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形成及其时代价值

时间：2024-05-07

张楠桂奕菲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并不是一条既成的道路，而是一条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几经曲折、艰辛探索出来的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几个重大的历史关头审时度势，对自身发展作出深刻反思，形成三个历史决议。从这三个历史决议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断向前推进，关键在于党具有在各个时期坚持不懈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坚定毅力，根本原因在于党具有始终坚持反思和自我净化的政治觉悟和优良传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23）11-0121-08

迄今为止，在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史上一共有三个历史决议，分别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决议》）和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决议》）。这三个历史决议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和发展的方法，对党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许多关系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客观、全面、公正的回顾和评价，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党统一思想、纠正错误、开创新局面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党自我反思和自我净化的优良品质和思想历程。尤其是《第三个决议》形成于建党一百周年的重大历史时刻，全面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第一个决议》到《第三个决议》跨越70多年，在这70多年间，党的事业获得了极大发展，党的理论和实践也有了深度推进。三个历史决议都是党在不同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对不同发展阶段作出的重要总结，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三个历史决议都是中国共产党集思广益的重大成果

三个历史决议的形成都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都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为帮助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认清“左”倾错误的危害，自1940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三套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为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召开做思想准备。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1941年10月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成立，确定会议文件名称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以下简称《结论草案》）并委托王稼祥负责具体的起草工作。1944年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包括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等人。当月，任弼时在《结论草案》的基础上，起草了《第一个决议》的第一稿，即《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1944年5月21日，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直到1945年的4月才结束。会议期间，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胡乔木和张闻天都对草案初稿做了细节上的修改。此后，毛泽东根据全会代表的讨论结果继续修改并完善了历史决议草案。他第一次亲自参加草案修改工作时，就为历史决议确定了正式的名称，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泽东对六大的评价、对受“左”倾路线打击迫害同志的平反昭雪以及对遵义会议的意义等重大内容都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

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个别意见委托给七大以后的中央采纳和修改。毛泽东在《第一个决议》通过的当天发表讲话，指出《第一个决议》只是基本通过，还存在缺点，后续仍需要修改。因此，《第一个决议》虽然已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但没有作为党的正式文件下发到地方。在随后召开的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对《第一个决议》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决定继续由任弼时牵头组织修改。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与会代表一致通过《第一个决议》。8月12日，《第一个决议》正式印制成党内文件。

从1941年起草酝酿到1945年正式出台，《第一个决议》征求了党内各方的意见并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它的产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集思广益和集体智慧的思想结晶，是一部共产党人内部自我反思、自我检视、自我纠正、自我净化的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作出了“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1）的重要论断。

《第二个决议》同样是全党集体智慧的思想结晶。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主题是讨论理论问题，对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展开讨论，会议的侧重点在于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拨乱反正。会上公开提出了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建议。第一阶段会议开始时，胡耀邦作会议引言，讲述了召開这次会议的缘由和方法。他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研究和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2）会议的第二个阶段，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着重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驳，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性。这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开启了全面讨论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序幕，而且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和党对自身历史的总结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去达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3）讲话内容主要侧重于总结概括，但缺少对于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究，急需一部决议进行补充。1979年10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和胡耀邦共同主持进行，由胡乔木担任写作组组长，开始了决议的正式起草工作。在充分的前期准备下，基本确定了决议的主题是着重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一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另一个是对毛泽东个人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正确评价。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第二个决议》政治基调的三条总原则：第一，重塑毛泽东个人在党和国家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牢固树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动摇；第二，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要作客观、实事求是的原因分析；第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最终目的是引导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向前看，所以对于历史事件的梳理不宜过细。（4）

《第二个决议》的起草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对于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曾在组内经过反复讨论。组员们认为应该将毛泽东个人以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联系起来，但邓小平对此提议并不满意。邓小平认为，“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建国32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并且指出“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5）最终，中共中央书记处采纳了胡乔木的建议，即将毛泽东个人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尤其要与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分。决议经过全党高级干部、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等多次讨论和修改，反复征求、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最终定稿，完整的决议稿于1980年9月10日完成。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三个决议》同样遵循了党内集思广益、充分酝酿和科学讨论的原则。决议的起草工作始终是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进行的，决议在起草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积极征询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凝聚全党智慧。在大半年的起草时间里，***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明确要求“使决议稿成为凝聚智慧和共识的好文件”。（6）

2021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成立文件起草组，由***担任组长，赵乐际、王沪宁担任副组长，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及有关中央部门和地方负责人员参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文件起草工作。2021年4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4月9日，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按照党中央部署，文件起草组认真学习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充分吸纳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研究重大问题，认真开展决议稿起草工作。在文件稿框架方案初步形成的重要节点，***再次主持召开文件起草组全体会议。针对文件起草工作，他进一步提出明确要求，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历史连续性和历史阶段性”“全面总结和突出重点”“总结成就和分析失误”“已有结论和最新认识”这“四大关系”。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作重要讲话。这次讲话不仅是文件起草工作的重要依据，其中的许多重要思想也直接成为文件内容创新的“亮点”。

2021年9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决议征求意见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包括征求党内部分老同志意见，还专门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文件起草组逐条分析这些意见和建议，做到能吸收的尽量吸收、能采纳的尽量采纳。经过反复研究推敲，最终对决议稿作出547处修改，充分反映了对各方意见和建议的高度重视。

在决议稿起草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2次会议进行审议，形成了提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的决议稿。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7）从 2021年4月至11月，在对大量建议、文集、文献、资料、报告、素材进行反复提炼和不断推敲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一份科学严谨，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好决议。

二、三个历史决议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一个决议》分为七个部分，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犯错误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阐明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方针。其中第三部分论述了从1927 年到1937年间党内的“左”倾、右倾错误，特别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作出深刻分析。《第一个决议》指出，“各次‘左、右倾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要克服这些错误思想，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应该耐心地进行深入细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地分析错误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8）《第一个决议》又指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避免过去曾发生的“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看重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9）等缺点。《第一个决议》指出：“对那些犯错误的同志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誤，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10）

《第一个决议》在第四部分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党内“左”倾路线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第五、第六部分着重分析了产生“左”、右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具体内容有：在政治上，“左”倾错误者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形势，没有正确认识到农民以及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否定两者的重要性。在军事上，“左”倾错误者没有实行正确的军事路线。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到红军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要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11），也不肯承认游击战的重要作用。在组织上，形成了错误路线，既不能代表人民群众利益，不能使党内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也不能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在思想上，“左”倾错误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不能得出客观全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这四个方面错误的根源实质上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现，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而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党同时也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探索适合的道路，所以《第一个决议》的第六部分和第七部分提到为克服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必须采取思想教育的方法，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分析党内各种错误及其危害，使全党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些错误思想的本质，提高全党分辨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能力，以达到纯洁思想的目的。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12）的方针，同时高度评价了在错误发生时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第一个决议》首次论述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敢于反思和正视错误，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使全党对建党以来的发展历程形成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初步达到了统一全党思想的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开展大规模学习和研究党史活动，端正了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辨明了各种错误路线的实质，认清了错误路线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的严重危害，深刻了解了错误的思想根源，解决了全黨长期以来对错误路线认识不清的状况。《第一个决议》开创了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历史问题的先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形成百年党史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科学基础，是一次极具基础意义的自我净化。

《第二个决议》在对待历史问题时更加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此文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被新华社转发。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其实也是毛泽东本人多次论述过的观点。他不仅在《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过这一问题，而且在1963年11月18日修改一篇文章时亲笔加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作了最明确的表述。后来，邓小平跳出“路线是非论”，认为党的历史，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容有虚假和含糊不清。党在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很多辉煌，但也走过一些弯路，对这样的历史问题不能轻视，否则就是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事实，更不能站在今日的高度去评价过往的历史，这样也不科学。党善于总结历史，应该着重分析复杂的历史背景，分析错误的内容和原因，吸取教训，明确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的方法。只有依据这样的方法，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公正地、科学地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

《第二个决议》分八个部分，第二、三、四、五部分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历史作出系统概括与分析，并着重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党的反思过程也是在这几部分展开的，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和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反思。第六部分阐述了结束“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实现的伟大转折。第七部分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地位。第八部分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13）

党在自我净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充分肯定并科学界定了毛泽东思想，特别强调要将其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严格区分，还进一步指出必须珍视并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符合实际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去丰富和发展党的理论。另一方面提出了三个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一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三是“新时期仍有革命的任务并且比过去的革命更加深刻和艰巨”。（14）同时对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了一系列理论概括，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内容的十个要点，从而为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对党和人民聚精会神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决议》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时，坚持实事求是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根本原则和内在逻辑。决议对于每个领域的阐述始终坚持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结合，深刻分析该领域问题的历史背景、党对这些思想问题的认识、解决问题所采取的主要政策、所取得的主要进展和成果，有理有据地充分展现了每个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代表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认识与全面发展。（15）

《第三个决议》共分为七个部分，在前两个决议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宝贵历史经验，其中第四部分着重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与经验，并重点强调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第六部分用“十个坚持”概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根本和长远的指导意义。第七部分号召全党牢记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在起草《第三个决议》的过程中，***强调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珍视，历史的教训更要引以为戒。《第三个决议》突破了对历史决议认知的传统观念，没有像前两个决议那样去专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正如***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的工作出现过一些问题，但“从总体上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16）所以这个决议鲜明地体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强烈的现实担当意识和信心饱满地面向未来的雄心壮志，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坚定信心、开拓创新、不断迈向新胜利的宣言书。

三、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马克思主義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化和飞跃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自我批评、自我反思下，逐渐得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情况要靠中国同志去了解”等观点。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17）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斗争实践中，而不是抽象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其在每一个表现中都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决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 （18）“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19）

《第一个决议》以党的重要文献的形式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革命两次成功、两次失败的鲜明对比，突出了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作出的伟大贡献。由此证明，毛泽东所代表的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中国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为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之后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起到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第一个决议》在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时刻，提出了对党及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普遍和根本指导意义的学风、党风问题，从根本上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党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伴随着党的整个发展史。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第一个决议》的基本结论为依据，在不断探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持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认识和运用，不断丰富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首先解决了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判断问题，指出毛泽东一直积极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并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是我党我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思想，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对于实现民族解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等伟大成就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提出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遗产，持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针对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失误，创造性地提出了“要以连续的眼光看待两个历史时期，两个历史时期是上下篇的关系、不可以分开来看，更不可以以一个时期去否定另一个时期”（20）的观点，号召全国人民发扬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同心同德，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努力奋斗。此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决议》，对于全党同志统一思想、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对关于领导人是非的问题也作出了正确判断，再一次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根本指导作用，实现了拨乱反正，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经验尤其是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三个决议》。《第三个决议》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21）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2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深刻汲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自觉传承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展现的中国共产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光辉典范，是对党的执政理念的总结和升华。它深刻揭示和自觉遵循中华民族传承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刻反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梦想和追求，特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凝结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

历史和现实表明，没有马克思主義的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实现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的过程，持续推动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思想结晶，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世界性贡献。

四、三个历史决议的时代价值

虽然三个历史决议在表达方式和侧重点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就其差异性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表达方式不同。《第一个决议》为了清晰地说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选择与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主张作比较，采用论辩式，起到教育和警醒作用。《第二个决议》为了在判断历史问题时更凸显鲜明的立场，采用条文式表述。《第三个决议》与前两个历史决议制定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同，主要是总结党的百年历程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经验，聚焦如何开辟新征程、取得新胜利等问题，所以采用论文式，与《第一个决议》形式接近，但辩论内容较少。

其二，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前两个历史决议更加侧重历史问题，解决是非问题，第三个历史决议则侧重于总结经验。《第一个决议》是解决党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历史中存在的“左”倾错误问题。《第二个决议》是解决分清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是非问题，特别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第三个决议》立足当下，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如何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解决在新的征程中如何继续取得新胜利的问题。

就其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正视问题，不断修正错误。党的百年历程，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态进程，也是党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在同各种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断修正错误的动态过程。纵观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对待错误有着高度的认识自觉和行动自觉，敢于正视和深刻分析历史问题，及时修正错误，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是党能够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前两个决议，是对党的错误的深刻反思并使之同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财富的历史文献。《第一个决议》集中纠正和肃清了三次“左”倾错误，并在具体分析错误的基础上探寻内在根源，明确改正方法，使全党达成高度共识。《第二个决议》实事求是地分析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成就与失误，公正客观地评价党史上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作出正确和科学的评价，客观评价和科学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其二，坚持对待历史问题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毛泽东在谈到研究历史经验时提出，“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任何问题应采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23）这里阐明的就是对历史问题应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要从历史的整体进程出发，辩证地分析重大事件的是非和重要领导人的功过，不要在具体历史事实的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不能以偏概全。特别是《第二个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虽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失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不能因为他的过失而抹杀他的伟大历史功勋。

其三，正确发展和科学维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三个历史决议都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确立和维护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典范之作。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并在具体工作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致力于理论总结、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成果，并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其四，分别体现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最初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为标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24）这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命题。之后，通过党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由此标志着“结合”原则在全党正式确立。此后，“第一个结合”一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活动中，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线，也支撑着党的理论创新活动不断向前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共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理论体系是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明了我们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信，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深刻回答了在一个文化古国、文化大国、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处理好传统和现代这个重大关系的问题。我们应当深刻学习领会，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承古强今，向新而行。”（25）

综上所述，三个历史决议都是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过程的关键时刻通过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它们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反映了党始终坚持自我反思与自我净化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对于全黨上下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新时代新征程，学好三个历史决议才能更好地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并不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创造出新的伟大成就。

注释：

（1）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

（2）黄一兵：《理论工作务虚会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页。

（4）石仲泉：《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的历史使命及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6）（7）（16）（21）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求是》2021年第23期。

（8）（9）（10）（11）（12）（13）（17）（18）（1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2、9—62、10—154、11—190、12—215、13—233、17—295、18—361、19—417页。

（14）（23）（24）石仲泉：《两个〈历史决议〉与党的百年华诞》，《毛泽东思想研究》2021年第4期。

（15）《求是》杂志编辑部：《对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深刻阐释》，《求是》2021年第23期。

（20）陈宇翔、冯帆：《两个历史决议：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接续奋斗的经典篇章》，《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导刊》2021年第5期。

（2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