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凯恩斯经济学非遍历性理论及其现实意蕴

摘要：个人或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最优化的行为能否提高社会福利？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哲学家和经济思想家们。从政府干预角度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假定自由的市场秩序允许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从而使整个社会得到发展，自由市场几乎始终保持充分就业，失业均衡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因而难以解释非自愿失业和经济危机等异常现象。后凯恩斯经济学的非遍历性理论相对贴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真实情况，强调对经济行为的考察必须考虑心理动机、主观能动性和路径依赖等问题，其结论是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它并不与认知能力有关，而与真实世界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有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要尽量降低不确定性，力图将不确定性转换为可保险的风险，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根据非遍历性假设，必要时保持工资—价格稳定性或刚性，为企业家投资决策提供稳定的预期环境；政府要合理引导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扩大与充分就业相關的经济活动；着眼于宏观经济政策粗调而不是微调，确保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性、可信性和规则性。

关键词：后凯恩斯经济学；非遍历性；流动性偏好；有效需求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沉淀成本视角下加快辽宁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L19BJL002）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6-0013-06

一、问题的提出

个人或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最优化的行为能否提高社会福利？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哲学家和经济思想家们。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此解释自由放任的市场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此后，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拓展。例如，斯蒂格利茨的信息不对称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等。与新古典综合学派和新凯恩斯经济学不同，后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指美国温特劳布、戴维森、明斯基等原教旨主义凯恩斯学派否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遍历性假设，运用非遍历性理论阐释经济体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逻辑。

从政府干预角度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假定自由的市场秩序允许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从而使整个社会得到发展，自由市场几乎始终保持充分就业，失业均衡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因而难以解释非自愿失业和经济危机等异常现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遍历性假设——完全确定性和可计算或可保险的概率式风险，把所有事件的不确定性都简化为可计算或可保险的概率或概率分布，从而可以作出最优化的理性选择。也就是说，过去和现在的概率分布预测同样适用于未来，即通过教育、应用经验规则等可以获得有关经济过程的新增知识，从而预知未来情况，所以经济主体可以通过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依靠市场供求机制就可以实现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在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中，未来存在着不确定性和非遍历性，未来并不是过去的重复，经济主体往往拥有货币的流动性偏好，以及签订以货币主导的不完全契约，这些都是降低未来不确定性的重要制度安排。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遍历性假设与自由市场

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在完全信息或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此时“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它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以及如何将有限的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社会科学。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涉及经济稳定性理论，很少涉及经济波动理论。它坚信，市场上存在一股让市场迅速适应外部变化，帮助其回归平稳状态的力量，从而使供求在所有市场上达成均衡并实现充分就业状态，不会存在任何利益冲突问题。事实上，把不确定性与概率事件联系起来，用可计算或可保险的客观或主观概率分布描述不确定性，将概率式风险与不确定性视为同义词或者混为一谈，也即我们知道未来，以概率的形式处理这种知识问题，从而将不确定性转变为确定性，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贯的研究传统（1）。本文采用凯恩斯的不确定性概念，以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将不确定性等同于概率式风险的常规做法。风险是指可计算或可保险概率的不确定性，在一组事例中，结果的分布是已知的；而不确定性是指不可计算概率的风险，结果的分布是未知的，因为其所涉及的情况具有高度非唯一性，对事例进行分类是不可能的（2）。

遍历性假设是指在未来任何时点的结果都是过去和现在的市场数据在统计上的投影（3）。假设存在一个随着时间变动的经济路径，未来由统计学家所称的随机（概率）过程所决定，那么任何当前决策的未来结果将呈现出一个概率分布。从逻辑上说，为了得到对未来经济结果和时间的统计上可靠的预测，决策者获得和分析从未来抽取的样本数据，就可以计算出未来的经济价值或结果。由于不可能从未来获得样本，因此假定经济由一个遍历性的随机过程决定，这需要分析者事先宣称从过去和当前数据中抽取的样本等价于从未来抽取的样本。因此，仅仅通过这种典型样本函数的统计方法进行决策，这样的过程就是遍历性的。反言之，不具有这种特征的过程，就是非遍历性的（4），此时，均衡结果并不存在，过去的统计分布对于未来事件不会提供指导。而未来总是可以通过对过去数据（或知识）进行统计分析而得到可靠的预测——遍历性假设，这暗含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萨伊定律之中。尽管凯恩斯将非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分析框架，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凯恩斯思想进行了新古典化处理，剔除了所谓的革命因素，继续宣传自由市场的好处。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不仅在美国、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桥头堡，甚至是在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现在都确信新古典经济学理论（5）。

西方主流经济学假设萨伊的市场定律处于遍历性背景下，未来始终是确定性的，个人在领会信息、传递信息和应用信息上具备无限能力或无限理性，因此可以进行最优化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进行理性选择和自由市场就足够了，政府干预最少或者无干预是最好的选择，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货币中性。萨伊提出交易的本质是用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货币不过是发挥交换媒介的作用，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交易效率。除此之外，货币对经济的基本运行机制无关紧要，仅仅是一层面纱，体现在货币数量论上。货币本身并不会自行影响经济部门所控制的实际产出，这便是实际部门和货币部门的古典两分法的本质，它意味着货币中性假定。它表明经济中货币数量的变动对经济体系的就业和生产总水平完全没有影响。在货币中性的经济中，就业和产出仅仅由经济体系中的非货币因素决定，直到今天货币中性仍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结论。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政府单独或者通过合作消除对市场的所有管制，将所有市场自由化，那么一国或全球经济将实现充分就业的繁荣目标。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假定经济体具有完全理性，那就意味着零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零交易成本假设对于新古典理论看待制度的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新古典理论认为，制度安排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并不重要。政治、法律、货币和其他制度的存在虽然得到承认，但这些制度对于经济的影响被认为是中性的，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忽视了。由于新古典理论对制度的这种处理，它无法对事实上完全不同的经济现象进行区分。例如，根据传统的新古典认识，货币交易的经济与物物交换的经济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然而，这是不符合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6）。

第二，总替代性。即任何商品或者投入要素都有其他良好的替代品。这表明，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一种产品或服务的相对价格的变化都会导致消费者购买数量的变化，例如，茶和咖啡是完全替代品，当茶的价格上升，人们就少买茶，多买咖啡。因此，市场价格具有的充分灵活性特点就会导致产品市场出清。同样，在给定工资率水平下，如果存在失业工人，那么根据完全替代理论，只要降低市场工资率，所有的工人都能找到工作，劳动市场也会出清。这意味着充分就业，即每一个工人在当前工资率下愿意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不会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持有货币无关紧要，并且商品市场随时得到迅速调整，那么通过适当的货币政策加以调整，一种商品可以完全替代另外某种商品，货币不起任何储藏财富的作用，那也就不会存在充分就业的障碍。

第三，自由市场放任政策。未来仅仅是过去和现在行为的统计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未来只是过去和现在的投影。对于那些相信过去提供了与未来有关的可靠、无偏误的统计信息的人们来说，如果愿意花费资源去思考过去，就可以得到这方面的知识，不可能存在对即将发生的事件无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瓦尔拉斯拍卖人，依靠价格机制实现帕累托经济效率，那么人们就会坚信放松或取消政府管制是明智之举。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永远做出正确的决策，“看不见的手”和市场力量永远都在产生经济效率。

由此可见，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萨伊定律的宏观扩展，强调供给创造需求，才使其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遥相呼应，强化了自由放任学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遍历性条件下，萨伊定律的经济逻辑便出现了：遍历性假设—完全理性—货币中性—完全替代—自由市场出清，从而产生市场万能的理念，无需政府干预。在直接物物交换经济的条件下，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决策者对未来拥有完美可靠的知识，因此完全忽略了未来存在不确定性的可能。20世纪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假定即使经济决策者对未来并不拥有完美可靠的知识，也可以根据以前的市场数据对未来进行统计上的预测。在新古典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20世纪末期，遍历性公理被假定为人们对未来的可靠统计预测形成理性预期的必要条件。新古典经济学明确宣称，经济体系的所有决策者，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市场价格进行分析，能够形成等同于确定统计预测的理性预期（7），这也是市场有效理论的拓展。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自诩科学的经济学家很可能杀伤力最大，因为他们冒着所谓完全理性的风险，很容易导致灾难性后果。目前，他们实质上控制了所有的经济学专业，并逐渐向国外扩大他们的影响。一旦研究生进入了这些专业，他们必须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数学和统计学工具的学习中。实际上，很少有学生能够有时间并倾向于以现实的方式解决问题（8），由此经济学变成应用数学的分支，倾向于使用复杂的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模型，以帮助设计真实世界的经济政策。

三、后凯恩斯经济学的非遍历性假设与政府干预

凯恩斯不仅批判新古典经济学，而且还提出另一种替代方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未来的看法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必须依靠猜测或对不完全可知的未来预期采取行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很大的犯错误的概率。假定对消费者而言，货币不是效用的一个直接来源，货币仅仅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和获取商品的工具，人们为什么会持有货币？凯恩斯明确指出，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能依据那些过去的统计数据来解决，因为不确定性是指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不止一种，也就是说，不存在稳定的概率分布，因此人们无法用过去发生的事件频率预测其未来发生的概率，从而确立了非遍历性的研究方法。非遍历性与不确定性密切相关，与人们常用的“有可能”“也许”“我不知道”等表达更为接近。也就是说，过去的知识，不论多么全面和完整，都不会给未来事件的概率分布提供完全信息进行预测，所以未来是不可预知的。只有在非遍历性条件下，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闲置的资源以及货币为什么会存在（9），从而可以合理地解释持有货币本质上是一种理性行为，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非理性行为”，这是凯恩斯定律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后凯恩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便是舍弃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遍历性假设，承认真实世界是不确定的，从而得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结论，其主要观点包括：

第一，货币非中性。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在本质上是物物交换经济，遵循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货币除了用来作为记账单位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方面的作用。然而，在非遍历性条件下，涉及生产、投资、消费等行为的经济决策通常是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作出的。人们在组织耗费一定时间才能完成的生产和交换过程时，为了提高效率，会使用货币计值的远期契约来雇佣劳动力和购买投入品。对于个人来说，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大，就倾向于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从而产生更多的货币需求。后凯恩斯经济学认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均衡交易的实质是物物交换或者说是用商品购买商品，它暗含着经济主体对未来事件具有确切的认知，一切都具有确定性。当事人持有货币，或者说把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是非理性的。在现实世界中，持有货币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现实中的不确定性。因此，后凯恩斯经济学认为，货币不仅便利交换，而且还能够用于储藏财富，拥有货币可以减少人们的不安和忧虑。由于未来具有不确定性，经济主体完全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延迟各种决策并把购买力转移到未来，从而把货币作为一般购买力的暂栖地。

第二，总替代性失效。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确定条件下，货币仅仅是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然而，后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履行交易和储藏这两种功能的货币必须具有以下两个特性：（1）它们的生产弹性为零（或微不足道）；（2）它们的替代弹性为零（或微不足道）。前者是指，在未来不确定性情况下，公众延迟购买当前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把货币作为储藏手段这一行为，虽然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但导致对产品需求的减少，从而相应地减少了产业部门的销售量，从而造成失业。后者是指货币与可生产的产品之间缺乏替代弹性，公众对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需求不会派生出对资源利用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确定性导致公众增加对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需求，以商品购买商品的经济运转模式失效，尤其是專用性固定资本投资并不具有伸缩性，使得失业增加和产量减少变得不可避免，从而使非自愿失业和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第三，政府干预政策。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才会出现货币、契约和资本结构等制度。因此，保障有效履行契约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等制度，都是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极力消除公众和政府的顾虑，认为一切都好，不会发生危险。显然，这个理论是有缺陷的，其把不确定性置之不理，或者简单地将不确定性与概率式风险混淆起来，抹杀了人们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其实不稳定这一事实（10）。

在非遍历性条件下，人们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也不能自然而然地总是作出正确的决策，如果任由市场运行，就会带来经济动荡和不稳定，此时商品不能交换商品，即商品不是货币的替代品（11），政府干预是有道理的，其主要责任是减少不确定性及其产生的不利影响。由此，后凯恩斯经济学关于货币经济体系的逻辑就产生了：不确定性—非遍历性—有限理性—货币非中性—不完全替代—持有货币—有效需求不足—闲置资源（非自愿失业）—经济危机或金融恐慌—政府干预。

综上，本文总结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后凯恩斯经济学之间的主要区别，如表1所示：

表 1 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比较

NE PKE

遍历性（U=0） 非遍历性（U>0）

NE 市场类型 A完全竞争 B不完全竞争

PKE 政府干预 C反对政府干预 D赞同政府干预

从表1可知，一方面，遍历性条件下的风险（U=0）的活动应该由市场来调节，允许企业家在竞争性市场中愿赌服输，不需要政府干预，如A和C相组合，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由于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会产生广泛和深远的非遍历性（U>0），市场很容易失灵，货币经济体系会出现非自愿失业和经济危机，此时政府应该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进行宏观调控，尤其在减少不确定性和熨平经济波动方面大有作为，如B和D相组合，符合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四、后凯恩斯经济学对有效需求不足的解释

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相信个人对私利的追求可以提升公共利益，市场能够对利益冲突进行自发调节，但却无法解释市场经济的非自愿失业和经济危机情况。本文仅以劳动市场为例，试图阐释后凯恩斯经济学不确定性、流动性偏好、有效需求不足与非自愿失业之间的理论逻辑，如图1、图2和图3所示。

在以上三个图中，横轴L表示劳动量，纵轴W表示实际工资，Ld表示企业对劳动的需求，Ls表示家庭对劳动的供给。其中，在图1中，非自愿失业L1、Le  是由于实际工资过高所导致，此时劳动需求取决于劳动的边际产量。劳动量L1小于劳动市场出清Le，所以实际工资W1大于市场出清时的实际工资We，就会产生非自愿失业L1、Le。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实际工资下降到We，劳动市场就会出清，就业量也会增加到Le，从而企业利润和产量都会增加，这实际上遵循了萨伊定律。

在图2中，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假设受到正面冲击，比如技术进步导致劳动需求曲线Ld（A1）向上移动到Ld（A2），同时假设劳动供给曲线因为利率下降而导致Ls（i1）向上移动到Ls（i2）。从Le1到Le2，企业将生产额外产量，增加实际工资，均衡点由e1到移动到e2，就业水平由Le1到Le2，这是一个瞬时调整过程，从而看到就业不会受总需求的约束，只能存在自愿失业或自然失业率。

在图3中，有两种劳动需求函数：一种表明资本充分利用条件下的Ld（Uf）；另一种表明资本没有充分利用的Ld（U1），可以看到劳动边际产量曲线向左移动导致总体效应是减少利润，从而导致投资不足，甚至有效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利用率下降，劳动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到Ld（U1），劳动力将被解雇，从a到b的失业量为L1、L2。本文假设实际工资下降到W2=We，从中可以看到，虽然采用新古典假设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依旧存在非自愿失业L2、Le。也就是说，尽管实际工资具有灵活性，仍然会发生非自愿失业，这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

在非遍历性的世界里，家庭和企业有动力去贮藏某些被普遍接受作为支付手段的资产——货币，以便规避可能的风险，这样就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产生非自愿失业。在非遍历性的世界里，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和价值贮藏手段的资产，具有非中性特征（12）。在非遍历性背景下，市场价格纯粹是主观猜测性的，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不会真正地反映未来的经济状况，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预期假说将失效。可以说，不确定性越明显，消费者和企业家越倾向于持有货币，流动性偏好越强，有效需求越不足。之所以出现非自愿失业，并不是因为那些失业的工人不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也不是垄断或市场不完全的结果。相反，在非遍历性条件下，经济危机使人们在任何收入水平都花费更少的钱，并保持尽量多的流动性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未来。结果是人们对工业产品的需求持续下降，致使企业家不能充分发挥其工厂、设备的生产能力，从而会引起经济衰退。因此，造成非自愿失业的根本原因是产品的市场需求下降，不是垄断、产品或劳动市场上供给侧的其他缺陷。此时，解决的出路主要是政府要在提高对工业产品的消费和投资等总需求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刺激投资和消费，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

五、简要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在遍历性背景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假定经济主体是具有完全知识和理性预期的，坚信自由市场是有效率的，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实际上，上述假设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未来是不可预知的，我们生活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与真实世界是不相符的。后凯恩斯经济学的非遍历性理论相对贴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真实情况，对经济行为的考察必须考虑心理动机、主观能动性和路径依赖等问题，其结论是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它并不与认知能力有关，而与真实世界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有关（13）。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性会引起流动性偏好，从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就是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波动以及造成大量非自愿失业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价值所在。对此，凯恩斯有过精辟的论述：“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当前经济行为，虽常受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影响，而且看法又常在改变，但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行为之方法，仍不外乎供求之交互反应。如此一來，我们的分析法与价值论衔接起来了。于是我们达到了一个通论：我们熟悉的古典学派理论，只是这个通论之一个特例而已。” （14）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还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然而，我们不能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鼓吹的市场均衡理论，其背后体现的是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神话，实际上都是萨伊定律及其变种，这是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原因。事实上，经济发展或演变过程是非遍历性的，因为结果和相关概率分布都不可能从过去推导出来，此时过分强调人类拥有完全理性而忽略不确定性，也就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和经济危机等市场异常现象。同时，这种非遍历性特征使我们对建立在统计分析和计量研究基础上的结论与预测产生怀疑。换言之，“当系统中存在正交易成本及不完全信息时，用基本的新古典模型分析经济调整就不是特别地管用。……沿着相似的思路，可以指出的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并引入一整套补贴和税收机制的话，分散化的经济活动是不可能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15）。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

第一，尽量降低不确定性，力图将不确定性转换为可保险的风险，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应加快形成供需衔接、城乡一体、内外贸联通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为各类经济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留足空间；完善现代市场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加快“放管服”改革，尽量减少公众对流动性或货币的需求强度，同时激发企业家对未来投资的信心，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和就业水平。

第二，根据非遍历性假设，必要时保持工资—价格稳定性或刚性，给企业家投资决策提供稳定的预期环境。

第三，政府要合理引导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扩大与充分就业相关的经济活动。不仅要着力挖掘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总量扩大，而且还需要着眼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激发投资需求，提高有效需求水平。

第四，为了降低不确定性，不仅需要建立與充分就业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保障和社会安全网，而且还需要采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着眼于宏观经济政策粗调（rough—tuning）而不是微调（fine—tuning），确保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性、可信性和规则性，避免政策相机抉择性和通货膨胀风险，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和保障民生。

注释：

（1） Mark J. Machina，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Problems Solved and Unsolve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87， 1（1）， pp.121-154.

（2） ［美］弗兰克·H·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王宇、王文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3页。

（3） P. Davidson，Liquidity vs Efficiency in Liberaliz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 Warning to Developing Economies，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 20（3）， pp.3-21.

（4）（7） ［美］保罗·戴维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张军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9、41—42页。

（5） ［美］乔治·阿克洛夫、［美］罗伯特·希勒：《动物精神》，黄志强、徐卫宇、金岚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6）（15） ［美］埃里克·弗鲁博顿、  ［德］鲁道夫·芮切特： 《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95页。

（8） ［美］迈克尔·佩罗曼：《市场的天生不稳定》，孙强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9） ［英］布赖恩·摩根：《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它们对货币理论的贡献》，薛蕃康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1页。

（10） Stephen P. Dunn， The Uncertain Foundations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1-11.

（11） Narciso Tuez Area，The Validity of Walras's Law in a Monetary Exchange Economy： Money， Pric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onetary and Value Theory， Liberi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15， 2（2）， pp.101-114.

（12） P. Davidson， Reviving Keynes's Revolution，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1984， 6（4）， pp.561–575.

（13） F. Olesen， Uncertainty，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Post-Keynesian Macroeconomics， 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tervention， 2010， 7（1）， pp.109-124.

（14）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页。

作者简介：郭砚莉，辽宁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辽宁沈阳，110136。

（责任编辑 李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