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崛起争先展雄心

余玮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年，新中国基本上肃清了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社会秩序基本稳定，胜利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工作，从而稳步地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这一年，是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全国人民感到特别欢欣鼓舞。这个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计划提出要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最初为141个，后追加）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

国庆临近，北京全城到处挂着国旗，张灯结彩，许多高大的建筑物上飘扬着彩旗和巨幅标语——标语内容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努力，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完成各种社会主义改造，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奋斗；号召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奋斗。

观礼台上“最可爱的人”引人注目

10月1日，北京阳光明媚，蓝天如洗。新中国成立4周年庆典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有50余万人参加庆典。这次庆典起，官方没有再延续前几次“第X届国庆节”“届”的说法。

这天黎明时分，浩浩荡荡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晴朗的天、朱红的墙、金色的瓦、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千万面彩旗，衬托着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一切显得比往日更加庄严和雄伟。

天安门前宽阔的马路上，受阅的解放军队伍庄严肃穆，整齐排列；广场之上，少先队员、学生、工人、农民和各机关企业单位的队伍鳞次栉比，掩映在旗浪花海之中；在东长安街上，等待受阅的各种战车炮车粉刷一新，各军兵种方队整齐划一、英姿焕发；东长安街两边人行道上，停放着一些炮车和坦克，如果受阅的炮车和坦克抛锚，它们就补充上去。欢乐的乐曲，在广场上空回荡。

为了适应天安门广场政治活动的需要，9月在大殿东面安装了一部乘客电梯。上午9时56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乘电梯登临天安门城楼检阅台。此时，播放的乐曲停止，广场上立即响起了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在观礼台上有1万多名观礼者，他们有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和朋友，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国庆观礼代表团，有工农业生产中的先进工作者、劳动者，有科学、教育、文艺工作者的代表，还有华侨回国各观光团的团员，以及应邀前来帮助我国进行建设的苏联专家代表，各国使节和外交人员等。更引人注目的是祖国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庆节归国观礼代表团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

来自江苏泰州的志愿军战士田春富在上甘岭战役中荣立一等功，“有幸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代表回国参加北京国庆观礼，我们是共有100多人的代表团，由志愿军副司令杨得志任团长、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李志民任副团长。代表团9月23日到达沈阳，24日晚6点，中央东北局、沈阳市委、市政府等领导隆重举行了欢迎仪式，并举行宴会欢迎我们。27日上午，我们乘坐火车到达首都北京。我们的心情真是太激动了，陈叔通、罗隆基、刘贯一、甘泗淇、徐立清、杨立三、萧向荣、刘志坚、陈沂以及中央华北局、华北行政委员会、华北军区华北抗美援朝分会、北京市政府领导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到火车站迎接”。田春富曾回忆说，能参加国庆观礼，十分激动而自豪，“我们像孩子一样，激动得几乎跳起来，天安门广场成了人的海洋、花的海洋”。

这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专电邀请了福建永定县歧岭乡牛牯扑村农民陈添裕赴京观礼。毛泽东和陈添裕的交情要追溯到20多年前。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前夕的8月21日，毛泽东化名杨子任（客家话“杨主任”）与贺子珍在红四军粟裕警卫连的护卫下，秘密来到永定县东南牛牯扑村，一面治疗疟疾，一面搞调查研究，思考土地革命斗争和红四军的建设问题。9月，毛泽东的身份遭当地土豪告发，敌人从四面向牛牯扑涌来，形势十分危急。粟裕紧急决定转移，陈添裕等4名赤衛队队员护送毛泽东转移。此时，毛泽东身体虚弱，受不了急促奔走，下山没走多远，便只喘粗气，两腿发软，迈不动步子。陈添裕背着毛泽东一路狂奔，路上鞋子掉了也顾不上捡，赤脚踩在山石和荆棘上也没感觉到疼痛。就这样，陈添裕背着毛泽东整整跑了10华里，终于到达安全地点雨顶坪村。

毛泽东一直牢牢记着“牛牯扑”这个地名以及救了他一命的农民陈添裕等人的名字。24年后的1953年国庆节前夕，他在北京专电邀请陈添裕赴京观礼。接到毛泽东请柬的陈添裕当然喜出望外，但他的妻子正准备生孩子，中年得子，怎敢轻易离开？于是，他就请堂弟陈奎裕代他上北京观礼。毛泽东一见陈奎裕，大笑道：“你不是背过我的陈添裕，你是看茶桶的。”原来，陈添裕个子较高，和毛泽东相似；而陈奎裕个子较矮，勉强背起毛泽东时，毛泽东的脚还没法离地呢！毛泽东紧紧握着陈奎裕等代表们的手，道出埋藏多年的心声：“我在牛牯扑治病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直惦念着你们，没有忘记你们，共和国也不会忘记你们。”

10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典礼开始。全场肃立，军乐队高奏国歌，100门礼炮齐鸣28响。响亮的礼炮声，一响接着一响，响彻云霄。

阅兵式开始。往年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因病情较重需休养，阅兵总指挥改由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担任，这是他惟一一次任国庆阅兵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张宗逊陪同下乘车检阅整齐肃立的受阅部队，并向官兵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其间，朱德不时以宏亮的声音向官兵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受阅官兵则响亮地回答：“万岁！万岁！万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第5次任阅兵首长，也是最后一次。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军史专家姜廷玉就1953年阅兵出现拖拉机拉炮这种有趣的现象解释说：“当时是榴弹炮，榴弹炮的重量比较重，也比较长，一般的汽车是牵引不动的，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重炮牵引力量，所以就运用了一部分拖拉机来拉炮，这也反映了我軍装备的发展，另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牵引力量还需要不断地发展。”

在三轮摩托车组成的摩托化步兵方队和坦克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受阅的空军喷气式轰炸机群、战斗机群翱翔蔚蓝色的天空中，从天安门上凌空而过。

这是空军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时刻，刚从抗美援朝前线胜利归来的空军十二师，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军乐团高奏乐曲，最后列队走过检阅台前，结束了历时65分钟的阅兵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而严整的阵容，向全国人民显示，我们有力量保卫祖国的建设，有力量保卫祖国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阅兵式中，全场观众一直都为有这样强大的国防力量热烈欢呼和鼓掌。

阅兵在规模上明显小于上年，在共和国历次阅兵中也是规模较小的。与规模已经较小的上年度1952年阅兵式相比，方（梯）队少了12个，受阅人员少了1262人，飞机少了57架，军马少了334匹，也许这正是为了衬托1954年“逢五小庆”的规模。

明显淡化战争的气氛

阅兵式结束后，首都群众举行了游行活动。

由1300名铁路工人组成的仪仗队，抬着巨大的国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金色字标，高举600面红旗进入天安门广场，队伍庄严气派，使人们的眼睛为之一亮。紧跟其后的是分为5个方队的“领袖画像”队伍：首先是以毛泽东、孙中山的画像走在第一排的队伍为前导，后面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之后是抬着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全体领导人画像的队伍，画像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以如此阵容向苏联“老大哥”致敬的方式，在中国阅兵式中是惟一的一次，有关专家分析说这“表明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期，中国人民对苏联寄予了太高的希望，给予了过高的崇拜”。这时由于刚刚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庆典游行上也突出宣扬了朝鲜领导人，第三个“领袖画像”队伍抬着的即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袖金日成的画像，簇拥在画像周围的人群，欢呼祝贺英勇的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保卫祖国独立斗争的伟大胜利。与朝鲜领袖画像队伍相对应，第四个“领袖画像”队伍抬着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领袖胡志明的画像，游行的队伍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越南人民表示敬意。第五个“领袖画像”队伍，抬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领导人的画像，有15人。这个群体方阵，共有35位领袖的巨幅画像，分组5个方队，创国庆典礼之最，经新中国国庆典礼的放大和固化，给时代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在人们为领袖画像欢呼时，由1万名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组成的少先队员队伍，通过天安门前，他们高呼：“和平万岁！”“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无数洁白的鸽子和彩色气球从孩子们的手中升向天空。

这时，两名少先队员跑上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主席敬献鲜花，摄影记者情急之中摄下了这一瞬间的多张新闻照片。

摄影师齐观山站在城楼上，远远地看见从少先队员的队伍里走出两个手捧鲜花的孩子。两个孩子一路小跑穿过了金水桥，向城楼跑来。齐观山知道，依照往年的惯例，又到了孩子们给毛主席献花的时候了。果然，几分钟后，两个孩子先后出现在齐观山的视野里，并向毛泽东献花，齐观山跟拍着。毛泽东先后接过花，亲切地和两个孩子聊了起来。

其中，戴着红领巾的、留着大长辫子的小女孩叫张筠英，9岁，是北京市东城区培园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毛泽东问她：“是国庆好还是新年好？”张筠英说：“国庆节好！”毛泽东又问：“为什么国庆节好呢？”张筠英仰起头说：“国庆节能见到毛主席！”毛泽东听后慈祥地笑了起来。

那个小男孩叫王小怀（后更名王晓怀），11岁。他曾是延安第二保育院最早期的孩子，战火中乘“马背摇篮”，经历了两千里小长征，1950年进北京育才小学一年级读书，是全国第一批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学生。1953年，他曾代表北京少年儿童给抗美援朝首批归国志愿军献花，他没有想到同年国庆时光荣地代表全国少年儿童登上天安门，给毛主席献花。1962年，王晓怀进入第四军医大学，从此成长为一名军医。

“十一”前夕，北京团市委的同志把王小怀和张筠英接走，把他俩带到王府井，买了白绸子上衣、蓝色的裤子、黑色的皮鞋、还有丝绸的红领巾——那个时候的红领巾一般是红棉布做的。看着焕然一新的自己，从来不爱照镜子的王小怀，看着镜子中的样子也心里美得不得了。直到这时，才有人告诉他们，国庆游行，代表全国少先队员上天安门给毛主席献花！当时，王小怀都呆住了，大张着嘴巴，大眼睛一眨也不眨，呼吸都屏住了。旁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看着他这个样子，摸着他的头说：“小家伙是真的给毛主席献花呢！”王小怀半天才缓过劲来，他和张筠英高兴地牵着手跳起来。一连几天王小怀的高兴劲就别提了，走路都嘴里哼着歌。

10月1日一大早，他们就来到位于天安门旁边的公安部。这时，人们都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周围，期待着庆典仪式的开始。当游行的队伍集合好后，献花的儿童被安排到游行队伍中由少先队员组成的队伍的最前面，手里拿着一束五彩缤纷美丽的鲜花，当游行队伍开始放气球欢呼时，他们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一口气从金水桥上跑向天安门，王小怀跑得快一点，张筠英跑得慢一点，一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的国家领导人及观礼代表们就给他指路、热烈地鼓掌，王小怀激动地顾不上等小伙伴，先把鲜花递给毛主席，然后敬礼说：“毛主席，我代表全国少年儿童向您问好！”毛泽东笑着答：“好，好！”看到身材高大魁梧的毛主席，小家伙紧张得昨晚想了好多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了。这时，张筠英才气喘吁吁地来到毛主席跟前，随即向毛主席献花……

两个孩子都站在毛泽东身边，和他一起观看游行队伍。齐观山则端着相机站在他们附近。不一会儿，张筠英看到游行队伍中有个仿真火车模型，就赶忙指着模型告诉毛主席：“您看，那个模型还冒着白烟呢！”毛澤东俯下身子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答应着：“看见了，看见了！”这个情景可不多见，齐观山赶紧抢拍了下来。

从1951年开始，每年的国庆和五一庆祝游行中，都有一男一女两名少先队员，跑过金水桥，登上天安门城楼，去给毛泽东主席献花。张筠英和王小怀是最后两个在国庆典礼上向毛主席献花的少先队员。1954年五一游行毛泽东接受了献花后，提出“不要只给我一个人献花嘛！”，这种源于苏联的献花仪式就不再出现在国庆典礼中。曾经给毛主席献过花的孩子，并未把这段特殊的历史当作光环，而是珍藏在心中，在成长中时刻鞭策自己。

据北京文史馆馆员、民俗专家赵书回忆，1953年，12岁的他和同伴们作为“观礼队伍”成员手举象征春天的“桃花”，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结束后，我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拥向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微笑着走到城台角向大家招手。当时，能参加国庆游行是一种政治荣誉，全家都觉得光荣。因为要在广场上站好几个小时，所以我们除了必须是少先队员，还要有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赵书说，许多同学参加群众游行后回家休息一会儿，下午6点又跑回广场参加跳集体舞。

由首都各厂矿13万名工人组成的队伍，以2800名腰鼓手为前导，以70路纵队为排面，气势恢宏地通过天安门广场。由5万名建筑工人组成的队伍前面，抬着4座高楼的模型——当时能居住在楼房、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曾是人们美好的向往和憧憬。由首都近郊农民组成的队伍，抬着棉花、粮食、水果、蔬菜的模型，从他们拿着的反映农业丰产的图表和字标可看出，这一年的农业又涌现出许多新的丰产记录。接着是机关工作人员大队、市区人民大队、工商界大队。

由10万名大中院校学生组成的队伍中，毛泽东主席号召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大幅标牌在队伍中非常醒目。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簇拥着巨大的“祖国财富”和“测量仪器”的模型前进。北京航空学院的队伍里，腾飞起各种飞机的模型，在天空中随风飞翔。学生们还抬着许多精致的炼钢炉、水利发电站、石油炼油厂、飞机、机车、拖拉机的模型，欢呼着走过广场，表示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努力学习和服务。

文艺大队抬着毛泽东的巨大塑像和工农兵塑像进入广场，400面彩色旗帜前后辉映，远远望去好似“百花齐放”的花圃。他们抬着的巨幅海报，说明文艺团体获得的伟大成就，一年来演出了许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剧、电影、话剧、舞蹈和曲艺。他们在行进中表演了“少年先锋队舞”“采茶舞”“花鼓灯舞”“民族大团结舞”，受到全场群众的热烈欢迎。

游行队伍压轴的是体育大队，由3900名运动员组成，他们抬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大幅横标。走在前面的是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出国代表队，还有全国各地参加10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运动会的代表，共500多人。

整个游行队伍突出了经济建设主题，明显淡化了战争的气氛。尽管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还没有从朝鲜全部撤离回国，游行队伍中还有欢呼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的标语，但明显比1952年出奇得少多了。这一切表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正在逐步转向抓紧生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全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做充分准备。

14时15分，国庆庆典结束，仍有许多群众还在广场上聚集着继续歌唱欢腾，经久不散。

1950年至1953年的国庆日《人民日报》头版，将毛泽东与孙中山的肖像照片并列刊出，且篇幅分配与视觉设计一致，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孙中山是八大民主党派的精神领袖，肖像照片并列表明共产党与八大民主党派分别是作为执政党与参政党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践行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体现。此时，处在朝鲜战争环境之中，团结稳定的国内局势极为重要。

国庆阅兵两个月后，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历时一个多月，与会的有军委各部、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和直属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123人。会议就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作了总结，并结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深入讨论、确定了军事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军思想、完成军队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人民解放军全面开展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