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抗战后期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

时间：2024-05-07

陈国恩

闻一多从诗人、学者到民主斗士，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他从推崇新诗的幻象、提倡新格律诗，到交口称赞田间是“时代的鼓手”，赞美鼓的情绪“疯狂，野蛮，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①；从推崇中华古老文明，到痛斥“儒家、道家、墨家”是“偷儿、骗子、土匪”②；从坚持“国家至上”，忠诚于艺术，到1940年代宣称“人民至上”，强调“最后的胜利永远是属于人民的”③，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学者提出后期闻一多思想的特点，一是他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二是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三是他相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四是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由此确认“闻一多虽然组织上没有入党，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实际上他的政治思想已经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高度”。④

不过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思路，把闻一多的思想变化纳入爱国主义的逻辑，从爱国主义思想本身的发展来研究他，这或许会有新的可能性，那就是重视闻一多作为一个先进知识分子与他所从属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联系，突出他在为人民的民主与和平的新中国而奋斗的事业中的代表性。从爱国主义历史逻辑，而不是离开爱国主义思想主线来考察闻一多生命之旅的后期思想变化，笔者认为更切合闻一多的思想实际，也更能体现闻一多思想发展的历史意义及其重大影响。

一、闻一多思想发展的统一性表现在他的爱国主义

闻一多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清华接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这与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的滋养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性格中沉潜坚定的一面，也使他与五四时期许多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比如郭沫若等彻底反传统的态度有所不同。用他的话来说，他与郭沫若的不同在于：“《女神》的作者对于中国，只看到他的坏处，看不到他的好处。他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底文化。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的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⑤闻一多说得非常清楚，他是因为爱祖国，所以爱祖国的一切，包括爱它古老的文化。

闻一多早年求学清华，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表达了这种发乎灵魂深处的爱国情怀：“近年来家内清吉否？念念。连接二哥、五哥来函，人事俱好，祈念垂虑。山东交涉及北京学界之举动，迪纯兄归来，当知原委。殴国贼时，清华不在内，三十二人被捕后始加入，北京学界联合会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此事目的达到后，各校仍逐日讨论进行，各省团体来电响应者纷纷不绝，目下声势甚盛，但傅总长、蔡校长之去亦颇受影响。现每日有游行演讲，有救国日刊，各举动积极进行，但取不越轨范以外，以稳健二字为宗旨。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敢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所以北京学界为全国所景仰，不亦宜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习练使然也。”⑥

为什么如此壮怀激烈？因为“我是中国人”，没有任何别的道理可讲。《我是中国人》这样写道：“我们的历史是一首民歌，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的心里有尧舜底心，我的血是荆轲聂政底血，我是神农黄帝的遗孽，我的智慧来得真离奇，他是河马献来的馈礼，我这歌声中的节奏，原是九苞凤凰的传授，我心头充满戈壁底沉默，脸上有黄河波涛底颜色，泰山底石溜滴成我的忍耐，峥嵘的剑阁撑出我的胸怀，我没有睡着!我没有睡着！”因为爱祖国，而爱祖国的一切，坚定不移。

长期以来，对闻一多早年参与发起成立大江会及信奉国家主义，存在不小的争议。新世纪以来，人们开始更多地正视大江会的国家主义包含了爱国主义的内容。留美的一些清华学生是因为爱国家，特别是面对受列强欺凌的贫弱的祖国，怀着一种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而奔走呼号，他们的心情就像《大江会章程》宣布的：“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及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它的历史使命是“本大江的国家主义，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目前的首要任务为“暂时偏重反对列强侵略与鼓励民气”⑦。就闻一多与大江会以及国家主义思想的关系而言，只要看几个事实，便不难理解其实质。上引闻一多《我是中国人》的诗作，就发表在1925年7月15日《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表明闻一多是以爱国主义的立场参与大江会活动的。他的《七子之歌》，发表在1925年7月的《现代评论》上，也正是他积极参加大江会活动的时期。《七子之歌》中的“澳门”一章，在澳门回归前夕被谱成歌曲，唱响大江南北，风靡世界，从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上强劲地彰显了诗歌的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那种哀伤而热切的旋律，借助童声，把一个游子对母亲的依恋和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让每一个中华儿女感动不已。闻一多表达的，就是一个游子对母亲的依恋和思念，不带任何杂质。

闻一多前期的思想，以留美回国为分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留学美国时期，他看中国是鲜花一样的美：“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忆菊》）他向太阳呼告：“太阳啊，慈光普照的太阳！往后我看见你时，就当回家一次；我的家乡不在地面乃在天上！”（《太阳吟》）回国后，闻一多发现政治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极度失望：“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他写出了《死水》，表达了对现实的彻底否定。他开始质问：“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谁是神农黄帝的遗孽。”（《祈祷》）但在决绝的态度中，依然是他对祖国的一腔热血；在强烈的质疑中，依然是对真正的中国精神的执着和怀念。万变不离其宗，他对祖国的爱一如既往。

深入考察闻一多这种看似矛盾思想的逻辑，可以发现他所理解的“中国”是一个理想与现实多重纠结的矛盾复合体。人们心目中的“祖国”，本有三种形态：一是“应然”的祖国，二是“可能”的祖国，三是“实在”的祖国。前两种是想象的“祖国”，与实在“祖国”对应。不过“应然”的祖国偏重于理想，而“可能”的祖国则是在理性指导下预测其未来的可能。闻一多是一个诗人，他心心念念的中国，是“应然”的中国与“实在”的中国的矛盾统一体，缺失政治家对“可能”的中国的那种理性分析和预期。他的思想发展的一个根本动力，就是来自他心目中的“应然”中国与“实在”中国的矛盾运动。

20年代中期他思想的变化，是因为他回国后目睹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的现实，理想与现实发生了猛烈碰撞，基于他心目中的“应然”中国的理念，向“实在”的中国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他40年代更为重大的思想变化，同样地是因为他心目中的“应然”中国与他看到的“实在”中国的矛盾，当然是更为严重的历史冲突，即他看清了两个方面的真相。一是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在军事上遭到了一连串的严重挫败，丧失大片国土：

几个月的工夫，郑州失了，洛阳失了，长沙失了，衡阳失了。现在桂林又危在旦夕，柳州也将不保，整个抗战最后的根据地——大西南受着威胁，如今谁又能保证敌人早晚不进攻贵阳，昆明，甚至重庆？到那时，我们的军队怎样？还是监视的监视，被监视的被监视吗？到那时我们的人民又将怎样，准备乖乖的当顺民吗？⑧

二是他看到了国民党当局在大后方实行特务统治，人民陷入严重的水深火热之中：

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正式投降，全国欢欣鼓舞，以为八年来重重的苦难，从此结束。但是不出两月，便在十月三日，云南省政府突然改组，驻军发生冲突，使无辜的市民饱受惊扰，而且遭遇到并不比一次敌机的空袭更少的死伤。……十一月二十五日晚，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修学校等四校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新校舍草坪上，召开了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座谈会，到会者五千余人，似乎反动者也不肯迟疑，在教授们的讲演声中，会场四周，企图威胁到会群众和扰乱会场秩序的机关枪，冲锋枪、小钢炮一齐响了，散会之后，交通又被断绝，数千人在深夜的寒风中踯躅着，抖颤着。昆明愤怒了!⑨

显而易见，闻一多是一以贯之地执着于他“应然”中国的理念而向“实在”中国的反动派发出了怒吼。直至《最后一次演讲》，他壮怀激烈地宣告：“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他表达了与国民党当局的彻底决裂。他的彻底决裂的态度背后，是他对心中“应然”中国的真爱：“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⑩民主和平的中国，是闻一多从青年时代起始终不渝地追求的梦想！他上下求索，最后为这个梦想奉献了宝贵的生命。

二、思想突变开始于他对原来国家观念的扬弃

闻一多前后思想的统一性在他的爱国主义，不是说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前后没有变化。恰恰相反，他的爱国主义后来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容，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闻一多思想面貌的焕然一新。

变化，开始于他的国家观念。目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日趋反动，闻一多的国家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五四历史座谈》一文中，他回顾自己早年的思想时说：“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⑪那时他的爱国主义，主要是把中国当成一个文化的中国来爱，其思想基础就是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哪怕国内有新旧思潮之分，但每一个人在爱国这点上说，应该不分彼此，大家都来爱。这明显是受到他早年在清华接受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实为一种博爱的思想。闻一多后来特别强调：“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已失，那基督教的精神还在我的心里烧着。”⑫所谓基督教的精神，主要就是一种执着地为崇高目标献身的精神，反映了闻一多从年轻时起已确立了一种愿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的人格。到1944年的《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的思想变化主要还是在文化方面的，他说：“我念过了几十年的《经》书，愈念愈知道孔子的要不得，因为那是封建社会底下的，封建社会是病态的社会，儒学就是用来维持封建社会的假秩序的。他们要把整个社会弄得死板不动，所以封建社会的东西全是要不得的。我相信，凭我的读书经验和心得，他是实在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务就是要知道他的要不得，才不至于开倒车。”⑬文化观念上的彻底反传统，是他政治上扬弃原来的国家观念的先导。1946年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他的反思就直奔政治主题了：

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只觉得那真是一个英勇刚毅的领导，对于这一个人，你除了钦佩，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有一次，我和一位先生谈到国共问题，大家都以为西安事变虽然业已过去，抗战却并不能把国共双方根本的矛盾彻底解决，只是把它暂时压下去了，这个矛盾将来是可能又现出来的。然则应该如何永久彻底解决这矛盾呢？这位先生认为英明神圣的领袖，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最高智慧，时机来了，他一定会向左靠拢一点，整个国家民族也就会跟着他这样做，那时左右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现在想想，中国的“真命天子”的观念真是根深蒂固！可惜我当时没有反问这位先生一句：“如果领袖不向平安的方向靠，而是向黑暗的深渊里冲，整个国家民族是否也就跟着他那样做呢？”⑭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的第二天，闻一多在清华的课堂上愤怒声讨张、杨的“胡闹”。他认为元首身系国家的安危，一个带兵的军人可以领兵“叛乱”，那是祸害中国。这也是他上文所说的“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那个意思。两年后的1946年，他则坚决地否定了“中国的‘真命天子’的观念”。这一否定，标志着闻一多从思想上已把国家与统治集团严格地区分了开来。国家是国家，统治集团是统治集团，两者不能划等号，反动的统治集团尤其不能代表国家。

在思想上把国家与国民党的统治集团严格区别开来，是因为国民党的政治腐败，特别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造成了对日抗战在军事上的全面溃败。在闻一多的心目中，国民党由此失去了它统治中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国民党所代表的那个“国”在他心中已经死了。对于闻一多来说，这一变化的重要性，集中地表现在他更深沉地爱着这个国家——爱着正在经历苦难的中国，爱着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中国人民，而且因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越来越感到悲愤，他把悲愤转化成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越来越强烈的控诉与批判。

在闻一多的这一思想转变中，五四精神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标志着闻一多在他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后其爱国主义的内涵依然在逻辑上保持了前后的一致。在《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从二十六年前的“五四”到今天，恰是螺旋式的进展了一周。一切都进步了。今天帝国主义的退出，除了实际活动力量与机构的撤退，还有不平等条约的取消，中国人卖身契的撕毁。这回帝国主义的退出是正式的，至少在法律上，名义上是绝对的，中国第一次，坐上了“列强”的交椅。帝国主义进一步的撤退，是促使或放纵封建势力进一步的伸张的因素，所以随着帝国主义的进步，封建势力也进步了。战争本应使一个国家更加坚强，中国却愈战愈腐化，这是什么缘故？原来腐化便是封建势力的同义语，不是战争，而是封建余毒腐化了中国。今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腐化方面，比二十六年前更变本加厉，是公认的事实。时髦的招牌和近代化的技术，并不能掩饰这些事实。⑮

中国的越战越腐化，是因为“封建余毒腐化了中国”。这正是闻一多进入40年代后一改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开始痛斥“儒家、道家、墨家”是“偷儿、骗子、土匪”的现实依据。

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他又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⑯《中国之命运》是抗战进入1943年后，蒋介石委托陶希圣执笔、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小册子。它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提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把三民主义说成是“国民革命不变之最高原则”、“民族复兴唯一正确之路线”，因而其他党派要放弃各自的主张。文化上，它片面宣扬中华民族的所谓“固有的德性”、“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品性”，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破坏了中国原有的优越伦理和宗族社会组织。这是一种专制独裁的思想，服务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的统治。它与闻一多所坚守的“五四”的民主、自由的精神与理想格格不入。

闻一多这一时期参与中国民主同盟的活动，就是围绕反内战、争民主的政治斗争。1945年他成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宣传部长）、昆明《民主周刊》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在为“一二·一”四烈士所撰碑文中，他这样写道：

“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从这天起，在整整一个月中，作为四烈士灵堂的联大图书馆，几乎每日都挤满了成千成万，扶老携幼的致敬的市民，有的甚至从近郊几十里外赶来朝拜烈士们的遗骸。从这天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通过物质的或精神的种种不同的形式，不断地寄来了人间最深厚的同情和最崇高的敬礼。在这些日子里，昆明成了全国民主运动的心脏，从这里吸收着也输送着愤怒的热血的狂潮。从此全国的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更加热烈的展开，终于在南北各地一连串的血案当中，促成了停止内战，协商团结的新局面。

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这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土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都战栗的倒下去！

四烈士的血不会是白流的。⑰

从这碑文中，我们已经可以听到半年后他在《最后一次演讲》中发出的呐喊的声音。

在民盟的主要成员中，闻一多的思想代表着最为激烈的那一部分。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将于11月12日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的决定。这一决定程序上要提交7月7日召集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讨论。中共看透了蒋介石的把戏， 6月16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出席此次国民参政会，表示抵制。民盟中央的一些人认为各政党的团结很重要，民盟中央领导人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决定赴延安说服中共代表参加这次国民参政会。消息传到昆明，云南民盟一致反对，认为民盟中央不应替国民党做说客。他们派人持函赶往重庆，但反对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云南民盟就决定向社会公开他们的态度，发表了《昆明文化界致国民参政会电》。这个电文，前后的三份底稿均有闻一多参与。其中初稿为罗隆基起草，闻一多修改；二稿为闻一多钢板刻印，落款为6月28日；三稿为闻一多在油印稿上再做修订，并附有146人签名。这三份底稿，是闻黎明教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档案室查找资料时偶然发现的。闻黎明认为，以“只要救火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共事”的态度加入民盟的闻一多，在对待怎样“救火”的步骤、程序等具体问题上，与民盟中的三党三派并不完全一致。闻一多在与华岗的接触和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学习讨论中，接受的是共产党的主张，而不是在民盟中占主流地位的“第三条道路”，因此在民盟领导层出现“不偏不倚”态度时，闻一多坚决反对，在民盟的“左中右”三种倾向中，他明显属于“左”的阵营。⑱

这实际上就是闻一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后的决不妥协的斗争态度。

三、从“人民本位”立场认同新民主主义方向

闻一多开始与国民党进行势不两立的斗争，是因为他认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代表国家，他选择了站在人民的立场。

其实在早年参与发起大江会的时期，闻一多的思想就已经包含了“人民”的元素。据梁实秋说，1924年夏天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内，罗隆基、何浩若、闻一多、时昭浪、潘光旦、张心一、王化成、吴文藻以及在前往哈佛途中路过芝加哥的梁实秋等二十多人，正式成立“大江会”。在这次会上，决定创办季刊，并确立了“大江会的国家主义”的基本理念：

第一、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的处境，不愿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nationalism）：就是“国家”应在政党之上，执政者应超脱个人权位与政党利益，应以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为施政的理想。第二、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第三、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⑲

梁实秋记忆中的大江会宗旨之第二、三条，实际是这些青年从国家主义的立场表达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以及卫护底层民众的基本权利。闻一多早期许多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达其深切同情的诗歌，都是这种思想的艺术体现。当然，闻一多与大江会的大多数成员当年没有弄清楚“人民”概念的阶级内涵，他们主要是从抽象意义上把它等同于“全民”，所以从超越了特殊利益的政党立场的国家主义观点来看，就要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

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的日益暴露，使闻一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政府不能代表国家。1944年7月，他发表《越战越强》，表示抗战初期的中国是以“不怕败”的决心在抵抗。开罗会议以后，“自己讳言失败，同时也禁止旁人言失败”，大概也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可是当他看到衡阳战役的报导用了“愈战愈强”的标题时，他“气昏了”，对政府开始感到失望，不过此时他还是从民众与政府一致的立场上来表达抗战的决心，认为“抗战是大家的抗战，国家是大家的国家”⑳。到了1944年的10月，他看到国民党军队一连串的大溃败，发表了《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开始从人民与政府对立的观点来思考抗战的前景：

昆明在国际间有“民主堡垒”的美誉，我们从今更要努力发扬民主自由的精神。哪一天我们的美梦完成了，我们从黑暗中造出光明来了，到那时中国才真不愧四强之一。强在哪里？强在我们人民，强在我们人民呀！今天政府不给人民自由，是他不要人民，等到那一天，我们人民能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强起来了，他自然会要我们的。那时我们可以骄傲的对他说：“我们可以不靠你，你是要靠我们的呀！”那便是真正的民主！我们今天要争民主，我们便当赶紧组织起来，按照实现那个美梦的目标组织起来，因为这组织工作的本身便是民主，有了这个基础，我们便更有资格，更有力量来争取更普遍的，完整的和永久的民主政治。㉑

闻一多看清了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世界“四强”之一，强在我们人民，而政府不给人民自由。到了真正民主的时代，“我们可以骄傲的对他说：‘我们可以不靠你，你是要靠我们的呀！’”这表明，此时的闻一多认为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正统性，人民与这个政府处于对立的地位。人民要组织起来，实现自己的“更普遍的，完整的和永久的民主政治”。

1945年5月，闻一多为纪念 “五四”而专门写了《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在这篇文章中，他响亮地喊出了“人民的世纪”，认为“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

有一个观念得先弄明白，那便是多年来人们听惯了那个响亮的口号“国家至上”，国家究竟是什么?今天不又有人说是“人民的世纪”吗?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假如根本没有人民，就用不着土地，也就用不着主权。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㉒

闻一多的立足点完全转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了。他强调国家并不等于人民，认为今天的国家与人民是对立的：“今天情形和二十六年前，恰好是个反比例，国家在四强之一的交椅上，总算出了从来没有出过的风头，人民则过着比战前水准更低的生活。英美不但治外法权自动取消，而且看样子美国还非管中国收复失地不可。八年抗战，中国国家的收获不能算少，然而于人民何所有?老百姓的负担加重了，农民的生活尤其惨”。他以坚定的口吻写道：“今天我们期待着的‘五四’是一个比二十六年前更坚强更结实的‘五四’，我们要争取民主的国家，因为这是一个人民的世纪呀!”㉓

人的思想变化，一般是受环境的影响，同时又受到思想的启发，二者通过内因起作用。闻一多目睹国民党统治的腐化，也听闻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带领人民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在这一鲜明的事实对比中，共产党人华岗等人对闻一多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华岗是1944年受中共南方局派遣到昆明做龙云联络工作的，他为了在知识分子中开展统战工作，成立了一个名为“西南文化研究会”的团体。他通过云南大学教授楚图南、尚钺邀约闻一多，闻一多很高兴表示参加，并当即介绍吴晗、潘光旦、曾昭抡等人加入。西南文化研究会侧重学术问题的讨论，后逐渐涉及时事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吴晗回忆说：“在这些会上，我们初步知道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统一战线政策、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等等道理。以后我们又得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等党的文献和《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如饥似渴地抢着阅读，对政治的认识便日渐提高了。”㉔

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对闻一多的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闻黎明认为，闻一多想参加共产党的念头就是这时产生的。“这个想法曾经告诉过华岗、张光年等人，也正因如此，罗隆基、潘大逵邀请闻一多参加民盟时，闻一多表示‘如果要加入组织，就参加共产党’。不过，华岗、张光年都对他说如果加入共产党就会被戴上红帽子，也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听了这话，闻一多才下决心加入民盟。”㉕后来，闻一多和几位青年人在云南民盟的民主周刊社谈及这个问题时，他现身说法：“以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着洁癖，不过问政治；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这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参加政治活动的。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情势中，要参加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活动，只有参加共产党或民盟。有些人没有勇气参加共产党，因为那种战斗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又有些人还不了解共产党，因为反动派在各方面封锁得太严苛了。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参加民盟，在争取民主的斗争实践中锻炼，逐步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也是很好的。”㉖

显而易见，在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闻一多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改变。他放弃了作为独立知识分子不容易放弃的“群而不党”的观念，在“人民本位”的思想基础上认同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方向。这个方向，在闻一多看来，就是建设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他说：“过去我只晓得抽象地爱国，不知爱什么国，甚至曾错误地认为国家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现在我知道国家主义是反动的，爱国只能是爱新民主主义的国，现在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㉗。可以说，闻一多确立了人民本位的国家观念，标志着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的爱国主义的政治追求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方向达成了一致。

四、结语

肯定闻一多在政治上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方向是一回事，如何评价他的政治认同又是一回事。历史评价的困难，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标准，从哪种角度出发，要总结什么样的经验，达成何种目的。笔者据以上的材料以及分析，认为闻一多对新民主主义方向的认同，是他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表现了他在历史曲折中对祖国、对人民越来越深沉博大的爱，表达了他从历史发展视野对新的中国的热切期待。他的人民观，偏向底层民众的基本权利，这与他早期崇尚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思想一脉相承，但不得不说，这与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思想还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闻一多更来不及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的具体要求。他主要地是出于一个具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黑暗现实的愤慨，致力于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独裁的统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而认同新民主主义方向，当然还没有把这种认同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到那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彻底革命。这种差异带有根本的性质，也是一般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不同之所在。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这方面的差异和不同所可能产生的问题，有待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前进的过程中不断的社会实践来探索，从中总结经验，寻找到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人合乎历史发展所需要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途径和方法。闻一多如果没有殉难，他当然有可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可能把思想提高到一个共产党人的水平。但历史不能假设，一个人的未完成的历史同样不宜假设。历史的实践存在多种可能性，一切并非注定，而是历史地展示。

这一历史的定律，对闻一多来说格外地重要。这也就是说，依照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逻辑，把闻一多视为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经由不断探索，最终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方向的一个突出代表，是合乎历史理性的。这更能体现闻一多在他那个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彰显闻一多精神丰富的历史意义，突显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注释：

① 闻一多：《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② 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

③⑮ 闻一多：《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367—368页。

④ 韦英：《论闻一多一九二五年以后的政治思想》，《江汉论坛》1985年第9期。

⑤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⑥ 闻一多：《致父母亲》，《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⑦ 《大江会章程》，《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11月15日。

⑧㉑闻一多：《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民国三十三年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演讲词》，《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388、390页。

⑨⑰ 闻一多：《一二·一运动始末记》，《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434、435页。

⑩ 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页。

⑪⑬ 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367—3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