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否缩小贫富差距

时间：2024-05-07

潘锦云彭景姜凌

摘要：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基于200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空间效应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究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可以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的缩小有着正向促进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的縮小效应在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在东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则有较大的反作用；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整体偏大，呈现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贫富差距小且相对稳定。因此，要稳定制造业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强化数字赋能，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产业结构高级化；贫富差距；空间效应；中国式现代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展问题研究”（18BJY136）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3）11-0005-08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发展领域的显著特征与价值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则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缩小贫富差距，不是要消除相对贫富差距，合理的差异化分配是确保良性竞争、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条件，我们所要消除的是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我国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二是地区之间的差距；三是行业之间的差距。由于农村第一产业的附加价值远低于城市的第二、三产业，因此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我国目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收入的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异。地区和行业之间贫富差距的形成与产业结构关系密切，北方以资源能源及重工业为主，南方则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因此，推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型，有助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从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研究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贫富差距的直接、间接和空间效应，引入泰尔指数用以衡量城乡贫富差距；第二，通过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人力资本水平与数字普惠金融在贫富差距影响效应中的中介效应；第三，利用Moran's I指数分析各省份贫富差距的空间关联情况，以此评价地区的贫富差距。

二、相关文献述评

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贫富差距一直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的热门研究问题之一。马克思早在1867年就提出无限积累理论，他认为资本会无限制地被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库兹涅茨提出了一种倒U型曲线模型，该模型认为，无论经济政策的选择如何，或者不同国家之间的其他差异如何，收入不平等现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将自动减少，并最终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这一理论一经发表便产生巨大影响，至今仍然为部分学者所推崇。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运用了大量的历史数据，推翻了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普适性，并指出该曲线只是某一特定时期的特例，收入的差距会不断扩大。

尽管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开展对贫富差距的研究，但目前并未形成一致性的观点，对贫富差距的认定也存在不同意见。国际上评估和测量贫富差距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基尼系数、贫困率以及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统计数据等。从研究类型来看，阐释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的研究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且成果颇丰，阿瑟·奥肯认为，只有兼顾平等和效率才能真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理念是以提高效率为首要目标，同时兼顾公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学术界对此展开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贫富差距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破解贫富差距需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分好，需要从一味追求效率向平衡效率与公平的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道路迈进。一部分学者认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会缩小“数字鸿沟”，降低贫困率以缩小城乡二元结构，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万广华认为，政府必须重点控制分配不均的上升趋势，通过城镇化改善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不过需要动态考虑和解析城镇化和贫富差距的关系，城镇化不会无条件地改善或恶化贫富差距（1）。罗廷锦和茶洪旺从城镇化和“数字鸿沟”出发，发现缩小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城镇化率可以缩小“数字鸿沟”，进而减少贫困（2）。

二是从产业结构入手的研究。吴万宗等分阶段考察中国经济发展，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型的趋势，应协调发展三次产业，避免因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产生收入分配恶化的情况（3）。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会通过消费和再分配影响经济增长，刘强和李泽锦认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有利于产业高附加价值化（4）。林淑君等从产业结构调整视角探索结构转型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重点关注了二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化对要素需求的影响，得出工业比重下降会在一定程度上恶化要素分配格局并扩大收入差距的结论（5）。产业结构失调是制约城乡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构建协调治理制度体系、对口帮扶模式来降低资源配置失衡的风险，因地制宜调节产业结构以更好地缩小贫富差距。

三是产业结构和贫富差距的关系研究。一般是从三次产业结构、产业变迁等视角研究产业结构对贫富差距、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产业变迁方面，赵立文等利用1992—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居民整体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促进效应，指出要素流动、就业结构和技术进步是产业变迁影响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6）。城市化视角中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释放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地区生产率来实现。收入分配不均受到财富不对等和不同产业类型的共同作用，与金融市场、工资和经济不平衡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而要素分配结构和收入差距由要素供给结构变化来决定，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会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周国富和陈菡彬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指出产业结构高级化会在城镇化水平进入高级阶段时显著缩小贫富差距，且第三产业存在着稳增长、保就业和培育新经济等方面的潜力（7）。上述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缩小贫富差距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的路径选择，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综合上述分析，产业结构可利用现代数字化技术赋能高级化进程，发展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已有研究中尚未就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的具体影响进行分析。基于此，文章通过构建动态关系实证检验模型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影响效应，旨在为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参考和路径选择。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学术界，有一部分学者长期持有一种相对悲观的观点，即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浪潮中，贫富差距将逐渐扩大，从而导致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的关键政治后果之一便是城乡差距问题。这种差距的确是社会和经济正在发生迅速变革的国家中极其显著的政治特征（8）。还有一些学者主张，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兴起会引发产业发展的极度不均衡，这种不平衡状态进而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这些论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贫富差距的扩大产生了冲击。仔细分析这些观点，可以发现其常用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代表贫富差距，忽略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中的精神财富，即人民生活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其原因可能是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产业结构升级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那么，在考虑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否缩小贫富差距？

2019年，林毅夫第一次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指出，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要求提高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同时進行产业升级，提高高附加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他认为即使面对目前贫富差距逐步显现的趋势，改善产业结构的方法仍然是明确有效的。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来缩小贫富差距的路径主要有：第一，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吸引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提高这些劳动力的收入水平；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意味着产业技术创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经济效益提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手段之一；第三，产业结构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会带动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9）。一般而言，产业结构升级的高级化趋势，会缩减传统的重化工业和低端产业，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中心的产业布局，对我国实现从要素主导向创新主导的转变极为重要，但并不会扩大贫富差距，因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并未发生改变，劳动力会流向工资水平高的新兴产业，从而缩小贫富差距。

影响贫富差距的因素是当前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已有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且对低共同富裕水平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10）。尤努斯指出，普惠金融的贡献在于赋予低收入者参与金融活动的权利，并享有应得的经济成果。徐敏和姜勇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实质是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加快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显著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壮大（11）。韩晓宇通过PVAR模型发现普惠金融可以提升社会福祉，进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12）。邹克和倪青山认为，普惠金融通过优化产业与区域间的配置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同步促进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平等，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共同富裕存在着正向显著的促进作用（13）。除此之外，学术界对人力资本投资是维持经济地位的重要路径这一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一部分学者认为低收入家庭会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率，政府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会显著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低收入家庭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来改善收入的成本较高，这会拉大收入差距（14）。所以在影响贫富差距的因素中，人力资本水平是不可忽视的。

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1：产业结构高级化会缩小贫富差距。

H2：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来缩小贫富差距。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置

本文设定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贫富差距的基准模型如下：

（1）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时间，GAP代表泰尔指数的倒数，用于衡量贫富差距的程度，IS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controls代表控制变量， γi为空间固定效应， δt为时间固定效应，μ为随机项误差。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2）

（3）

其中，M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与（1）式相同， θ1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的直接效应， θ2×α1是间接效应，βi 为总效应。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主要被解释变量为贫富差距（GAP），用泰尔指数来表示。关于贫富差距的界定，本文遵循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即用收入分配来考察贫富差距，使用泰尔指数的倒数衡量贫富差距，公式如下：

（4）

其中，j=1、2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t为年份，i为省份， Ii，j，t表示t年i省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Ii，t代表t年i省居民可支配收入， Pi，j，t表示t年i省城镇人口总数或农村人口总数， Pi，t表示i省t年的总人口数。该指标越大表明贫富差距越小。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高级化（IS），借鉴徐敏和张小林的研究成果，使用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15）。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5）

其中，IS代表的是产业结构高级化， qi代表的是第i产业所占比重（第i产业产值/GDP）。此指数的意义在于比较不同年份、不同省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水平。产业结构指数越大，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

3.机制变量。本文从人力资本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两个方面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贫富差距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在人力资本水平方面，本文参考了2023年发布的《中国高等职业院校竞争白皮书》，其中显示高等职业教育的就业方向一般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以高等学校在校生与全国人口之比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指标。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推出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数字普惠金融测度指标。

4.控制变量。政府支出水平（GOV），以财政支出与GDP之比作为度量指标；对外开放程度（OPEN）以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城镇化水平（CITY）是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以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ECO），以人均GDP取对数作为衡量标准。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数据的时间跨度在2000—2021年间，资料主要来自统计局、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各省份發布的统计年鉴等，并针对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填补。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对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三个模型分别建模，并进行相应的检验。固定效应F检验可得到F（30， 646） = 65.97，Prob > F = 0.0000，故应拒绝原假设，该模型具有个体效应。用Hausman检验评价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效果，在假设H0： Difference in coefficients not systematic的前提下，发现chi2（6） =89.36，P值为0.0000，拒绝原假设，故固定效应模型更适合本样本。

表2分别显示了混合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三种回归结果。就核心解释变量而言，三种方法中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从而可以判断出，从全国层面来看，无论是否控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缩小贫富差距均存在着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贫富差距越小。至此，假设H1得以证明。

（二）内生性与异质性检验

在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评估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所产生的效应时，可把它看作是自我选择行为，并把这一自我选择因素看作是随机干扰项来对待，特别是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与随机干扰项的关系中，一些不可避免的互为因果关系可能会造成本文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选择使用2SLS方法进行研究，通过选取新工具变量，将核心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滞后一期和二期作为所需的工具变量，以期得到更加准确的结果。

表3中，模型（1）仅有一个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个数相同，因此模型正好被识别出来而不需要Sargan检验，而模型（2）工具变量的Sargan检验是在5%水平通过。同时IS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值，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缩小了贫富差距，该结论和前文分析结果一致，也说明本文估计结果稳健。

上述分析是从全国层面考察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在模型1的基础上把样本划分为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加入地区虚拟变量进行分组回归来估计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程度在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地区是否存在差异。

表2分析全国整体情况，得出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显著缩小贫富差距的结论，但观察表4估计结果发现各区域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作用系数与整体的正向作用保持一致，且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西部地区贫富差距的缩小作用更为显著，而在中部地区没有体现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产业主要以第一产业农业为主，二三产业比较薄弱，倘若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则对缩小贫富差距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与贫富差距之间无显著影响关系，表明该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未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客观上解释了一些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反而会加剧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的原因，符合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

（三）机制分析

本文运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验证了人力资本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的中介效应。表5中，第一列和第三列中IS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加入中介变量后，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系数变大且显著，验证了人力资本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贫富差距的部分中介效应。

人力资本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本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需要同产业结构高级化相适应，并契合二三产业特征，需要借助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优化高等教育专业结构来实现。此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均表现出显著为正，两者的共同作用有利于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产业结构高级化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方式，将“数字化”和“普惠性”有机融合，降低居民尤其低收入群体获取金融服务产品的成本从而降低金融门槛值，使得低收入群体有更多机会接触到金融服务，为社会各个阶层增加了经济福利，从而推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对缩小贫富差距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至此，假设H2得以证明。

（四）稳健性检验

若仅以某一个指标为因变量来检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程度，则所得回归结果较为单一甚至会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因此，本文进一步选取基尼系数倒数代替泰尔指数倒数作为因变量，还有个原因就是这一指标的普遍性较强，过去学者研究中常将其用作收入分配差异大小的度量，故使用该指标进行考察有一定的合理性，结果如表6所示。替换被解释变量之后，基准回归核心解释变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分区域检验结果与表4类似，从而进一步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五）空间自相关分析

1.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表7报告了2000至2021年贫富差距全局自相关检验结果，其中，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Z检验值均大于0.01置信度下的临界值，表明我国贫富差距在2000—2021年期间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各省份贫富差距受到邻近省份贫富差距的显著影响，并且呈现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贫富差距较小的省份趋于相邻，贫富差距较大的省份也趋于相邻，从而各自都在空间集聚连成一片。全局Moran's I指数从2000年的0.477增加至2008年的0.613，在2008年达到最大值，说明该年份的空间集聚性最强。但是从2009年到2021年期间全局Moran's I指数值总体呈下降趋势，表明集聚态势趋于下降。

2.局部空间分布特征。将31个省份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1年在0.01置信水平下局部空间分布特征整理为表8。

从表8可以看出，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1年我国整体贫富差距局部空间关联性比较稳定，大部分省份的空间关联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个别省份因经济发展、政策变化、区域融合等因素，实现自身贫富差距转变，造成局部空间关联的变化。

（1）高—高集聚区（H—H）。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浙江5个区域一直位于高—高集聚区内，集聚区的五个区域都是东部沿海省份，地理位置毗鄰，集聚效应与融合效应的发挥存在有利条件。这五个地区都是重要的经济大省，区位优势明显、人才集中、科技发达，其经济发展质量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是缩小邻近省份如安徽、湖南贫富差距的重要引擎，所以在自身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应发挥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作用。

（2）低—高集聚区（L—H）。广东一直处于低—高集聚区（L—H），福建和河南在2010年后也有部分年份属于低—高集聚区（L—H）。此类集聚区省份周围有一个或者多个收入均衡的省份，例如福建周围有浙江。此类集聚情况既说明该区域内贫富差距小的省份带动力度不强劲，也说明该集聚地区内贫富差距缩小的自身动力不足。在此种情况下，该类省份应积极挖掘自身经济发展动力，增加就业机会，向贫富差距较小的邻近省份学习与借鉴。例如福建可以抓住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机会，加强省际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3）低—低集聚区（L—L）。我国大部分省份多年位于该类集聚区内，但并不是所有省份一直处于该集聚区内，河南2000年和2005年都处于低—低集聚区（L—L），表明该省份贫富差距大。2005年，河南比全国提前一年出台政策免征农业税，促进了7000多万农民减负增收，重塑了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此外，河南在2005年大规模撤乡并镇，精简机构，对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家庭学生实行“两减一补”，财政资金向农村倾斜，扩大公共财政的农村覆盖面。此后河南贫富差距明显缩小，于2010年贫富差距呈现低—高集聚区（L—H）空间分布特征。

（4）高—低集聚区（H—L）。辽宁2000年处于高—低集聚区（H—L），属于贫富差距较小的省份，作为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曾经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过重要引擎作用，同时辽宁省拥有肥沃的黑土平原，现代农业发达，但自身贫富差距小却对缩小周边省份贫富差距的影响力度不大。

从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中可以看出，高—高集聚地区都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些省份贫富差距小且相对稳定，并且已经形成东部沿海集聚带。低—高集聚地区的省份要积极挖掘自身内在动力，同时利用好周边省份集聚效应，向贫富差距小的省份学习和看齐。我国大多数省份位于低—低集聚区内，反映出我国贫富差距整体偏大。高—低集聚区为辽宁和2010年后的吉林和黑龙江，东北地区曾经是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最完善的地区，对我国工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该类省份可以与周边省份优势互补，以此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作为贫富差距的影响因素之一，产业结构调整会引发收入和财富的重新分配（16）。本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政策导向，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入手，一是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影响贫富差距的不同观点，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构建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贫富差距的理论机制。二是利用2000—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缩小贫富差距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三是基于Moran's I指数分析各省份贫富差距的空间关联情况。综上，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为：第一，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的缩小有着正向促进效应。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缩小效应在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在东部地区作用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则有较大的反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存在以人力资本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为中介变量的内在机制。第三，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整体偏大，呈现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贫富差距小且相对稳定。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稳定制造业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强且从业人员收入较高，稳定制造业能够提高要素生产效率，缓和产业转型中的收入增长减速问题，保障就业人口的合理分配，帮助更多群体进入中等收入行列，打造橄榄型社会。

第二，强化数字赋能，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要利用数字普惠金融规模的扩张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需求，大力培养数字技术人才和应用创新型人才，落实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支持高质量人才培养的要求，达到缩小数字差距和提高生产率的目的。

第三，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应继续发挥自身辐射作用，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西部地区应加快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培养自我发展能力以提高资本回报率，实现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均衡发展，更好地发挥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

注释：

（1）万广华：《城镇化与不均等：分析方法和中国案例》，《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2）罗廷锦、茶洪旺：《“数字鸿沟”与反贫困研究——基于全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18年第2期。

（3）吴万宗、刘玉博、徐琳：《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管理世界》2018年第2期。

（4）刘强、李泽锦：《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自省域与城市群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家》2022年第8期。

（5）林淑君、郭凯明、龚六堂：《产业结构调整、要素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经济研究》2022年第7期。

（6）赵立文、郭英彤、许子琦：《产业结构变迁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7期。

（7）周国富、陈菡彬：《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统计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