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舟行保障

时间：2024-05-07

齐晓玉王兆鹏

摘要：宋代官舟数量有限，常常周转不开，文人利用自身地位或者私人交情托请纲运部门的官员获取官舟，已是常态。民间私舟多以雇佣方式获得，交易过程中择舟约价环节非常重要，士人往往会考虑性价比、安全性等问题。获取交通工具后，士人便可上路，途中往往通过与船夫合作的方式，化解自炊与水宿的压力。他们不仅要应对食物补给与厨人烹制两方面的困扰，同时还需找寻适合停泊的位置。由于船只容易受到风浪的影响，士人常常会有不适乃至不安的水宿体验。另为了应对突然的疾病，文人常常“携药”出行，途中还会直接招请医生，并努力交际，以托人请医的方式获取沿线医疗资源，以保障自身性命安全。

关键词：宋代文人；出行；船具；食宿；疾病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魏六朝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建设”（19ZDA253）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3）11-0090-08

乘舟是宋代文人重要的出行方式。舟行途中的船具、食宿、疾病问题，因关涉文人能否顺利抵达目的地，而成为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从苏轼《赴英州乞舟行状》中所提到的因“无雇人买马之资”乞舟行，“忧悸成疾，两目昏障”以及舟行“所贵医药粥食，不至大段失所”等内容，（1）就可見一斑。因此，厘清这些问题，还原宋代文人出行中的细节，尤为必要。文人出行途中的船具、食宿问题，已分别有学者做过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宋代政府对于官员出行的政策支持，并对文人流动中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2）。不过还有探讨的空间。文人舟行的交通工具如何获得，遇到困难，他们会如何解决？文人食宿多在舟上，他们如何解决食材获取与烹制的困难，会有何种住宿体验？文人行旅途中为了预防以及治疗疾病，会做何种应对准备？接下来就一一探讨。

一、出行的前提：官舟的差借与私舟的雇佣

宋代士人旅行所乘之舟分为官舟和私舟两种。官员因公选择水行，政府会配备官舟，但是不容易获取，士人常常需要设法向水路沿线的纲运等部门差借才能得到。私舟是来自于民间的船，通过雇佣就能得到，获取比较容易，不过因为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士人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一）官舟的差借

“差借”一词，常见于宋代文献，指的是政府给派遣官员提供交通工具、牵驾人夫等。如天禧二年四月，真宗下诏，去南方赴任的官员，在真州、楚州、泗州下了官舟后，水路沿线的空闲船只，“许差借乘载赴任”（3）。据南宋谢深甫监修的《庆元条法事类》“差借舟船”类载，一般职位越高，所获得的船只数量和种类就会越多。最高权限为不限船只数量，最低权限是“座船一只”，而获取最少船只的官职为“余官，或校尉，任使臣差遣并在外被差干办公事”（4）。如此看来，至少在政策层面，宋代公干的士人都有资格获得船只的使用权。相比于宋初，“官舟数少，非达官不可得”（5），有了很大的完善。

官员差借船只的部门，主要是负责纲运的管理机构。纲运，是各路组织物资运输以达到全国财富共赡京师及供给边军的目的，所以纲运机构如转运司、发运司、排岸司等拥有大量的运输工具，其中就包括船只。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晏殊回乡丁忧期间，被皇帝夺情起复，“淮南发运使具舟送之京师”（6）。淮南发运使，又称江南东、西路、淮南路、荆湖南、北路、两浙路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转输岁供粮粟等事。而晏殊占籍临川，属江南西路，正是发运使职权所能覆盖的范围。乾道六年闰五月二十日，陆游“登漕司所假舟于红亭税务之西”（7）。由此可以看出，纲运部门掌握着公干官员乘舟出行的使用权限。另外，水路沿线州县的其他长官也会允许士人使用官舟。比如，绍圣元年，黄庭坚在洪州丁忧期间，向当时任知府的李琮，“许借两舟至海昏”（8）。

宋代官舟发放时，以“下状先后为次”（9），即先乞舟者先得，不过见阙、身亡、丁忧、监司四种情形可优先用船。宋代官舟数量有限，船只周转不畅的情形，常常出现，比如朱绂在《乞舟帖》中曾经描述过这一情形，朱绂所乞之舟，来自于使司，乃官舟，政府需要等到派出的船回来后才能差拨给他。于是，朱绂建议，把提仓查公差借给杨承议的船先借给自己，他的行程短，只到达扬州、润州，而且去了就回。试图通过这个方法以尽快获取船只。（10）

在这种情况下，位高权重的文人利用自身地位向沿线官员求船，往往更容易达到目的。仁宗时期，许元任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求官舟者甚多，他对“势家要族”，立马推之大船，而“小官惸独，伺候岁月，有不能得”，招致众愤，因此被贬为扬州知州。（11）乾道六年，周必大乘船从永和出发赴临安府，途中就曾四借舟船：四月二十三日，于洪州“行三十里，遇漕司所假舟，徙焉”；五月十九日，“赴（太平）州会。风雨不已，天气如暮秋。借郡舟易豫章者”；闰五月七日，“赴（常）州会，宾客往复不能记。换舟，遣尝所假者”；六月二十三日，于苏州“别从母、茂之，出娄门，登府中所借舟，为奏事之行”。（12）处于高位的文人不仅可以成功借到船只，而且所借船并非过州界限就给予送回。借太平州的船过了江宁府、润州，到了常州换舟后才被退回。从常州借的船则出了常州界，到苏州吴县获取新船后，原船才予以送还。

为了获得官舟使用权，文人托请友人帮忙已是常态。绍圣四年，谪居惠州的苏轼听说弟弟苏辙被贬往广南西路的容州后，随即给王古（敏仲）写信，问他“能与监司诸公言，辍一舟与之否”（13）。监司，是路一级管理机构，是转运司（漕司）、提刑司（宪司）、提举常平司（仓司）的总名。王古，苏轼之前与他已有密切交往。绍圣三年，章楶（质夫）移江、淮发运使，王古代楶知广州。（14）之后二者有过频繁的书信往来。而广州紧临端州，所以苏轼才向王古请托。如果能有一舟，那么苏辙就可以沿韶州、英州南下，舟行端州、康州，到达容州。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在江宁决计归许下，打算沿汴河到陈留，然后陆行至许昌。（15）出发前，给表弟程之元（字德孺）写信：“今有一状干漕司，一坐船乞早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迈到彼乘来，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滞留为幸。”（16）说明苏轼已经向漕司上状，来获得座船，并且希望官方可以把船放在常州的岸下，这样他的儿子苏迈可以乘船过来。不过苏轼仍然有点担心，希望表弟为自己留意，以免滞留。苏轼所在地江宁府，属于江南东路。常州，属于两浙路。虽不知苏轼所上漕司是哪一路的转运使，但是程之元当时任江淮荆浙发运使（17），所以在这件事上有着充分话语权。果不其然，苏轼得到了官舟，他在给李之仪的信所言“某已得舟，决计归许”（18）即是证明。

甚至一度可以利用官舟做私事，南北宋之交的孙觌，曾向巡检李修武多次写信借舟，“某属李元卿买羊鱼为岁时问馈之用，欲从公假一舟载至西徐也”（19）“某欲寄书，并纸札数箧于山中，须仗左右为分寄深僻处，所以干扣者。公所付，则他日无乾没之患也。竢区处才毕，即别以书上扣，并假一舟也”（20）“向许假舟，望如约。已备数箧书籍、纸札，候公津遣也。得两舟，则满所望矣”（21）。最后，终于获得官舟，“蒙假船匠等，极济所须”（22）。为了解决官舟供需不平衡的问题，浔州知州郑思永言：“言流监司科属县造舟，应副过往之人”（23），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员随意差借舟船的现象。

与此相应的是，下层官员的呼应常常无人理会。北宋后期宗泽曾作《上郑龙图求船书》，当时他官职较低，自密取道，得车至朐山，欲乘船至江左，归江南，却无人可借舟船，只能“疾声而问曰：‘谁哀王孙乎？谁借以一苇而使涉大川乎？”（24）。

因为士人请托过多，官员差借舟船私用的情况时常出现，引起朝廷重视，不少官员因此受到惩罚。如仁宗至和元年，“（常州）知州以官舟假人”（25），由此导致时任常州推官的胡宗尧连坐。官方甚至下令不许官员差借舟船，徽宗宣和六年，下诏禁止六路漕司差借舟船、人物等，若官员违背此政策，一旦被发运司觉察，“以违御笔论”（26），均是希望对此有所约束。然而屡禁不止，更加说明了差借舟船的普遍。

（二）私舟的雇佣

官舟数量少，士人获得的难度比较大。相反，民间私有船只获取较为容易，应用广泛。不仅政府纲运经常使用私舟，公派官员奉使番邦也会搭配私船。比如宣和四年，高丽国王去世，次年北宋政府派人出使高丽，曾雇募“六客舟”（27）。因此，士人出行，使用民间船只，不足为奇。

雇佣，是文人长途旅行中最典型的私舟获取方式。（28）出发前，官员将船主与船只一同雇佣。上路后，船主与士人同行，负责船只的正常运转。文献中常见“假某人客舟而行”的说法，就是此意。如乾兴元年，郓州知州李迪“谪衡州副使”，抵达仪真后，发运使郑载“假张驼子客舟”助其水行。（29）“客舟”即为商船。景祐三年，欧阳修被贬夷陵，自真州便“假”船主李迁之的客舟出行，行进途中双方不仅有过对话，“次浔阳，见买一石，砻而载于舟，问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为”，欧阳修还为船户给湘潭县药师院新修佛殿的行为作记。（30）长途旅行中，士人往往需要多次雇佣船只才能抵达目的地。陆游前往夔州上任，出浙西运河，进入长江，换船前进时，就“迁入”嘉州商人王知义的船（31），在沙市又“迁入”嘉州人赵青的入峡船（32）。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士人常常获得船只的使用权，而并非所有权。文献中诸如“买舟”的说辞，多指“雇舟”，与今人所言“买舟”，意义不同。如宋人杨时《与游定夫书》（其一）所言：“某自衢买舟渡江”（33），周必大游记中提到的包括士人在江南地区“买”小舟去某地赏景之类（34），都是雇佣之意。当然，士人也会出现搭乘和购买船的情况。不过，这并不是士人在长途流动中获取船只的主要方式，所以在此略过。

“择舟约价”是雇佣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双方会根据船只状况、行程里数、行李担数以及紧急程度商议价格，一经确定，船主“不得例外邀求钱物”（35）。宋代士人有时会通过牙人（掮客）来议价。如黄庭坚给友人书信中，“试托令船牙人子细问当”（36），托友人向牙人傳达自己的需求。有时价格虽高，但因为“得大舟安稳，又速离得鄂州，是第一策，虽三十千不足为费也”（37）。有时也会托朋友代请专业人士加以指导，南宋士人游子蒙趋试南宫，过衢欲买舟，“而无知识可托”，朱熹代他向官员张孟远请求“指挥干事人相导之”（38）。另外，官员也可以不通过掮客，自主议价，比如唐瞻自眉州前往泸南看望父亲，当时因为江涨，客舟都舣岸不动，即使以厚利诱之，也没有船只答应。无奈，他“跳入艇中，叱仆夫解维，渔者不得已，从之”（39）。宋徽宗禅位后，出东水门，“得一草笼回脚粮船，与舟人约价登舟”（40）。这显然都是乘者与船者的交涉，并不涉及他人。

士人自行选择交通工具，灵活度比较高，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多方面的斟酌。

首先，是性价比的问题。士人们多选取性价比高的船，如果性价比不高，则会后悔不迭，比如王槐城曾经借姻亲家的吴氏舟，上船后发现所携带的东西，“不能称舟所容之十一”，悔曰：“予何为借是！予川行五百里尔，而篙师櫂卒之费为钱六十千。”（41）除此，船的牢固与否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比如黄庭坚在托人选船时，曾明确提到：“昨日见潭船一样者凡三只，试托令船牙人子细问当，虽三十千足不害”，船质量佳者，贵些也无妨，而有的船虽然便宜，只要“二十千”，但是船小，“亦微疏漏”，质量不佳，则不在考虑范围内。（42）元符三年，苏轼移任廉州，点名使用“泉人许九船”，因其“牢稳可恃”，而“余蛋船多不堪”。（43）因此，即使许九的船在外县尚未回来，需要等待，也心甘情愿。船的大小也是需要考虑的条件。大舟，相比于小舟，可能更加舒适，如黄庭坚在赴戎州之时，租赁一大舟，“舟行不甚觉暑气。至此无可以累左右者”（44）。不过，具体路段因为路况不佳，如通水情况差，士人只会选择小舟。哲宗元符三年，苏轼离开英州，到达金山寺下，当时水道浅涩，虽然“乘大舟以便幼累”（45），但因大舟导致无法前进，因此还是坚持用小船。

其次，是安全性的问题。士人希望通过约束舟人行为以保障生命与财产安全。行旅途中，船夫因夺财而谋害旅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夷坚志》中曾记述一秀才乘舟时，因被船主看到行李中藏有银两，无辜受害。（46）《续夷坚志·萧卞异政》提到，有朱客僦舟西河，被船主杀害抛至河岸眢井中。（47）士人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多与船主签订雇舟契。如果对方毁约，旁人可据此找到行凶者。如崔公度赴任宣州途中，看到一艘有血迹的空船，“于舟尾得皂绦一条，系文字一纸，取观之，乃雇舟契也”（48）。契约上有旅人、舟人以及牙保的信息，后政府依此缉捕凶手。

同时，船夫还要熟悉交通状况，安全行驶。从宋代文献来看，行旅士人多靠船夫，在糟糕的交通环境中，化险为夷。乾道六年，周必大曾泊于池州大通镇下，原本远望山色，非常快活，但五更后雷雨交加，“舟摇荡不可止，川船相去才数丈沉焉。予舟本泊于彼，临夜稍徙，仅免于难”（49）。另外，船只也不得负载过多人员，以免造成伤亡。南北宋之交，由于战乱，人员大量南徙，每日高达数百家过江而入浙，政府曾专门下令禁止超载，并派官员予以监督。（50）

二、生存的考验：自炊策略与水宿体验

文人水行途中，一般食宿均在船上。因为多是自炊，他们往往需要及时补充食物原材，并请船上厨人加工。舟船停泊水域位置直接影响文人的住宿环境，浪高风大时，甚至影响生命安全。

（一）食物采买与舟人加工

自炊常见于士人水行途中。文献中屡见船上做饭的表达，诸如“船头日出炊烟起”（51）“沽酒黄叶村，炊饭红蓼岸”（52）“小甑炊雕胡”（53）等诗句亦可证明。杨万里《晨炊光口砦》提到的“野饭匆匆不整齐。新摘柚花薰熟水，旋捞莴苣浥生齑”（54），更是展示了详细的做饭流程。那么是谁来购买生活物资，又是谁来烹制呢？

船上一般有专门的人员采买食物，通常为“舟人”，即船夫。如上节所述，文人通常在雇船时，将船主一并雇佣。行旅途中，船主会安排人员驾驶船只与准备饮食。黄庭坚租船到戎州时，指出“所干止于薪菜鱼肉，舟中人自可办也”（55）。孙觌舟入荆溪后，“次县，舟人告爨薪不属，入市求之，舣周孝侯祠下以待。祠屋宏丽，庙貌矜严，想见斩蛟刺虎之烈。周视两庑，黄冠出迎，具茗饮，而舟人负薪至，遂解去”（56）。据此可知两点：一是船夫承担着采买生活用品的任务，因此比较了解物资的充足与否。有时物资匮乏，经由船夫传达，士人才会知晓。如朱翌《读杜诗至“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舟人偶来告饥，似诗谶也》（57）等。二是文人虽然将此事全权托付给船夫，但对生活物资的存量有知情权。并且船夫在得到文人的允许后，才可以驾船改变原定路线，靠近临近市场购买物资。陆游入蜀途中，“两日皆逆风，舟人以食尽，欲来巴河籴米”（58），即可证明。杨万里行船过桐庐县时，曾见到“稚子排窗出，舟人买菜还”（59）的景象。个别情况下，士人也会参与购买。王十朋曾于水行途中，花百钱买十六个橘子，“比乡里小，差而味酸”（60）。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旅途中的人们购买到食物原材料后，就可以在船上进行烹制。有時会有专门的厨船来烹饪（60）。元丰二年，钱垂范带队到宜兴公干，船队停靠在长桥边，负责做饭的船起火，火势无法控制，最后将旁边的长桥一起烧毁（61）。乾道三年，周义大自庐陵往浙江看望外舅，归途过丰城县后，厨船触大舟，“几覆”。（62）庆元二年，袁说友在去往四川途中，曾连作《庖人舟以风殿后早饭不继》（63）《庖人舟殿后馁甚以葱齑佐饭》（64），由题目可看出，厨舟因风慢行，落于最后，导致士人无法及时吃饭，只得用葱调味佐饭以饱腹。

船上一般携带灶具。古人游山玩水，尚且携带炊事用具，以供饮食。出行远方，更不会忘记，这样才能随时行厨。比如唐代白居易乘船前往江州，“起问鼓枻人，已行三十里。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饱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65）行灶，是可移动的灶炉。南宋刘子翚去瓯粤路上，雷霆大作，水势较急，舟行其中，以致“釜灶倾颓不能立”（66）。灶具有时还需与舟人共用，如方回泊皋亭山下，曾感叹“饭迟缘共灶，舟窄仅容衾”（67）的情形，因为多人使用灶具，所以导致做饭推迟。

至于烹制食物人员的身份，待遇比较优厚的官员乘舟时，会有专门的人烹制饭菜。孙觌曾与书赵待制，“需小舫，适皆为人所先。今令僦一大舫去，庖人遣诣左右”（68）。庖人即指厨师类人员，负责供膳。如果士人自带厨师，有时可能仅供自己使用，船上他人不能随意驱使，如士人郑明仲乘船时，与故旧数人同舟，“随行仆能设馔。诸人皆喜。愿得同庖饮食。郑呼仆告之。毅然曰：‘所以来。但能服事一主人翁尔。不愿杂他客也。”（69）

多数情况下，做饭由船夫承担，“舟人苦无夜，未晓起炊烟”（70），或是船夫的妻子执炊，“篙师夜先起，船尾灯火明。苦寒未可发，妇为治餐烹”（71）。徽宗宣和七年，李纲赴任途中，曾经传呼渔舟买鳜鱼，交由舟人烹制：“付疱荐酒择困者，挥刀切玉芼桂姜”（72）。王十朋曾沿途购买腌鱼，随即船夫加工制作，士人就餐：“烹庖入坐气微腥，饤饾登盘色如赭”（73）。或为奴仆，“赤脚婢三后执爨”（74），由于供餐频繁，仆人甚至厌倦晨炊，出现了“卯饭几及午”（75）的情况。有时也会是一同前往的家人参与做饭，如梅尧臣返颍昌府时，曾只乘单舟，未携带任何仆从，感叹自己“朝餐每愧妇亲炊”（76），一日三餐全靠妻子操持。偶尔旅人本人也会协助做饭，如吴江沈氏子前往平江途中，遇到僧人搭乘，乞讨食物，沈氏子告诉僧人：“适与舟人羹鱼为馔，无物为盘，羞不罪也。”（77）船上虽可以做饭，但空间可能较小，士人居其中，会有“晨炊凑鼻烟”（78）的情况。当然如果行舟过小，则无法烹饪，如南宋葛立方操持叶舟去访道祖，“炊烟不动无桐甑”（79），就是属于这种情形。

（二）泊位选择与水宿体验

士人不必驾驶交通工具，白天亦可在仓内休息。此时乘舟体验多与舟本身的环境相关，如果乘坐小舟，必然空间局促。方回泊赤岸时，就曾指责船夫租船过小，“柁师所见赁，修广仅数尺。而我凡五人，卧处殊太窄”（80）。黄庭坚赴宜州贬所时，曾因获取官舟失败，与家中十六口人挤在雇佣的小舟中，为此惠洪还曾言其船过于迫窄，黄虽然用“烟波万顷，水宿小舟，与大厦千楹，醉眠一榻何所异？”（81）来自解，不过亦能看出士人居于小舟的真实处境。船只物品杂布，条件比较艰苦，由于空间狭小，甚至会“晨炊饱吃连床饭”（82）。有时船只停泊靠岸，沿线商贩上船兜买，船上的住户往往不胜其扰。《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有关经历：“海边人来时，诸僧皆隐入一室内，闭户绝音”“海边男女，频来卖买，终日闭户，极以难堪”“予倚悬大袋，终日竟夜辛苦。五个年间，以不卧为勤。今望此时，殆可退转”。（83）僧人即使改变往时习惯，由以前的不卧床转为靠大袋休息，但仍感疲惫。

士人水宿中，夜宿更为常见。夜宿体验常常与停泊位置有关。有时船只泊于亭台、桥梁等处，但不是最佳的停靠位置。陆游入蜀时，过黄州，移舟竹园步，“盖临皋（亭）多风涛，不可夜泊也”（84）。范成大曾至涪州排亭，但由于波涛汹涌、漩涡如屋，“不可梢船。过州，入黔江泊”（85）。

船只多停留在港湾，凡是渡口或者港口处，行人多会选择在此处停泊。同一路段内，文人在不同时间接到政府使命，亦会在相同的地方泊舟。神宗熙宁七年，晁补之侍父北上，曾泊于太平州当涂的采石矶，即采石渡附近；哲宗元符二年，他服除改监信州盐酒税，再度宿此。（86）

港湾中停留有多只船。贺铸泊舟盱眙，作诗说：“野泊岁云暮，念归期正赊。津童为遇客，商泊是邻家”（87），能证明其附近都是商船。有时停泊之地可容船只较少，甚至发生争夺舟位的情形。如陈执中自谏官左迁，乘舟东下，叶清臣自两浙罢官归，道中相遇，因争泊舟之地，而产生嫌隙。（88）除此，恶劣天气下，船只进入泊舟港湾也并非易事，如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卷三：“辛亥，风正北，以舣泊未安，踔白浪至湖口县。县港仅能容舟，水稍落则不可泊。”（89）入港之时，众多船只汇聚，如遇困难，可寻求他船协助。陆游“舟至石壁下，忽昼晦，风势横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帆，趋小港，竭力牵挽，仅能入港。系缆同泊者四、五舟，皆来助牵”（90）。

船停泊于港口后，众人在船上休息。安静之时，虽然孤独，但没有声音的打扰，如释德洪《湓江宿舟中》“琵琶亭下孤舟宿，夜静风清水四围”（91）。《冷斋夜话》记载，秦少游南迁，宿庙下，登岸远望后，归卧舟中，“闻风声，侧枕视，微波月影纵横，追绎昔尝宿云老惜竹轩，见西湖月夜如此，遂梦美人，自言维摩诘散花天女也，以维摩诘像来求赞。”（92）月影婆娑，犹如昔日之西湖月夜，士人于此休息，则会得到绝佳的水宿体验。

文人水宿，经常感到不适。首先，面临声音的打扰。船上舟人、篙师的准备活动，都会被听到。梅尧臣《宿洪泽》曾言：“舟子起添缆，夜潮同雨来”（93），众多声响，必然惊扰睡梦。同时由于港湾中停留多只船，士人有时半夜也会听到邻舟启动的声音，如梅尧臣《闻橹》“静夜有舟下，中流闻橹声”（94），这种情况亦会影响睡眠。

其次，温度的变化，有时也会使得舟宿体验不佳。天气严寒时，文人只能缩于舟中。熙宁六年除夜，苏轼乘船宿于常州城外，被子雖然厚重，但身体犹感寒冷。（95）下雨若逢破舟，则更加难捱，如赵湘《秋夜舟中作》说：“独夜听鸿深浦宿，坏篷连雨一灯秋。”（96）如果处于冬日，处境更为糟糕，雨雪交加，洒落室内，周围一切难以抵挡寒冷的侵袭，甚至只能僵卧于舟，以等天明。反之，天气太热，物品都散发热量，众人杂处其中，则有中暑的风险。如刘克庄从番禺出发，当时虽已入秋，但暑气犹在。行舟有如炊甑，热气蒸腾，士人只能靠“偶得顺风张帆，伸首篷外”（97）来加以纾解不适。

最后，船只浮于水中，风浪的变化，就会造成住宿环境的波动。心态好如苏轼，遇到这种情况，会拒绝朋友邀约，选择拥被而睡：“风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摇撼，不可存济，亦无由上岸，但阖户拥衾尔。”（98）心态一般者，则会难以入睡，感到恐惧，如黄庭坚所言：“舟次大风簸船，凡动物皆讴吟达旦，时时惊眠，亦有断维折柁之忧。”（99）乾道九年，范成大在前往静江府的途中，宿临江军，当夜大风急雪，顷刻盈尺，“蓬窗摇荡震压，终夕危坐，以须其定”（100）。在恶劣的环境面前，船体显得不堪一击，旅人甚至会有性命之虞。方大琮屏逐东归时，在九郎滩处，“维断底漏，差尺寸则鱼腹矣”（101），幸遇小舟，才得以获救。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有时不得不移步陆上。乾道三年，周必大携家自江西泛舟入浙，返回途中就曾遭遇这种情形：十月十五日，水浪骇人，整夜犹如波涛拍枕；到了次日，风势更强，白浪如山，旅人“夜不安席，仆樯以杀其势”（102），随后徙寓民居，但仍心有余悸，以致夜不能眠。

三、意外的应对：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文人舟行途中，常因水土不服而生病。如治平四年，欧阳修浮蔡河往亳州，因舟中大热，“食生冷不节”，所以到颍“渴淋复作”，一度引发旧疾。（103）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北归过扬子时，积年瘴毒大作。（104）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提前筹备药品，来进行防治。同时还会寻求外援，或主动招医，或托官员求医，以利用途中沿线医疗资源，达到救治自身的目的。

（一）携“药”以消忧

出发前，文人会根据路上可能出现的身体状况，提前准备好应对的药品。北宋赵湘送沈天锡赴始兴司户时，曾提到对方“欲行犹买药”（105）的行为。有时也会为远行的友人备药，以显示二人间的友谊。哲宗绍圣元年，苏轼在惠州归善，任宁远军节度副使，送别吴先辈时，嘱咐对方“后会未期，千万珍爱珍爱！药数品，可备途中服食”（106）。如果将行之地某种疾病多发，亲友也会叮嘱士人购置专药以作预防。乾道八年，范成大自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从余杭出发告别亲友时，送者皆曰：“君今过岭入厉土，何从数得安否问？此别是非常时比”，不禁发问：“君纵归，恐染瘴，必老且病矣。亦有御瘴药否？”（107）御瘴药正是基于岭南之地多瘴毒的应对之策。

为了保证药效，他们非常注重药物的区分与摆放。太学博士朱植曾为即将回家的双亲预备药包，分别题名“甲”“乙”以区别不同的疾病，后来“舟行，夫人感微恙”（108），服下“甲”包中的药后，果然痊愈。同时，药品的摆放也非常重要。《作邑自箴》卷十“登途须知”条中指出，人们出行时，茶药不可放在同一笼箧，以防浸染，同时“药气酷烈无近衣服”（109）。在宋代士人的旅途设备中，药物常放在专门的箱子中，称作“药囊”或“药笈”。贾注归蜀时作“囊里几般仙药草”（110），陆游亦有“药笈箸囊幸无恙”（111）句。另《夷坚志》中曾记载：

往日过往一秀才登其舟，此老次子卧板上，称头痛不可忍，秀才曰：“吾行李有药可治。”及发箧取之……（112）

亦可资证明。长途旅行中，药箱给予文人极大的安全感。元祐八年十二月，贺铸舟泊于广陵茱萸湾，发出“药囊诗卷是生涯”（113）的感叹。当时诗人老病缠身，但因为药箱与诗卷，其身心都得到了安慰，因此二者才会成为贺铸路上的重要依靠。

文人上路后，药物经过使用，存量变少。为了避免出现药品不足的现象，他们亦会沿途买药。宋代药市较为常见，甚至出现了“卖药村村市”（114）的现象，因此官员沿途购置熟药已非难事。熟药，即加工后直接可以炖煮服用的药，非常方便。陆游入蜀途中曾在蕲口市买熟药，赞叹道：“药贴中皆有煎煮所须，如薄荷、乌梅之类，此等皆客中不可仓卒求者。药肆用心如此，亦可嘉也。”（115）除此，士人行于途中，也会发掘路边的药材，如张耒《发岐亭宿故镇三首》（其三）曾言：“偃亚道傍松，茯苓应可掘”（116），茯苓是一种中药材，可用于健脾利水。正是出于对防治疾病的关注，士人才会注意到药材的采摘。仁宗嘉祐元年，梅尧臣启程还京之时，因为行程紧迫，来不及采摘草药，有“百草堪为药，舟行不及收”（117）之叹。

文人晒药、煮药的场景更是屡见不鲜。北宋释德洪《彦周以诗见寄次韵》说：“归来渡湘江，一叶浮万顷。舟中亦晒药，欲以驻颓景。”（118）扁舟浮于茫茫江面，孤独的僧人只能借晒药来打发时间。除此，他们也会在诗中描写炖煮药物的场景，南宋释宝昙《舣舟南渡有怀》即属此例，“待得潮生已夕阳，药炉无火正凄凉”（119），太阳已经落下，潮水还未到来，药炉却已渐渐熄灭。出行的不顺，疾病的侵袭，凡此种种，使得旅途愈发艰难。

（二）缓程以直接招医

士人根据病情备药、用药，已经成为习惯。不过这种行为有一定的危害，有时甚至威胁生命。《唐语林》曾记载华阴官员杨牢在奉使外出中突发疾病，由于未请医生诊脉，自行服药，最终殒命。（120）因此，寻求更为专业的帮助，势在必行。

生病的官员可以放缓行程，在沿线地区直接招请医生。熙宁三年，欧阳修因为足疾，绕道颍州，“某去蔡咫尺，以病足为梗，少留于此，忽复逾月”（121），“修过颍少留，以足疾为苦”（122）。神宗元丰二年，苏轼晤吕希道、吕景纯，曾以病留南都半月。（123）黄庭坚《与彦修知府书五》（其一）提到自己在流转途中“多病就医药，所至淹留，凡三易舟，乃得及此”（124）的经历。当然，这种原地逗留治病的行为必须有凭据，如此才能获得政府允许。大中祥符七年，朝廷规定：“（文武官）在道属疾者，所至遣官验视，给公据”，到任时，需要将因病治疗而延期的证明交给上司，如果被查出“设诈妄满百日者”，则要给予惩罚。（125）

但是，文人凭借自身力量去召请沿线医士，不一定能成功。以身处仁宗时代的欧阳修为例，景祐三年，欧阳修被贬夷陵，途中两次呼医，均未成功（126）；途经江州，因疾病而“呼医者”，却遭遇失败。他只得继续前行，到了郭家洲可能仍感不适，甚至有“谋还江州，召庐山僧以医”的想法，但最后不了了之。欧阳修的求医困难，一直持续到庆历时期，都没有改变。庆历元年他在开封任馆阁校勘，时母病，他求医不得，只能寻诸梅尧臣帮忙，“看有不系官医人，或秀才处士之类善医者，得一人垂报，待差人赍书帛去请他，幸为博访之”（127）。

对比之下，乾道六年陆游入蜀途中两次招医经历则无疑是成功的：

（六月）七日，早，遍辞诸人，赴方务德素饭。晚，移舟出城，泊禾兴馆前。馆亦颇闳壮。终日大雨不止。招姜医视家人及绹。（128）

（八月）二十九日，早，有广汉僧世全、左绵僧了证来附从人舟。日昳，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楼阁重复，灯火歌呼，夜分乃已。招医赵随为灵照视脉。（129）

甚至在六月七日，大雨不止的情况下缓程招医，亦没有失败。

借此得知，虽然士人在行旅途中得病，可寻求医生治疗，但是却有失败的风险。这可能与官职的大小有关，陆游赶赴夔州任通判，是州级长官。而欧阳修所得到的任命，只是一个下县的县令，相比之下，自然无法有效地调动途经地的医疗资源。

（三）请托官员以求医

宋代士人依靠自己去寻求途经地的医疗资源，能得到的帮助比较有限。相比流动文人，地方长官更容易调动当地医疗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士人借助第三方的力量，即沿线所经州县官员，以保障性命安全，尤为必要。

文人生病时，可寄信地方官员，寻求帮助。元丰七年苏轼过池州，曾给当地长官王琦寄信，“疮疖大作，殆难久坐，告作一肉饭，竟日移舟池口矣。山妇更烦致名剂，某感戴不可言。”（130）疮疖，指的是皮肤红肿类疾病。此时，苏轼尚且可以忍耐，所以并未为自己托请医药，选择为身体不适的妻子讨要药剂。后来病痛加剧，他数次与信王琦，并详述症状：“疮肿大作，坐卧楚痛”（131），向对方求助。到了金陵，苏轼仍然跟对方保持联系，敘述自己的身体情况。（132）有时，士人则不必请托。当地长官碍于好友情谊，亦会自带药饮慰问对方。建中靖国元年夏，苏轼在扬子县，瘴毒大作。米芾曾前去问疾，冒热到东园送苏轼麦门冬饮品（133），麦冬可强阴生津，益气生津，此饮品恰可缓解苏轼病痛。

文人为了求医成功，常常利用沿线官员接待流动士人的场合进行请托。比如陆游抵达吴江县之后：

知县右承议郎管、尉右迪功郎周郔来。县治有石刻曾文清公《渔具图诗》，前知县事柳楹所刻也。《渔具》比《松陵倡和集》所载，又增十事云。托周尉招医郑端诚，为统、绹诊脉，皆病暑也。（134）

陆游先与当地知县管、县尉周郔见了面，还参观了本地县衙治所。双方有过共游的经历后，陆游再请周郔招医为统、绹治病，显得并不突兀。相同的情况，还发生在陆游七月六日过建康的时候，他先与诸位官员寒暄交际，“见左朝散大夫太府少卿总领两淮财赋沈夏、武泰军节度使建康诸军都统郭振。右宣教郎知江宁县何作善、右文林郎观察推官褚意来”，之后则请“何令”，即江宁县知县何作善，招刘仲宝医士为家人看病。（135）至于交际应酬当天另见到的秦伯和侍郎，三日后，主动遣医柴安恭来视家人疮伤并送药。周必大遇到的情况也与之相似。（136）在见过地方长官后，周必大亦招医成功，这属于变相的托请。有时士人还未露面，沿线官员已经了解他们的求医需求，如陆游尚未入州，周元特“闻予病，与医郭师显俱来视疾”（137）。待陆游入州后，更是招郭医为陆游把脉，商定所用医药。

古人出行，解决了交通工具问题，只是获得了最基本的保障，还要面临食宿与生病这两重更为严峻的考验。可以说，士人长途流动中，能够平安抵达已经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欧阳修《与薛少卿公期书》中所述：“某自南行，所幸老幼皆无病恙，风波不甚恶，凡舟行人所惧处，皆坦然而过”（138），称得上是士人水行途中的写实心境。

注释：

（1）（13）（16）（18）（43）（45）（98）（106）（130）（131）（132）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43、1696、1688、1543、1537、1740、1723、2501、2476、2476、2476页。

（2）参见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黄纯艳：《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等。

（3）（26）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121、4097页。

（4）（9）谢深甫监修：《庆元条法事类》，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14—115、113页。

（5）（29）魏泰著、陈应鸾校注：《临汉隐居诗话校注》，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96、196—197页。

（6）（30）（103）（121）（122）（126）（127）（138）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52、938、2531、2520、2346、1902、2451、2503页。本文所用欧阳修及其作品的行年与系地信息，均根据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下文不再赘述。

（7）（12）（31）（32）（34）（49）（58）（62）（84）（85）（89）（90）（100）（102）（107）（115）（128）（129）（134）（135）（136）（137）顾宏义、李文点校：《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738—739、1000—1010、744、782、935、1003、772、994、772、855、973、763、826、972—973、821、771、741、777、742、749—750、1024、754页。

（8）（36）（37）（42）（44）（55）（99）（124）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06、1473、1473、1473、792、792、980、844页。

（10）（41）（50）（68）（101）（125）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册第109、346册第399页、147册第95、159册第303、321册第331、12册第257—258页。

（11）（2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90、4268页。

（14）（15）（17）（104）（123）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4、2984—2985、2959、2993、1100页。

（19）（20）（21）（22）孙觌撰、李祖尧编注：《内简尺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66、567、567、567页。

（23）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2013版，第3186页。

（24）宗泽著，黄碧华、俆和雍校注：《宗泽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27）（40）（48）（77）（81）（92）朱易安、傅璇琮主编：《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编第8册第131、四编第3册第186、三编第9册第52、三编第3册第213、二编第9册第87、二编第9册第40页。

（28）学者黄纯艳认为士人乘船主要有四种方式：官派、雇佣、搭乘、购置，参见《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7—381页。但士人长途旅行中，雇佣因更能方便士人出行，更为贴合他们的诉求，因此受到极大欢迎，本文将此立为典型。

（33）杨时撰、林海权校理：《杨时集》，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09页。

（35）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78页。

（38）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1页。

（39）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01页。

（46）（69）（112）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94、533、1594页。

（47）元好問撰、常振国点校：《续夷坚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页。

（51）（116）张耒撰，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张耒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4、137页。

（52）（53）（111）（114）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9、2072、3848、4517页。

（54）（59）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70、1244页。

（56）孙觌：《鸿庆居士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5—206页。

（57）（63）（64）（66）（67）（70）（71）（74）（75）（79）（80）（82）（91）（96）（105）（110）（118）（119）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74、29923、29976、21354、41630、45412、41644、29103、29814、21801、41644、14301、15309、882、872、935、15133、27129页。

（60）（73）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纪念馆修订：《王十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50、348页。

（61）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22号，台湾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493页。

（65）白居易著、谢思炜校：《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90页。

（72）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10页。

（76）（93）（94）（117）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69、852、486、873—874页。

（78）（87）（113）贺铸著，王梦隐、张家顺校注：《庆湖遗老诗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273—274、376页。

（83）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86）晁补之著、乔力校注：《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附录《晁补之年谱简编》，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55—256页。

（88）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9页。

（95）（133）苏轼著、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3、2457—2458页。

（97）（108）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991、6295—6296页。

（109）李元弼：《作邑自箴》，张元济主编：《四部丛刊续编》第31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0a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