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响共和国第一乐章背后的人与事

余玮

国庆典礼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只有《国歌》没有变。罗浪曾回忆，当时参加阅兵的军乐团乐器，多是在历次战争中缴获的战利品

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一支特殊的队伍手持管乐器，整齐地列队在国旗杆下，在毛泽东主席亲手按下电钮升国旗的历史性的一瞬间，向全世界奏响了激荡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用雄壮的乐曲将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送上天安门广场上空。

腰板挺拔，连粗且硬的头发也挺拔着，不软不塌。晚年，罗浪每每回忆起奏响新中国第一乐章的那一刻，激动得站了起来，用双手有力地打着拍子，毕竟开国大典是他一生中最光榮、最难以忘怀的一刻。

奏响国歌的第一人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万众瞩目。一位29岁的年轻人手持一根顶端系着红缨络的指挥棒，和联合军乐队200名成员一起面朝天安门城楼，一上一下，昂扬顿挫。红缨络跟着音乐的节奏飘飞。他就是担任开国大典联合军乐队总指挥的时任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罗浪，指挥着新中国的第一支军乐团队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因此，他被誉为“新中国军乐指挥第一人”。

“身材并不高大，只有一米六几，且极瘦，但腰板挺得特直，一眼望去便是军人气质。”罗浪的女儿罗静指着照片这样描述父亲的形象。

1947年10月，在解放石家庄的外围战役清风店战役中，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并意外缴获了原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和一大批洋鼓、洋号、长笛、黑管等稀有的战利品。聂荣臻司令员立即决定成立我军第一支军乐队，并任命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音乐队队长罗浪为军乐队筹备组组长。

接到任务后，罗浪和战友单洪顺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将被俘的原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的成员与抗敌剧社音乐队原有的10余人组织起来，在保定的安国县成立了华北军区军乐队，罗浪任乐队队长，王建忠任副队长，陈赓为指导员。石家庄解放后，军乐队住进了南兵营。在此期间，军乐队又从石家庄新成立的军校中，招收了40余名有音乐感、能够吹奏的人，使乐队的队伍壮大到80余人。

1949年8月，罗浪接到上级通知，由他负责组建一支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其任务是迎接新中国的成立。至于何时演奏、何时开始集中训练都不得而知，军人有条纪律就是不该问的不能问。接到命令后，罗浪立即联合了20名兵团各部队的军乐队成员，并收编了北平警察局军乐队20多人，终于组成了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

联合军乐队组建完成后，有关领导说这次受领的任务是开国大典的阅兵式，并告诉他不要再往下面传达，暂时保密。当时对在开国大典上用什么乐曲曾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参照欧美的模式，二是照搬苏联。罗浪提出了第三种意见，即是否可以用我们自己的革命歌曲改编后用于大典。上报中央后，毛泽东批了9个字：“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

这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出于保密的需要，罗浪并没有立即得到要在开国大典上演奏代国歌的通知。两天后，罗浪接到迟来的电话后，得知大典上国旗升起时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取代一直排练的其他曲目。经过反复计算，罗浪决定，配合国旗上升的时间，对《义勇军进行曲》进行适当改编，并连奏3遍。于是，他赶紧执笔确定管乐曲，让所有队员抄写分谱，组织排练。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加班加点练习，力求精益求精。

10月1日14时，联合军乐队进入天安门。罗浪在晚年还记得，那天的天安门很漂亮，城楼装饰一新，挂上灯笼，插上红旗，喜气洋洋。军乐队就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下北面，横队20米，纵队10米，罗浪的位置正对着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心。

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一结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即乘车出中南海东门，来到天安门城楼的北面；下车后，便沿着百级台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14时55分，毛泽东的前脚刚刚踏上天安门城楼最后一个台阶的刹那间，军乐队立即高奏起《东方红》乐曲。随即响起《东方红》的乐曲和广播员的广播声。

当时，毛泽东是从天安门西侧登上城楼的，而军乐队是站在城楼上的东侧，根本看不见毛泽东登上城楼的情形。原来是负责组织这项活动的张致祥和军乐队总指挥罗浪“巧妙”安排的：张致祥和罗浪约好，由张致祥事先站在城楼西侧一眼就能看到毛泽东登上城楼的地方，他见毛泽东的前脚一踏上城楼立刻晃动手中的小红绸子；罗浪一见小红绸子晃动，立即指挥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乐曲。

15时，大典司仪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当时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司仪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却忘了宣布“奏国歌”。毛泽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庄严宣告话音刚落，罗浪就准备指挥军乐队演奏国歌，这时却未听到司仪发布命令，罗浪按预定的程序，果断地指挥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天安门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这乐曲第一次回响在天安门广场时，罗浪和他的战友们一样，眼睛湿润了。

司仪紧接着宣布阅兵式开始，军乐队奏响了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步兵、骑兵、炮兵和坦克兵等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共和国年轻的空军也首次驾机掠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阅兵式过程中，罗浪指挥军乐队还分别演奏起《骑兵进行曲》《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曲目。

为了突出鼓音的“统领”作用，罗浪把大鼓、小鼓都放在方队第一排。这样，不仅排面整齐多了，而且鼓音也突出，便于徒步方队的官兵踏着鼓点前进。这种队形，后来被一直保留下来，并为历届国庆阅兵的军乐队所采用。开国大典这一天，这支年轻的军乐团用大部分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乐器，演奏了充满民族色彩的乐曲，他们连续站立演奏了近6个小时，直到群众游行结束。

当年，伴着毛泽东的庄严宣告，29岁的罗浪沉着地指挥200名队员奏响了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那是他一生难忘的光荣时刻。60年后，89岁的罗浪坐着轮椅来到了2009年国庆阅兵典礼的排练现场。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于海接受采访时说：“没想到，有一天罗浪自己来到排练场，看到我们军乐团演奏他非常激动。我试着邀请他能不能指挥演奏《国歌》？他欣然答应，指挥乐团演奏。当《国歌》的旋律响起时，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演奏员们非常激动，不少人都流泪了。”于海回忆，老人的腿有些不利索，背部仍挺得笔直，音乐一响，他整个人都兴奋起來，打起手势，满身是劲儿。

60年后再次如愿挥响这旋律，老人激动难抑：“每一个音节、每一次变调、每一组和声，都已深深镌刻在我的灵魂里，成为我的生命之歌。国庆50周年时，我来阅兵村指挥过。当时，我就有个愿望，10年后还要再来指挥一次。开国大典，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一刻。而今天，我的心情同样无比激动。开国大典时，军乐团连乐器都是缴获的，有美国的、德国的、日本的。你看，现在我们的国产乐器都那么漂亮了！”

“闽中屋脊”走出的军乐指挥大家

解放后，罗浪先后5次回家乡福建德化。1953年，是第一次；1993年，已经73岁的他回家乡时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家，路太远了，坐车实在辛苦，人年纪大了扛不住啊！”

晚年，罗浪一直担任北京德化乡亲联谊会荣誉会长。他的弟弟罗杰回忆道，家乡德化的一切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哥哥罗浪，哥哥每年都给家乡小学寄赠图书，还曾连年寄钱让家乡学校添置图书，为师生讲课、题写对青少年的希望，资助贫困学生。

1920年7月，罗浪出生于德化雷峰潘祠村盖云岐。他的故乡地处“闽中屋脊”戴云山主峰群之一、“三山耸秀”海拔1713米的小戴云峰东南。罗浪曾回忆：“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教书的，是村塾教师，诗书传家。”

1938年秋，罗浪奔赴延安，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考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受到冼星海、吕骥、向隅、李焕之等音乐家指导。“冼星海对我很好，经常把我叫到他家那个小窑洞里去，教我拉手风琴、吹口琴等等。我学什么，他就给我个别指导。指挥和作曲我就是跟冼星海学的，他是个好老师。”据罗浪生前回忆：“冼星海写的《黄河大合唱》在1939年5月首次公演的时候，当时乐队的乐器只有3把小提琴算是西洋乐器，其余的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口琴，还有一把用汽油桶自制的低音琴，打击乐只有鼓。那个时候，延安能有的乐器就是这些，真的是很简陋。现在一些影视剧里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乐队里圆号、单簧管都出现了，延安那时哪里有那些西洋乐器？太不真实。冼星海是到法国留学，学习的作曲与指挥，他能从当时的这点乐器出发，为大合唱编配出那么有气势的乐曲，实在是很了不起。我参加了这个不规范的小乐队，从排练到演出都经历了。演出时，我吹口琴、打鼓。”

1939年6月，中央决定由鲁艺、陕北公学、青年训练班等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要开赴敌后。于是，罗浪在鲁艺学习了不到一年，就随华北联大、抗大和部队的一些同志离开延安，开往敌后晋察冀根据地。

1939年9月，华北联合大学在晋察冀根据地开学，罗浪在文艺学院音乐系学习。“我们把延安的文艺作品带到了晋察冀，《保卫黄河》的歌曲很快在全根据地传唱起来。但没有学习多久，到冬天我就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参加了一分区的战线剧社，任音乐教员和指挥。那时哪里需要，调你去，你就要去。”

之后，随革命队伍一路辗转，罗浪奉命组建晋察冀抗敌剧社音乐队。罗浪自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创作的歌曲、大合唱及歌剧歌曲等累计200余首。

1948年，罗浪奉命组建华北军区军乐队，任队长兼指挥。1950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迎来了共和国的第一个生日。500名演奏员在广场上站立演奏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在总指挥晨耕的指挥下，迈着整齐的步伐，奏着激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最后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望着一排排朝气蓬勃的军乐战士，毛泽东高兴地频频挥手，高呼：“人民万岁！军乐队万岁！”随后，他转过身来对聂荣臻说：“天安门这么大，我们国家这么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嘛！”

1951年，有关部门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派罗浪和王建中等人筹建一个千人乐团。1952年乐器全部到齐，同年7月10日，以晋察冀军区乐团为基础，扩编为1000人的作为国家司礼部队的大型军乐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正式宣告成立，罗浪担任团长兼总指挥。这支特殊的部队，从此在新中国所有重大的庆典、阅兵和外事司礼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罗浪回忆，为了在国庆两周年时实现目标，全军上下抽调精兵强将，一批批稍有艺术功底的青年学生、部队司号员等各路人才被吸纳进来，在专家的指导下接受强化训练。

当年，经费解决后，乐团人才的问题让罗浪想到了上海，想到了黄贻钧等专家。原来，1949年上海解放后，各行各业均有许多军代表进驻，当时前往上海交响乐团接收管理的军代表就有罗浪。“罗浪进上交后，很是尊重黄贻钧、韩中杰等团内音乐家，也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对待团内所有演职人员，从不以军代表和副主任的高傲面孔出现。”上海交响乐团老一辈宣传人员靳益延说，罗浪在上交虽然时间不长，但工作认真，办事公允，获得了团里好评。“他赶到上海，与黄贻钧等商量在上海创办‘军乐训练班’。黄贻钧等对此当然非常支持，很乐意在训练班上授课，为国家培养军乐团急需的管乐人才，还向初创时期的军乐团赠送了一批团里旧有的管乐乐谱。”

罗浪请到了黄贻钧、秦鹏章、韩中杰、夏之秋等专家为训练班学员上乐理课，教他们学小号、圆号、长号、长笛、钢琴、打击乐器，造就了军乐团一批中坚力量，“圆号演奏家和教育家孙大方，后来担任军乐团指挥的吕蜀中，都曾是上海军乐训练班的学员”。

新中国成立后，罗浪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军乐学校校长，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中国广播乐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制片室主任等，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2002年，荣获中国音乐最高荣誉奖“金钟奖”。

作为新中国军乐演奏的里程碑式人物，罗浪一生关注着中国军乐和管乐演奏的发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第一任团长、中国音协管乐学会名誉主席。他对军乐演奏的一些建议和方法也一直沿用至今，受到军乐和管乐界的尊敬。指挥家于海说：“他是我的偶像，也是很多军乐人、管乐人心中的大树。”

《哀乐》送别《哀乐》改编者

2015年7月11日6时35分，已经超过罗浪平日起床时间35分钟，这位95岁高龄的老人头一次违背了自己严苛的作息规定，并且再也不会醒来——原因是心肌梗塞，伴随身体多个器官衰竭。

7月17日上午9时，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低沉肃穆的《哀乐》缓缓奏起，数百位亲朋好友和军乐界代表在作曲家、指挥家罗浪自己改编的这首《哀乐》声中，向这位新中国军乐奠基人做最后的告别。

告别大厅正面大屏幕播放着一张张罗浪生前的照片，罗浪静卧在花丛中，一张罗浪在开国大典指挥军乐团演奏《国歌》的照片特别醒目，也把很多人带回罗浪的军乐生涯。

据罗浪生前介绍，《哀乐》源自流传于华北地区的一支民间唢呐曲，他与张非、徐曙于1945年在晋察冀根据地采得。在抗战期间的晋察冀根据地，追悼阵亡将士曾用过四支曲子：苏联的《光荣牺牲》；一支为《献曲》，国籍不详；一支《追悼烈士之歌》；还有罗浪与魏巍合作谱写的组歌《五壮士之歌》。罗浪嫌上述四曲“洋”味浓，缺乏民族情感，决定用有中国韵味的追悼乐曲，便执笔将采得的旋律进行改编，谱成乐队谱。这年9月，晋察冀军區在张家口东山坡举行纪念抗战胜利大会，同时祭奠抗战死难烈士，罗浪执笔改编自流传于华北地区的一支唢呐曲就为哀乐，并指挥乐队在祭奠仪式上演奏。

1949年9月30日下午5时，新中国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闭幕，随后在天安门前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其时的天安门前尚为一片芜杂的小松林，当毛泽东神情肃穆地走过林中小径持锨为纪念碑基石落下第一锨黄土时，由40余人组成的军乐队吹奏出《哀乐》深沉凝重的第一个音符。这是《哀乐》首次在国家典礼仪式上被采用，自此一直沿用至今。

开国大典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向全国转播大典实况，但《哀乐》却未能完整发送。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发布讣告之前，首次完整地将《哀乐》播放全国。那天罗浪回祖籍福建探亲，途经福州，突然从广播里听到这再熟悉不过的旋律，心头泛起一种难以言表的触动。

这么多年来，全国众多殡仪馆一直在使用《哀乐》作为葬礼配乐。殡仪馆在客户举办葬礼时，一直都在免费使用罗浪创作的《哀乐》。而根据音乐著作权使用规定，使用《哀乐》一次，罗浪至少应该收取版权使用费一元人民币。每天全国各大殡仪馆至少有200万逝者家属使用罗浪创作的《哀乐》，但罗浪从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的《哀乐》使用费。罗浪生前谈及《哀乐》版权使用费时，认真地说：“《哀乐》是土生土长的民间音乐，谁也不能把名字挂在这样的作品上。我们要做的是从民间发现这样的作品，记谱、编曲和推广。”

曾经伴着无数人走完“最后一程”的哀乐，送别罗浪人生的最后一站。八宝山告别厅兰厅前挂的挽联写道：“游子赤子学子五线谱中弹指金钟回响，军乐军影军教开国典上挥棒哀乐流芳。”这是对罗浪一生为战斗而歌、为人民军队而歌的肯定与赞誉。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