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份额、资本积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庆君 邵 磊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伴随经济快速增长的是资本的高速扩张，而劳动收入份额自1995年起持续下滑十余年才开始反弹，整体呈现U型走势①。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既面临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问题，也存在收入分配差距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只有完善分配格局，我国的内需潜能才能不断释放。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收入份额不仅关系着居民收入水平，也反映了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既能从需求端影响消费和投资需求，又能在供给端影响要素的生产效率。由于工资是刚性的，利润却富有弹性，劳动收入份额与企业利润、经济增长存在 “天然”的负相关关系②，在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政策导向下如何兼顾企业生产性投资，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是新时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其影响机制是什么？本文将从要素投入产出效应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关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与“经济增长”相比较，高质量发展还涵盖城乡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人民生活、制度环境、社会福利、公平效率等诸多维度③，既要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也要缓解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社会矛盾④。其发展目标在宏观上需提升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⑤，使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高级化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需求和投入产出⑦，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高质量发展是体现“四高一好”的发展，即高产品及服务质量、高经济效益、高社会效益、高生态效益和良好经济运行状态⑧，是增长与质量的统一，由供给侧和需求侧共同支撑。

学术界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并未得出较一致的结论。劳动收入份额既能影响总需求也能影响总产出，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取决于其对总需求的促进效应和对投资的抑制效应的力量对比，当需求效应占优时表现为促进作用⑨，当成本效应占优时则将阻碍经济增长，二者可能呈现U型关系⑩。新发展理念下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包含经济增长，且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发展质量，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一方面，在国民经济循环过程中，分配关系决定下一轮的生产关系，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可以通过调整居民消费结构来促进生产结构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另一方面，从要素价格弹性的角度分析，由于工资水平在短期内是刚性的，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盈利增加并不会立即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劳动收入份额因此相对下降；在经济衰退时期，工资水平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低于企业盈利下降水平，劳动收入份额相对上升。劳动力工资上涨将使企业投资回报率下滑，企业投资意愿下降⑪，不利于企业增加对人才和创新的投入而进一步约束了经济发展的质量。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1：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负相关关系。

（二）要素投入产出和居民最终消费的中介效应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单位劳动力配置的资本量是生产力的表现形式，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和企业中的生产技术存在较大差异，资本有机构成也不尽相同，劳均资本的变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仍有影响。通常情况下，在经济发展初期工业化程度较低，与劳动力相比较，资本的边际产出相对较高，物质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但由于劳动力供给受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限制，随着物质资本积累不断提高，劳均资本存量表现为不断提高的过程，此时资本的边际生产贡献率逐渐下降，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上升。从规模效应来看，劳均资本存量变动的影响力体现在短期内投资率变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资本和劳动的收入分配对生产性投资的双向效应决定了投资率具有适度规模，即劳均资本存量并非越高越好，其适度规模是长期经济发展和短期消费损失之间博弈和平衡的结果。在劳均资本存量未达到适度规模之前，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但会降低单位劳动力的资本量，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各生产要素之间规模结构均衡的发展，劳动收入份额在需求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利润驱动”和“工资驱动”两种机制⑫，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目前中国总需求为工资拉动型增长⑬，过低的劳动收入份额对消费需求具有抑制作用⑭。在当前产业结构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发展时期，最具潜力的需求因素是居民的最终消费，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抓手。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远高于资本收入⑮，劳动者报酬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和意愿增强，产品市场需求增加，因此改变收入分配结构可以扩大消费需求，调整消费结构，进而改变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实现效率与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2：劳动收入份额可能通过劳均资本、居民最终消费和资本产出水平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要素替代性和劳动人口抚养负担的调节效应

根据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陈晓玲和连玉君认为替代弹性增加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⑯。同时技术进步的偏向受生产要素“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两方面的影响⑰。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较高时，“市场规模效应”越大，企业扩大再生产受生产要素的制约程度越小，可以根据资本和劳动力的供给情况适时调整要素投入，选择供给充裕的生产要素维持生产的可持续性。但替代弹性较低时，“价格效应”占优，企业生产将受制于供给弹性低的生产要素，要素投入的可调整性下降，此时若劳动力相对价格上涨，企业在最优生产条件下可能缩减产量导致经济发展受限。因此资本与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不同，劳动者收入水平变动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生命周期消费假说分析了消费和年龄之间的关系，即个体消费和储蓄行为与其年龄有关，经济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与其居民年龄结构有关，因此经济发展受制于劳动力人口和总人口的年龄结构。由于青少年不具备劳动能力，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低，社会总产出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取决于中青年人口比重。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导致劳动人口抚养负担不同，当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时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加重，将影响社会总消费支出和储蓄水平，且人口结构不同消费结构亦有不同，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供给和需求双侧。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3：劳动者收入份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受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主要变量说明

为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设定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Edev表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仅仅从经济增长维度已无法全面衡量经济发展的真实状态。根据立足点差异，评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基础，从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生态成果、社会成果等方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⑱；第二类依托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⑲；第三类基于高质量发展方式，从内涵式和外延式发展两个层次来衡量高质量发展水平⑳。相较而言，新发展理念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较好地诠释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本文以此为据并从数据获得性和可操作性出发，构建高质量发展衡量体系，具体包括经济发展基本面、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6个维度、15个指标，具体指标及定义如表1所示。为避免主观因素干扰，本文在无量纲化处理后采用熵值法对各级指标进行赋权，计算各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值。

表1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labor表示劳动收入份额，以劳动者报酬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进行测算。Control为控制变量，包括资本存量、资本形成率、国有经济比重、教育程度、失业水平和政府干预等。其中资本存量K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公式为：Kit=Kit-1(1 -δit) +Iit。为保持数据的一致性，资本存量和实际GDP均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I为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运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折旧率参考单豪杰的测算取值为10.96%㉑。

由于核心解释变量劳动者报酬数据缺失较多，故采用2000—2017年省级数据，本文选取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个别年份缺失值利用线性插补法进行处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是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提高既可以刺激消费，也可能挤占企业利润空间，进而抑制企业生产性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抑制作用。而资本积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意味着现阶段增加投资依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根据卡莱茨基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分别是投资的产出效应、生产设备折旧的负效应和利用度的改进效应㉒。且短期内主要取决于投资水平，投资率越高，经济增速越快。但经济增长率也不可能无限扩张，原因在于在既定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下，劳动力供给限制了实际的经济增长水平。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共同发力。资本供给富有弹性，劳动者收入份额提高会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但人力资本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短期内供给缺乏弹性，可能成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之一。

表3 全样本估计结果

尽管固定效应模型能够较好地处理遗漏变量问题，但也可能存在其他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使用随机效应模型（RE）、混合回归（OLS）、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模型重新进行回归，表4中第（4）列是以滞后一期为工具变量的2SLS回归结果。相较于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以后，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系数明显降低，且结果显著，意味着内生性问题低估了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同时为确保上述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将主要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第（5）列所示，主要变量的系数大小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结果是稳健的。

表4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三）影响机制分析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经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共同转型升级。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劳动者收入份额是否会通过劳均资本存量、居民最终消费和资本生产率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表5为估计结果。

表5 影响机制估计结果

1.劳均资本存量

2008年全国劳均资本存量为2.17万元，2017年达到6.45万元，年均增长率20%以上。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就业结构升级，但也会降低劳均资本存量，阻碍资本深化。从中介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降低了劳均资本存量，回归系数为-1.3881，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其间接效应为0.2411，占总效应的41.25%。

2.居民最终消费

Bhadur和Marglin㉓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并将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对消费产生的刺激作用称为“需求效应”，将其对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称为“成本效应”。当劳动者报酬上升时，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和意愿增强，产品市场需求增加，在需求端刺激居民消费所产生的“需求效应”有利于促进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生产性投资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估计结果来看，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居民最终消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目前提高劳动者报酬可以提高居民最终消费水平，有效缓解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其缓解效应为-0.1801，占总效应的30.83%。

3.资本生产率

从支出的角度分析，资本积累受当期国民收入水平和工人与企业家之间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企业家获得的总利润越高，资本积累越多，形成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因此经济结构的收入分配关系对企业投资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当企业利润一定时，一方面，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必然导致资本收入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工资上涨使企业劳动力投入成本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企业生产性投资规模，减少资本积累，“成本效应”凸显。但劳动收入份额对投资最终是促进还是抑制取决于其“需求效应”和“成本效应”的力量对比。本文以地区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形成额的比值作为资本生产效率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估计结果显示提高劳动者报酬可以有效提升资本生产效率，进而缓解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其缓解作用占总效应的8.11%。由此可见现阶段改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劳动者报酬，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既能从需求端刺激居民消费，又能从供给侧提高资本生产效率。

（四）进一步分析

1.区域异质性

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估算结果来看，由于创新和开放程度不同，中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和不平衡性，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为此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分别检验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6中第（1）列（东部地区）和第（2）列（中西部地区）所示。劳动者报酬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

2.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差异

生产要素之间替代弹性的高低对要素投入决策和经济产出亦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以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为据进行分组，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差异。要素替代弹性的估算取决于生产函数的选择，本文参考郑猛和杨先明的做法㉔，利用可变替代弹性VES生产函数进行估算，得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σKL:

其中，K、L、EK、EL分别表示资本、劳动投入量和效率水平，b为外生参数，D=bEK/EL。

结果显示全样本的D值为-0.0745，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σKL小于1，二者表现为互补关系，表明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能力逐渐减弱。同时分期估计后发现次贷危机发生前2000—2008年期间D值为0.4019，此时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较强，二者表现为替代关系。但次贷危机后劳均资本存量上升使得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发生明显变化，D值由正转负，资本与劳动从替代关系逐渐转为互补关系。进一步通过各省市数据估计结果发现，30个省市中19个省市的D值小于0，劳动力供给已逐渐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本文根据年度和区域D值的参数估算结果将样本分为σKL大于1和σKL小于1两组，估计结果如表6中第（3）—（6）列所示，其中第（3）列和第（4）列为以次贷危机为限的估计结果，第（5）列和第（6）列为区域差异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次贷危机爆发以前，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性较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系数为0.0990，次贷危机后随着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下降，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性更强，其系数为0.4104。从地区来看，在互补关系的省市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程度显著且系数更高。当σKL小于1时，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性较低，二者表现为互补关系，单位劳动力投入的产出效应高于相应资本投入的产出效应。当劳动力资源匮乏时，劳动力供给缺乏弹性，企业扩大再生产受制于劳动力要素的投入，而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会增加企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从成本收益方面考虑，企业可能减少生产性投资，从而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6 进一步分析估计结果

3.劳动人口抚养负担差异

现代经济社会人口结构转变的核心问题是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过程将经历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和总人口峰值两个重要转折，此时经济增长将受到结构性冲击，前者主要冲击供给侧，后者则主要冲击需求侧㉕。同时劳动力人口的抚养负担决定了其消费和储蓄的多寡，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可从需求侧影响消费，在供给侧影响投资，但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导致的抚养负担差异可能使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存在异质性。本文以劳动人口总抚养比均值为限将样本分为高抚养负担和低抚养负担两组，估计结果如表6中第（7）列和第（8）列所示。结果显示在抚养负担较高的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0—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劳动者报酬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资本积累仍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从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来看，一方面，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显著降低了劳均资本存量，从而限制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可以提高居民最终消费水平和资本生产率，有效缓解了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小和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较重的区域，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大。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共同富裕。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将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收入差距，这对实现共同富裕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注重资本积累，以增量促存量，扩大资本有效供给。资本积累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的动力源泉之一，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延展投资内需新空间，须开启新一轮基建投资，在基础设施、重点项目上提高投资率，以增量促存量，形成存量资本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盘活经济基础大盘，强化供给端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第三，处理好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已经是内需型国家，但资本积累是以牺牲短期消费为代价的，既定生产结构下经济发展有最适投资率，需保持投资合理增长，避免盲目扩张，优化投资结构，维持经济长期稳定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发挥好政府调控作用，稳定市场预期。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要立足经济运行主要矛盾，稳定市场预期，为消费结构升级和有效投资护航助力，形成经济高质量持续循环发展的长效机制。

注释：

① 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王晓霞、白重恩：《劳动收入份额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3期；刘亚琳、茅锐、姚洋：《结构转型、金融危机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

② 赵峰、陈宝林、章永辉、季雷：《收入分配、需求体制与经济增长——基于“马克思—凯恩斯—卡莱茨基”理论的经验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10期。

③ V.Thomas， M.Dailami， A.Dhareshwar， D.Kaufmann， N.Kishor， R.lopez， Y.Wang，The Quality of Grow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R.Barro，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Chilean Economy， 2000，5， pp.3-5.

④ 杨伟民：《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8年第2期。

⑤ 郭春丽、王蕴、易信、张铭慎：《正确认识和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管理》2018年第4期。

⑥ 任保平、文丰安：《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决定因素与实现途径》，《改革》2018年第4期。

⑦ 黄速建、肖红军、王欣：《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王雄飞、李香菊：《高质量发展动力变革与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改革》2018年第6期。

⑧ 简新华、聂长飞：《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测度：1978—2018》，《经济学家》2020年第6期。

⑨⑮ 刘盾、施祖麟、袁伦渠：《利润拉动还是工资拉动？——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4年第2期。

⑩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李琦：《经济发展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理论与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6期。

⑪ 蔡昉：《认识中国经济减速的供给侧视角》，《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4期；汪伟、郭新强、艾春荣：《融资约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中国低消费》，《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⑫ 黄乾、魏下海：《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10年第4期；邹薇、袁飞兰：《劳动收入份额、总需求与劳动生产率》，《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2期。

⑬ 刘盾：《中国的经济增长属于“利润拉动”还是“工资拉动”？——再测功能性收入分配对我国需求增长与结构的影响》，《南开经济研究》2020年第1期。

⑭ 钞小静、廉园梅：《劳动收入份额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9期。

⑮ 陈晓玲、连玉君：《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与地区经济增长——德拉格兰德维尔假说的检验》，《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1期。

⑰ D.Acemoglu， Labor-and Capital-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3， 1(1)， pp.1-37.

⑱ 师博、任保平：《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分析》，《经济问题》2018年第4期；蒋长流、江成涛：《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58个城市的经验证据》，《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⑲ 吴志军、梁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比较与战略路径》，《当代财经》2020年第4期。

⑳ 李金昌、史龙梅、徐蔼婷：《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统计研究》2019年第1期；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何建武、卓贤：《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

㉑ 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

㉒ 段雨晨、赵峰：《卡莱茨基经济理论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

㉓ A.Bhaduri，S.Marglin，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Wage：The Economic Basis for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14(4)，pp.375-393.

㉔ 郑猛、杨先明：《要素替代增长模式下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17年第2期。

㉕ 蔡昉、王美艳：《如何解除人口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束缚》，《财贸经济》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