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抗战文艺

时间：2024-05-07

庄桂成赵亚琪

闻一多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学者和民主斗士，他一生经历坎坷，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辗转去了云南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闻一多在文学上成就卓越，同时又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因此，他对当时抗战文艺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也为抗战文艺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

在西南联大期间，闻一多抗战热情高涨，组织排演了抗日话剧《祖国》。《祖国》是一部多幕话剧，由西南联大外文系陈铨教授改编。剧本描写一位大学教授，不顾个人安危和旧日恩怨，和学生、工人一起抗击敌人，最后为祖国壮烈牺牲。这是一部鼓舞全国军民英勇抗日的话剧，排练时武汉、广州已经失守，汪精卫已逃往河内并发出臭名昭著的艳电，成为可耻的大汉奸，闻一多等人带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对汉奸极大的愤怒排练话剧。1939年2月18日，《祖国》在昆明最大的剧场新滇大舞台公演，现场观众齐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闻一多设计的布景也取得很好效果，特别是配以灯光，用黄色体现第一幕中的忠勇，用蓝色表现第四幕的悲惨，虽然地点没有变，却把感情突显出来了。①《祖国》连演八天，盛况空前，给春城注入战斗的活力，渝沪等地纷纷登出了演出消息和剧照。

闻一多亲自组织排练的抗日话剧大获成功，但并不是当时所有的话剧都是这样，有些话剧虽然题材属于抗日，却不能吸引和打动观众。闻一多自己就曾在一篇文章《宣传与艺术》里谈过：

最近我看过一个剧团的公演，在最末一幕终了时，几个游击队正在和敌人苦撑，青天白日旗忽然从山后飘扬起来，随着一阵救亡歌曲的声音，援军到了，幕下了，幕后歌声仍然不断，并且愈加激荡了，想必舞台上全体人员都加入了。这时，我满以为台下全体观众也会响应起那“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多么伟大！全堂六七百人一齐怒吼起来，那点经验的教育作用，不要胜过千百篇痛哭流涕或激昂慷慨的论说或演辞吗？然而幕下了，台下一阵喧哗，散戏了。我急得直跺脚。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闻一多认为这是宣传不够普及与深入的一个实例。他以田间的诗歌为例，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

“多一颗粮食，

就多一颗消灭敌人的枪弹！”

听到吗

这是好话哩！

听到吗

我们

要赶快鼓励自己底心

到地里去！

要地里

长出麦子；

要地里

长出小米；

拿这东西

当做

持久战的武器。

（多一些！

多一些！）

多点粮食

就多点胜利。

——田间：《多一些》

闻一多认为，田间的这些诗句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玩任何“花头”，只是一句句质朴、干脆、真诚的话，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③。同时，闻一多还分析了田间的诗歌《人民底舞》，他认为，田间的这些诗，虽然都不算非常成功的诗，但它所成就的那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沈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④闻一多认为，在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至于琴师，乃是第二步的需要，而且目前我们有的是绝妙的琴师。

鼓手与琴师，是闻一多对抗战时期两种不同风格写作者的形象比喻。他认为，鼓这种韵律的乐器，是一切乐器的祖宗，也是一切乐器之王。音乐不能离韵律而存在，它便也不能离鼓的作用而存在。鼓象征了音乐的生命。诗与乐一向是平行发展着的，正如从敲击乐器到管弦乐器是韵律的音乐发展到旋律的音乐，从三四言到五七言也是韵律的诗发展到旋律的诗。音乐也好，诗也好，就声律来说，这是进步。可痛惜的是，声律进步的代价是情绪的萎顿。在诗里，一如在音乐里，从此以后以管弦的情绪代替了鼓的情绪，结果都是“靡靡之音”。闻一多认为，“这感觉的愈趋细致，乃是感情愈趋脆弱的表征，而脆弱的感情不也就是生命疲困，甚或衰竭朕兆吗？”⑤因此，闻一多从学理的层面，论证了在抗战的特殊时期，需要激励斗志的“鼓声”，箫声和琴声配不上流血与流汗的工作。

当然，鼓声也不能全是口号，诗歌是如此，戏剧也是如此。闻一多就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听说某处开伤兵慰劳会，演了一出话剧，伤兵认为是对他们的侮辱，把演员打了。平情而论，抗战以来，戏剧真够努力的了。可惜的是愈努力愈感觉‘剧本荒’。把仅有的剧本，一堆堆的口号，勉强搬上台，导演者十九又不能尽其责。在这剧作家与导演家两头不得力的苦境之中，真辜负了不少的好演员。”⑥抗战转入持久战阶段后，唤起并组织民众以期达到真正的全面抗战，是当时最主要的任务，而实施这项任务的首要步骤就是宣传。闻一多认为，“宣传不得法，起码是枉费精力，甚至徒然引起一些不需要的副作用。或者更严重的反作用。宣传之不可无技巧，犹之乎作战之不可无器械，器械出于科学，技巧基于艺术。”⑦对于抗战文艺中宣传与艺术的关系，闻一多的观点是，它首先必须是一件艺术品，在形式上甚至可以与抗战无大关系，但它实际上能激发我们同仇敌忾的情绪，其手段不是说服而是感动，是燃烧。

二、原始和野蛮是我们的需要

什么样的文艺有助于抗战？对那些充满着原始和野蛮力量的文字，“如诗人Robert Lindsey在《刚果》中，剧作家Eugene O’Neil在《琼斯皇帝》中所描写的，那非洲土人的原始的鼓，疯狂，野蛮，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⑧，闻一多是非常推崇的，他认为这些都为抗战文艺所需要。

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往昆明的途中，闻一多指导学生采集民歌。刘兆吉同学采集了两千多首，后来选编成《西南采风录》，闻一多、黄钰生、朱自清都为这本书写了序。闻一多在序中对此事也做了记录：“正在去年这时候，学校由长沙迁昆明，我们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西来，沿途分门别类收集了不少材料。其中歌谣一部分，共计二千多首，是刘君兆吉一个人独力采集的。他这种毅力实在令人惊佩。现在这些歌谣要出版行世了，刘君因我当时曾挂名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要我在书前说几句话。”⑨闻一多对这些采风所录诗歌产生了极大兴趣，本打算下番功夫把它好好整理一下，但因种种关系终未实行。后又打算将他个人对这材料的意见先详尽写出来，作为整理工作的开端，结果又一再因事耽延而没有实现。虽然既没有好好整理，也没有写出详尽的意见，但这并不影响闻一多对采风所得的这些诗歌的高度评价。他在序言中摘引了《西南采风录》中的几首民歌：

吃菜要吃白菜头，

跟哥要跟大贼头，

睡到半夜钢刀响，

妹穿绫罗哥穿绸。

火烧东山大松林，

姑爷告上丈人门，

叫你姑娘快长大，

我们没有看家人。

马摆高山高又高，

打把火钳插在腰，

那家姑娘不嫁我，

关起四门放火烧。

民间文学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语言艺术，它是最古老的文学，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又是最有群众性的文学，始终受到亿万人民的热爱。鲁迅曾经盛赞民间文学，认为“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⑩。事实上，来自于民间的《诗经·国风》和乐府民歌都是我国古典文学的典范之作，无数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都集中了群众的智慧。正如民间文学学者段宝林所说，“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学形式，不管是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还是词、曲和戏剧、小说，几乎都无例外地源于民间文学之中”⑪。然而，由于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处在被压迫的悲惨境地，他们的文艺创作常常受到压制和迫害，他们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不能得到及时的记录和公正的评价，因此闻一多在西迁昆明的途中，正是看到了民间诗歌的独特价值和地位，特地指导学生对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歌进行收集和整理，而且他认为民歌中所蕴含的“原始”和“野蛮”，正是当时抗战所需要的一股重要精神力量：

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姿态，当不起什么“正义感”，“自尊心”，“为国家争人格”一类的奉承。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如今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给我们试验自己血中是否还有着那只狰狞的动物，如果没有，只好自认是个精神上“天阉”的民族，休想在这地面上混下去了。⑫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自夏、商时期就讲“礼”，儒家创始人孔子对周代的礼制就十分推崇，并以“复礼”为一生的志业，在他看来，理想的社会是“为政以德”“为国以礼”。闻一多认为，中国就是文明得太久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迸发出人性中的“原始”和“野蛮”，与敌人作殊死搏斗，这样才能保家卫国。因此，1939年7月，闻一多致信曹禺“现在应该是演《原野》的时候了”，还说演出《原野》就是要斗争要反抗，表示自己要为该剧做舞台美术设计。⑬

《原野》是曹禺继《雷雨》《日出》后的又一力作，描写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农民所处的万分痛苦、想反抗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状况，全剧围绕有杀父夺地之恨的仇虎，表现其要复仇的强烈冲突心理，深刻地反映了伦理道德、封建迷信观念对人性的摧残和吞噬。1939年8月16日，曹禺第一次亲自导演的《原野》在昆明新滇大戏院正式公演。闻一多特地为演出撰写了《说明书》。《说明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这剧“蕴蓄着莽苍浑厚的诗情，原始人爱欲仇恨与生命中有一种单纯真挚的如泰山如洪流所撼不动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当今萎靡的中国人恐怕是最需要的吧！”⑭《原野》起初演出了九天，虽时正逢连日大雨，但仍天天满座。话剧《原野》之所以如此受当时观众的喜爱，正如闻一多在演出《说明书》中所言，原始人爱欲仇恨与生命中有一股单纯真挚的“洪荒之力”，这种“原始”和“野蛮”的力量，正为当时抗战中国所迫切需要。

三、让文艺回到群众中去

对于抗日这场伟大的战争，闻一多在文字中多有书写。他经常与朋友们关心着时事，谈论着战局，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写道：“记得教授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大家聚在一间房子里，一边吃着茶，抽着烟，一边看着报纸，研究着地图，谈论着战事和各种问题。”⑮据闻一多说，那时的教授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争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他们认为这样的战争一发生，全国都应该动员起来。因此，在文艺上也是如此，闻一多要求让文艺回到群众中去，从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这时新兴阶级的代言人——学生，小市民——便起来了，对外他们要求打倒帝国主义，以求本阶级的解放，对内打倒军阀，以求民主政治的发展。不管他的阶级性如何，这个运动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领导阶级的眼光不得不放到群众里去，因此，他们必运用一种新的宣传方式以表达他们的思想，进而唤醒群众的斗争情绪，这个方式就是白话文，以及用白话文表现的中国的旧的写实主义的文学。⑯

闻一多认为，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而发展，或者说，中国新文艺应该彻底尽到它反映现实的职责。中国需要崭新的文艺形式和内容，要让文艺回到群众那里去，去为他们服务。他要求，我们的文艺下乡，进工厂，而且在他看来，目前最恰当的文艺形式是朗诵诗和歌剧。同时，还需要与其他部门配合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这个其他部门指电影、漫画等。当然，此时的闻一多已开始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要求文艺回到群众中去，让群众利益战胜少数人的特权，但同时，他也是要求文艺回到群众中去，从而发动群众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对于文艺为什么要回到群众中去，闻一多在给友人薛诚之诗集《三盘鼓》所写的序言中，也作过解释。薛诚之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期间，受闻一多的影响，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44年昆明百合出版社出版他的诗集《三盘鼓》（该诗集初拟名《仙人掌》，出版时改为《三盘鼓》）。闻一多在序言中写道：“从来中华民族生命的危殆，没有甚于今天的，多少人失掉挣扎的勇气也是事实，这正是需要药石和鞭策的时候。今天诚之这象征搏斗姿态的‘仙人掌’，这声言For the worried man的诗集的问世，是负起了一种使命的，而且我相信也必能完成它的使命，因为这里有药石，也有鞭策。”⑰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有人麻木了，有人绝望了，有人妥协了，甚至有人投降了。因此，闻一多认为，文艺应该回到群众中去，如药石和鞭策一样，给人以警醒。

文艺为什么会起到“药石和鞭策”的作用？闻一多曾在评论文章《诗与批评》中做过相关阐释。他说：“我们念了一首诗，一定不会是白念的，只要是好诗，我们念过之后就受了他的影响：诗人在作品中对于人生的看法影响我们，对于人生的态度影响我们，我们就是接受了他的宣传。诗人用了文字的魔力来征服他的读者，先用了这种文字的魅力使读者自然地沉醉，自然地受了催眠，然后便自自然然地接受了诗人的意见，接受了他的宣传。”⑱当然，诗歌宣传最后的效果如何，闻一多认为诗人是不问这个的，“诗人在作品里所表示的意见是可靠的吗？这是不一定的，诗人有他自己的偏见，偏见是不一定对的。好些人把诗人比做疯子，疯子的意见怎么能是真理呢？”⑲因此，有人持一种观点：诗是不负责任的宣传。但是，闻一多认为，我们为了诗的光荣存在而辩护，所以不能不要求诗的宣传作用是负责的，是有益于社会的。

中国要打赢抗日这场战争，除了动员和发动本国人民，还需要争取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这样，就必须要让国外人民了解真实的中国。但是，闻一多认为，当时国外对中国的了解是不真实的，中国文艺对抗战时期的中国的宣传是远远不够的。他借一个美国朋友的话语，认为通过文艺在美国宣传中国的只有三个人，即胡适之、林语堂和赛珍珠，而这三个人都没有达到理想的要求：

外国朋友的确很想了解中国。譬如今天来看我的另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我来到中国，为的要看看活着的中国人民。他说现在在美国替中国说话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落了伍的胡适之；一个是国际文艺的投机家林语堂；一个是感伤的女人赛珍珠。他们的文章，都不能表现中国的真实。他说他每回读到林语堂的文章，描写中国农民在田里耕作时如何地愉快，以及中国的刺绣，磁器如何地高贵……他就很生气地把这位林博士的著作撕毁了掷到墙角里去。我听到这里，感激地向他伸出手来，我说：你是我所遇到的少有的美国人！⑳

胡适是著名文艺理论家，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其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开创了一个时代，胡适1938至1942年出任驻美大使。林语堂是现代著名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35年后，他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等文化散文。赛珍珠是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的美国人，她创作了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1932年凭借这部作品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后又获得美国历史上第三个诺贝尔文学奖。1934年，赛珍珠告别中国，回美国定居。胡适、林语堂和赛珍珠都是当时的著名文学家，为什么他们的作品不能真实地反映“活着的中国人民”，不能宣传真实的中国？闻一多认为：“如无冲锋经验而描写前线冲锋的故事，因体验的不真切，写出的也一定没有力量。——这是一个生活与写作的老问题。”㉑因此，他要求文艺回到群众中去，作家要深入生活之中，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反映中国生活的优秀作品。

四、民族主义是复兴的根本

闻一多曾总结抗战的两个关键问题，“从抗战开始到今天，我们遭遇过两个关键，当初要不要抗战，是第一个关键，今天要不要胜利，是第二个关键，而第一个关键本来早已决定了第二个，因为既打算抗战，当然要胜利。”㉒这就是说，那时对要不要抗战，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闻一多绝不屈身于被侵略者攻占的城市，卢沟桥事变之后，闻一多离开即将沦陷的北平，先回武汉，后到长沙。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已搬来长沙，成立临时大学，闻一多在临大文学院任教，开设《诗经》《楚辞》等课。后来，当南京失守、武汉吃紧的时候，长沙临时大学便决定迁滇。闻一多与众多师生一起，经过湘黔滇3000余里跋涉，来到云南任教于西南联大。这些都说明，闻一多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其实，闻一多很早就是一名民族主义者，早在他出国留学时，最初本来学的是美术，但因为受民族主义影响，后来变得关心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他1944年在五四历史座谈会上回忆说，“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我在外国所学的本来不是文学，但因为这种Natio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课，为的是使中国好。”㉓闻一多甚至写过一篇文章《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和缘起做过探讨。他认为，周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我们的文化也就在那时定型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础是家族，因此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便以家族主义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与家族主义立于相反地位的一种文化势力，便是民族主义。我们一直在为一种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天下主义努力，那便是所谓“天下一家”的理想。到了秦汉，这理想果然实现了。自汉朝以孝行为选举人才的标准，渐渐造成汉末魏晋以来的门阀之风，于是家族主义更为发达。到了宋朝，民族主义这才开始发芽，迟是太迟，但仍然值得庆幸。从宋以下，直到清末科举被废，历代皆以经义取士，这证明了以孝为中心思想的家族主义，依然在维持着它的历史的重要性。但蒙古满清以及后来异族的侵略，却不断地给予了我们民族主义发展的机会，而且每一次民族革命的爆发，都比前一次更为猛烈，意识也更为鲜明。“由明太祖而太平天国，而辛亥革命，以至目前的抗战，我们确乎踏上了民族主义的路，但这种路似乎是扇形的，开端时路面很窄，因此和家族主义的路两不相妨，现在路面愈来愈宽，有侵占家族主义的路面之势，以至将来有那么一天，逼得家族主义非大大让步不可。”㉔闻一多同时也认为，家庭是永远不能废的，但家族主义不能存在。

闻一多的民族主义立场，影响了他的事业选择，即从美术转向文学；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从北平来到昆明；也影响了他的文艺选择，一直坚定地从事爱国主义创作，并坚信民族主义是我们复兴的根本。但是，闻一多认为，民族主义不该是文化的闭关主义，更不应该是复古。他在《画展》一文中说道：

艺术无论在抗战或建国的立场下，都是我们应该提倡的，这点道理并不只你们风雅人士们才懂得。但艺术也要看那一种，正如思想和文学一样，它也有封建的与现代的，或复古的与前进的（其实也就是非人道的与人道的）之别。你若有良心，有魄力，并且不缺那技术，请站出来，学学人家的画家，也去当个随军记者，收拾点电网边和战壕里的“烟云”回来，或就在任何后方，把那“行尸”的行列速写下来，给我们认识认识点现实也好，起码你也该在随便一个题材里多给我们一点现代的感觉，八大山人，四王，吴恽，费晓楼，改七芗，乃至吴昌硕，齐白石那一套，纵然有他们的历史价值，在珂罗板片中也够逼真的了，用得着你们那笨拙的复制吗？在这复古气焰高张的年代，自然正是你们扬眉吐气的时机。但是小心不要做了破坏民族战斗意志的奸细，和危害国家现代化的帮凶！记着我的话，最后裁判的日子必然来

到，那时你们的风雅就是你们的罪状！㉕

闻一多认为，民族主义是我们要的，特别是在抗战的立场下，尤其要大力提倡和发展民族艺术。但是，提倡民族主义不等于复古。他甚至认为，民族主义是西洋的产物，我们所谓的“古”里，并没有这东西。那为什么会有人提倡复古呢？闻一多认为，“说复古空气是最近新兴的现象，也不合事实。趋势早已在酝酿，不过最近似乎更表面化了一点。为什么最近才表面化？当然与抗战有关。历史在转向，转向时的心理是不会有平静。转得愈急，波动愈大，所以在这抗战期间，一面近代化的呼声最高，一面复古的空气也最浓厚。”㉖因此，闻一多认为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需要呼唤科学和民主，要继续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因为反对复古，因为呼唤科学和民主，闻一多甚至希望抗战末期的昆明，要向抗战初期的武汉学习。抗战初期的武汉，是民族战争的前卫，抗战末期的昆明，要成为民主运动的先锋。“正如当武汉负起它的民族战争前卫的任务时，文艺曾经是一个最活跃的工作部门，昆明的文艺工作者在民主运动中的贡献，历史将会证明它是不容低估的。”㉗因此，闻一多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复兴的根本，但他并不因此而提倡复古，而是提倡科学和民主，要求发展新文学，认为新文学同时是新文化运动，新思想运动，新政治运动。文学的新旧不是甚么文言白话之分，因为古文所代表的君主旧意识要不得，所以要提倡新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闻一多的好友孙毓棠赴英国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临别之际，闻一多在一枚边长1.3厘米、高5厘米的玉石印章上，用行草刻了126个文字，作为赠言送给孙毓棠：“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㉘这些语句反映了闻一多在抗日战争时期，誓与国家共存亡的英雄气概，同时也反映了他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价值观，他认为，国家与个人是利益相关的共同体，只有国家抗战取得了胜利，才会有个人的前途和光荣。总之，抗日战争时期，闻一多参加了众多与抗战相关的文艺活动，发表了许多与抗战文艺紧密相关的真知灼见，这些都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为抗战文艺的发展、为抗日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做出了一名文学家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 参见心丁：《观〈祖国〉演出后》，《云南日报》1939年2月10日。转引自《闻一多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96页。

②⑥⑦ 闻一多：《宣传与艺术》，《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191、192、189页。

③④⑤⑧ 闻一多：《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201、197、201 页。

⑨⑫ 闻一多：《〈西南采风录〉序》，《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195页。

⑩ 鲁迅：《偶成》，《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⑪ 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⑬ 参见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53页。

⑭ 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8页。

⑮ 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⑯ 闻一多：《五四与中国新文艺》，《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页。

⑰ 闻一多：《〈三盘鼓〉序》，《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