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进路

李春燕 陶喜红

2021年8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应“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方向改进民族工作”①。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②这不仅为我们讲好中华民族故事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正确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经历了革命话语、建设话语、和谐话语等阶段的发展和转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共同体”为标识的民族形象话语，凸显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的自我想象和定位，为中华民族形象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的话语方式，有助于中华民族形象在对外传播中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③但是，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的新时代，国际社会对中华民族形象的认知与我们的真实形象之间仍有落差，与“符合中国立场、易于全球接受”的中华民族形象塑造目标之间仍有差距。目前最紧迫的就是结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增进共同性”为战略目标，建构顺应民族复兴大局的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以落实“对外讲好中华民族故事”这一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要求。

目前，关于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建构研究较少，关注不够。本文尝试从“话语理论—话语符号—话语策略”三大基本范畴入手，探讨建构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说什么话”“靠什么说话”“话怎样说”三个基本问题，以期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互促共创提升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引导力、说服力、传播力，进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形象软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一、建设话语理论，提升话语体系的引导力

话语（discourse）是与意识形态、价值信仰、思想观念相关涉的概念。中华民族形象的塑造、传播离不开话语及其赖以支撑的话语体系。作为由理论、概念、范畴构成的逻辑体系，话语体系不仅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和观念，也会反映特定的利益和需要，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意识形态诉求。这决定了任何一种话语体系的建构都需要首先明确“说什么话”。***指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⑤。关于“说什么话”的定位，需要通过其中的“道”来规范。“道”被吸纳和接受后，人的认识方式、价值体系、知识观念、视界图景才可能随之改变。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建构应该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理论共识、筑牢理论基础，积极促进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向“共同体”话语转化，并通过理论力量增强话语体系的引导力。

可以说，在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中，话语理论是基础。“话语体系的建构只有建立在科学话语理论的基础上，才会有真正的说服力、感染力与吸引力。”⑥审视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理论建设，发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理论转型相对落后于党中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观照没能完全紧扣“按照增进共同性方向改进民族工作”这一时代要求。二是中华民族形象的对外传播话语未具备严格规范的概念体系。政府、学界、媒体等会在不同场景中用到“中华民族形象”“民族形象的话语”等概念，但其内涵并不一致，对理论内核的阐述不清楚、界定不到位。三是学界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无法循着同样的逻辑积累起来，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知识难以有效增长。从确立基本理论内核、加强学科话语协同、培育专业理论人才等方面寻找对策，有助于更好地构建话语理论，提升话语体系的引导力。

（一）确立基本内核，夯实话语的理论基础

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不仅仅是传播中华民族形象的“话术”、符号系统、交流方式，更多的是一种有着明确意义指向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空间，是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意义建构方式，它涉及民族的精神内核、思维习惯、表达方式以及沟通和解读的基本规则等。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只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本出发点提炼理论内核，才能提供凝聚理论共识的动力，把“说什么话”的立场鲜明地呈现出来，为实现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向“共同体”话语转化提供理论基础，更好地引导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实践。

确立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基本理论内核需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顺应时代要求，积极向“共同体”话语转化，其理论内核建构的前提是厘清其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逻辑关系，这是提升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解释力和引导力的重要一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观指导下进行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才能真正形成具有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的话语体系。二是强化***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引领作用。进入新时代，***相继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团结、统一多民族的基本国情、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作出了重要论述。其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凸显了当前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转型的新特点和新要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理论建构要以***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引领，增强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向“共同体”话语转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打造符合时代要求、顺应历史发展的有效话语体系。

（二）加强学科协同，明确话语的理论范式

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建构涉及多个学科，需要相关学科话语协同支撑。“形象”这一事物具有特殊本质，与其他话语体系相比，关于形象的话语体系更需要在沟通和协商中互相影响，取得共同的理解、认知，明确共同的规则、程序，并把它们运用到对话语体系的具体化过程中。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向“共同体”话语体系转化，会关涉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社会学、传播学、国际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法学、文艺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谱系。各学科要在“增进共同性”上达成一致，聚焦于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向“共同体”话语体系转化的基础性研究。

如前所述，建构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涉及多个学科，如果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话语范式不明晰，没有共同认可的概念、命题和信念，就很难形成有意义的知识积累。因此，明确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范式是真正形成学科协同、促进理论积淀的必要条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范式一方面代表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指谓具体的谜题解答”⑦。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各学科、各领域的具体专业话语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不同层次上相互呼应、彼此支撑，构建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范式，尽可能减少由于含混导致的沟通不畅。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范式可以理解为：关注中华民族形象的科学共同体内部存在的一整套关于中华民族形象言说的概念、命题、方法和共有信念，为科学共同体提供共有研究方式或者范例。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思考各学科如何协同构建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范式：一是处于核心层的话语目的，即在中华民族形象话语的理论旨趣上的一致和协同；二是处于中间层的话语规范，即各学科在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方式、话语载体、话语内容上共同遵循的原则和规定；三是处于最外层的话语效果，是各学科在如何评价中华民族形象话语的效能及其对客体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上共同的认知和标准。以上三个层面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处于核心层的话语目的相对稳定，是各学科开展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研究一致认同的目标；中间层的话语规范具有多维性，各学科从不同角度对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体系展开研究，为共同体成员提供研究范例；外层的话语效果是各学科对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实践效能的评价，搭建不同学科争锋、争鸣的场域。通过多学科的协同，围绕话语目的、话语规范和话语效果构建相对完善的话语范式，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引导力。

（三）培育专业人才，激发话语的理论活力

“理论活力是由实践赋予的，取决于理论反映实践的深度及其对实践提炼和升华的高度。”⑧换句话说，理论活力的大小取决于是否“管用”。对于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来说，其“管用”的关键是能塑造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华民族形象，进而凝聚价值共识。从实践来看，目前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是“国家高层提出—学界知识精英阐释—传播媒介强化认知”。这一路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实践也证明其具备实效性。其中，学界知识精英至关重要，因为它具有解释、沟通与传播的功能，其高水平的理论阐释有助于提升话语体系的理论活力。因此，需要关注相关理论人才的储备及其理论阐释能力的提高。

新时代民族工作理论的创新发展所需要的学科知识体系既丰富又复杂，对专业理论人才的要求较高。从质量上来讲，需要他们及时准确地把政治性、政策性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从数量上来讲，需要大批专业理论人才持续投入，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将理论阐释清楚。只有专业理论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兼备，持续加强理论研究，才能真正“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搞清楚，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搞清楚，把理论上存在的误区搞清楚，把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搞清楚，把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思路和举措搞清楚，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坚实支撑”⑨。目前，仅从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体系建构这一问题来看，理论研究与现实需要之间还存在一些偏差。如，学界侧重于研究民族文化、民族历史、民族语言、民族法制和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等，对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的挖掘以及对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祖国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中华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研究相对单薄⑩，不利于中华民族形象“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和优化。亟需一批专业理论人才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角度对中华民族形象及其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共同促进各学科领域的研究顺应新时代的要求，改变原有的学科惯性，正确处理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通过话语体系的力量增加“共同性”、弥合“差异性”，让学术研究服务于“国之大者”。

二、打造话语符号，提升话语体系的说服力

话语体系是否拥有能够直入人心的说服力，是其科学性能否经受住实践检验的标准。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美国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的劝服理论认为，劝服的关键在于把外部的一致转化为内在的一致，这种一致在心理机制上表现为主体接受某种观点能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并愿意通过符号上的亲近（认同）保持心理上的持续认同。⑪可见，对符号的认同是传播取得说服效果的最终表现。对于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建构来说，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是从“增进共同性”这一基本诉求出发，积极凝练能支撑这一诉求的话语符号，通过解决话语体系中“靠什么说话”这一问题来提升话语体系的说服力。

形象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人们对形象的认知总是会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情景和语境中，它就是一种交往性的社会行为。⑫显然，试图通过建构理想的形象话语符号来提升形象话语体系的说服力，要充分考虑主客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符号交流的互动性或主体间性。劝服理论认为，以下四种因素会影响劝服效果：说服者、说服信息、说服情景、说服对象，劝服效果表现为传播主体能否刺激受众思考他的原始观点和传播中建议的新观点。⑬从话语符号视角看，如何提升话语的说服力，至少可以归纳出三个关键点：符合主体自我形象定位或期待的话语符号；能与“文化他者”沟通的话语符号；话语符号协同，能明确且有效地传播新观点。在对中华民族形象的符号言说上，我们与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要求还存在差距。比如，话语符号的说服力以及中华文化的感召力等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话语符号的建构中仍有一定程度的表现，难以制造符号认同；话语符号多以肯定自身的成就展示为出发点，相对忽视以受众为本的双向度的主客体间交流，难以引起情感共鸣；对外阐释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符号政治色彩过重，导致对中华民族形象符号误读的情况仍不时出现。在波诡云谲的国际传播舆论场域中，面对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话语表达，我们以符号为抓手建构和优化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打好符号竞争仗，并据此整合话语策略，不失为一个好的破局之法。

（一）“自我定位”视角下的话语符号凝练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中华民族形象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从物质、制度、精神、行为等各个维度呈现的形象。从胡塞尔描述的“主体间性”世界看，中华民族形象是一个具有“主体间性”的存在，在其实践生成的过程中既有中华民族形象的自我定位（自我言说），也有“文化他者”对中华民族形象的解读和建构（他者言说），二者辩证统一（共同言说），最终实现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建构。中华民族形象具有基于实践的交互主体性，因此我们在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共同体”话语符号时，既要考虑“自我定位”视角下的话语符号凝练，也要考虑“文化他者”视角下的话语符号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视域下，中华民族形象首先具有主体性，即中华民族的自我建构，其次才是主体和他者的交互主体性。因此，对于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符号建构这一具体实践来说，首先要凝练中华民族形象“自我定位”视角下的话语符号，回答好中华民族如何描述确定性自我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在中华民族形象的言说方面，要找到一种能标识中华民族特性的话语符号，释放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导向，要知道“自我预定的形象（不管是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不仅丰富了权力的一般表现形式，而且也是达到特定目的的必须之物”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已经明确为“各民族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⑮，但是我们还需要让这个抽象、不易直接感知的理念具象化，用特定符号展现出来，用更加准确、简练且为人们熟知的话语符号来加以阐释，讲清楚中华民族形象言说的具体规定和要求。要通过凝练出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特质的中华民族形象符号，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核、文化内涵、形象特征深刻地表达出来。要在各族民众中形成共识性形象表征，“通过庆典、习俗和符号的形式，一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加入了这个共同体的生命、情感和美德之中；通过这些形式，每个成员都再次将他（或她）自己献给了共同体的命运”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价值导向，凝练“自我定位”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形象话语符号，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族民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人心。

（二）“文化他者”视角下的话语符号创新

形象的本质决定了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既要为内部全体成员提供共同的“自我想象”符号，也要为“文化他者”提供一套创造共同想象空间、打破文化隔阂的沟通符号。因为，“文化他者”总是会积极主动去寻找他自己想要观看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是通过符号表达出来的。提升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对“文化他者”的说服力，必须意识到“文化他者”对中华民族形象的符号认知背后隐藏着许多复杂的历史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和机制，因为“他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到他们所知或所信仰之物的影响”⑰。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看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和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国际外部环境的和谐、和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会以盲目排外和狭隘利己作为目标，而是希望在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张力中创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互赢、双赢、多赢局面，其努力追求的“共同体”话语体系既是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最新体现，也应努力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世界民族问题上自洽合理的逻辑延展，积极对外塑造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新形象和新风貌。因此，打造和凝练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符号，一定要有足够的达至“异域共情”和“异族共识”的意识和能力，尽快促成世界对中华民族的“新想象”，让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世界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形象的认知系统中发挥“锚定”作用。据此，建构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一定要有一个价值指向：能够擘画中华民族在复兴过程中以及复兴之后如何与世界互构互动的图景。要用具有包容性的“共同体”话语把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聚合起来，用中华民族文化中蕴含的智慧弥合世界各民族的分歧和差距。要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紧密关系，把握两者之间在范围、地域等方面的差异，阐释其价值追求和发展理念中存在的“共同性”，因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⑱，这种“共同性”本身蕴含着深刻的全球治理意义。

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趋势下，我们要建立起勾连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符号表征，用以指代中华民族的“象征性原型”，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世界各国及其民众创造一个符号共享环境。全球普遍认可这一符号表征，就能准确理解其蕴含的意义，这不仅可以形成沟通交流的基础，还可以“让我们东西两大文化共同来擘画一个完整的世界社会”⑲。近几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全球联合应对疫情。中华民族在疫情防控中展现出来的积极形象得到世界各民族的认同，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认同。在建构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时，也应该积极思考一些新的课题，比如如何定位中华民族形象中所呈现出来的世界担当？如何为“共同体”话语体系赋予更广阔的世界意义？我们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共同体”维度出发，凝练双重并构的“共同体”话语符号，为“文化他者”解读中华民族形象提供话语符号蓝本。

（三）“复颂效应”视角下的话语符号协同

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符号及其自我表达注定是丰富的、多元的、动态的，如何将中华民族故事讲得生动，将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梦想通过细微生动的故事传递给受众，尤其是传递给“文化他者”，是我们要着力解决的难题。“文化他者”在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民族文化、政治利益等方面与中华民族存在显著的差异，通过话语符号的传递形成共识是不容易的。厄内斯特·鲍曼等人提出的符号聚合理论（symbolic convergence theory）认为，共有价值观和世界观使“故事链”能在不同传播主体中产生聚合效应，人们对形象的认知和态度受故事的引导，这些故事通常在小规模群体的符号互动中创制，随后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形成一个个“故事链”，“故事链”通过不同传播主体的互动协同，产生“复颂效应”（chaining out effect），最终让“故事”在不同传播主体的话语互动中转化为人们互相理解和认同的群体共识。⑳近年来，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符号在产生“复颂效应”、制造价值共识和形象认同等方面存在两个困境：其一，话语主体内部的符号协同不够；其二，话语主体和“文化他者”之间的符号协同不够。因此，在具体实践中，要有针对性地强化话语符号协同，达成“复颂效应”，制造更广泛的价值共识，助力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

针对话语主体内部的符号协同不够这一问题，要筛选能够“增进共同性”的符号，有意识地扩大传受双方“共同的意义空间”。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地域辽阔且地貌多样，民族众多又各具特色，如何整合纷繁多样的符号资源，精选出能清晰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的“共同体”话语符号，具有较大难度。能够带来话语权的符号往往是文化积淀和历史选择出来的，通过人为刻意制造的中华民族形象话语符号注定无法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无法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特征鲜明外化。而且符号区别于“记号”的本质就在于它必须是公认的，能够协同群体内部各种人群的认知、感情和价值。在信息传播中，“共同的意义空间”越大，越容易沟通。在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向“共同体”话语转化的实践中，不仅要找出具有共同意义的符号，更要找出能“增进共同性”、世人应知的符号，后者的任务显然更加具有挑战性。根据符号聚合理论，小规模群体的符号互动、广泛传播、形成共享的想象性主题这三个环节缺一不可。目前看来，由国家管理部门统筹打造一个公共平台，可以促使这三个条件尽快形成。一方面，通过公共平台的运行，可以尽快对内外宣传、解释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的价值追求，营造“增进共同性”的舆论氛围，讲好新时代中华民族故事，凸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管理部门统筹公共平台，可以通过体制、机制、政策优势使真正有效的优质符号尽快被筛选分辨出来，争取三至五年后形成一套科学、严谨、系统，能打造最大认同“公约数”的中华民族形象符号。

针对话语主体和“文化他者”之间的符号协同不够的问题，要兼顾多种话语符号，形成话语合力，优化传播效果。话语主体与“文化他者”之间符号协同不够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龙”是吉祥、高贵、勇敢的象征，但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其被翻译为“dragon”，是邪恶的象征。这种跨文化沟通中符号含义的冲突，导致北京奥运会放弃了将“龙”选为奥运会吉祥物。此后，很多专家学者、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建议将“龙”译为“loong”，以实现符号协同，避免不同文化场域的话语歧义。事实上，在中国的对外交流中，很多个人和企业已经在介绍自己或者其企业产品、企业文化时将“龙”译为“loong”，但是国家外译部门的部分专家学者出于某些原因仍然坚持翻译为“dragon”。㉑要实现“复颂效应”，传播环节和传播对象越复杂，对传播符号在跨文化沟通上的要求越高。对目前存在的日常性民间话语符号、规范性学术话语符号、严肃性政治话语符号协同不够的情况，要足够重视、认真思考。这三种话语符号的解释力各有侧重点，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应互相协同，共同围绕形象建设的战略目标发声。可利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族”的制度和组织优势，兼顾政府部门与官方媒体的垂直分工以及与民间组织的水平协作，政界、学界和民间共同围绕中华民族形象塑造的战略目标，多研究“文化他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习惯，强化“共同的意义空间”的建构，提升话语主体与“文化他者”之间的协同效应。

三、优化话语策略，提升话语体系的传播力

在日常操作层面上，话语引导力和说服力常常需要借助于策略性传播才能实现，正如曼纽尔·卡斯特尔所言：“权力关系的核心在于传播”㉒。因此，探讨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必然要落实到传播实践的维度，通过解决“话怎么说”的问题来提高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传播力。话语传播力是指话语主体在传播渠道、传播时空、传播范围、传播深度等方面的影响能力。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传播力直接关系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影响力的范围和深度，也是衡量中华民族形象的价值引领力等“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形象从来不是孤立的静止的物，它始终处在生产—传播—接受的循环和反馈过程中，并由此衍生出丰富多样的意义”㉓。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传播力的提升可以通过优化话语策略来实现，因为“受众对传播的反应极大地受到传播者的意图、专业性和可信赖性的影响”㉔。

话语策略的优化必须体现以下要求：一是话语策略的优化要使信息传播具备更强的张力。影响中华民族形象的内外部因素较多且具有易变性，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场域更具有多元性和异质性。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话语策略要在各种复杂的内外因素中具备充分的张力，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立场、观点、利益取向之间实现各方均衡。二是话语策略的优化要有助于保持话语的独立性、内在发展逻辑的稳定性以及价值取向的规范性。三是话语策略的优化要使传播更具动态性。可基于话语体系的战略目标，根据实践发展进行调节和组合，实现对话语内容的重构和重释。但是，中华民族形象的演变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期待”，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在多重关系中思考如何优化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策略。

（一）统筹历史和未来的话语策略

统筹历史和未来话语策略的逻辑出发点在于，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存在“传承”和“建构”两个维度。各族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共同参与了中华民族形象的建构，因此要通过客观记录和阐释，让过去的话语进入新时代话语体系，在传承中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其话语策略要统筹历史和未来，在“怎样说话”这一问题上实现历史和未来的统一，讲清楚过去的中华民族形象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未来也将继续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进行挖掘，运用历史故事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形成历史；另一方面，我们要通过各种典型故事，讲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描绘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图景。在统筹历史和未来的话语策略方面，我们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把握话语基调，确立一以贯之的话语主题。要讲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形象是在历史实践中生成的，未来我们要以“增进共同性”为战略目标，顺应时代需要，建构中华民族形象“共同体”话语体系。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㉕。基于历史期待筹划未来的话语策略，为建构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二是要创新话语方式，采取行之有效的话语技巧。对于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不能采取笼统的方式，要对传播对象进行细分。比如，有些人对于中华民族有经验性认知，对中华民族有认同感，我们就可以采取讲述历史故事、呈现熟悉场景等诉诸感情的方式，让接受者更能产生共情；有些人对于中华民族缺乏经验性认知，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不了解，我们就要采取阐明历史真相、讲清现实依据等诉诸理性的方式，让接受者明白道理。总之，要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事实等采取合适的话语方式，增加话语传播力和影响力，优化中华民族形象传播效果。三是要正视话语变迁，做好历史和未来的话语衔接。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广泛地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中华民族形象塑造和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话语存在方方面面的差异。一方面，要正视这些差异，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这些差异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动力机制；另一方面，要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涵，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实现历史、当下和未来的话语衔接。

（二）统筹国家和民族的话语策略

民族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国家是政治权力机构，两者并非一起诞生的，但是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中，要统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提升话语体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具体来说，要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理论上来讲，要在国族同构的基础上建构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话语体系。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家民族”，既是民族聚合体也是国民聚合体，因此，中华民族形象及其话语体系具备国族同构的实践逻辑。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策略是否恰当，要看其是否能够统筹国家战略和民族特性。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策略如果失去了民族性，就失去了研究和讨论的意义。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的“共同体”话语要言说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展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命脉。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㉖中华民族形象的话语言说还需要为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国家话语权的提升提供话语支撑，要更好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第二，从实践上来讲，要通过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民族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中，要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牢固树立正确的民族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推动各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牢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深刻认识我国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要在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的指导下，统筹国家和民族的话语，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使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基于此而形成的话语体系，更具有表现力和科学性，有助于展现更加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华民族形象。

（三）统筹中华和世界的话语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㉗这对于统筹中华和世界的话语策略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时代，中华民族应立足于构建与世界各民族深度互动的新格局，勇于发声、善于发声、适时发声，树立民族形象自信，保持战略定力，以平和的心态和足够的耐心应对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华民族形象的误读、错读，增强中华民族形象的吸引力，让世界各民族愿意主动了解和认识中国，进而实现文明互鉴。一是突出中外民族文化的通融性，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寻找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确定共同的价值基础，积极塑造话语认同。要利用新兴媒体、新的传播样态、更加接近生活的题材开展中华民族形象的对外传播，减少“宣传味”，增加“场景感”和“生活味”。二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话语表达的语言要素，提升对外传播话语的亲和力，让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对中华民族故事能听愿听、想听爱听，听有所思、思有所感、感有所悟，从而提高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针对性、有效性。三是要灵活运用不同的话语范式，在“中国—西方”“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多重关系维度上思考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策略，为新时代传播好中国声音、建构中华民族形象奠定基础。可以通过政治色彩与社会情感的平衡来优化话语结构，形成合理的话语传播范式。对于国内受众来说，可以合理采取政治传播或情感沟通的方式来优化传播效果。政治传播重在解释、教育与引导，发挥把握舆论导向的功能；社会情感沟通有助于交流思想、化解矛盾，达成心灵相通的功效。对于国外受众来说，政治传播重在告知、解释与说理，但由于政治、社会背景不同，政治传播的效果会打折扣。因此，应该适当增加情感沟通的成分，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借助情感的联结扩大“共同的意义空间”。基于此，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将政治传播转化为一般的社会传播，重视情感沟通，运用生动的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性”话题，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浸润式传播，改进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方式，优化传播效果。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建构理论认为，自从有了人类，世界就开始从自在世界转变为被人所建构、与人互相关涉的世界。话语也是建构的产物，是人通过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将价值观念、文化思想融入符码系统，进行有意识的建构，实质是为了掌握话语权，形成自身赖以支撑的话语体系。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建构，可以形成统一的话语规则和话语框架。“共同体”话语体系有助于消解话语霸权，避免在世界权力体系中陷入被动。话语理论建设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引导力，话语符号凝练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说服力，话语策略优化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传播力。通过多个维度的话语体系建构，可以不断强化“共同体”意识，更好地展示中华民族形象。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建构必然面临更高的要求和更复杂的挑战，在积极向“共同体”话语体系转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建构要注重平衡民族性、传统性、普适性、未来性和现代性：脱离民族性会失去存在的价值，脱离传统性容易导致误读，脱离普适性容易导致文化冲突，脱离未来性会导致缺乏连续性，脱离现代性会导致缺乏兼容性。但是，不管怎样都要看到，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开放过程，是一个多重互动的历史进程，永不可能是一个静态的恒定结果。这一点，是思考一切建构之策的基本点。

注释：

①⑮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

②㉗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③ 李春燕、陶喜红：《新中国中华民族形象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转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④ 胡正荣、田晓：《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建构：分层、分类与分群》，《中国出版》2021年第8期。

⑤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页。

⑥ 杨生平：《话语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⑦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⑧ 庄福龄：《理论活力贯世纪——“两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报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年第6期。

⑨ 汪洋在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少数民族界主题协商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见《人民日报》2020年12月3日。

⑩ 李学保：《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1期。

⑪⑬㉔ ［美］卡尔·霍夫兰、欧文·贾尼斯、哈罗德·凯利：《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张建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11—12、28页。

⑫ 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

⑭ ［美］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⑯ ［英］安东尼· D ·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页。

⑰ 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 New York: Penguin, 1972,p.8.

⑱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⑲ 《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313页。

⑳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凯伦·福斯：《人类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㉑ 黄佶：《dragon还是loong：“龙”的翻译与国家形象传播》，《秘书》20018年第2期。

㉒ ［美］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与传播力》，《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

㉓ 周宪：《视觉建构、视觉表征与视觉性——视觉文化三个核心概念的考察》，《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