蟒国剧团 三个年轻人的文化担当

余玮

三个年轻人因为相近的艺术理想而聚集在一起，把全部的热情投入到作品中。处女戏《失忆症·蟒国》以新鲜的视角、别致的呈现，受到观众好评

2016年6月，三个年轻戏剧人创办了自己的“蟒国剧团”；8月，剧团原创演出了他们的第一部作品：话剧《失忆症·蟒国》。一个发生在虚构世界中的幻想故事，运用探索性强烈的现代舞台风格，在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戏楼里进行了演出。初次出手，就获得了业内一致的关注与好评。

编剧沈诗奴、导演李熟了与演员董畅三人致力于排演原创剧目，强调文本与身体的双重在场，突出新文本语言、结构和思想的美学性、超越性，同时强调文本与导演、表演的“文质”统一，力圖打造“情、采、气、志、风、骨”和谐一致的舞台艺术。

尽管团队还很年轻，但业界的好评对于这三个沉淀多年而又志向清晰的年轻人来说并不意外。而他们的志向，还在更远的未来。

编剧沈诗奴：“我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

《失忆症·蟒国》的剧情是两个独立而有联系的故事。《失忆症》讲述人类社会从几百年的大旱过渡到几百年的大涝时期，身体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进化成新的物种；《蟒国》描绘了一个混沌之初、漫天彩云，彩云尽头、遍开百花的世界。前者借鉴西方当代文学，时空线索来回跳跃；后者使用古白话与韵文进行写作，古雅华美。飞扬的想象力，深厚的文学积淀，很难让人想到编剧写作时才27岁，而这部作品仅仅是她的剧本处女作。

“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做舞台剧编剧。”这是沈诗奴面对采访时说出的第一句话。在“没有想到”的背后，是她自幼所受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家庭教育，与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就学期间系统丰富的专业学习。但在蟒国剧团组建之前，她一直“本来觉得会做学者”。真正的厚积薄发，让她一鸣惊人。

沈诗奴出生在沈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爷爷给她讲的故事就是对魏晋志怪小说的改编，父亲在她幼儿园时就会给她念金庸的小说，上学后便让她看《古诗源》。“《古诗源》让我最早意识到汉语的美妙，所以写《蟒国》时我会觉得语感还可以。”童年、少年时的古典文学阅读为她日后在剧本语言上的卓越表现埋下了种子。中学时代，她一直阅读着家中丰富的藏书，尤其是明清小说和话本，“一旦学业压力大就会找一本看”。阅读之余，写作的冲动在所难免。由于对金庸的喜爱，还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她就在尝试创作武侠小说。自幼丰富的阅读和持续的写作让她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我是很有写作能力的人，在这一领域的创作能力我是非常自信的。”这种自信也成为她日后创作的基石之一：“人是需要有这种自信的，只有在这种自信之下，你才能掏空自己，全力做这个事情。这是一股精神力，会让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中戏戏文系度过的大学时光，让她在从小的中国古典文学之外，又进行了丰富的西方文学与理论学习。“在上中戏之前阅读的内容主要是古典文学方面的。进学校之后，会意识到自己在西方剧本这一块并没有读很多，以自己的标准来讲确实有所缺失。而学校在这方面的资源是很强大的，我便充分利用。”学校的四年她埋头扎进了教室，把学习作为自己最大的快乐：“中戏让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上课，每次都能获得非常多的东西，然后认真去消化老师课上所讲的内容。尤其上大二之后特别快乐，那时的课程纯粹是理论课，确实很吸引人，让我感受到一种求知的激动、求知的喜悦。所以很自然地，我想要在理论方面有更多的探寻，想要日后做研究。”除了知识，学校更在艺术观方面奠定了她日后的创作方向。“特别感谢我的几位老师。戏文系更多会强调一种戏剧人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无论哪门课的老师都会向学生抛出这样的思索：你要做什么样的作品？这是为了什么？戏剧能带给社会什么？这影响了我的艺术观。上学时我没有太多的迷茫，没有时间去迷茫，课堂上老师给的东西已经足够填补我年轻的大脑了。要迷茫只有一点——艺术家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在遇见蟒国剧团的同伴们之后，这个问题似乎有了回答的可能，而创作就成为了她回答的方式。原先想成为学者的她，因为导演与编剧存在着诸多对立这一行业现状，加之因理论专业出身所产生的对于本专业的热爱，让她并没有想要投身创作。但在遇见导演李熟了与演员董畅之后，她的想法有了变化。“当时出于对导演的信任，我信任导演的学养，他会明白我想表达的主题，我觉得可以试试。”剧本上半部分《失忆症》的写作成为这个团队的一次合作尝试，而这次尝试让她十分欣慰。“《失忆症》让我感受到很强烈的开心，导演会觉得我的剧本很有意思、很吸引他去排练。尤其演员演我的剧本时入戏非常深，甚至深到让我惊讶。演员的表演是不会说谎的，一个剧本到底怎样，从这方面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成功合作的开始，让这几个创作伙伴决定成立自己的剧团，让创作走得更深更远，因为他们发现，彼此在观念上的契合，深深吸引了对方，也更加激发了自己的责任感。

有了从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积累，加上大学时对西方文化的充分学习，沈诗奴开始尝试自己的融会贯通。她觉得，“西方优秀的文化作品还是建立在他们的文化根基之上的，我们一味地去套用他们的形式也是不行的。我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认同感，其实还是想做有根的东西，正好也是在这个想法萌芽之初和导演相识，大家在这方面就一拍即合了。合作也会互相给予对方信心。一个人确实会觉得力量薄弱，没有回响，但一旦产生了回响，那就走起来了。”对于西方戏剧，她认为“它有它的先锋性的时期，但是渐渐地也被资本主义腐蚀掉，成为一种消费奇观。从我毕业算起到现在有好多年了，它们的发展让我觉得对当代舞台失望。然而现在大家都会一味吹捧外国戏，我觉得还是因为接触得少，眼界不够，还是觉得在形式上很新。但是对于我来说，大一大二在课堂上就已经接触到很新的东西了，并不会被形式奇观所迷惑，感谢戏文系在学生时代给了我们一个很宽的视野。这个东西让我日后一直在思考和反思。”《失忆症·蟒国》则是她在思考之后，从中国的传统美学出发，走出去创作的第一步。endprint

对于未来的创作，沈诗奴有着自己的幸福感与责任感。“人能毫无保留地创作，并且你的创作被人期待和信任，是很幸福的。既然能得到这样的幸福，那就只有完全地将自己掏空，很畅快地继续战斗下去。”

导演李熟了：“中国戏曲的营养还很深”

在导演《失忆症·蟒国》之前，李熟了在行业内并不出名。在同行眼里，他有三个身份：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的研究者，时常发表演出评论的剧评人，国家话剧院田沁鑫导演的副导演。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毕业之后，过了整整四年，他才决定导演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过去的几年，他始终清楚自己的目标。“我一直在积累，一直在不断完善自己各方面的导演素质。现在，我觉得自己的积累到了，可以排戏了。”在他看来，自己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在为今天的创作有意或无意地做准备。

李熟了是湖北咸宁人，父亲是学者型作家，母亲是当地名医，从小家里便有意培养他阅读与写作的习惯，这也给予了他良好的文化功底。而影响更大的，则是自幼跟着外祖母在电视上看各种地方戏曲，“从幼儿园时就天天跟着看，一直到我去上大学。老人喜欢的剧种很多，主要是京剧，黄梅戏、豫剧也都看得多，确实是从小就喜欢戏曲”。到了苏州大学文学院上大学时，他又在课上接触到更多的地方剧种。苏州当地的昆剧、评弹成为他新的兴趣。而有一门名为“戏剧鉴赏”的课更是让他印象深刻，“那门课上了一个学期，每节课讲一个地方剧种，每次就请一位那个剧种的梅花奖得主过来授课，真的是受益匪浅，特别能感受到戏曲的魅力”。

除了地方文化和课堂的营养，大学期间他还加入了学校的戏剧社团“东吴剧社”。这个学生剧团创立于1908年，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大学期间每天都在排练，整整四年就是泡在剧社里。”在剧社里，他做过演员，做过导演，到大三时成为了这家百年社团的社长，自己出去拉赞助、和学校定剧场、与社员们一起制作道具，“真是什么都干过，那时候做事特别有激情，就想把全部精力都扑上去。既然决定做事了，就一定要尽力做到最好”。功夫不负有心人，李熟了毕业时，这家社团已经从他加入时的20多人扩展到了100多人，而由他导演的作品也连续获得了江苏省和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的一等奖，刷新了社团此前的纪录。“导演需要的能力有很多方面，像策划、统筹、沟通，都是很重要的，这些能力我主要都是在大学社团期间得到的锻炼。”

经过大学四年，李熟了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戏剧。“我知道自己必须做这个了。我就要当戏剧导演，别的什么都不考虑。”怀着这样的信念，他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读研后他一改往日的作风，丝毫不去参与公共活动，而是一头扎进排练厅，扎扎实实地学习了起来。“我来这个学校就是来学习的，我很清楚自己的目的。所以学到东西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我需要考虑的。”研究生四年，他几乎没有太多休息的时间，“确实很刻苦。每天睡觉都是算着睡的，睡前会看，今天能睡六个小时，今天能睡七个小时这样。能睡八小时的日子就真是很幸福了”。

研究生二年级时，他接触到了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的作品，大师的创作让他几乎一下就沉浸了进去，“我因为从小看戏曲，很喜欢我们戏剧传统的东西，所以对话剧民族化这个课题一直很关注。但是之前我们戏剧界所做的民族化探索，在我看过的当中没有觉得特别能征服人的。这时我听说日本有一位戏剧大师，他的作品把能剧和歌舞伎的东西结合得特别好，所以就开始研究他。我一接触，就觉得真的太好了！”当时国内对于铃木忠志的研究还很少，几乎一片空白。为了研究，他专门托朋友从日本等地带来相关的影碟与书籍，自己也专门学起了日语。到了研三，铃木大师来到中戏做工作坊，他全程旁听。毕业之后，更是多次前往铃木在日本的剧团驻地参观学习，而国内每当有铃木的作品来演出，演后必然会在报刊上看到他的长篇评论解读。“铃木老师的创作是对我影响很深的。如何真正深入地挖掘自己民族的戏剧传统，而且让传统能够对现代有很大的意义，这是他做得特别好的，也是在思路上对我启发特别大的。”

中戏毕业之后，李熟了跟在田沁鑫导演身边做场记和副导演。而工作之余，他也仍然在抓住一切机会与时间提升自己。毕业两年后，北欧的戏剧大师巴尔巴来到中国，在上海戏剧学院做了一个月的工作坊，李熟了专门前往上海，去上戏蹭了一个月的课。“当时住在松江区，上戏在静安区，每天早上要起来坐两个小时的地铁过去。”而到工作坊后期，他突然生病，腿部無法站立，听课变成了拄着拐前往，“每天拄拐坐两个小时地铁去听课，现在想想真是挺佩服自己的。但是收获也是真的大”。巴尔巴对于东方戏剧的研究，给了他新的启发，“他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东亚戏剧的，像‘奢侈的平衡这个概念，我现在创作里也在用。我现在试图开发我们自己剧团的演员训练法，有一些训练创造的原则也是从巴尔巴的东西里来的。”

经过了多年的学习和积累，到2016年，李熟了终于决定和几名伙伴一同成立他们自己的剧团。相同的艺术观与艺术追求成为他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我们三个人都是受过很好的学院教育，想把这个东西发挥出来的。技术上，我们的基础很好。观念上，我们都对戏曲和传统文化有热爱，同时对西方的剧场也都了解比较多。当我们聚在一起时，就知道，我们要一起努力往前走，把中国戏剧再往前推进。我们在学院受了这么多年好的教育，对于中国戏剧的责任感是应该有的。不要说年轻人讲推动中国戏剧是狂妄，这不是，这是尊重自己的专业，尊重自己的行业，这是每个戏剧人应有的本分而已。”

《失忆症·蟒国》的创作，让他积累的知识与才华终于得到释放。演出风格、舞台调度、表演方式，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探索，这些又在舞台上征服了观众。他被《新京报》评为2016年度“新锐戏剧人”。而对于创作，他还远没有满足，“中国戏曲的营养还很深，目前所做的探索都还不够，当然，我们也更没有吃透。但正因为这样，探索才更需要走下去，必须坚持，必须深入”。endprint

演员董畅：“得为中国戏剧负责”

中戏毕业、外形俊美、年纪轻轻就有过多次和明星同台的经历，有着这些条件的董畅，却并没有走上当红小生的发展道路，而是罕见的朴素与心无杂念。在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时，他或兴奋或深情地讲述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和表演有关，他的关注点也只在表演这件事本身。这一点，或许正是他在《失忆症·蟒国》的演出中能用自己的表演征服几乎所有观众的一大原因。

董畅在宜昌市歌舞剧团的大院里长大，父母都是剧团的团员。小时候每天做作业时他都会听到各种乐器的声音，父母在家则和他一直说普通话。童年的经历为他日后的表演道路打下了第一步的基础，但决定走上这条路却并非从小决定的。直到高三，董畅才决定学表演、报考中央戏剧学院，“一定要考这个，无论吃多少苦都要考”。怀着这样的信念，他和母亲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绿皮火车，头天晚上出发，第二天夜里才到。北京的学校里他只报考了中戏、北电，对他来说，要学表演，就必须去最好的地方。进考场前，他看着同龄的考生们，还产生了一丝紧张，但一进考场，他的心思就只在考题的表演上面了。“一上考场就亢奋，就不管谁是谁了。出来就觉得，发挥还不错。”回忆起考学时的往事，董畅显得开心和自信。

但上学之后，中央戏剧学院作为顶级学府，学校里的经历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他直言，“大一大二挺痛苦的。”大一的期末，他的专业课成绩拿到了全班第一，但是自己并不高兴，因为老师虽然给出了高分，却评价他：“演什么都一样”。这句评价让他给家里整整打了两个小时电话，“我不理解，我觉得不一样啊。”电话那头，父亲作为经验丰富的演员，给他的答案是：“慢慢来。”继续沉下心来琢磨表演，却让他感受到更大的困难。大二上学期，排了一学期的《原野》，自己很不满意，看自己的其他表演作业更觉得不太行，相反看其他同学看谁都觉得特别好，这让他十分心塞，“甚至不想干了”。但是努力和执着的性格，让他面对困难，选择付出更多的努力。“你再笨，付出努力总会达到的。除非你没有一点天赋，要不然老天爷会眷顾你的。”一直泡在排练厅里，董畅突然觉得爱上了表演。接下来的大学时光，“天天排練到凌晨四点，好几次排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吃早点，八点交作业，也不觉得累，觉得好玩。特别想演成剧本里那个人物，觉得角色有意思。”

演出毕业大戏《一仆二主》时，他成为了老师选中的男一号。难度巨大的剧本、老师更高的表演要求、同学们审视的眼光，让他在排练中一直处在压力的痛苦下，有一天太郁闷，甚至把排练厅的墙给踹出了一个窟窿，然后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哭了出来。老师过来敲厕所门，默默陪他抽完了一根烟。到了演出时，场场爆满，音控台全是人，董畅也终于感受到了自己的突破。“真想演好舞台剧，不是嘻嘻哈哈就能演好的，得付出自己的体力和精力。那几年我没有太多杂念，就是学习。”

毕业之后，他跟随田沁鑫导演，在几部戏里扮演不同角色。而在《青蛇》中扮演许仙，让他被更多话剧观众所熟知。回忆起在《青蛇》中与袁泉、秦海璐、辛柏青共同作为主演、从排练场到台上合作的经历，他丝毫没有和“明星”合作的障碍或是兴奋，回忆起来的都是表演状态。“他们仨带着我演，我真挺幸运的。他们是师哥师姐，带我演戏特别认真，对戏特别认真，我觉得特别保护我，特别感谢他们。有一小段和秦海璐的戏，排了十几二十遍，她每一次都很认真地来。另外两个人也是。被他们带着，我就会入戏特别快。我没有跟几个‘腕儿一起演的概念，跟他们一起演戏，我进步特别快。”

在田沁鑫的剧组里，他和当时作为副导演的、同样来自湖北的李熟了相识。两人在剧组巡演时一直住在同一间房，每天都在聊表演、聊戏剧。艺术观念和艺术理想的接近让他们一拍即合。当李熟了找到董畅，让他出演《失忆症·蟒国》的主角时，董畅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对于剧本，董畅最开始“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怎么演”。全新的挑战让他充满了斗志，同时佩服于编剧的功力，“有文化，真是觉得好”。而排练中，与导演的合作在他看来，“给我很多东西，尤其是台词的念法是一生受益的”。创作中对于伙伴的信任，以及观念的一致，成为他们合作建立剧团、共同向前的根基，“我们仨的合作还是建立在能力和创作上，这是永远不会变的”。

《失忆症·蟒国》的演出，就是他们实现共同理想的第一步。“干这个剧团，首先得为中国戏剧负责。我受不了现在一些烂的作品在市面上没完没了地演。我要么不干这个，要么就干高级的。”对于中国戏剧，董畅认为必须有信心，“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吹捧国外戏？因为我们现在的戏不行，我们自己都不给自己自信。但是作为中国人我很自信，我有艺术理想和能力，我知道自己能做出好的东西”。《失忆症·蟒国》里，演员表演吸收了很多戏曲的表演原则，这让董畅非常认同。“我觉得这样的表演方式更适合中国人。中国人是内敛的，外部的东西得要少一点，我更关注的是内心。我们现在这种表演方式太特别了，这是很帮助演员的。”对于上学时所学到的关于表演的种种要求，董畅在完成这出戏的表演后，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远的目标，“很多表演要求必须得有方法才能实现。我们剧团在探索，已经找到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但是还远没有结束”。

而这个远大的艺术理想，在董畅思考未来的目标时，又回到了一个最朴素的落脚点上：“继续演戏，演好戏，希望能让更多人来看戏。”

责任编辑 王碧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