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集汉北与汉北楚境

蔡靖泉

屈原《九章·抽思》歌云：“倡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这两句诗，古今楚辞学者大多认为是屈原自南方郢都退居或放居汉北的自喻。然而，诗句中的“汉北”是否地理概念？是指地点、方位抑或区域？倘若就是，其地点所在、方位指向、区域范围如何？这些问题，古今治骚论史者多有阐说，但所言既有歧见又含混未详。

一

王逸《楚辞章句》认定“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乃注《抽思》“有鸟自南兮”句为“屈原自喻生楚国也”，注“来集汉北”句为“虽易水土志不革也”。显然，王逸以为诗句中的“鸟”即屈原自喻，“汉北”并非确指的地理概念而是诗意的比喻，故于“汉北”一词无注。东汉以来，治骚者对王注诗句中“鸟”为屈原自喻说大都信从，但对诗句中的“汉北”却理解有异。

洪兴祖《楚辞补注·九章·抽思》注明，“汉”即《禹贡》记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和《水经注》记载有“汉沔”之名的汉水。如其所注，“汉北”乃为地理概念。不过，洪注未言汉北究竟是地点、方位还是区域。

朱熹《楚辞集注·九章·抽思》认同诗句中的“汉北”为地理概念，但以为其是地点，注诗句：“鸟，盖自喻。屈原生于夔峡而仕于鄢郢，是自南而集于汉北也。”夔峡，今《辞源》《辞海》等辞典大都释为“即瞿塘峡”。实际上，古人所谓“夔峡”，多指包括西陵峡、巫峡、瞿塘峡在内的长江三峡，因先秦夔国地处夔门内三峡之中、政治中心则在西陵峡中今秭归境内而名之。朱鹤龄《禹贡长笺》卷六引南宋章俊卿语：“江水下夔峡而抵荆楚，则江陵为之都会。”雍正《湖广通志》卷一百九收录张居正《重筑松滋县城记》云：“松滋西接夔峡，面江阻山。”同书又收录方逢时《嘉鱼新筑长堤记》云：“大江出夔峡，历荆渚，南过洞庭之浦。”雍正《四川通志》卷三：“建始县，东接荆巴，西连施卫，南抵容美，北通夔峡。”朱熹谓“屈原生于夔峡”，则本东晋袁崧《宜都记》所谓“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的旧说（1）。鄢郢，春秋楚首都，战国楚别都，故址当在今湖北宜城南西滨鄢水（又名夷水，今名蛮河）、东临汉水的楚皇城一带，大率言之可谓在汉南。朱熹谓“屈原……仕于鄢郢”，已被前人指出是明显错误。依从朱注，“汉北”乃指鄢郢。

明代汪瑗《楚辞集解·九章·抽思》：“鸟，屈原托以自喻也。南，指郢都也。汉北，指当时所迁之地也。屈原所迁之地，其在鄢郢之南、江汉之北乎……朱子谓‘屈原生于夔峡而仕于鄢郢，是自南而集于汉北也’，非是。此章是述集南而迁于汉北之地。”据汪说，“汉北”既指方位——江汉之北，又指区域——屈原所迁江汉地区北部。汪说较以往楚辞注家的“汉北”之解，显然更为明确。不过，汪瑗以为屈原所迁之地的江汉之北在鄢郢之南，又以为诗句“来集汉北”意谓“集南而迁于汉北之地”，恐怕是驳朱注却未明江汉地区历史地理和屈原时代楚国北疆的误识。

清初王夫之《楚辞通释·九章·抽思》释诗句云：“此追述怀王不用时事。时楚尚都郢，在汉南。原不用而去国，退居汉北。”其对“汉北”的理解，即汉水之北。其释《抽思》“望北山而流涕兮”句中语词：“北山，襄、邓西北楚塞之山。”其谓怀王时代的楚国郢都，则同汪瑗所言的“江陵之郢”，即今湖北荆州古城北的“楚纪南故城”。

林云铭《楚辞灯·九章·抽思》解诗句以下的数句大意，谓“以上自伤身在汉北，无人代白还郢之苦”。其又驳王逸注、朱熹注云：“总因以《九章》皆作于江南之野一语……甚至‘有鸟南来，集于汉北’二句无可附会，乃以为原生于夔峡、仕于鄢郢之喻。毋论原非夔峡之人，以鄢郢为汉北，义尤未安……按，汉北与上庸接壤。汉水出嶓冢山，在汉中府宁羌县（今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上庸即石泉县。怀王十七年，为秦所败，汉北犹属楚。嗣秦会楚黄棘，复与楚上庸。至顷襄九年，楚为秦败，割上庸、汉北与秦。故《思美人》篇亦云‘指嶓冢之西隈’，以身在汉北，举现前汉水所自出，喻置身之高耳……若旧注谓原生于夔峡，不过因杜诗《最能行》篇谓‘山有屈原宅’句。不知少陵当日虽在夔州，而屈原宅却在荆州府之归州。以归州当春秋时，亦夔子国故地，因举全夔而总言之，非谓夔州府有屈原宅也。” 其对“汉北”的理解，从同王夫之，而且进一步指出“汉北”区域的大致范围，即汉水以北、接壤上庸的楚境。不过，其谓“上庸即石泉县”，不知何据。上庸为春秋中期楚庄王联合秦、巴灭亡庸国后所置县名，秦代、西汉因之，东汉改置为郡名，县治和郡治皆在汉南的今湖北竹山境内。《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 杜预《春秋释例》卷七：“上庸，在房州竹山县。”《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堵水又东北径上庸郡，故庸国也。”堵水是源出今陕西镇平大巴山麓和湖北神农架、流经今竹山汇合、至今湖北郧阳汇入汉江的河流。石泉县地跨汉水，今属安康。安康地区，在商代西周为庸国属地。楚县上庸，本也辖今石泉。但是，上庸县治不在石泉。其谓楚割上庸、汉北与秦是顷襄王九年（前290）事，《史记·楚世家》记载为顷襄王十九年（前280）事，或为雕版漏刻“十”字。其驳朱注“屈原生于夔峡”之说，则是其狭义地理解夔峡即地属夔州府的瞿塘峡。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九章·抽思》：“鸟，盖自喻。汉北，今郧、襄之地。原自郢都而迁于此，犹鸟自南而集北也。”其《楚辞余论》卷下驳朱注云：“今襄陆之界，实汉北地……是原之时，楚都复于江陵久矣，何谓仕鄢郢耶？且《集注·哀郢》既云郢都在江陵，而此乃以为鄢郢，又矛盾之说也。如林氏（林云铭）以汉北为迁所，则固豁然贯通矣。至原迁汉北无可考，然大约在鄢、郢之间。盖由此济汉而南，即今安陆、沔阳州，夏水自江入汉处。故云：‘遵江夏以娱忧。’林氏所谓汉中宁羌，则未必然也。”其驳林说谓屈原置身的汉北是汉中宁羌，恐怕是未细读林著而冤枉林氏。林氏明言，汉水源出的“嶓冢山在汉中府宁羌县”。况且，林著开篇录《史记·屈原列传》又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岂会不知汉中宁羌从未成为楚地？其指明“汉北”为清代的郧阳府、襄阳府辖地，约略不错。其又推断屈原迁居的汉北“在鄢、郢之间”，则囿于汪说。

屈复《楚辞新集注·九章·抽思》：“汉北，汉水之北……汉北与上庸接壤……上庸，即今石泉县。” 其袭林说，也未指明汉北的地域范围。但其进而强调：“按《史记》，止言三闾疏绌，不复在位；其作《离骚》，有‘放流’而无‘汉北’字。今读此篇，始知怀王初迁三闾于汉北也。”

刘梦鹏《屈子章句·九章·抽思》：“鸟，屈原自喻。南，江南沅湘之间……汉北，汉水之北，上庸诸郡皆是。顷襄十九年，割汉北、上庸与秦。及秦拔郢，江南、汉北尽属秦有。原因南渡无之，来集汉北。” 其从王、林、蒋、屈之说，认定汉北即指汉水之北，但所谓的汉北地理范围则含混不明；又以为屈原是在秦拔郢而尽占楚国江南、汉北之地后，从放逐之地沅湘之间往居汉北，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臆断。东汉建置的上庸郡，辖境包括今十堰、安康所辖部分地区。上庸诸郡，则地域更广。江南、汉北既成秦土，忠贞爱国的屈原既未殉国又不随楚王东迁，反而在沦陷之地跋涉北上，往居近秦本土的汉北，岂不匪夷所思？

胡文英《屈骚指掌·九章·抽思》：“汉北，江南之地也。汉水自西来，东注于汉口大江，又极东即为今江西地，极南即为今湖南地，极北即为今江南地。斜带西北为河南地，斜带东北为江西地。然江西不可为汉北，以其与汉水对也。惟河南、江南可称汉北，然河南至楚无水道，且与楚至近，不得曰逴远，亦非异域，则汉北为江南，可无疑矣。”其从王逸之说，以为《九章》皆为“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所作，故解“汉北为江南”。可是，其解显然牵强，也与江汉地理状况不符。其对《抽思》“牉独处此异域”词句的理解，显然有误。《楚辞通释》云：“牉，别也。异域，言不在国中。”

姚鼐《古文辞类纂》卷六十二《辞赋类一》对屈原《九章·抽思》注云：“怀王入秦，渡汉而北，故托言有鸟而悲伤其南望郢而不得反也。”其谓“渡汉而北”的“汉北”，虽为地理概念，但指汉水以北的秦国地域。

戴震《屈原赋注·九章·抽思》：“方晞原（方矩）曰：‘屈子始放，莫知其地。’以是篇考之，盖在汉北，故以鸟自南来集为比。又曰‘望南山而流涕’，其欲反郢也。”戴震并未细考屈原集于汉北何处，当也从同林云铭而以为“屈子置身汉北，无所考据”。

自洪兴祖、朱熹阐释以来，经明清治骚名家辨析驳论，《抽思》所咏的“汉北”为地理概念，已是学界共识；除胡文英、姚鼐等数人之外，“汉北”指汉水之北的楚境，是屈原自南方郢都往居的地方，也为学界成说。现代治骚者大都信从这一成说，诸如：

刘永济《屈赋通笺·九章·抽思》：“按来集汉北之说，王氏（王夫之）得之。”（2）

游国恩《屈原》：“汉北，指汉水上游，在今湖北郧、襄一带。地居郢都（今湖北江陵县）之北。”（3）

郭沫若《屈原研究》：“据《抽思》的‘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可以推定屈原的谪地是在楚国的北境。”（4）《屈原赋今译·九章·抽思》：“一只鸟儿从南方飞来，停留在汉水之北。”（5）

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九章·抽思》：“汉北详洪补，今郧襄之地也。原自郢都而迁于北，犹南面而集于北也。”（6）

聂石樵《楚辞新注·九章·抽思》：“鸟，屈原自喻。南，指郢都。汉北，汉水之北，屈原初次被迁谪的地方。”（7）

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有鸟，屈原自指。南，指郢都。汉北，汉水之北，约当湖北郧阳、襄阳一带。”（8）

马茂元等《楚辞注释·九章·抽思》：“这两句是说，有一只鸟从南方飞来，栖止在汉水的北边。鸟：屈原自喻。南：指郢都。”（9）

蒋天枢《楚辞校释·九章·抽思》：“有鸟自南来集汉北，即以第三者语意出现，言‘自南’者，循汉水东曲折北行以达汉北。”（10）

董楚平《楚辞译注·九章·抽思》：“鸟，作者自喻。南，指郢都……汉北，今湖北省襄樊市附近地区。”（11）

陈子展《楚辞直解》：“有鸟从南方远来啊，来了落住在汉北。”又论：“林西仲说屈子在怀王时，曾被安置汉北。《抽思》、《思美人》即是在汉北的作品。说得很精辟……”（12）

汤炳正等《楚辞今注·九章·抽思》：“有鸟自南：自喻为南来之鸟。‘南’指郢都方向。集：止。汉北，汉水以北，约当今湖北襄樊及河南淅川一带。”（13）

廖化津《屈原北行考》：“洪氏以‘汉北’为汉水之北，也是绝对正确的……‘汉北’的地方，就是南阳郡。”（14）

1990 年代以来出版的楚辞注本，如雷庆翼《楚辞正解》、吴广平注译《楚辞》、周秉高《楚辞解析》、汤漳平译注《楚辞》、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周建忠等注评《楚辞》、林家骊译注《楚辞》、殷光熹《楚辞注评》、方铭《楚辞全注》等，也都承袭“汉北”是屈原自南方郢都放居“汉水之北”这一成说。

论者有言：“屈原被放曾否退居汉北，是研究屈原和《屈赋》者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15）宋代以来的治骚者，多从洪、王、林之说，认为《抽思》语及的“汉北”为地理概念而屈原曾经退居或放居于汉水之北。钱穆认定：“屈原放居汉北，虽史记未之言，而楚辞有内证，可以补史记之缺者。”（16）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屈原一生并无放居汉北之事，如清儒姚鼐及晚清的吴汝纶、清末民初的王闿运和马其昶、今人于省吾和饶宗颐等。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王闿运《楚辞释》、马其昶《屈赋微》、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证》和饶宗颐《楚辞地理考》，大体都从姚鼐之说。

汉北若仅指方位，其方位指向的地域就甚广。秦国地域，也就可谓汉北。如于省吾说：“汉北的地域很广泛，本文的汉北系指秦国而言之。”（17）又如饶宗颐言：“‘汉北’非必指楚属宛、邓，凡汉水以北，皆可有是称。秦在楚北故云然也。”（18）但若认定是屈原退居或放居之地的汉北，就只会是楚国的汉北疆域。揆情度理，高歌自誓“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屈原，绝对不会也绝无可能迁居敌邦秦国或汉北其他列国。

宋代以来认为屈原曾经退居或放居于汉北的治骚者，对屈原自南而往居的“汉北”的具体地带却未能形成共识。朱熹以为其具体指鄢郢，经汪、林、蒋等驳论后，已无人信从。蒋骥谓“汉北，今郧、襄之地”，得到现代学者从同。不过，今有不少学者认为其地不限于郧、襄一带。钱穆指出，汉北指均县及丹水县、析县一带。（19）姜亮夫《楚辞通释》：“按汉北者，汉水之北，指郧、襄、樊、宛之间，北至方城，以北之地言至辽阔。”（20）蒋天枢推测：“疑今河南内乡、淅川等地皆屈原所曾至也。”（21）汤炳正等《楚辞今注》：“汉北……约当今湖北襄樊及河南淅川一带。”汤漳平译注《楚辞》：“汉北：汉水之北，今豫西南与鄂西北一带。”（22）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屈原）所居汉北，原父伯庸所居之庸。”（23）更多学者认为屈原在汉北的行踪难以详考，无法确指其范围，只好笼统谓之“汉水之北”。

古今诸说，孰是孰非？清代以来的治骚者注解《抽思》中屈原自喻而“来集”的“汉北”，虽然对其所指具体地带的说法不尽一致，但大都认定其在汉水之北的楚国境内。

二

汉水发源于今陕西宁强县境内的秦岭南麓，东流经汉中、安康而至今湖北丹江口折向东南，再经襄阳、天门而至汉口汇入长江，干流全长1577 千米。汉水之北，地莫广焉，北抵何界？东西何至？然而，虽然汉水“以北之地言至辽阔”，屈原往居的汉北，只会是楚国的汉北境域。不言而喻，若要考求屈原往居汉北的行踪，必须明了屈原时代汉北楚境的范围。

爬罗剔抉史料，原始察终地考寻商代楚先民的徙居和周代楚人开拓北疆的历程，乃可明了汉北楚境的大小变化和屈原时代汉北楚境的具体范围。

楚人的血亲祖先，可以追溯到古史传说中颛顼、帝喾时代居处中原腹地本名“重黎”的部族。据《国语》《左传》《世本》《史记》等文献记载，重黎部族居处今河南新郑一带，依附华夏酋邦联盟。其酋长因博通天文地理和祀仪巫事而被颛顼、帝喾任命为华夏酋邦联盟司天司地的南正和火正，又因“甚有功，能光融天下” 而被帝喾命曰“祝融”。（24）

商代后期，祝融之后芈姓季连族裔已经迁至汉北今淅川境内丹水、淅水会合地带，与江汉地区北部的荆楚蛮夷错居而自立芈楚方国，筑邑于丹淅之会的丹水之阳，地名丹阳，邑号“京宗”。（25）

一些论者推断，商末周初的芈楚之君鬻熊所居丹阳即龙城遗址。（26）如论者所言：“龙城位于丹、淅入汉处，四周群山环抱、丘陵起伏，形成了著名的李官桥盆地，古老的丹江水从盆地中部由此向南穿过，具备了奠都立国的自然条件。”（27）察今揆古，商周的龙城一带也当是水沛土沃、物产丰饶而宜于农耕、适于定居的乐土。尽管龙城是否为鬻熊所居的丹阳（京宗）还有待考古确证，但丹阳（京宗）地处丹淅之会地带的原李官桥盆地中部当可认定。

1980 年代，石泉等率先提出，鬻熊及周初楚君所居丹阳“似应在今陕西商县（现为商洛市商州区）的丹江河谷”，“这里是逾秦岭、蓝关，通往关中平原、西周王都的大道，正符合西周初年周、楚交往较密的史事。今陕西商县附近的丹江上游有那么多以‘楚’、‘荆’命名的山水，必有其历史渊源；而商县城又正位于丹水之阳（北岸）”，至西周中晚期“熊渠称王前后，楚都当已在今淅川县境的丹阳”。（28）随后，何光岳申论石说，强调“今陕西商县的楚山和楚水之间，应为荆楚的第一次建都。”（29）另外，刘士莪等通过考证荆山得名的先后，认为“鬻熊之所居，荆山附近有沮水，即在今陕西富平县境。至熊绎时，荆山之名移到商县，此时丹阳在商丹盆地之丹水流域。”（30）近年，又有论者据丹江上游发掘的商州区紫荆、东龙山和丹凤县巩家湾、商南县过凤楼等遗址皆含西周文化遗存，因承石说而申论。（31）

这类见解，大可商榷。

一者，先秦两汉史籍全无商末鬻熊居于荆山地带之丹阳的记载，只有鬻熊重孙熊绎于周初受封立国而“辟在荆山”“居丹阳”（32）的记载，若以熊绎所居而反推其曾祖父鬻熊也必居荆山地带的丹阳，岂不逻辑颠倒？

二者，出土葛陵楚简记：“昔我先出自 ，宅兹 （沮）、章（漳）。”结合《左传》《史记》的记载可知，熊绎受封立国所居的丹阳，在荆山地带、沮水和漳水上游。论者今若通究，应会不再固执一端，岂可全无文献和考古证据，就臆断熊绎所居丹阳“在商丹盆地之丹水流域”或封地在丹淅之会？

三者，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周代铜器铭文有所印证的商周鄀国，其政治中心就在丹水下游的今河南西峡、淅川西部，疆域延及丹水上游。鬻熊若居丹水上游的丹阳，莫非是在鄀国境内？其后人又怎样率领全族穿越鄀国而移居“今淅川县境的丹阳”？

四者，丹江上游发现的西周文化遗存，并无明显的楚文化特征，尚难证明与楚人相关。况且，在今淅川境内也早已发现有含商代、西周文化遗存的遗址，如西坪头、魏村、水田营等。李官桥盆地中含商周文化遗存的古遗址想必不少，遗憾的是未及做细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就淹没在丹江口水库之下了。

石泉在《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文中说明：“迄今为止，不论哪一种关于楚丹阳地望的说法，都还未得到考古方面的确证。”（33）诚若斯言，当年如是，今仍如是。不过，据文献的相关记载，鬻熊等楚先公本居汉北丹淅之会的丹阳、熊绎受封立国而奠都汉南荆山地带号丹阳，则符合楚先民及楚国早期历史发展的史情和事理。

言之有据，论之可信。李学勤据周昭王时代的京师畯尊铭文和《古本竹书纪年》《左传》的相关记载，认定熊绎所居“楚都是在汉水以南”的荆山地带。（34）

商代后期芈楚所居的丹阳（京宗）一带，大概是本土方国鄀与谢的接壤地带。鄀国都今淅川西南，谢国都今南阳市区，丹阳近鄀而或本为鄀国的势力范围。据存世的鄀国铜器及金文和文献相关记载可知，鄀国文化较为发达，疆域也较广大，而且有別都上鄀、首都下鄀两个都城。上鄀当即《左传》记载的鄀都商密，地望或为考古学界认定是“鄀国故城”的今西峡县丁河镇邪地村古城址（35）。下鄀应在距丹淅之会不远的丹水下游某地，故址或即丹淅地区的淅川老城（丹水城）。论者认为：“上鄀故城即今河南西峡县城西15 公里丁河乡邪地村的丁河古城遗址；下鄀地望在今淅川老城上集西北的寺湾一带。”（36）商密东南距丹阳不远，老城东南距龙城仅约60 千米。大概因鄀人接纳并善待了迁来的季连族裔，商代后期至周初在丹阳一带与荆蛮杂处的芈楚才与鄀人保持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清华楚简《楚居》记载熊绎徙居而“使若嗌卜”，当是受封后特请鄀国公室要员为之卜居奠都。

商末，西伯周文王礼待天下贤士、图谋灭商兴周。鬻熊明智依附、忠恳勤勉地“子事文王”，乃被文王尊为楚君而任为火师，从而为楚人在周代的立国兴邦奠基肇业。

周初成王时代，周室大封诸侯，念及鬻熊事周勤谨，乃封其重孙熊绎为卑爵诸侯。（37）令人费解的是，周室封楚，却不让楚人在所居丹淅之会的丹阳立国，却把熊绎封往芈楚新拓的汉南荆山地带而“令居楚”，建立“号为子男五十里”的蕞尔小国。史籍未述缘故，治史应予析疑。揣度周室封楚的政治谋虑，想必一是怀柔，即以封君赐爵而让非我族类的芈楚诚心归附；二是认可，即认可周初芈楚已拓土至荆雎山间的既成事实（38）；三是利用，即让芈楚在汉南楚蛮腹地立国以镇抚南土蛮夷并率其事周；四是防范，即令本由中原南迁而继承华夏文化传统、具有兴盛潜力的芈楚，居于荆雎山间“以处草莽，跋涉山林”，限制其发展而致其无扰中原。张正明指出：“周成王把雎山与荆山之间的蛮荒之地封给熊绎，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而且不无画地为牢之意。”（39）此言此论，可谓灼见。《楚居》所记熊绎 “徙于夷屯”，当即徙居荆雎山间、夷水上游丘阜高地的都邑，沿用了先公居邑地名而号“丹阳”。

南阳盆地在古代是中原与江汉往来的门庭，是东西交通的关道，是维系中原王朝安全的战略要地。周室封建诸侯以拱卫王朝，在今南阳地区封立了与周人姻亲的姜姓申国、吕国和本土的任姓谢国。申、谢的都城，在今南阳市区。西周晚期，申伯遵周宣王之命迁都“于邑于谢，南国是式”（《诗经·大雅·崧高》），谢国或也被并入申国。吕国故都，当在今南阳市西的镇平县境内。镇平迤西南的丹淅之会的楚人祖居之地，或被周室划为吕国属地。西周晚期吕国衰弱，丹淅会合地带或被邻近的鄀国占有。

西周成康之世，楚人备受歧视而与周疏离。昭王之世，楚人与周反目为敌。昭王两度南征，终丧六师且溺亡汉水。穆王、宣王先后继续伐楚，也始终未能征服楚人。

西周中期“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史记·楚世家》）。庸国是商代西周的西南夷大国，位居随从周武王伐纣的“牧誓八国”之首，都于今竹山境内堵河之滨，疆域北及今陕西安康、南至今重庆奉节、巫山、巫溪一带。（40）熊渠是楚国一代英主，自尊为“楚公”，因天时、地利、人和而兴师西征，降服庸国，又操戈沿沮、漳南下，征服沮漳河下游的权国，直抵古时长江中游枢要的今荆州一带，继而挥兵顺江东进，讨伐长江中游两岸的杨粤（一作扬越，商周越人的一支），占领商周古矿冶基地所在的今湖北鄂州、黄石一带，从而据有江汉地区的汉西大部及滨江地带，草创富国强兵的江汉基业，揭开楚国大发展的序幕。（41）

三

西周末年，周室衰乱，王纲解纽，楚人乘机开疆拓宇，尝试涉汉北征，即首先伐鄀兼土。《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训诫国人：“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杜预注：“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筚路，柴车。蓝缕，敝衣。言此二君勤俭以启土。”《楚居》记述：“若嚣（敖）酓义（仪）徙居箬（鄀），至焚冒酓帅（率）自箬（鄀）徙居焚，至宵嚣（敖）酓鹿自焚徙居宵。”若敖、蚡（通焚）冒、宵敖，是两周之际相继在位的楚君。若、焚、宵，皆为地名。若，通鄀。敖，通豪，为酋帅之号。冒，或也与敖音近而义同。张正明指出：“若敖和宵敖在未成君时已是楚国的军事首领，而且必定已有卓著的战功，以致后人惯于以‘敖’呼之，其原名反而不彰了。”（42）楚国还有春秋早期在位的庄敖（一作“堵敖”）、春秋晚期在位的郟敖和弑君未能即位的訾敖。史载，“葬王于郟，謂之郟敖”，“葬子干于訾，实訾敖”。（43）依此文例，若敖当也葬于鄀地。若敖生前徙居鄀，死后葬于鄀，其所居所葬的鄀地，应该就是其生前攻占的鄀国土地，或许就是鄀国故都下鄀。楚人既然占领下鄀，邻近的楚人祖居之地的丹阳（京宗）一带，想必已被楚人收复。下鄀被楚人据有，鄀国君臣迁居上鄀，鄀国乃为楚国附庸。《楚居》记述，若敖的徙居地和安葬地还是春秋时期楚国称“郢”的都邑之一，堵敖和成王都曾居鄀郢，所谓“至堵敖自福丘徙袭鄀郢，至成王自鄀郢徙袭湫郢”。

春秋早期，若敖之孙楚武王熊通即位三年，便兴师征伐汉北的申、吕，尝试经南阳盆地出方城而入中原“观中国之政”（44）。周室震恐，不得不派遣王畿士民戍卫申、吕及在今河南许昌一带的许国。《诗经·王风·扬之水》三章，分别抒写周人“戍申”“戍甫（吕）”“戍许”思归的悲怨。郑笺：“平王母家申国在陈、郑之南，迫近强楚，王室微弱而数见侵伐，王是以戍之。”《今本竹书纪年》乃记： “（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王人戍申。”周平王既遣王畿士民戍申，想必是击退楚人之后的防范措施。依郑玄之说，熊通即政前期，数度侵伐申国，以致戍申的王畿士民长期不能还乡，从而生发悲怨。征伐申、吕之际，熊通也率师侵略鄀国，俘虏鄀人观丁父，用其为军事统帅，取得伐灭或征服江汉间诸国及群蛮的赫赫战功。《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述楚惠王时的太师子谷追忆：“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 熊通长驱汉北的征伐，虽未取得灭国并土的成果，却使周室再也无力管治南土江汉地区。于是，熊通便全力征服“汉阳诸姬”和汉东诸国，控制江汉腹地而基本建成江汉基业。

楚文王继承父王遗志，扩建江汉基地，挥师北进中原。即位次年（前688），文王就率师假邓伐申，借道都今襄阳北郊邓城故址、西北境达今河南新野、邓州的邓国，长驱南阳盆地，吞灭汉北的申、吕、缯三国。缯国地处今河南方城一带，是申、吕的东北邻而与之 “婚姻同好”。申、吕、缯可谓生死相依，同命相连。《左传》记载楚国有缯关，据考在今方城县境，当即楚国灭缯后在缯国故地所设入中原的北大门关塞。灭亡申、吕、缯后，楚置以申都为治所的申县管辖。继而，文王勇驾战车北征，灭亡处于今平顶山及襄城一带的应国（45），设置叶邑（故城在今河南叶县叶邑镇旧县村）管辖。楚国实现了占有南阳盆地，打通出方城（今方城县独树镇大关口存有楚塞遗迹），经叶邑而入中原腹地之“夏路”的战略。前684 年，文王征伐今河南上蔡一带的蔡国，大败蔡师，降蔡为附庸。前680 年，文王灭亡原申国东南邻的息国，以息都（在今河南息县西南）为治所而置息县。《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述子谷语：“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杜预注：“楚文王灭申、息以为县。”前678 年，“荆伐郑，及栎。”（《左传·庄公十六年》）东周郑国都今新郑，春秋初年以王师伐诸侯，俨如中原“小霸”。栎是郑国別都，在今河南禹州。于是，楚国势力扩近黄河南岸。其后楚、晋长期在中原争霸，郑国乃如墙头草随势而倒，但更长时间亲附楚国。

武、文功烈，卓著昭彰。春秋早期楚国在汉北暨江汉以北扩张的疆土和势力范围，已北抵今河南中部一线的秦岭东麓、伏牛山东北翼、汝水及淮河上游，大体包括今南阳、平顶山、漯河、驻马店、信阳地区并深达中原腹地。

春秋中期，楚成王 “收荆蛮有之”（《史记·齐太公世家》）而巩固江汉基业后，即大力北争中原、东拓淮域。前666—658 年，成王数次伐郑。称霸中原的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率八国联军伐楚，但未敢南攻方城，在叶邑东的楚邑召陵（今属河南漯河）与楚缔盟。（46）前654 年，成王率师围攻许国都城（在今许昌城东），“许君肉袒谢”以示臣服。前638 年，成王率师于“泓之战”（战场在今河南柘城北）大败不自量力却争为霸主的宋襄公。次年，成王遣师征伐今河南周口淮阳一带的陈国。陈、蔡、郑、许等中原诸国，皆成楚国附庸。前635 年，志在称霸天下的秦穆公联合晋国伐鄀。秦师围攻上鄀商密。申公、息公奉命“以申、息之师戍商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孰料中计被囚。成王急遣大军追击，秦师归去。遭此大败，楚国守危求安，直接管控丹水上游，建置商邑（故址在今陕西丹凤县城西北）并在少习山下筑关扼险。成王之世，楚国不仅灭亡今豫南、皖西的诸多小国，还将楚国的势力范围北扩及颍河水系上游。

前622 年，秦穆公又遣师侵鄀，意欲占领出少习下南襄的秦、楚战略通道。楚穆王南迁鄀国君臣至江汉腹地的今宜城东南，筑鄀邑为其食邑。驱逐秦人后，楚国尽并鄀土。前616 年，“楚子伐麇……至于锡穴。”（《左传·文公十一年》）麇是楚国西北邻的濮人小国，大概在春秋初年蚡冒、武王相继征濮拓土时成为楚国附庸。麇国疆域，在今湖北十堰房县、郧阳、郧西与陕西白河区间。麇君因不甘屈从听命，招致穆王征伐。锡穴是麇都，在今郧阳五峰乡，已为考古发现证实。（47）楚灭麇后，建置锡县。麇国的汉北故地，于是纳入楚疆。

楚庄王继位，三年不鸣。前611 年，楚国发生大饥荒，附楚怀怨的庸人率濮人等群蛮乘机反叛。庄王振作，整军经武，兴师平叛，又联合巴人和秦人，一举灭亡庸国、威服蛮濮、安定江汉。楚置上庸县，管辖今鄂西北及陕东南安康地区的庸国故地。前606 年，庄王率师北伐地处伊水流域的戎人方国陆浑（在今河南嵩县东北），继而进军周都洛邑（今洛阳）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向前来慰劳的周室大臣问九鼎大小轻重。前597 年，庄王北伐降郑后，大败晋师于邲（在今河南荥阳东北），渡过黄河进驻晋文公于城濮之战大败楚师、争霸得胜后的驻邑衡雍（在今河南原阳西南），“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左传·宣公十二年》）。前596—594 年，庄王连年伐宋，围攻宋都（在今河南商丘）长达数月。降服宋后，鲁国（都今山东曲阜）附楚，齐国（都今山东淄博）亲楚，庄王“既成无敌”（48）的天下霸业。

楚共王二年（前589），“楚人主盟于蜀，其间与盟者上自齐、宋、鲁、卫，下逮邾、薛，凡十二国悉从楚命，则其强盛莫甚于此。”（49）然而，楚国权臣擅政，内乱外叛，势力转衰。前576 年，因叛楚附晋的郑国威逼，楚国将许国君臣迁入楚境叶邑。前575 年，楚、晋大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北），共王伤而楚师败。楚国霸业丧失，北疆暨在中原的势力范围也退回今河南南部。

春秋晚期，楚灵王、平王荒淫乖劣，楚国政乱世浊，谗佞小人当道，忠良贤能被害。昭王年幼继位，贪腐权臣当国。终致前506 年，晋国联合中原19 国侵楚，叛楚的蔡国、唐国（地处今湖北随州北部、枣阳及河南唐河一带）勾结长江下游的吴国伐楚。吴师攻入楚都，楚国几乎灭亡。楚国军民奋起抗击，楚臣申包胥乞得秦师救援，越人乘机侵吴，吴国又发内争，吴师乃退。昭王复国，痛定思痛，励精图治，灭顿（地处今河南项城一带）并蔡。惠王继位，承志继轨。前480 年，楚师伐吴，逼近吴都（今江苏苏州）大门。前478 年，惠王灭陈置县。前477 年，汉水上游的巴人顺流伐楚围鄾（在今襄阳东北）。惠王遣师大败巴人之后，封主帅子国（公孙宁）于析邑以镇守楚、秦通道上的战略重镇。大概不久，楚置汉中郡（治今安康市区汉江北岸中渡台）作为抗击巴、秦的战略重镇。前445 年，乘灭吴后的越国衰乱，“楚东侵，广地至泗上”（《史记·楚世家》），开疆至今山东南部的泗水流域。楚国复振，史称“昭惠中兴”。

三家分晋，战国雄争。韩、赵、魏率先变法图强，在中原不断发动兼并战争。

战国中期，在三晋的联合攻伐下，楚国北境的应、许、陈、蔡乃至申故地大部一度被三晋略去。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楚国得以“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吴起列传》）而“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蔡泽列传》）。秦国任用卫鞅变法，行之十年，国富兵强，同时东征南伐，攻城略地。前351 年，卫鞅率师攻入楚国商县而“城商塞”（《史记·六国年表》）。前340年，卫鞅率师伐魏大胜，受封为列侯并“南侵楚”，占取商县县城为居邑、商於之地十五邑为采地，号“商君”，后世乃称其为商鞅。楚国的“商於之地六百里”，即含江汉至关中的交通要道、大致为今丹江流域大部的方圆600 里战略要地，也就成了秦土。楚威王即位，忧患深重，主动结好秦人以自保，积极开拓东疆以强国，“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楚国疆域，也扩至极盛。张正明指出：“威王后期楚国的版图，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五岭，北至汝、颖、沂、泗，囊括了长江中下游以及支流众多的淮水流域。”（50）然而，秦师已在中原所向无敌。明知 “秦，虎狼之国”的威王，在“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战国策·楚策一》）中撒手人寰。

继立的楚怀王，承袭的是“昭惠中兴”以来发展至全盛的楚国，面临的是“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战国策·楚策一》）的严峻形势，起初也有继承先父遗志、踵武前王伟业的心志，任用“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屈原为左徒，与志在“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的屈原“图议国事，以出号令”，计划变法图强，“使屈原造为宪令”；又让屈原“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委派屈原出使齐国缔盟抗秦。前323 年，怀王遣师伐魏攻齐，占取魏邑8 座，大概也收复了魏国侵占的陉山、鲁阳（今河南鲁山）一带失地；又攻入韩国南部，收复了韩国侵占的叶、宛（楚郡治，楚悼王时代改申县为宛郡）一带失地。前318 年，苏秦约山东六国合纵。楚怀王被推为纵约长，率六国之师伐秦。虽然不胜而去，但怀王为长而率盟军攻秦，则标志着楚国的声威达到最高、楚国的全盛达到极点。

令人太息的是，怀王愚鲁昏聩。前313 年，怀王听信近臣谗言“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而失去左徒职位，乃离开郢都往居汉北。其时的汉北楚境，就是屈原“为楚怀王左徒”时、也即怀王时代前期（前328—前312）的汉北楚境。

考察楚先民在商代的徙居和楚人在周代开拓北疆的历程，厘清周代楚国北疆大小的变化，可知屈原任左徒时的楚国汉北暨北疆，大致包括今湖北襄阳和十堰的汉北地区、陕西的安康地区以及河南的南阳、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驻马店部分地区与信阳地区。

汉水自西向东流经丹江口缓折、经襄阳急折下东南而至汉口汇入长江，襄阳、南阳、平顶山以东不宜谓之汉北。怀王时代前期的汉北楚境，大致就是今襄阳和十堰的汉北地区、南阳和平顶山部分地区及安康地区。屈原往居汉北的行踪，可于其时郢都至汉北的路途中和汉北楚境的范围内寻觅。

前312 年，被秦相张仪入楚欺诈的怀王恼羞成怒，轻率兴兵，大举攻秦，“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史记·楚世家》）丹阳，即丹淅之会的楚人祖居之地。蓝田，乃秦国王畿的东南门户，今属陕西。邓，邓城，楚灭邓置县的县治。经此丹阳、蓝田两战，汉北楚境又失过半。楚国的国运，也由此顿衰。

《史记》载，转衰的楚国不断兵挫地削。前311 年，秦“伐楚，取召陵”。前304 年，秦昭王笼络怀王和盟，“与楚上庸”即“分汉中之半以和楚”。前301 年，秦、齐、韩、魏联军伐楚，“取我重丘而去”（51）。前300 年，秦大破楚师，杀将军景缺，“拔新城（今河南襄城）”。前299 年，秦“攻楚，取新市”等8 城（或在今许昌、平顶山一带），齐、魏、韩“共攻楚方城”。前298 年，“秦……发兵出武关（即楚少习关，当为秦占商於之地后改名）攻楚，大败楚军……取析十五城而去”。前292 年，秦攻楚，“取楚之宛、叶”。前280 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又“因蜀攻楚黔中（郡名，治所在今湖南沅陵），拔之”。前279 年，秦将白起“取鄢、邓”，“拔西陵”。前278 年，“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次年，秦兵下洞庭而略江南。流放在江南的屈原，抱石沉江、赍志殉国。汉北楚境暨楚国江汉基地，于是全部沦为秦土。

注释：

（1） 参见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引述，岳麓书社1995 年版，第97 页。

（2） 刘永济：《屈赋通笺》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 页。

（3） 游国恩：《屈原》，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26 页。

（4） 郭沫若：《屈原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33 页。

（5）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347 页。

（6） 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姜亮夫全集》第六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390 页。

（7） 聂石樵：《楚辞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112 页。

（8） 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岳麓书社1984 年版，第171 页。

（9） 马茂元等：《楚辞研究集成·楚辞注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356 页。

（10） 蒋天枢：《楚辞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336 页。

（11） 董楚平：《楚辞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152 页。

（12） 陈子展：《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569 页。

（13） 汤炳正等：《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版，第145 页。

（14） 廖化津：《屈原北行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2 期。

（15）（17） 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证》，《泽螺居诗经新证》附，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279、283 页。

（16） 钱穆：《楚辞地名考》，《古史地理论丛》，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2 年版，第104 页。

（18） 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十一卷《文学·楚辞地理考》，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版，第170 页。

（19） 参见钱穆：《楚辞地名考》之四《屈原退居汉北考》，《古史地理论丛》，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2 年版，第104—107 页。均县，民国改均州置，县城已沉入丹江口水库下。丹水县，秦置，治所在今河南淅川县西丹水与淇河交汇处。析县，秦置，治所在原楚国析邑（一名白羽城，在今河南西峡县城东北约一千米）。

（20） 姜亮夫：《楚辞通释》第一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344 页。宛，战国楚邑名，后为今河南南阳的简称。

（21） 蒋天枢：《〈楚辞新注〉导论》，《楚辞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19 页。

（22） 汤漳平译注：《楚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138 页。

（23） 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卷五，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1467 页。

（24） 说详蔡靖泉：《炎帝·颛顼·祝融——楚人始祖论》，《江汉论坛》2014 年第12 期。

（25） 说详蔡靖泉：《〈楚居〉所记楚先公事迹的献疑考实》，《江汉论坛》2019 年第8 期。

（26） 参见孙重恩等：《楚始都丹阳考辨》（《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4 期）、张西显：《浅说楚都丹阳在淅川》（《中原文物》特刊，1983 年）、马世之：《楚都丹阳地望探论》（《中州学刊》1991 年第1 期）等。

（27） 张西焕等：《关于淅川县境内楚文化的几个问题》，《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28）（33） 参见石泉等：《楚都丹阳地望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74—199、174—199 页。

（29） 何光岳：《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186 页。

（30） 刘士莪等：《荆山与丹阳》，《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36 页。

（31） 参见徐少华、尹弘兵：《楚都丹阳探索》，科学出版社2018 年版。

（32） 参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史记·楚世家》。

（34） 参见李学勤：《论清华简〈楚居〉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1 期。

（35） 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 “鄀国故城”，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 年版，第546 页。

（36） 马世之：《楚都丹阳地望探论》，《中州学刊》1991年第1 期。

（37） 说详蔡靖泉：《鬻熊奠基肇业与熊绎受封立国——商末周初芈楚史论》，《职大学刊》2019 年第1 期。

（38） 《墨子·非攻》：“昔者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熊丽乃鬻熊之子、熊绎的祖父。

（39）（42）（50） 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第30、55、290 页。

（40） 说详蔡靖泉：《庸人·庸国·庸史》，《江汉论坛》2010 年第10 期。

（41） 参见蔡靖泉：《鄂国史迹与楚人至鄂》，《湖北社会科学》2017 年第10 期。

（43） 参见《左传·昭公元年》《左传·昭公十三年》。

（44） 参见何浩：《从蔡郑会于邓看楚师首进中原的时间》，《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 年版。

（45） 应国是周初封立的姬姓诸侯国，因何灭亡和灭亡年代，史籍阙载。据考，应国当于前687 年左右被楚文王伐灭。1986 年以来在平顶山市西发掘的两周墓地显示，西周至春秋早期墓葬皆为应国墓葬，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则是楚墓，印证了应国于春秋早期亡于楚。参见何浩：《应国兴亡史略》，《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 年版；王龙正：《应国史研究的里程碑——平顶山应国墓地》，《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 年版。

（46） 说详蔡靖泉：《召陵之盟及其历史意义》，《管子学刊》2008 年第2 期。

（47） 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 年第4 期。

（48） 上博楚简：《庄王既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

（49） 沈棐：《春秋比事》卷五，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156 页。

（51） 《史记·楚世家》。重丘，《资治通鉴》卷三胡三省注引《吕氏春秋》《水经注》，考证大概是泚水（今名滋水）边的茈丘山（今名慈丘山），当为在今河南泌阳西北以山为名的楚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