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逻辑与向路

时间：2024-05-07

殷海鸿张劲松

摘要：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党的二十大明确把农业农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优先方向，把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重要目标，主要是基于农业农村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是激活国内大循环的重点突破方向，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有助于促进协调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创新发展，以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坚持协调发展，推动农业农村与工业和城镇共同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坚持开放发展，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坚持共享发展，建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机制。

关键词：农业农村；中国式现代化；优先发展

基金项目：新疆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2022VZJ001）

中图分类号：D61；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3）11-0046-06

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同时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1）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为什么要把农业农村作为优先发展方向，又如何推进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战略安排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和重农抑商传统，使中国成为一个极为重视农业发展的文明古国。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农业农村的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具有特殊和重要的意义。自古“民以食为天”，发展农业、稳定农村历来是中国经济政治生活十分重要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把农村作为国家稳定的大后方。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中，农业现代化始终被摆在突出的位置，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更紧迫的发展任务和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农业农村的发展并未被放在其应有的位置。在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目标基本实现的背景下，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却日渐滞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农村体现得最为突出。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发展的首要地位迅速被重工业所取代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领导武装斗争，极端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开展土地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为革命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仍然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2）在大力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党中央在协调各产业发展时仍然把农业的发展摆在了首要位置。1950年，刘少奇提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将经历四个步骤：“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3）这表明，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农业的发展还是处在首要位置，其次是轻工业，而重工业只是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然而，始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1952年 12 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点工业的基本建设”（4）。“一五”计划明确规定：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工业的占58.2%，而其中用于重工業的投资又占工业投资的88.8%。根据“一五”计划指标，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7%，其中重工业产值则平均每年增长17.8%。（5）由此，中国走上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而农业的首要地位也随之被迅速取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发展的首要地位迅速被重工业所取代，是由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由当时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西方对新中国全面封锁的国际形势所推动的。一方面，“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决定了中国发展经济只能以苏为鉴。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一跃成为可与美国相匹敌的世界强国，这样伟大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具有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企图通过全方位的封锁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新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拥有巩固的国防，这客观上要求把重工业的发展摆在优先的位置。其次，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增加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紧迫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中国军队的装备主要还是“小米加步枪”。由于武器装备的巨大代差，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取得胜利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使得大力发展重工业、加快研制先进武器装备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显然，把重工业只是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之一是不足以体现这种重要性和紧迫性的，于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必然的选项。当然，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两点，苏联的援助为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而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大多来自农村，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根基在农村，重视农业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从未发生改变。早在1952年，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以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6）。可见，发展农业始终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只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内外环境才使得重工业的发展被摆在了优先的位置。

（二）改革开放后，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经济，聚焦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领域的转移，沿海地区基于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经济发展的优先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首先，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吸引外资和推动外贸发展。特别是引进外资企业和兴办合资企业，加速了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这些企业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沿海地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其次，政府加大了对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这些投资为沿海地区提供了便捷的物流和交通条件，使得外贸发展更加便利。此外，政府还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在沿海地区建设了一批现代化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和外来人口，进一步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发挥了“在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得更好”（7）的作用。

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是党和政府根据当时的国情和需要作出的战略决策，是贯彻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重要体现。通过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为全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一发展战略也造成了新的发展不均衡问题，进一步拉大了地域和城乡差距，尤其是对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其一，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经济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政府投入和市场资源更多地流向了沿海地区、城市和工业领域，导致农村地区缺乏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等支持，造成了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滞后。其二，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下，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导致农村地区人口减少。2013年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逾70%的农民工不打算回乡就业。其中，只有7.3%的“80后”农民工选择愿意回乡务农，而“90后”农民工中，这一比例降至3.8%。（8）农村人才流失和空心化进一步削弱了农业的发展能力，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其三，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使得农产品供应链更加复杂，加之农村地区缺乏完善的农产品质量监管和追溯体系，使得农产品安全风险增加，消费者对部分国产农产品的信任度下降。为了追求高产和高效的农业生产，一些地区过度依赖转基因技术和化肥的使用，又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的问题，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时期农业农村的发展历程来看，关于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认识从未改变，追求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初衷始终如一，但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发展大局和战略安排，农业农村现代化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其结果是：四个现代化就只有农业现代化没有落实下来，农业农村发展日渐滞后。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并将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大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把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摆在了突出的位置。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对如何落实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至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之路得以真正回归。

二、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逻辑理路

为什么在历经艰难曲折后农业农村被重新摆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农业农村现代化被再次提上议程？撇开农业本身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中国共产党一贯对农业农村的高度重视外，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各方面条件的基本成熟。

（一）农业农村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首次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该理论认为，均衡增长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多个增长中心向其他行業或区域传导，并以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并进入到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当前，中国又面临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投资增长疲软、结构性矛盾突出和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等多重挑战。为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宏伟目标，必须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寻找新的增长极。而选择把农业农村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具有可能性与可行性，能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其一，农村地区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丰富。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等手段，可以发挥农村地区的资源优势，实现农产品的增产和提质，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其二，农业产业链延伸空间大。农村地区不仅可以发展传统的种植、养殖业，还可以发展与之相关的农产品加工、农业机械制造、农业服务等产业，形成完整的农业产业链，从而增加农业经济附加值，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三，农村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创造了条件，可以吸引游客前往农村地区游览、度假，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并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质量。其四，有机农产品需求潜力巨大。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消费的升级，对优质、安全、绿色农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农村地区可以通过农产品供给侧改革，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当然，要将农业农村发展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还面临一些挑战，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产品品牌建设滞后等制约了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拓展；农民的创业精神和职业技能欠缺、经营和管理水平不足制约着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农业科技人才的短缺制约着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总体而言，农业农村已初步具备作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的条件，但还需要针对短板弱项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和完善市场准入体系，助推农业农村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二）农业农村是激活国内大循环的重点突破方向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复杂多变，逆全球化浪潮日渐高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超大型经济体，自身的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市场。尤其是在国际循环受阻或不稳定时，国内大循环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把优先發展农业农村作为激活国内大循环的一个重点方向，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一，通过提振消费而激活国内大循环。农村地区是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能带动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开支的增长必然促进国内市场的繁荣，为国内大循环提供稳定的内需支持。其二，通过增加投资而激活国内大循环。农业农村发展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农田水利、农村电网、交通运输等，通过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的良性循环，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其三，通过产业转型升级而激活国内大循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提供更高品质、更为健康的食品都迫切需要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这是国内大循环稳定运行的基础。其四，通过城乡融合发展而激活国内大循环。农业农村的发展是城乡经济融合发展的前提，发展农业产业、乡村旅游等可以吸引城市居民到农村地区消费，促进城乡经济的互利共赢，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互动，这是国内大循环稳定运行的重要方面。

（三）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有利于促进经济协调均衡发展

当前，我们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不是要在有限的资源和能力范围内压缩其他领域的投入，甚至以牺牲其他领域的发展为代价来发展农业农村，而是在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通过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与其他领域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使国民经济朝着高质量和更加协调均衡的方向发展。其一，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有利于增强经济各领域的互补性，从而促进协调均衡发展。农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和支柱，农村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场所。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可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的收入，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这将为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良性循环。其二，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有利于发挥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效应，从而促进协调均衡发展。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有利于农业农村的发展，也为其他领域的发展创造了机会，提供了动力。比如，农村公路的修建不仅可以方便农产品的运输，也能够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交通便利。其三，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有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从而促进协调均衡发展。农业现代化不仅会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可以支持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可以依托现代农业的支撑进行就业和创业，这种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农村和城市的协同发展。当然，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也需要考虑其他领域的发展需求，需要保持各领域的协调和平衡。在政策和资源配置上需要统筹兼顾，以确保整个国家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

历史和现实一再启示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源远流长，铸就了“重农”的文化基因和历史底蕴，奠定了大国发展的根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绝不能缺席。***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9）。农业农村现代化本身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将会严重制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实践路径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主要是基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及其导致的城乡差距，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为“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10）。中国过去的经验主要是学习西方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以工业化带动农业化，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11），但中国的特殊国情绝不允许我们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农业农村发展之路，不仅要消除经济上的城乡差距，更要消除人们心理上的城乡鸿沟。因此，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把农业农村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12）的农业农村发展战略目标。

（一）坚持创新发展，以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现代化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13）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14）因此，在中国搞现代化离不开科技创新。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最根本的还是要坚持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对于农业的发展有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以更少的投入，实现更大的收益。如对农业机械的改进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效率而节约劳动力成本，对粮食品种的改良、对浇灌方式的改进等都能达到节约资源从而增加收益的目的。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可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农业的利润率和吸引力。同时，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以数字化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通过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赋能打好基础，通过智慧平台建设提升农业信息技术服务水平和能力，通过发展电商平台拓展农产品供销渠道，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和农村现代化建设。

（二）坚持协调发展，推动农业农村与工业和城镇共同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单纯以农业论农业不行，脱离工业化、城镇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行不通”（15）。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农业农村的发展必须与工业和城镇的发展协调推进。其原因在于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密切相关，工业化城镇化在推进农业农村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首先，农业产出效益低于工业，“无工不富”是多年来得出的基本经验。农村应该发展与农产品加工相配套的工业产业，通过深加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从而改善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的状况。同时，“中国的城市化是未完成的城市化，是不离农的城市化。”（16）因此，有学者将中国的城镇化称之为“半城镇化”，其主要表现为青壮年人口农闲时进城打工、农忙时回村种地，经济繁荣时进城务工、经济萧条时回村务农，而老龄人口则留在农村。这种“半城镇化”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农民家庭收入的半城镇化，部分收入来自农业生产，部分收入来自进城务工；二是农民家庭成员生活的半城镇化，一方面是农民家庭部分成员为了生活奔波于城市和乡村，另一方面是不同家庭成员的生活分属城市与乡村；三是“家庭成员制度身份的半城镇化，生活空间主要在城市，但户籍仍然留在农村”（17）。据统计，“至2021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64%，但户籍城镇化率却只有45%左右”（18）。半城镇化保留了农民随时选择生活在城市或是农村的权利，农村是中国农民可以兜底的归宿。这既是中国城镇化的特色，或许也是中国城镇化的一大优势，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发展农业农村必须考虑的现实国情。正是基于中国半城镇化的特殊国情，坚持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协调推进是实现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城乡协调发展要把城镇与农村作为有机整体，实现城乡之间在空间、要素、制度等方面的协调联动，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同时保留城乡各自的价值、特色和功能。

（三）坚持绿色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要生态先行，“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19）。坚持绿色发展，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要改善乡村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实现“三生”融合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其一，要发展生态农业，消除消费者对国产农产品质量的担忧，保障食物安全。其二，改善生态环境，加大乡村环境整治力度，大力开展绿色行动，更好地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其三，打造农业循环经济，建立生产、加工、销售一体的生态产业体系，为农民能就业、就好业创造良好条件。其四，以科技赋能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是生态绿色化、发展绿色化的根本动力，绿色生态建设必须依靠科技创新与发展，这是世界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20）要打造绿色低碳农业，降低农业发展对化石能源，农药、化肥的使用量，以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

（四）坚持开放发展，在双循环新格局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首要的目标就是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即如何让居民吃饱或吃得更好，且能应对特殊情况下（自然灾害、战争等）粮食供应保障的问题。”（21）“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22）我国农业发展当前仍然存在着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给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粮食安全带来了隐患。主要表现在：一是粮食增产难度加大；二是粮食流通机制不健全，效率不高；三是粮食生产成本过高，国际竞争力不强；四是粮食加工升级难以完全满足居民消费多样化的需求。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自给率高低并不是衡量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粮食供应组织能力、经济实力和相应的购买力、农业产业结构和食品消费结构调整能力同样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23）。因此，坚持开放发展，构建双循环格局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的必由之路。其一，要打通国际粮食交易渠道，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发展与主要产粮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调剂余缺，满足居民多样化和更高品质的粮食需求。其二，完善国内粮食储备制度，在国际粮食价格低迷时以较低的价格进口粮食，进行储备，同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适当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提高农民收入。其三，凭借中国最大粮食市场的优势，主导建立公平合理的粮食贸易规则，有效管控国际粮食贸易风险。其四，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粮食安全合作，确保特殊时期国家粮食安全。其五，通过财税优惠政策和外交协调，支持农业企业走出去，在耕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租地从事粮食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建立国际粮食仓储、物流基地，增强利用国际粮食资源的能力。

（五）坚持共享发展，建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机制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24）。实现农业农村发展离不开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建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机制就是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其一，在共建共治共享的辯证统一关系中，共享以共建共治为前提。没有农民主体的参与，乡村不可能获得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可能持久发展，也就无所谓发展成果共享。要搭建参与的平台、畅通参与的渠道，鼓励农民广泛参与决策和管理，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其二，乡村社会治理要突出以自治为本、法治为基、德治为辅的“三治融合”。要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同心协力，构建科学、公正、可行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促进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其三，要加强农业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大力培养农业高技能人才，推动实施农民职称制度，以农业人才带动农业技术创新。其四，要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管理制度，在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引入企业运作模式，组建以乡贤为主体的集体经营团队，推行以农户为单位的民主决策机制，建立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通过农业集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注释：

（1）（24）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5页。

（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4）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183页。

（5）顾龙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1997）》，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页。

（6）《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8）《调查指：中国20年“农转非”比例仅增7.7个百分点》，中国新闻网2013年10月27日。

（9）《***在江苏调研时强调：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

（10）（1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11）侯冠平：《我国城乡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探析——兼论物流业与三大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关系》，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