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举报自己办错案的检察官应该特赦

郭文婧

安徽退休检察官孟宪君，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自己“办错案”。11月20日上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位检察官办的、距今已经9年的经济纠纷案件。受各界关注的是，检察官举报自己，是因为办案期间所做决定都非自己本意，而是“依领导意见作出”。（11月21日《新京报》）

我们首先要为孟宪君的勇气喝彩。尽管依据法律规定，有自首情节，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举报自己办错案，毫无疑问是一种自首行为。但是，孟宪君办的错案，导致被告人最终“挪用资金罪”成立，获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因此，尽管有自首情节，但因为“造成了严重后果”，孟宪君最多也只可能减轻处罚，而不能免于处罚。纪律处分自是无法避免，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也是理所应该。但是，基于特殊时期和特殊情况，是否可以考虑通过特赦免于执行呢？

之所以是特殊时期，一来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司法独立性不够，冤假错案的发生并非个别现象;二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依法治国”的决定，过往的冤假错案需要进行清理纠正，更需要营造真正的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之所以是特殊情况，一来孟宪君已经退休，是自己举报自己，是基于一个法律人的法律良心;二来孟宪君当时办错案也有“特殊情况”，非自己本意，依领导意见作出。因此，为了让冤假错案更快、更容易地得到纠正，也为了让主犯更及时地被追究法律责任，我们需要更多的“孟宪君”，来自己举报自己。

然而，要先对自己举报自己的孟宪君进行特赦，无疑也面临着现实的难度。其一，其办错案，给检察院本身造成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其办错案的决定来自“领导意见”，就增加了更多外在阻力，不仅可能有人希望最终孟宪君自己举报自己不实，即使属实，也可能不愿让孟宪君“逍遥法外”。其二，我国虽然在《宪法》上明确了特赦制度，但并没有具体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具体实践更少，要想实施可能也要颇费周折。

鲁迅先生曾说，一个民族有了敢说真话的人才有希望。建设法治社会，更需要敢于说真话、办真事的司法人员。但是现实中，说了真话，往往要受到打击，往往要被穿上“小鞋”，于是说真话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稀缺品。要让人们敢于说真话，仅仅口头的提倡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相应的鼓励机制。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对孟宪君这位自己举报自己的检察官进行特赦，既是鼓励说真话的举措，也可以借此真正激活我国的特赦制度。

怎么对待举报自己办错案的检察官，是一个个案，但也是一种信号。如果核实孟宪君自己举报自己属实，在要求其承担纪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同时，对刑事责任进行特赦，无疑会鼓励更多负有良心债的人出来效仿;如果仅仅是自首从轻，或许激励作用就会打折;如果严格依法追究纪律责任和法律责任，就可能让类似的人更多地选择隐瞒、逃避。那么，我们该怎样选择呢？特赦确实是值得考虑的一种方案。

责任编辑 骆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