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与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摘要：在过去百年的奋斗历史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取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都无法解释的发展奇迹，使中国具备了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典型条件。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伟大探索与实践，既丰富和发展了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标识性的现代经济学概念和范畴，又超越和颠覆了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传统认知，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原有理论根基，并由此完成了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与超越。立足中国实践的成功经验，阐释好中国道路，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提炼和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经济思想，重新界定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概念，从而形成中国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重点任务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6-0005-08

新中国70多年砥砺奋进，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的历史性跨越，使我国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积贫积弱到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1）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中国发展奇迹提供本土化解释，就必然要求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与规律性成果，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话语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2016年，***提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2），之后中国经济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上取得了许多重要突破，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这就明确指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目标和根本任务。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了全面总结，明确昭示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提高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800元增加到81000元。（4）按照学者们的普遍预测，中国的GDP按市场汇率计算，将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5），预计到2035年，基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测算出的中国人均GDP有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6）可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实现了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更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7），使中国具备了构建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典型条件，其主要表现在：

一是中国经济总量实现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1949年的GDP仅为679.1亿元，人均GDP大约是119元，世界排名为99名，到2010年GDP增至412119.3亿元，突破40万亿元大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在1978—2020年间，我国GDP从3678.7亿元增长到1015986.2亿元，年均增长9.3%，平均每8年翻一番。据统计，1952—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指数、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指数均处于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其中增长趋势尤为明显的时间段是20世纪90年代期间，这主要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激发了经济活力和有效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得中国经济真正迈入高速增长阶段。从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来看，其增速也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1992年以来，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到2019年达到16.28％。2020年中国GDP突破百亿元大关，达到101.6万亿元，占世界的比重为17%。而同一时期的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到2019年美国GDP为21.4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大约是24.75%，相比1962年的39.53％，一路下跌了近15個百分点。（8）可见，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发展的桎梏，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提高。党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而且显著增强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9）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波动幅度很大，GDP增速从1953年的15.54%下降到1961年的-27.28%，相应地，人均GDP增速也从13.06%下降到-26.54%，而且在1962年、1967年、1968年、1976年都处于负增长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处于相对稳定的趋势且持续保持正增长状态。（10）2008年，我国经济即使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GDP增速仍然保持了9%的增长率。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再次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

三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1978—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加至43833.8元，增长了约127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3.6元增加至17131.5元，增长了约128倍。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7年的3.14∶1下降到2012年的2.9∶1再下降到2020年的2.56∶1。（11）城镇、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分别由57.5%下降到29.2%、由67.71%下降到32.7%，恩格尔系数总体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表明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裕起来。（12）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也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3亿，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增加到13.6亿，人均预期寿命由75.4岁提高到了77.9岁，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由1/4左右上升到了1/3左右。（13）

四是中国进入了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阶段。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步伐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前所未有。随着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2020年和202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连创新高，分别高达46559.1亿美元和60514.9亿美元，国际市场份额由2012年的10.4%提升到2020年的13.5%，第一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202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6617.2亿美元，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跃居全球第一。2020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1443.7亿美元。已有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官方文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非金融直接投资分别增长了23.6%、14.1%。（14）对外承包工程的合同数和完成营业额持续增长，2020年分别为9933份和1559.35亿美元。（15）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为0.64，随后一直处于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的趋势，2016—2018年为0.33，到2019—2020年为0.32，但与美国（0.2）和日本（0.29）相比，我国贸易依存度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这表明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6）

总之，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立已经具备了必要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正如***所说：“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7）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中国经济奇迹并不是遵循西方经济学理论教条的结果，而是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与实践相互共生、良性互动中快速崛起、实现赶超，以更为雄辩的事實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18）如果遵循西方经济学理论，只有建立在全面私有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就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世界经济发展的现状表明，西方经济学中所阐述的“自动收敛理论”在现实中并没有出现，反而在发达国家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化的趋势。反观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元素，正如***所说：应该“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19）。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正确途径。（20）

当前，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作为经济学学者，不能只停留于30年前的经济学概念和范畴，而应当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对理论体系进行梳理与重构，这也是当前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二、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深刻改变了经济学知识体系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成功实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丰富和发展了市场经济理论以及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超越和颠覆了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传统认知以及国际贸易的原有理论根基，从而深刻改变了经济学的知识体系。

（一）丰富和发展了市场经济理论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如何建设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全新探索。由于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并无成功经验可循，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不断升华的过程，其主要经历了初步探索、全面探索、全面深化、成熟完善四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具有明显的渐进性、阶段性特征。现在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超越了传统计划经济，又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对标西方市场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机制体制的重构和再造，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经济体制。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对标西方市场经济。如果用西方市场经济标准，显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交换关系或市场组织制度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中。西方一直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有天然的联系，市场经济诞生在私有制基础上，先有私有制后有市场经济。而中国一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取得了比西方市场经济更大的成功，强有力地批驳了西方对中国市场经济的错误判断。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对标经典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交出了令世人惊叹的“优秀成绩单”。（21）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设计的方案，中国不可能走到今天，一味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只能走向僵化，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就是很好的例证。中国既不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也不机械地对标西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而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路，由此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再次，市场经济作为交换经济，起源远比资本主义制度要早。市场经济并不是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恰恰相反是市场经济催生出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不是内生于私有制，因为私有制产生之前，商品交换已经出现，即起源于原始公有制。产品经过公社、氏族首领之间的交换而成为商品，随着交换的发展也刺激了共同体内部之间交换的出现。事实上，早期拥有产品交换独立资格的并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以氏族首领为代表进行交换，恩格斯指出：“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首长来进行交换”。（22）马克思重点论述了交换的性质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的关系，强调“私的交换以私的生产为前提”（23），这表明交换或市场经济不是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天然地与私有制相联系。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去在理解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时，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由此过分地强调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发展阶段、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现在来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交换经济。商品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差别、词语上的差别，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商品经济强调的是交换经济的形态，市场经济强调的是交换经济的体制。（24）若按照西方的理论逻辑，将市场经济定义为高级的商品经济则再一次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因此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意味着我国建设的市场经济在高度和理念上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进一步地引申出原始的市场经济与现代的高水平市场经济之间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更是市场经济的动态发展。市场经济应该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地进行完善和发展，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就在于其始终保持固化、僵化的状态，这是导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强调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过程，要求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既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也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两只手”有机配合、协同发力；强调市场经济本身是开放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这就再一次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简单照搬照抄传统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二）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

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总是率先以术语革命的新范畴、新概念形式展开。恩格斯曾断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革命。”（25）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面临两个问题：其一，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囿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概念和范畴陈旧老套，理论创新陷入停滞，固守“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西方经济学教条，甚至错误地把它看成是经济学的常识和普世价值”（26）；其二，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概念形成了挑战，中国的崛起和对西方的超越使得西方的概念和学说越来越难以对现实问题和真实世界提供准确的解释。新中国7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充分证明，“中国特色”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而是与世界对话的一个平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日益成功，特别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的新概念和新范畴不但会更多，而且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世界认可和接受，甚至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内容。（27）

首先，关于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概念是指“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企业制度”。（28）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把现代企业制度简单地等同于股份制。当前进行的股份制改革不尽如人意，反而造成资本市场的混乱，加剧了资本无序扩张现象。反观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中国企业，并不完全都实行股份制，比如华为、贵阳的老干妈都没有实行股份制反而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表明现代企业制度并不等于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可以有多种形式。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对于国有企业提出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要求（29）。

其次，关于团队生产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里有一个团队生产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如果团队产出大于独自产出之和且能消化将团队成员组织起来并加以约束的管理成本，人们就会选择团队生产；由于企业最终的产出物是由团队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可能精确地对每个人的贡献进行分解，不可能按每个人的真实贡献支付报酬，这就导致了“搭便车”的问题，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而导致非效率。（30）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不鼓励团队生产和集体活动，反而强调个体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性能达到资源配置效率最高，主张自由放任与私有化，以此避免团队生产所产生的搭便车行为。该理论的现实缺陷在于无法诠释公有制经济、集体经济以及举国体制的实施效率。中国举国体制的成功在于充分发挥团队生产的优势，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集体的创造力，提升团队生产效率。其实，党的领导作用在团队生产中相当于协调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认为协调作用是一种生产力，强调：“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31）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前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所展现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巨大制度优越性可以更清楚地表明西方理论存在的问题，因而，系统化、学理化地阐释这一成功经验，提炼和重塑团队生产这一经济学概念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关于现代经济的概念。在丹尼尔·贝尔对现代经济的定义中，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达到70%以上才是后工业社会，在经济方面是“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制造业是慢慢退出的。（32）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逐渐走向衰弱，面临产业空心化、泡沫经济、制造业虚假繁荣等问题都是受到了该理论的影响。反观中国却牢牢抓住实体经济，重视发展制造业，才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龙头，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成就。然而，随着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由此，美国将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归罪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崛起而有意忽视西方理论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本质上来看，美国经济去工业化所导致的经济衰退是西方经济理论误导的结果，而非中国竞争的冲击。由此表明，经济理论工作者要下大力气梳理和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教条地接受西方的理论，立足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来重塑现代经济概念具有必要性。

最后，对于现代财政概念的定义。西方经济学中的财政理论主要研究公共产品，财政学也被称为“公共经济学”，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概念，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新中国财政70多年发展的历史逻辑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下，财政作为国家强有力的工具，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33）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财政学并非是公共产品的范畴，而是要立足中国特色的财政实践来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财政体系。尤其是***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全新定位（34），第一次把财政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起来，摆正了财政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位置。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应该摆脱西方公共经济学的话语束缚，它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而是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财政分权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和许多国家尝试利用财政分权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失败，就归因于是否坚持中央统一领导、是否拥有强有力的执政党和中央政府。（35）

（三）超越和颠覆了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传统认知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自经济学成为系统性学说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在争论中前行。西方各学派所围绕的焦点依然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将两者对立起来，其大体上可分为两派，“市场派”与“政府派”。但究其本质，西方理论体系下各派系总体上都属于“市场派”。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相互对立。从经济思想史层面来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只充当“守夜人”角色、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后来出现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节学说、新自由主义学说等。这些理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往往把政府与市场关系看作两分框架以及两者的板块结合，各个理论流派在大政府或大市场之间争论不休，甚至有些学者信奉“市场失灵论”或“政府失效论”，要么主张国家干预主义，要么恪守市场自由主义原则。其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固守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机械性思维逻辑与范式，从各自的规定出发寻找所谓的“大小”“强弱”“进退”的最优组合。（36）凯恩斯主义将政府引入了宏观调控框架，古典政治经济学崇尚完全竞争市場，此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剑桥学派、货币学派都是对其的传承，体现出明显的哈耶克自由主义倾向。这样的理论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采取一个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认为两者之间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这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成为指导我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遵循。

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表明两者之间无法形成固定的边界，难以进行边界划分与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存在辩证关系，没有绝对的肯定，也没有绝对的否定。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正是得益于始终坚持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走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功道路，破解了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世界性难题。***指出，“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37）“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8）这不仅明确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还确立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了“党、政府、市场”的稳定结构，这是经济学的“三维谱系”，超越和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200多年来形成的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分析范式，拓展了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框架。

（四）超越和颠覆了国际贸易的原有理论根基

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从被孤立封闭转向全面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在开放中获得发展，在开放中赢得机遇，在开放中成长，并成功逆袭冲破发达国家产业利益链的“铁幕”，实现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一步步走向中高端。纵观历史，环顾全球，西方主流经济学框架下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诸多问题和灾难。其实，西方所谓的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并没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改变，只是在旧的理论范式下作出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政策框架调整，不但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反而成为西方指责中国的理论依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国际贸易理论为核心，其实质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打造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新格局，萨缪尔森更是将比较优势理论称为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认为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贸易可以使所有参与国获益。（39）其实，发达国家所推崇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仅仅是制造产业的低端锁定以及生产链的固化。如果按照这一主流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伟大成就主要依靠比较优势，即成本优势。但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并实现赶超，部分经济现象已超出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范围。（40）比如人口红利优势并不会为中国带来创新型发展以及尖端科技的进步，关键性技术的创新需要依靠国家的自立自强，并不能通过国际交换获得。

此外，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及全球经济秩序内部的缺陷和局限性日益显现，其主要是对发达国家利益的保障、维护的是大型跨国公司和垄断资本的利益，缺乏对发展中国家自身利益的保障，使得南北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也导致国际利益的非均衡分配和国际话语权、国际经济治理的非平衡化发展。毫无疑问，遵循这种理论指导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不断扩大。（41）而中国在渐进式对外开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开放型经济理论，在借鉴以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绝对成本优势和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立足中国对外开放实践，创造中国人自己的开放型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和理论范式。这不仅是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揭示了中国如何融入世界市场、向谁开放、开放什么的基本逻辑，还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更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目标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重构，这也说明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与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具有本质区别。同时，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不仅是阐释和指导中国开放型经济实践的经济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深刻认识和处理对外经济关系、实现赶超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具有世界性意义和价值。

三、以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为研究对象，构建新时代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丰富实践成果相比，当前中国经济学无论是理论研究的系统性还是学科建设的完整性方面都相对滞后，没有及时跟上时代节拍。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进展与经济发展实践显得不大相称。（42）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特别是一些学者习惯于从西方经济学理论出发来分析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经济学发展还不能充分满足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43）中国经济学也不能仅停留在抽象概念分析上，而要直面现实经济问题，成为学以致用的经济学科。（44）而且，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不是自发完成的，这需要无数经济理论工作者进行不懈探索、付出巨大的努力，致力于推进新时代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不斷形成更为学理化和系统化的自主知识体系。

第一，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要注重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济学概念与文化息息相关。西方的经济学概念来自于西方文化。例如：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都是西方文化诞生的概念。欧洲文明遵循国强必霸的逻辑，由此达成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来互相制约；而亚洲是朝贡体系，必须要有一个中心。中国经济学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不同于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相比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更具有包容性、现实性和开放性。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五千年保持绵延不断的文明蕴含着更为丰富的经济学元素，例如，《盐铁论》里已经包含了丰富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思想，而《管子》里早就提到了迂回生产，可以解决更多的就业人口等。有学者提出，“我们祖先的经济思想”放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也堪称是“一群灿烂的明星”，“足以使那些‘言必称希腊的人惊为奇迹，也可以证明那些认为东方国家的经济分析还不如欧洲中世纪的现代美国庸俗经济学者是何等的愚昧与无知”。（45）当前，必须解决中国的学术理论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论、“言必称希腊”的普遍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学概念及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创新也应该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去挖掘和提炼，汲取传统经济思想精华，强化经济学的中国理论。（46）

第二，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被解释对象的重要性。今天中国发展起来了，世界正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问题已成为世界问题，中国现象已成为世界现象，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正在成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点。有学者提出：一个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大小主要“在于解释的现象是否重要。现象越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就越重要。”（47）构建以中国现象和中国问题为核心的系统化理论阐述，不仅对整个经济学理论是一个贡献，而且可以推动世界经济更好地发展。国弱无话语权。过去中国贫穷落后，不可能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理论；但是没有经济学的话语权作学理支撑的经济不可能走得更远。***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48）因此，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必然带来经济学理论的国际化问题。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正当其时，经济学正在迈入中国时代。这更加需要研究中国问题，从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抽象、提炼出更具世界意义的一般性经济理论，促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与繁荣。

第三，经济学理论创新要推进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中国现在的学科体系很不完善，需要重新调整和布局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划分明显不合理。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中的6个二级学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同时，学科体系的发展完善也需要进行教材体系建设，两者密不可分。***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49）目前，我国经济学教材大多是根据西方理论编写，甚至是直接采用西方原版教材，这些教材忽视了理论来源的本质性和时代背景，以致于出现用西方理论任意剪裁中国现实、用西方理论强制阐释中国案例，既不能解释中国现象，也不能解决中国问题。（50）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照抄照搬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或西方经济学的体系两大问题，需要完善和改进。2021年11月教育部公布了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位列其中并占据首位，这将极大推动经济学教材改革及经济学学科建设。同时，要以知识体系和教材体系为核心抓手，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工程和《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建设工程，为构建更具学理性和系统性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载体。（51）

第四，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成果评价不能唯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是从。不能一味用是否有成果发表在国外核心杂志来评价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的贡献。事实上，被学术界奉为圭臬的SSCI量化影响因子评价标准不过是由西方私人机构研制并被资本卖来卖去的赚钱工具而已，它使得学术评价的功能逐渐被异化了。（52）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经济，这一研究对象除了具有经济学的普遍性外，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国外主流杂志中还难以形成一个主要的话题，更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真正关心的问题。因此，以国际期刊的发表数量评价国际化水平是明显错误的方向，仅仅使用SSCI评价体系不但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推进和研究人员的培养，反而会扼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人才成长的机制。

总之，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要以***经济思想为根本指导，以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为研究对象，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提炼和总结标识性概念和范畴，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并使其学理化发展，逐步破除西方中心论和学术成果评价“唯SSCI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

注释：

（1） 陆娅楠、赵展慧、丁怡婷、韩鑫：《发展跃上新台阶（“十三五”，我们这样走过）》，《人民日报》2021年2月28日。

（2）（19）（48）（49）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3） 《***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网2022年4月25日。

（4）（29）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6日。

（5）（47） 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

（6） 参见黄群慧、刘学良：《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关键节点的判断和认识》，《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2期；胡鞍钢：《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新阶段：2020—2035年》，《北京工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7） 黄泰岩：《在发展实践中推进经济理论创新》，《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8） 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22》，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版。

（9） 刘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增强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研究》2019年第10期。

（10） 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整理完成。

（11） 谢伏瞻：《202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09页。

（1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全面小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2021年9月28日。

（13） 陆娅楠：《中国这十年：经济发展大提高 生态环境大改善》，《人民日报》2022年5月13日。

（14） 陆娅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人民日报》2022年6月29日。

（15） 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版。

（16） 江小涓：《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赋能增长与改革》，《管理世界》2019年第12期。

（1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18） 周文：《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20） 丁任重：《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品质》，《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21） 周文：《用中国经验丰富和发展市场经济理论内涵》，《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2期。

（22）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49页。

（24） 周文、司婧雯：《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海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26） 简新华、余江：《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6年第6期。

（27）（41） 周文：《新中国70年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与新时代历史使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28） 宋克勤：《管理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4页。

（30） ［美］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段毅才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150页。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32）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王宏周、魏章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21页。

（33） 吕炜、靳继东：《财政、国家与政党：建党百年视野下的中国财政》，《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

（34） 《***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页。

（35） 姚洋：《中国经济学的世界贡献》，《人民日报》2017年4月17日。

（36） 刘凤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37）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3—64页。

（39） ［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12—319页。

（40） 周文、司婧雯：《审视主流国际经济学：话语、问题与新建构》，《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2期。

（42） 高培勇：《在“接地气”中实现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

（43） 周文：《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与历史使命》，《人民日报》2019年6月24日。

（44） 洪银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3期。

（45）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46） 周文、何雨晴：《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与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50） 周文：《关于中国经济学建设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7期。

（51） 刘伟、陈彦斌：《建设中国经济学的科学生态体系——以教材体系为突破 以知识体系为基础 构建中国经济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

（52） 周文：《***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学建设》，《中国经济问题》2022年第3期。

作者简介：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 李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