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城市化的独特路径

涂文学

摘要：中国告别传统农业和乡村社会形态而开始工业与城市近代之旅，是以开埠作为历史契机首先在条约通商口岸缓慢展开的，这与欧美诸国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进行工业革命和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等内力作用实现近代城市化早发原生型模式显然迥异，具有后发次生型显著特征。在外力推引、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近代城市化由外及内、自上而下和从乡到城艰难开启，表现出“被城市化”、政府主导缺位和社会参与不够、城乡二元对立和区域发展非均衡等特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独特路径和发展模式，不仅制约了近代中国城市化总体水平，也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造成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3）11-0106-07

中国告别传统农业和乡村社会形态而开始工业与城市近代之旅，是以开埠作为历史契机首先在条约通商口岸缓慢展开的，这与欧美诸国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进行工业革命和日益增长的商业化等内力作用实现近代城市化早发原生型模式显然迥异，具有后发次生型显著特征。尽管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起点较低，城市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复杂，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更显曲折与坎坷，但是外力推引启迪了近代国人救亡意识、现代意识和城市意识，通过外部示范与内部效仿、国家主导与民间参与、城市拉力与乡村推力的双向互动等多重路径，开启和形成了近代中国城市化的独特道路与发展模式。

一、由外及内：近代城市化外源性次生型特征

近代中国城市化经历了一个由外向内，自东徂西，由被动城市化向主动城市化转变的历史过程。所谓由外向内，是指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直接和间接等方式开启了中国近代早期城市化。外力推动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首要表现是一批通商口岸的开辟和租界的设立。

开埠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首先是由于通商口岸城市的集聚效应，使人口向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迁移，近代中国出现了“有意义的城市化发展”。人口持续增长是城市化发展的最显著指标。据1933年3月出版的《申报年鉴》第1期《十年来各通商口岸人口比较表》统计，截至1931年，48个开埠口岸城市总计人口为1353.5万，占10万以上城市总人口的1/3以上。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1）

外力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最为直接者当是租界的开辟。外人在华所辟之租界，一般都在旧城之外的郊野构筑新城，租界开辟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空间城市化步伐，昔日乡村田园景观仿佛一夜之间即变成繁华时尚的现代都市。上海租界将昔日“卑湿之地，溪涧纵横，一至夏季，芦草丛生，田间丘墓累累”（2）的郊野变为马路纵横，高楼栉比 “房租之贵和捐税之重超过中国的多数城市”（3）的国际性大都市。天津租界之前是农田菜地，20年后已是“俨如一小沪渎”的北方大都市。（4）汉口五国租界沿长江一字展开，“几年前还是稻田与肮脏小屋杂处之地，现在铺设了马路，竖起了高大的住宅。这些新租界与英国租界相连，使漢口有了长达两英里的河街”。（5）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日本在重庆南岸王家沱设立专管租界，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里已成为重庆一个喧闹繁华的新市区，人口已达12356户，64512口。（6）

外力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的极端表现是外国侵略者的直接占领和殖民统治，包括葡萄牙占领的澳门，英国租借地香港，先后被德国和日本占据的青岛和先后被俄国与日本占据的大连等单体城市，以及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侵略割据的台湾和“九一八”后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地区等，这些城市在外国人的直接经营和治理下，快速实现了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如香港，19世纪40年代还是一个偏隅一角的小渔村，不到50年，20世纪初年即崛起为广东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城市。

外力推动中国近代城市兴起，除了强制性作用外，还有更深层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影响力。西方影响首先表现为工业化带来城市化。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于开埠城市，较大和较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成为近代工业中心城市。“中国之通商都市，往往为各种工业发达之区。例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处，凡我国之所谓新工业者，无不有相当之发达”（7）。其次是近代外国资本对铁路投资和建设催生一批新兴交通枢纽城市。列强投资铁路影响近代中国早期城市化，在胶济、滇越、中东、南满等铁路所在区域都有充分体现。如胶济铁路沿线青岛、济南等城市的崛起；滇越铁路带动昆明、河口、蒙自等城市的勃兴；中东、南满铁路的修筑形成了东北城市群和城市带，既有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齐齐哈尔等大城市，也有满洲里、牡丹江、绥芬河、公主岭、开原、铁岭、辽阳、大石桥、瓦房店、安东、本溪等中等城市及一大批小城镇。

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受制于外力的开启和推动是一个不争的历史真实，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外力与内力的互动关系。作为后发次生型现代化、城市化国家，外力对中国早期城市化运动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刺激效应，二是引领和示范作用。而外力与内力的互动作用就表现为刺激与回应，示范与效仿。“刺激—回应”是为被动反应，而“示范—效仿”则逐渐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作为。

近代国人对西力东侵刺激的被动回应和主动作为，推进早期现代城市化进程，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清政府为与殖民者争夺利权，自开商埠而形成一批新的城市；二是自强新政（亦即洋务运动）兴办的近代工业促进了城市化运动的初步展开；三是20世纪前期知识阶层基于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以及对现代城市作用的体认积极推动“市政改革”，掀起了新一波城市化浪潮。

清朝政府自开商埠始于1898年对岳州、三都澳、秦皇岛的开放。至1904年晚清各地自开商埠一共19处。随着商埠的开放，一些传统政治性城市和区域性集市型市镇开始了功能转换，其中较成功者当推济南、昆明等省会城市。如济南开埠后，不到10年就发展成为一个有近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济南遂不独为山东政治之中枢，更为山东工商业之要埠”（8）。

洋务运动对于中国早期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更是显而易见。大量的乡村人口在工业化运动的吸引下聚集到工矿企业和城市生产生活服务领域。据统计，到1894年，包括洋务企业在内的近代工业中仅雇佣工人就接近10万人，其他附带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工人家属等更多。在中国近代207个城市中，有1/4以上城市直接受惠于洋务新政，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的格局大体奠定于清末，洋务新政和开埠通商在其间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洋务新政对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的构建功不可没，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近代城市群的崛起，除了该地区传统城市体系素来发达外，与以上海为中心的洋务活动有很大关系；华北地区包括秦皇岛、唐山城市的形成以及天津的崛起而形成秦皇岛至天津一线城市带与开平矿务局和天津机器局的兴办直接相关；湖北地区洋务运动不仅使像汉口、汉阳、武昌这样政治文教、商业性城市向近代工商业新型城市转型，而且推动了长江中游的城市化进程。

如果说，晚清社会对西方冲击的认识还较为表层，其回应的若干举措在不经意间推动了城市的发展，那么，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社会精英人士对西方刺激的回应已直逼问题的本质，即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中国尽快跟上欧美现代化的步伐，便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的一种共识，“中国要现代化……建设城市在整个建设事业中实居极重要地位”（9）。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译介西方相关著述，创办市政刊物，积极参与旨在建立现代市政体制和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场由政府和国家主导、社会、企业、市民积极参与的城市化运动有声有色地展开，由此开启了中国自己的“城市时代”。

外力推引和效仿应对的城市化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城市的殖民化特征明显。外力开启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在种下现代城市文明种子的同时，也结下了城市畸形与变态的恶果。“只要稍加注意我国都市之发展情形，便知道很多畸形变态……这种都市，无疑是适应外力侵入产生的，非由本身之自然生长，故于我们国家民族的利益，颇不相容……”（10） 外国势力掌控之下的条约口岸和租界，首先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经济资源的桥头堡：“我国固有之市场，已为外国割据一半”（11） 。租界使城市市政严重分割，国中有国，城中有城，严重破坏了中国国家主权独立和城市市政统一。因此，国人讥称上海、汉口等城市为“畸形的上海市”和“畸形的汉口市”。（12）

其次，在通商口岸城市尤其是租界的示范效应下，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既有对西方的学习和效仿，又试图有所超越。一方面学习西方先进城市规划建设和市政管理经验，使城市建设与时代同步，具有世界眼光，展示现代水平。另一方面在大力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同时，也着力营造城市的个性风格，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统一。在建立现代市政制度，按照“现代方式”规划城市、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诸方面交上了一份差强人意的历史答卷。

第三，城市空间布局由内陆向沿海、沿江和沿边转移，城市化水平呈现东中西区域不均衡的状况。“例如近百十年来的都市，多偏在沿海一带，且每一大都市，多以外国经济势力作中心”（13）。城市化的总体水平亦为沿海、沿江、沿边三大区域高于内陆地区。“总的看，1893年时，长江下游、岭南、东南沿海这三大区域城市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北区和长江中游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化程度最低的是华北、长江上游、云贵三个区域，在这三个区域中，华北城市化程度略高，其它两区域几无差别”（14）。

二、自上而下：政府主导与民间参与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随着沿海、沿江、沿边城市被迫开埠和早期工业化运动的开展，中国现代城市化开始蹒跚起步。与近代欧美“自下而上”城市化路径不同，近代中国城市化显现出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鲜明特色。前者以市场为导向，工商业发展为原动力，社会与民间为主导力量；后者则是以政治和军事需求为导向，“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15）。国家和政府成为城市化运动的主要设计者、决策者和推动者，社会和民间也积极参与，成为推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

如前所述，晚清自开商埠和洋务运动即是政府推动城市化的最早尝试，当然这种尝试并非自觉，只是客观上带动了城市化发展。进入民国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将建设城市、发展城市上升为国家决策与意志，城市化成为训政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综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城市化的政策和举措，主要包括：

一是改变“重乡治而忽市政”的传统国家治理方式，建立现代市政管理体制，在法律上保障城市能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现代市制之端绪虽可追溯到清末“新政”所推行的城镇乡自治，但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并真正付诸实施则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后。1928年颁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1930年5月又颁布《市组织法》，总结了晚清以来市制建设的经验，不仅第一次将城市法律地位和组织架构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并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施行，“国内市制差告一统”（16） 。

二是以交通建设带动和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1927年至1937年，全国（不含关外修筑的4500公里）共修建铁路3795公里，平均每年修建379.5公里，全國铁路里程已达1.2万公里。港口建设方面，由中央政府主导的港口建设有“北方大港”“东方大港”两个项目；相关省区和铁路局按照孙中山的规划，也积极谋划港口建设；同时民间资本亦积极参与港口投资与建设。

三是按照现代方式规划城市，扩展城市空间，使城市能够容纳更多的外来移民，为即将到来的城市化浪潮做准备。如广州作为最先启动现代市政改革的城市，把修筑马路，拓展新市区作为市政建设的首要任务，武汉特别市和汉口特别市（后又改为汉口市）成立后，市政当局于1929年、1930年和1936年3次对武汉和汉口进行现代城市规划。现代都市的规划与建设，既为蜂拥而来的城市新移民准备了工作和生活空间，更直接将大片农舍田畴改造成楼宇烟囱，使大批乡民在须臾之间转化为城市居民。

四是实施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举措，促进城市功能转型，增强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1928—1936年，工业增长率为8.4%。企业数量有较大增加，1933年，全国企业总数3450家，1936年国统区民族工业资本总额约13.76亿元，工业化程度亦有明显提高，1936年，现代工业产值33.19亿元，相当于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10.8%。（17） 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人口迁入城市。

五是变革传统户籍政策，鼓励人口自由流动，有利于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1912年3月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1931年12月12日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及随后制定的《户口异动登记暂行办法》，确立了户籍为隐私权保障、地方自治之依据的立法理念，奉行户籍迁徙自由的原则，扫清了城乡居民自由流动尤其是乡村居民向城市迁徙集聚的法律障碍。

南京国民政府的上述举措，使得民国中期城市化运动有了长足进展。首先，南京国民政府关于城市法规颁布后，全国各地纷纷谋求市政独立，建市热情一路高涨。据统计，1927年至1936年十年间，先后建立特别市（院辖市）7个，普通市（省辖市）18个，以市政筹备处等组织机构行使市职能的城市有8个。其次，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市扩展的潮流，空间城市化效果显著，一些城市建成区面积大大增加。如重庆将江北拓展成为新市区；广州将城市周边郊区划入城市范围，市区面积大为扩展；昆明“预定的市区，是划全部面积五十方里，旧城市地方，仅占了三分之一”（18）。其三，工业化运动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城市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催生了一批现代工业与商业中心，“上海、无锡、通崇海、武汉、天津、唐山、青岛、济南、大连、奉天、广州。近来均变为工商业中心城镇……”20世纪20年代末，全国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有18个。“工业与商业中心之兴起，亦为经济蜕变中一重要现象……中国人民之城市生活，因之亦日进千里，城市化已成为重要问题”（19）。其四，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推行移民实边政策，鼓励内地居民向东北、西北地区移民，推动了东北地区城市化。仅据《浙江移民问题》一书的统计，1927年1―6月，到东三省的内地移民，即达63万人。许多东北传统老镇如扶余、呼兰、双城、佳木斯、汤原等都逐渐走向现代化。

与国家和政府主导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相伴随的，是民间社会力量有限度的参与，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清季民初，社会变革的诸多因素使得民间投资实业，参与城市建设的愿望得以伸张，通道大为拓展，自主自治意识亦大为提高。首先，新兴城市蜂拥而出，为民间组织和个人参与城市建设与管理提供了广阔舞台。其次，源自清末的近代市政兴革使城市建设和管理开始由政府单一治理向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缓慢转变，为民间组织和个人参与市政并逐渐自治提供了制度保障。各地城市自治机构乘隙而生，民间参与市政管理和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第三，辛亥革命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和制度，明确表示保护和支持民间经济的发展，民间资本投资现代经济部门，参与城市基础建设和公用事业经营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为发展城市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间商人投资办厂，大兴实业，直接催生了一批工矿城镇，其中尤以张謇、卢作孚分别在长江下游的江苏南通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北碚进行的城市化尝试最为典型和成功。张謇在南通兴实业，办教育，搞市政，确立了南通一城三镇的城镇布局，在张謇的精心规划和大力经营之下，南通由一个老旧县城一变而为颇具欧陆风情的现代化都市。（20） 卢作孚以“乡村现代化”亦即乡村工业化、城市化的系统思维和整体目标思考和推进北碚的乡村建设，1940年代末，北碚已是一个有住户19771户，人口97349人，工业区、生活区和文旅区俱全的现代化新城区。（21）

尽管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国家和政府在推进城市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城市化发展速度迟缓，1930年代全国城市化水平只有6%左右，直至1949年也只达到10.6%，刚刚达到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起步水平。究其原因，显然与政府主导缺位和社会参与不够的“自上而下”总体格局有关。

就“自上”来看，囿于农业社会“以农立国”传统治国理念，政府对城市化发展态度暧昧，行为消极。无论晚清、北洋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家决策意志层面并没有把握和顺应现代化、城市化时代潮流，将城市发展确立为基本国策，对于城市治理亦缺乏顶层设计。国家政策与法律不仅不鼓励和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反而对于設市条件设置诸多限制性条件，如1947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十万人口以上之通都大邑”方能设市。（22） 致使设市城市数量极少，“所以过去我们除去设了12个直辖市（有四市不足百万人口），即10万到百万人口的104城，也只设了56个省辖市，还有很多应设的地方未曾设市，至1万到10万人口的4528个城镇，更没有谈到设市了”（23） 。仍然是“重乡治而忽市政”农业社会治理思维，近代中国城市化水平因此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前，只能在落后的农业、乡村社会的故道上踽踽独行。

以“而下”言之，尽管近代民间社会组织和个人在推动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甚至涌现出上述张謇、卢作孚等“一个人造一座城”的经典案例。但总体而言，民间与个人的能量发挥极其有限，并未汇聚成“自下而上”的新型城市化大潮。究其原因，既有自身经济实力、眼界格局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受制“自上而下”城市化的总体格局，国家和政府没有给社会和民间以足够的施展拳脚的活动空间。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体制下，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城市事务完全由官方主导，民间确切地说是商界逐渐并最终完全丧失了对城市事务参与的话语权，加之国家的设市政策将小城镇完全排除在现代市政体系之外，民间参与甚至主导城市化的空间进一步丧失，明清以来导源于商品经济发展而自然生长、并由民间自主建设自我管理的城镇化发展因此遭遇挫折而趋于停滞。

事实表明，一个只有国家主导，缺乏民间社会广泛参与的城市化，注定是残缺、畸形的城市化，更何况民国时期的国家和政府并非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丰富行政资源的真正的“强势政府”。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发展受限，城市化水平过低，原因当然很多，但民间力量弱小，社会环境欠佳，政府鼓励和扶持其参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力度有限，且二者之间不能和谐共生，良性互动，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三、从乡到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畸形城市化

近代城市对乡村人口的吸纳，原因多多，但本质上是工业化运动的必然结果。工业化的发展，打破了城市人口增长集聚模式，带来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在19世纪期间，城市人口总数以极缓慢的速度增长，其增长率和中国总人口的人口增长率大体相当。而在1900年至1938年之间，城市人口的增长显然加快，其增长率几乎是总人口增长的两倍。尤其在中国6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汉口，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人口增长率在发展。30年代后期，人口100万至200万的城市增长33%，人口10万至50万的城市增长61%，人口5万至10万的城市增长35%”（24）。

近代中国城市对乡村人口的拉力增强，除了工业化运动外，还有近代商业革命和商业发展的原因。“在19世纪中国，具有头等意义的是商业，而不是工业”（25）。在近代产业结构中，商业资本大大强于工业资本。据估计，1933年全国商业资本约为工业资本的10倍。这种经济结构决定了工业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远不如商业资本那样直接，在近代中国，是商人而不是工业企业家，是小商小贩、店员而不是产业工人，占据着城市的舞台，成为城市社会的主流群体。

城市商业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乡村居民到城市去淘金和谋生，一些“乡居地主”也向“城居地主”转化，离乡地主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进入城市，把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这是因为与工商业利润相比较，出租土地所获得的地租收益大为逊色。

乡村人口城市化最直接的形式和途径是通过空间扩张将原有乡居人口转化为城市居民。如陇海铁路通至西安后，火车站附近开始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时人描述，“通车以后，货物接踵而来，外埠的政务工作人员以及商人们也都随着到西京去，许多新的习尚，被这班外乡人带了进去，渐渐地西京市内一般人也普遍同化了”（26）。

近代城市化应该是一个“双向过程”——城市和乡村现代化同步发展，费孝通先生指出，近代中国乡村和都市的关系有相成和相克的两面性。其中相成关系，应该就是乡村商品经济发展带来城市化发展的城乡良性互动的关系模式。（27） 这一城乡相生的良性互动模式，在商品经济和早期工业化较早兴起的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表现得比较突出。专业经济的兴起和工业都市的吸引力，对江南市镇人口聚集或整体农转非的过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近代交通进入江南地区后，带来了城市里的各种新奇光鲜的工业产品和消费产品，冲击了其消费市场，同时还给乡村带来了近代都市的繁华生活气息，勾起乡民对都市生活的无限向往，吸引着乡民们奔向都市，去寻找新的生活出路。

但是，近代以来，促使农村人口前往都市的动力主要不是由于城市工业化的强大吸引力和农村农业经济商品化发展所致，吴至信在经过对农村情况的调查后认为，“中国农村崩溃之原动力，大都即是农民离村之主因”（28）。董汝舟认为，造成大批农民离村潮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资本帝国主义者对农村经济的破坏”；二是“军阀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榨取”；三是“天灾人祸对农民加紧压迫”。（29） 据此可知，近代农村和农业对乡村人口迁移城市的推力多为消极的和负面的。

农村、农业破产、多发且剧烈的自然灾害以及战乱匪祸，导致近代中国愈演愈烈的农民离村潮。“在捐款繁重之苦况中，农民无法应付，只有逃亡之一途。而已逃者所应负担之款项，又加之于未逃者之肩上，于是益使未逃农民加速逃亡”（30） 。天灾导致大批农民离开家乡前往他地谋生。1932年，江苏、安徽、陕西、山西、河南等19省市灾民27059129人，灾户4460926家，其中，迁移者754031户，合计4576968人。（31） 为躲避战乱和匪祸而离村的更不在少数。如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人，连年战争，除饷糈多半出自农民外，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32）。

近代离村农民的去向虽然呈多样化状态，但前往城市打工、谋生和避乱仍是其主要选择。1935年的调查显示，全家离村者中，到城市的占总数59.1%，其中青壮年离村人数占比更高达65.5%。（33）

由于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并不充分，由于大量农村人口由于农村经济自身的衰败和天灾人祸等因素以难民身份涌向城市，這种条件下出现的城市化只能是一种畸形城市化。

近代中国畸形城市化，表现之一是大量乡村人口集中于城市，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数量不断增长的流民阶层，由此带来城市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形成了很大的贫富差距。这种不断加剧的贫富和权力的两极分化，又影响了城市的空间形式，不断形成判若天壤的贫富社区。很多城市贫民没有居住之地，只能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搭建成片的临时性的窝棚栖身，形成一个个棚户区。棚户区的扩散，是城市化低度发展和农村人口（特别是流民）过快集中造成的一种社会病态，是多种城市病的一种表现。表现之二是大量乡村难民涌入引发多种社会问题，“中国目前之都市状况而言，失业问题、治安问题、娼妓问题等等，莫不有关于都市人口集中之现象”（34）。表现之三是城市人口的恶性膨胀，严重影响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质量。流民大量涌进城市，造成劳动力的供给严重失衡，供过于求，对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发生了关键影响，加速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同时大量廉价产业后备军的经常存在，使资本家感到不必采用新机器也能获得大量的剩余价值，进而影响了他们改善生产经营条件、提高技术有机构成的积极性，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近代工业既受益于流民运动，亦受累于流民运动”（35）。

城市拉力疲弱与乡村推力消极的最终结果，必然导致城乡对立并影响城市化发展进程。“都市的发展，其反面就是农村的崩溃。使农村加速崩溃的种种事实，同时就是使都市发展的事实”（36）。周谷城认为近代中国呈现出一种“城乡背离化”模式，“城乡背离化”即“农村破坏，都市发展，两者背道而驰，这是现代中国社会变化的方式”（37）。这种非互动关系表现为二者发展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一方的发展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形成了城市掠夺农村的局面，导致农业自身积累和发展水平很低，长期处于发展停滞的局面。

畸形城市化的另一重要后果是“反城市化”思潮的应运而生。近代城市化“一方面固然获得经济文化进步的善果，一方面却也种了社会腐化的恶因”（38） 。城市是罪恶的渊薮，这几乎是民国时期文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以城市为万恶之薮，其生活极其苦痛。城市制度，不独大失其望，实为文化之障”（39）。而乡村是一切传统美德的发源地，城市必须到乡村去汲取传统道德——精神文明的营养。“乡村生活是和平的代表，住在鄉村的人，只有诚实、笃信，和悦而谦恭，勤俭而知足，人类一切美德差不多都可在乡间求之”（40）。留恋乡村，厌倦城市的实质是反对工业文明，“我们只要想起英国的孟骞斯德、利物浦；美国的芝加哥、毕次保格、纽约；中国的上海、天津；就知道工业主义只能孕育丑恶，庸俗，龌龊，罪恶，嚣豗，高烟囱与大腹贾”（41）。其最终目的是走上“以农立国”“回到田园去”的老路，“凡所剿袭于工国浮滥不切之诸法，不论有形无形，姑且放弃，返求诸农，先安国本”（42）。民国知识界对畸形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的揭露和批判，是人类对资本主义文明和城市文明进行自我反思的重要精神遗产，对于我们今天防止、医治“城市病”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但他们批判和反思的结果却是导向否定工业与城市文明，在社会发展道路上倒退到传统农业社会，在文明价值取向上则冀图把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伦理的畸形结合，反映了“乡土中国”农业文明的强大惯性，不仅阻碍了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也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转型造成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发展模式”的定义。当代中国城镇化与近代中国城市化一脉相承，中国式城镇化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这是政府和学界都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从历史学角度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概括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总结中国城市化的独特历史经验，探寻城市化发展规律，以期找准当代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方位。溯本求源，借古知今，其强烈的现实价值不言而喻。

注释：

（1） 申报年鉴社编：《申报年鉴全编》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第6—9页。

（2） 卜舫济：《上海租界略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7页。

（3）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4） 张焘撰、丁绵孙、王黎雅点校：《津门杂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122页。

（5） 穆和德等著、李策译：《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1922—1931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30页。

（6） 参见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467页 。

（7） 龚骏：《中国都市化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页。

（8）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4编，山东省国际贸易局1934年刊行，第1页。

（9） 晏嗣平：《论宪法及省县自治通则中“市”的规定》，《市政评论》1948年第4期。

（10）（13） 张笃伦：《漫谈市政建设》， 《市政评论》1948年第3期。

（11） 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光华书局1925年版，第402页。

（12） 方逖生：《市政与汉口市》，《道路月刊》1930年第2期。

（14） 施坚雅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15） 乔尔·科特金著、王旭等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16） 钱端升：《民国政制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4页。

（17） 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132页。

（18） 昆明市政公所秘书处：《昆明市政概况》，见《市政全书》，道路月刊社1928年版，第28页。

（19） 何廉、方显廷：《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工商半月刊》1930年第2期。

（20） 凌振荣：《张謇与张之洞城市化实践之比较》，《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1） 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22） 张福华：《国际市制与我国宪法市制比较观》，《市政评论》1948年第4期。

（23） 邱致中：《城市政策的研究》，《市政建设》1949年第3期。

（24） 王先明：《现代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述略》，《福建论坛》2013年第9期。

（25） 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26） 何锡英：《西京》，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31页。

（27） 费孝通：《乡村·市镇·都会》，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53—354页。

（28） 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民族》（上海）1937年第7期。

（29）（34） 董汝舟：《中国农民离村之检讨》，《新中华》1933年第9期。

（30）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31）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9—90页。

（32）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8页。

（33） 参见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的分析》，《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35） 陈映芳：《旧中国移民流及其与劳动力市场之关系》，《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36）（37）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变化》，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81、314页。

（38） 吴嵩庆：《我们要求一个市设计法》，《市政评论》1935年第3期。

（39） 董修甲：《市政问题讨论大纲》，青年协会书局1929年版，第12页。

（40） 易家钺：《中国都市问题》，《民铎杂志》1923年第5期。

（41） 徐志摩：《罗素又来说话了》，《徐志摩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30页。

（42） 章士钊：《农国辨》，《章士钊全集》第4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作者简介：涂文学，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教授，湖北武汉，430056；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