊：在創作和生活当中，内心极度的愤怒、厌恶、憎恨，如何不让它们导致另外一种恶？

大卫：就像加缪说的，你要相信苦难，但是同时你也相信阳光，就是阳光下面都是苦难，都是历史，历史都是苦难，但是阳光又告诉我们，历史不是一切。每回我垂头丧气的时候，都会把加缪这段儿给拿出来读。

人物周刊：你崇尚美学上的暴力。

大卫：没错。这种暴力只是力量层面的，但在心灵和勇气上，在对世界的观点上，又是温柔、甜蜜、充满爱的。我认为绝对暴力跟绝对甜蜜定是共存的。我写完东西，一般都会想象有两个人来审，一个是加缪，一个是三岛由纪夫。三岛由纪夫就代表最纯粹、极端的一面。但是只有这种恶的话，一定会被吞噬。而且如果走得太远，在美学上也会渐渐失去张力。所以加缪在很大程度上是平衡。“在隆冬，我知道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这么不妥协的一种爱，再加上那种纯粹。

人物周刊：你的词汇充满信息量和情感，如何来把握创作时它们对你的巨大诱惑？

大卫：嗯，写诗和写歌词时，我会陷入一种理性的迷幻：每当我陷入审美的漩涡里，也是我那根理性和逻辑的神经绷得最紧的时候。不会让它失控。艺术家性是完全审美上的，甚至可以说是暴力、昏庸的，但知识分子性是思辨的、理性的、逻辑的、关怀的、怜悯的。当我有时发现自己的知识分子性变得太庞大，就用艺术家性来破坏它。

人物周刊：从欣赏的俄罗斯、前苏联作家身上，你吸收到了什么？

大卫：比如埃米尔耶·曼德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这样的诗人，不光在审美也在勇气的层面上一直推动着我。

像米沃什还有布罗茨基自省能力特别强。而且，我欣赏的作家很多是流亡作家，或者有奥斯维辛经历的，他们一生都在探讨死亡。不光是对世界的一种警觉，对自己也要时刻冷静。大部分人对世界很警觉，对自己没有，渐渐地自己就变得和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如果真的想和这个世界抗衡，你对自己的警觉要胜过对世界的警觉，才不会被同化。

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施塔姆这些人，他们身上有一种宗教的力量，但又不是来自宗教，可能就是来自审美，诗歌对他们来说就是宗教。尤其曼德施塔姆，他向往的是异教的时代。他说能将我们从虚无主义之中拯救出来的就是希腊，就是地中海，他一生最向往的地方就是地中海。

人物周刊：你在三里屯快闪结束时遇到一个姑娘。你不停地追问她，“周围有那么多学生，那么多画家，但你是你，你告诉他们你是谁”，是想从她嘴里听到什么？

大卫：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最希望他们说出自己想不到的东西来。我到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究竟要不要和别人不同。很多人没想过这些。浑浑噩噩……

我就是来捣乱的、搅局的。我希望每个孤独的人，能够好好地自省，能够站在一起，团结起来。下回我遇到一个环卫大妈，或者知识分子，我也会这样去刺激他们，只是方式不同。我对每个人都是有信心的。即便我给他们产生了压迫感和入侵感。他们只会感觉到我是个强烈和真诚的人，而不是要操纵、伤害他们。我希望他们能看到个人的力量，然后对这个力量产生思考。

人物周刊：每个人的背景、诉求都不同，你希望所有的人都和你在哪一点上产生共鸣？

大卫：最重要的就是对生命、对自我的感知力。无论你是何种身份，你到底是谁？现在做的事，有意义吗，和别人有区别吗？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真正地面对自己，有足够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