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辩证法”：当代加速主义的修正与超越

时间：2024-05-07

高奇琦?仲新宇

摘要：当今社会，加速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越发深远。学界对于加速主义的探讨也逐渐形成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两大派别，但是当代的加速主义讨论存在过分夸大技术与资本的力量、忽视人的主体作用、过于悲观等问题。而依据维利里奥、罗萨、斯蒂格勒等思想家关于加速的实质和后果等问题的思考，可以对当下加速主义的观点进行修正。首先，加速社会中的空间变革主要体现为空间压缩以及空间异化；其次，加速是由技术、资本以及社会结构等共同推动的；再次，加速的危害主要体现为新异化以及“人类世”的困局。由此，可基于哈维的“辩证乌托邦”这一概念提出“速度辩证法”的设想，即以时间规划师为主体，处理好加速与减速、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最终实现个体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关键词：加速；加速主义；异化；速度辩证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快数字化发展与建设数字中国的政治保障研究”（21AZD021）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3）06-0047-08

当今社会，人们愈发感觉到加速带来的不适。技术迭代周期不断压缩，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也陷入了不可控的加速之中。国内外学界对于加速现象的讨论最为显著的莫过于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两大阵营。然而，这两大阵营的论战学者年龄相对较轻，其讨论也缺乏一定的思想穿透力。因此，本文试图与政治哲学、技术哲学、未来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思想家进行对话，对当下加速主义的观点进行修正，并最终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辩证乌托邦（Dialectical Utopia）的启发下提出速度辩证法的设想。

加速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欧陆左翼运动。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皮埃尔·加塔利（Pierre Guattari）通过批评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将希望寄托于游牧主义（Nomadism），并试图据此解构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左派应当承认资本主义在解放被压迫者中的作用，因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所拥有的唯一的劳动要素就是分子性的或分子化的个体，换言之，即‘群众的个体”（1）。让—弗·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合法化问题……作为问题已将自己合法化了”。由此，对于被资本主义改变和生活在加速社会的人来说，资本的剥削便成为了不可见之物。（2）这些左翼思想启迪了后续的加速主义者。

右翼加速主义将加速置于资本主义的语境中进行讨论。由于技术与资本的联合是自然而然的，故而所有的限制都应被解除，以实现无限的加速。尼克·兰德（Nick Land）被视为右翼加速主义的代表。他认为，加速是一种必然。资本主义的力量从来没有被完全地释放，反而总是被政治所阻碍。“因此，机器革命处在与社会控制对立的方向上，走向更加无拘无束的市场化，将社会领域撕得粉碎，‘进一步加强市场运动，解码和解域化，我们可以在解域化的方向上走得更远。”（3）左翼加速主义是在与右翼加速主义对话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并兴起的。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共同发表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使得二人被视为左翼加速主义的奠基者。（4）左翼加速主义者通过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发现了资本积累方式的变迁，并在此基础上呼吁通过加速主义实现资本主义的灭亡。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技术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的最后，两位作者略带期待地写道，加速主义或许可以带领我们“走向大外部（Outside）的普世可能性”（5）。

由是观之，左翼加速主义与右翼加速主义存在着相似的不足之处。首先，当代加速主义过分夸大了资本的力量，从而弱化了主动斗争的精神。当代加速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消亡，要么寄希望于技术，要么寄希望于自然而然的过渡，都忽视了斗争的主体性问题。其次，加速主义对于加速的批判仍然停留在表面，并未对加速的本质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探讨。

一、加速的本质：时间加速导致的空间变革

在左翼加速主义与右翼加速主义的论战中，两者对加速的影响、应当持有何种态度等议题有一定的探讨。但是遗憾的是，当代的加速主义者都未关注到加速时代的空间变化。在现实之中，加速的影响早就不再局限于时间维度，而是扩散到了空间维度。

（一）加速的本质已侵入到空间维度

加速不仅是时间问题，更是空间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加速所导致的空间变革也越发显著。譬如，高铁等交通工具的提速可以帮助我们更轻易地跨越空间距离。当代加速主义的讨论仅限于时间维度的变革，而空间变革的出现恰恰证明了加速社会的变革之彻底、影响之深远。正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指出的，“ （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6）。这提醒我们，不能轻易地无视加速的空间维度。加速社会的空间变革也是社会的产物，两者紧密相关。

加速时代的空间变化主要体现为空间压缩与空间异化。空间压缩与空间异化，体现出了加速社会中空间变革的不同特征，前者关注的是空间距离的缩小，后者关注的是空间感受的变化。

（二）空间变革的表现之一为空间压缩

空间压缩指的是“空间显得收缩成了远程通信的一个‘地球村（global village）”（7），这一概念来源于哈维关于“时空压缩”（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的讨论。他在《后现代的状况》中指出，空间和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所以，对于速度的讨论，也离不开对空间结构变革的关注。哈维认为，对于空间结构的讨论，伴随时间问题愈发成为“最主要的美学问题”（8）。由此，时间与空间结构的问题在哈维的讨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时，这两者又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即时间结构导致了空间结构的变化。基于此，哈维提醒我们，应当学会如何应对这样一种世界被压缩的趋势，因为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擋的。

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也关注到了这一现象，即“远程在场”。这一概念指的是不必进行人身的物理位移，就可以实现同时在不同的地点“在场”的状态。远程视频会议，便可以被视为这么一种状态的实现。“远程在场”是维利里奥极具有代表性和预见性的概念，其关注到了时间维度的加速“霸权”向空间维度的入侵。维利里奥坚信，时间的加速导致了远方的消失，进而杀死了空间。远程在场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将真实感与现实感相混淆。针对这一现象的后果，维利里奥认为，远的事物的接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近的事物变远。质言之，远程在场的出现，导致了“远”和“近”感受的混乱。

空间压缩实质上意味着，在加速时代讨论空间距离的意义在不断下降。换言之，“远方”已经不再遥远。对于作为个体的我们而言，不必再过分思虑距离上的区隔。譬如，由于不断加速，同等单位时间内我们可以跨越更远的空间距离。唐·伊德（Don Ihde）基于技术哲学的视角，系统地分析了工业革命后时间与运动的联系：“在对工业革命的时间分析中，时间—运动的研究成了测量的典范。”（9）罗伯特·科尔维尔（Robert Colvile）的研究则表明，“大加速终究是一种建立在运动之上的现象，其理念是人和货物、资本和思想都能在全球范围内飞速流动。”（10）换言之，加速也将使得资本的流动、思想的传播等不再受到空间距离的限制。因而，加速不仅影响了物理上的空间距离，也使得抽象意义上的空间不断压缩。

（三）空间变革的表现之二为空间异化

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讨论了加速社会中的空间异化问题。在罗萨看来，异化这一概念反映了自我与世界关系（Selbst-Welt-Verh?ltnis）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换言之，对于异化的讨论其实指向了个体关于空间的主观感受。罗萨将空间异化描述为“社会亲近性与物理临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11）。譬如，近年来流行的电话拜年其实就是罗萨所说的这种空间异化的表现。由此，空间异化又与维利里奥的“远程在场”存在一定的理论关联。这种关联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由于“远程在场”技术的实现，随之导致了空间异化的诞生。有趣的是，罗萨自己也将空间异化归因于技术导致的空间压缩。他提出，交通速度的提高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空间缩小”的感觉的根源。（12）

维利里奥则将这种空间异化状态形容为“死点惰性”（polar inertia），即在超速的情况下，主体失去对于自我的掌控，而堕入一种“死尸般的固定性”（corpse-like fixedness）之中。在维利里奥的语境中，“死点惰性”作为远程登录的结果，是加速之所以应当被批判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他看来，速度的解放使得人类“最终在真空这堵真实世界之墙这里，达到了行为的惰性”。而这种惰性又“使人类丧失了其天使品行、丧失其‘翅膀，为的是使人类堕入一种死尸般的固定性之中”。（13）质言之，“死点惰性”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它使得人类进入到一种“无助的真空”中。即使运动的速度非常快，但是由于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人类也只能漫无目的地漂浮，这是一种何等的绝望？！

二、加速的原因：技术、资本抑或社会结构

探究加速的原因有助于进一步探明加速的实质。对于这一问题，当前的研究主要可以归为技术导向、资本导向以及社会结构导向三类代表性观点。

（一）技术作为加速的条件

这一观点主要来自维利里奥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维利里奥看来，科技加速是其“竞速学”（dromologie）理论的核心，加速的原因在于技术的进步。维利里奥认为，当下解放的速度（Vitess de liberation）导致了地平线的消失。“解放的速度”，这里主要指涉人类谋求从地球的引力场获得解放的行为，其原意是指物理学所讨论的“逃逸速度”（Escape Velocity）。（14）维利里奥借用这一物理学的概念，将其作为一个临界点对加速后的结果展开了讨论。他指出，在达到了解放的速度之后，人类得以冲出地球、进入太空，这将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即“地平线的消失”。在这里，人们便是通过技术的进步，实现了天文学意义上的“解放的速度”，以及维利里奥所讨论的广义的“解放的速度”。杰夫·努南（Jeff Noonan）指出，维利里奥关于“竞速圈”的研究，清楚地揭示了哲学思想的时间条件与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时间动态之间的矛盾。（15）

斯蒂格勒同样关注到了技术对于加速的影响。他认为，“实时网络”的实现使得“紧迫的实时”成为现实。质言之，一旦把速度提到最高限变成了技术的主旨，那就会造成无处不在的紧急状态。在这种紧急状态下，我们的生活犹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一旦停止或遇到其他突发情况，或许便是致命的后果。斯蒂格勒格外重视“实时网络”的问世。在他看来，“‘实时网络不仅把数据送往信息数字处理中心，同时也融汇了供所有人索取的模拟资料。”（16）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我们是走在我们自己前头了”（17）。

技术的迭代为信息的传播提速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是社会整体性加速的前提。技术对社会加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下通信技术的迅速迭代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对于技术，尤其是技术导致的提速的追求越发执着，这在算力的升级这一领域體现得尤为明显。当下，我们已经进入了“后摩尔定律时代”（Post-Moore law period），即由于技术进步，算法迭代的速度越发不再受到硬件的限制。此外，算力的升级又会成为技术发展的先导，进入生产力升级的范畴。例如，自动驾驶、信号传输、超级计算机等都依赖于算力的迭代升级。

（二）资本作为加速的根本原因

这一观点主要来自哈维和斯蒂格勒。哈维认为，当下的加速是由于资本家为了加快自己相对于社会平均的周转时间所导致的。他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的时空逻辑，即资本主义通过“时空修复”手段来解决剩余资本和失业等问题。在哈维看来，现代社会不断加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试图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不断地剥夺剩余价值。他指出：“加速或者强化劳动过程的企图，激发了劳工与管理方之间的一些最强烈、最艰巨的斗争。”（18）这是因为时机（moments）是资本（profit）的要素，时间以及空间秩序的转变会通过货币收益来重新分配社会权力，这就会导致社会的不断加速。

斯蒂格勒认为，信息的商品本质把时间与价值联系起来了。他不仅关注到了技术对于加速的影响，而且在讨论中也涉及到了资本逻辑的导向。只不过，斯蒂格勒将其关注点聚焦在对信息价值的思考之中。概言之，资本的趋利性与增殖需要导致了社会的不断加速。资本导向也与技术导向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具体而言，社会加速实质上缘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资本增殖和资本积累则需要不断提高信息传播的效率，而这些都需要技术的迭代来实现。所以，资本导向是加速社会的实质，而技术导向则是加速社会的直接原因。

马克思也关注到了资本与加速之间的关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产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即“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讨论了固定资本与劳动时间的关系问题。他写道：“只有在机器使工人能够用更长的时间来替别人劳动的情况下，资本才采用机器”（19）。同时，他也看到了资本自身的矛盾之所在，即“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标准和源泉”（20）。在“相对剩余价值”一章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机械工厂中，机器（原动机）的运动和速度支配人的劳动”（21）。所以，资本的趋利性要求缩短劳动时间，也就会使社会生产活动不断地加速。

（三）社会结构作为加速的动力

这一观点主要来自罗萨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罗萨认为，结构、文化与经济引擎“共同推动加速螺旋”（22）。质言之，社会结构的革新是社会加速的外部推动力。具体而言，经济推动加速是首要的加速期，文化因素推动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结构的功能分化加速着社会变化。换言之，社会结构革新包括技术迭代、生活节奏加快与社会结构功能分化。罗萨也与维利里奥进行了对话，他指出：维利里奥的竞速学认为“加速的历史是一个从运输革命、传播输送，最后再到生物科技所描绘的即将可能出现的‘移植过程”（23）。由此观之，罗萨与维利里奥的观点差异主要体现在，前者更关注社会结构对加速的影响。马克·泰勒（Mark Taylor）将加速社会形象地描绘为“速度已成为成功的衡量尺度”（24）。而这背后，社会结构的变革则作为支撑性因素而存在。

鲍曼则将时间与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起来。他指出：“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ime），现代性是时间开始具有历史的时间”（25）。在鲍曼看来，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时间由“湿件”（wetware）变成“硬件”（hardware）的过程（26）。质言之，人们可以对其加以发明、建造、使用和控制，时间不再是变化莫测、无法控制的了。因此，人们掌控时间的过程，正是现代化的过程。同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征服时间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并最终实现“轻灵（light）的现代性”。总体而言，第三类观点认为，社会结构的变革，也即现代化的过程，是社会加速的动力。一方面，社会结构是一个综合的体系，是社会加速的外部引擎；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变革与现代化的进程是密不可分的。

三、加速的危害：新异化与“人类世”的困局

之所以关注加速这一社会现象，是由于在其影响下现代社会出现了新的异化形式，并且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或许会走向“人类世”的困局。这也正是诸多思想家批判加速现象的核心出发点之一。譬如，维利里奥对于加速危害的讨论是最为激进的。他将战争、技术、加速、个体的生活等置于同一个理论框架中，即在“灰色生态学”中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之所以是“灰色”的生态学，一方面是因为它是维利里奥在绿色生态学的启发下提出的；另一方面，维利里奥发现陀螺仪转得快时便成为了灰色，所以他认为是速度杀死了颜色。

（一）加速导致的新异化

这一观点主要来自罗萨。相较于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者，罗萨对加速社会的批判以及现代性与加速社会之间关系的讨论更为系统。基于对社会加速的分析以及对加速社会中异化形式的批判，罗萨全面且系统地阐释了如何通过“共鸣”，即主体和世界彼此间的相互回应来逃离加速社会等问题。质言之，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立足于对当代社会景观的细致观察之上，他对于近代晚期时间经验的诊断与“加速病理”（pathologies of acceleration）的识别有系统的阐述。（27）

罗萨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加速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即技术领域、社会变化和生活节奏。同时，以上三个领域的加速，相互间并不能进行逻辑上的简化，因此要对复杂且矛盾的现象领域进行实证的类别区分。其次，社会加速导致了五种新的异化（Entfremdung）形式，即空间、物界、行动、时间、自我的异化。譬如，物界（Dingwelt）的异化即人与物关系的异化，其主要体现为加速社会中的物品不再被修理了，而是轻易地被使用者替换掉。而自我异化是时空、行动、体验、互动伙伴关系异化的结果，是难以避免的更深层次的异化。

罗萨对于当下加速现象的认知具有显著的批判色彩，这是因为他看到了加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加速社会中五种新异化的出现，极大程度上阻碍了个体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保罗·安布罗西奥（Paul Ambrosio）在論文中将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与中国的道家文化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无为”“寡欲”等概念可以让罗萨的“共鸣”理论更为积极。（28）不过，更多的学者还是将美好生活置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进行讨论。譬如，马俊峰等人将社会加速归因于资本的增殖，故而认为资本逻辑与社会加速的相互勾连使得人们与美好生活渐行渐远。（29）因此，现代化中的加速给个体带来了极强的不适感。

与罗萨一致，鲍曼在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也关注到了现代性与时间加速的问题。鲍曼指出，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实现人类状况的“单一化发展”，反而导致了“两极分化”。（30）这里的两极分化指的是，对于某些人而言，现代性意味着自由，而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却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患上了空虚症。这是因为，在加速社会中，权力也愈发成为了无限权力，这就使得原本被剥削者的苦难被加重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现代性附属品的加速与作为阻碍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加速，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加速与“人类世”的困局

在加速主义看来，加速走向“人类世”的终结是必然的。无论是右翼加速主义主张的应当自发地冲向最终的大灾难，还是左翼加速主义所主张的应当让现存的体制更快地耗费掉，都带有强烈的“人类世”隐喻。“人类世”（Anthropocene）原本是一个地质学概念，其试图说明的是人类对于地球的影响巨大，以至于构成了一个新的地质学纪元。（31）而在后续的概念变迁中，“人类世”愈发与文化领域的“末世情结”关联在一起。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认为，“人类世”是地质学概念，也是政治学概念。（32）当下学术界对于“人类世”终结的关注，也与这种悲观色彩相一致。蒂莫西·卢克（Timothy Luke）等人认为，随着人类社会（尤其是生态、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加速发展，我们终将走向“人类世”的终结。（33）

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世”就是不断熵增（increase of entropy）的世界，而熵增也在不断地加速。质言之，由于信息革命，“实时”成为当代技术的基本特征，而这种“实时”最终会带领我们走向一种“人类纪（世）”的结局。张一兵指出，“人类纪是工业过度发展中产生的熵增，而逆人类纪则是通过知识创造的负熵。”（34）“熵增”原本是一個热力学概念，将这一概念引入到人类学的讨论中，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地走向单向的自我灭亡。

加速与人类世的关系，是未来哲学的重要议题。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瞬间”轮回观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将来”时间性分析等都可以被解读为人类世的证明。（35）故而，这一概念带有明显的悲观色彩。进而言之，悲观主义也难以避免地导向了激进主义，从而过分地夸大了技术的解域化作用，忽视了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当我们习惯将自己生活与工作的一切都交给技术时，人将何以为人？这也是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主奴辩证法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即如果过度依赖于作为奴隶的技术，“奴隶总有一天会获得主人的地位”（36）。同理，如果一味地加速，将来的个体将不可避免地被速度所裹挟。

四、基于辩证乌托邦的速度辩证法：超越当代加速主义的政治方案

从罗萨到哈维，多位思想家对加速这一社会现象都持有强烈的、色彩鲜明的批判态度。而这些思想家所给出的关于如何走出加速社会的建议，在当代加速主义看来，其实质都存在不可调节的内在张力与悲观色彩。这是因为，技术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的崩坏。本文在已有思想家的讨论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种数字政治学语境中的“速度辩证法”。

关于辩证法的论述，最经典者莫过于黑格尔与马克思。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是在纯概念中的运动，——是逻辑理念的运动”（37）。而马克思则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提出，辩证法的理论贡献恰恰在于“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38）。质言之，不同于黑格尔将辩证法作为反对形而上学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历史的、唯物的，是更具有能动性的。

哈维在对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异托邦”（heterotopia）概念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辩证乌托邦”的设想。他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构建一种时空乌托邦。依托于这一设想，哈维试图揭示人类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社会替代方案，即“生命之网”（web of life）。生命之网描述的是一种普遍联系的状态，人们自身的行动能够对相互联系的生命之网产生影响。“地球生命之网变得如此受人类影响所渗透，以至于进化的道路严重地依赖于集体行为和活动”（39）。质言之，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正是由生命之网所产生的相互间联系而形成的诸多无意识后果所构成的。尽管哈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现实的观察非常深刻，然而遗憾的是，他的解决方案也存在一定的理想主义特征。因此，本文试图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引入关于加速的讨论，使其焕发新的活力。

（一）呼唤“时间规划师”的出场

“时间规划师”是在哈维“反叛的建筑师”这一概念的启发下提出的，指的是对时间进行规划，并能形成反抗加速力量的社会主体。时间规划师这一概念主要有以下意涵：首先，每个个体要规划好自己的时间，不能盲目地生活。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醒我们，“智慧、理解和明智是理智德性；慷慨与节制是道德德性”（40）。时间规划师应当同时具备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其次，个体意义上的时间规划师应该被组织起来。在加速社会，哈维所说的“生命之网”将被编织得更加紧密。这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同于以往，更容易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这就为时间规划师之间的联合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联合的目的最终指向对加速社会、异化的现代性以及资本剥削的有力反抗。而思想家则在时间规划师的联合过程中起着主导与关键性作用。思想家不再仅仅作为“敲钟人”的角色，更要扮演起“引路人”的角色。人工智能法学、数据法学等学科的建立，科技政治、技术政治等领域的繁荣都体现出了社会科学的努力。（41）弗·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也认为知识人最重要的角色便是“问题发现者”，亦即“理论归纳家”（inductive theorists）。（42）最后，作为个体的时间规划师与作为整体的时间规划师并不冲突。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坚信，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43）同样，在对于时间的规划与掌握上，每个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积极的介入，从而实现个体的美好生活。

（二）应以个体的美好生活为目标

由于资本积累的时空逻辑导致了个体生活的异化，因而应当追求加速社会中个体与整体的和谐关系。之所以专注个体的美好生活，是因为加速带来了普遍的异化现象。无论是维利里奥的“死点惰性”，还是罗萨提出的五种异化形式，其实都指向了加速社会中个体的不适感。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中讨论了“赤裸生命”（bare life）的概念。阿甘本指出，“原本是展示人的自由和幸福的赤裸生命，却显示出了人对权力的臣属”（44）。质言之，赤裸状态的特征，是生命的社会属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剥离或悬置，同时处于一种暴力之中。（45）加速社会中的个体便可以视为一种赤裸状态，即在速度的暴力下，个体的社会属性被悬置，从而失去了对自我主体性的掌控。阿甘本给出的解决路径为“弥赛亚”，即以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的方式作出最后审判的时间与形式。弥赛亚意义上的弱者代表了一种潜能，一种更大的实现的可能。（46）

加速的逻辑，即资本积累的时空逻辑，其本质上依旧是对个体剩余价值的剥削，这就导致了被剥削的个体成为资本积累的牺牲品。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提出了“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的概念，用来指涉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体，他们只是具有单面思维的“单面人”，即只有物质的欲望而没有主体的意识，只能屈从于现实而无法批判和反抗现实。（47）加速社会中的个体便类似于这种存在，受限于现存的制度，无法逃离现状，只能一味地被动前行。在速度辩证法的指导下，应当将加速的力量与个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结合起来。换言之，在加速社会中不能一味地追求效率的提高，而是应当更加关注个体的感受。

（三）应处理好时间与空间的关系

通过对维利里奥等人思想的回溯，可以看出加速不能仅局限于时间维度的讨论。由于时间的加速，空间感也在被剥夺。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加速社会中的空间异化。其次，要处理好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即时间加速是“因”，空间压缩为“果”。最后，面对被压缩的空间，要处理好“远者”与“近者”之间的关系。伴随着进入維利里奥所讨论的“远近不分”混乱，传统意义上的“亲近”（即越近越亲）关系被打破。远者与近者不再有主次轻重之分，在关注近者的同时，也应该关注空间意义上的远者。尼采认为，“爱最遥远的未来的人比爱邻人更崇高；比爱世人还要崇高的，乃是爱事务和幽灵”（48）。在加速社会，对远者的爱与对近者的爱应该是不分主次的、平等的。

（四）应处理好加速与减速的关系

罗萨关注到了加速与停滞的问题，斯蒂格勒也看到了加速的出离，即滞留。斯蒂格勒认为，“假如时间化应被理解为滞留有限性，那么对记忆领域的工业投资就应该是掌握滞留的机制。”（49）所以，要想实现掌握滞留的机制，就“需要一种新型的网域，以便消除信息的时差与地差”。对于社会整体而言，记忆是减速的重要方式之一。斯蒂格勒关注到了器具化的时间与记忆的工业化。记忆的工业化指的是，“记忆变成了价值与其传播的时空有关的商品”（50）。由此，记忆就可以让信息被保留，陷入一种停滞的状态。

对于个体而言，“减速绿洲”是逃离加速社会的重要方式。“游牧”（nomad）是德勒兹所向往的真正自由的运动，在他看来，“游牧民的根本的规定性，就是占据或掌握一个平滑空间（smooth sapce）。”（51）“减速绿洲”对于个体而言就是一种“游牧”的策略，这种个体性的策略或许很难与结构性的加速相对抗，但可以帮助个体获得短暂的休憩。哈维在其政治实践构想中提出，“放慢日常生活的节奏，尽可能增加自由活动的时间”（52）。类似于罗萨提出的共鸣与异化的辩证转化，加速与减速之间也应当是一种辩证的关系。相对于加速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减速更像是一种主观的选择。譬如，当代年轻人经常谈论的“内卷”，便是一种应对加速社会的选择，只不过“内卷”概念的消极色彩更明显。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加速的积极意义。在个人成长进步、国家社会发展等领域，加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譬如，在建国初期我国对于“两弹一星”等核心技术的突破等，就是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成果。所以，在做时间规划时要有意识并且有能力处理好加速与减速的辩证关系，以期实现一种动态的平衡。

（五）应对技术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

技术是加速的重要原因，而对于加速的态度实质上就是对于技术的态度。在针对加速的讨论中，无论是当代的加速主义还是维利里奥与斯蒂格勒等人，都对加速持有一种悲观的态度，认为其将指引人类走向一种宿命论的终点。这与最近西方政治哲学界普遍讨论的“人类世”等概念存在一致性。即由于技术的发展等原因，我们终将在不久的未来，自我走向当下纪元的终结，从而开启新的人类世。这种态度与西方基督教的末世论、弥赛亚文化等存在密切的关联。

然而西方对于技术的悲观取向，实际上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看来，死亡并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反而，如果能够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就会达到一种超脱的境界。道家用死来反证“贵生”思想，庄子以“指穷于为薪”的豁达态度看待死亡（53），老子则从“出生入死”和“生生之厚”的角度来讨论人生与死亡的辩证关系（54）。换言之，导致死亡的常常是对长生的过度追求。这意味着只有以一种豁达的态度对待死亡，才能避免“动之于死地”的结果。所以，应当对技术持有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顺其自然地看待人与技术的关系，而不是走向一种悲观的自我预设。对于加速社会的态度也应如此，既应该关注加速对于个体生活的异化，也不能忽视加速对社会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需要通过“时间规划师”的努力，尽力规避加速带来的消极影响。

简言之，由于技术进步与社会结构变革所导致的加速现象对当下产生了越发深远的影响，它不仅阻碍了个体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人类世终局的到来。此外，加速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时间维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干涉到了空间维度的正常运作，这使得加速导致的危机越发迫在眉睫。尽管如此，对于加速的讨论也不能一味地采取“末世论”的悲观论调。这是因为，在速度辩证法的指引下，个体能够通过掌控技术发展节奏来有意识地逃离熵增，从而有效地规避加速所导致的新异化与人类世的困局。

注释：

（1）（51）［法］吉尔·德勒兹、［法］皮埃尔·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591页。

（2）［法］让—弗·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赵一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3） Nick Land， Fanged Noumena， Falmouth： Urbanomic， 2012， pp.340-341.

（4）《宣言》英文版最初于2013年发表在法律批判思想（Critical Legal Thinking）网站。2018年8月26日该文由蓝江教授以《加速主义宣言》为题译至国内，并发表在南京大学的实践与文本（Pratice and Text）网站。

（5） Alex Williams &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es， in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eds.），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2014， p.353.

（6）［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40页。

（7）（8）（18）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240， p.201， pp.230-233.

（9）［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10）［英］罗伯特·科尔维尔：《大加速：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快？》，张佩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266页。

（11）（23）［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7、14页。

（12）（22）［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7、230页。

（13） Paul Virilio， Open Sky， trans. by Julie Rose， New York： Verso， 1997， p.68.

（14）维利里奥所著《解放的速度》一书的标题原文为法语Vitess de liberation，英译本为《开放的天空》（Open Sky）。

（15） Jeff Noonan， Paul Virilio and the Temporal Conditions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ime & Society， 2017， pp.1-20.

（16）（49）（50）［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115、123页。

（17）［美］雷·库兹韦尔：《灵魂机器的时代：当计算机超过人类智能时》，沈志彦、祁阿红、王晓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6—97、10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9页。

（24）［美］马克·泰勒：《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从马丁·路德到大数据时代的速度、金钱与生命》，文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25）［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動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1页。

（26） “湿件”原本为计算机用语，代指硬件、软件以外的东西，此处主要是指有生命的动物的动力和力量。

（27） Jonas Ferreira de Castro Neto， Social Acceleration in Late Modernity： The Psychopathological Structure of Alienation According to Hartmut Rosa's Sociological-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trans. by Alexander Vinicius Leite da Silva， Revista Sem Aspas， 2021.

（28） Paul Ambrosio， The Good Life Today： A Collaborative Engagement Between Daoism and Hartmut Rosa， Dao， 2020， 19（1）， pp.53-68.

（29）马俊峰、马乔恩：《“社会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张力与超越——基于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逻辑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30）［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7页。

（31） Paul Crutzen and Eugene Stoermer， The Anthropocene， Global Change Newsletter， 2000， 41， pp.8-17.

（32）潘文捷：《极端天气频发，我们该如何应对人类世“大加速”？——专访环境史学家麦克尼尔》，界面新闻2021年7月27日。

（33） Timothy Luke， Staying Alert During the Great Acceleration： Anthropocene Ahead， New Political Science， 2020， 42（1）， pp.595-601; Will Steffen， Wendy Broadgate， et al.， The Trajectory of the Anthropocene： The Great Acceleration， Anthropocene Review， 2015， 2（1）， pp.81-98.

（34）张一兵：《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构境论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1页。

（35）参见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吴冠军：《陷入奇点：人类世政治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等。

（36）［德］格奥尔格·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

（37）［德］格奥尔格·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9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39） David Harvey， Space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21.

（4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4页。

（41）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参见高奇琦：《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初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吴冠军：《当代中国技术政治学的两个关键时刻》，《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6期等。

（42）［波兰］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郏斌祥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43）［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陆丰川、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78—95页。

（44） Giori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8， p.9.

（45）高奇琦：《填充與虚无：生命政治的内涵及其扩展》，《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