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

葛剑雄

对“地理环境”的定义，我采用《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的说法：“生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具体来说，“地理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或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或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上述三种环境各以某种特定的实体为中心，由具有一定地域关系的各种事物的条件和姿态所构成。这三种地理环境之间在地域上和结构上又是互相重叠、互相联系的，从而构成统一的整体地理环境。

但我认为，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可合称为人文环境（或人文地理环境），因为无论经济还是社会文化，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都是人类在特定的空间中的活动所形成的地理环境。

历史地理环境就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就中华文明的研究而言，大致是从6000年前到当代之前。

对于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我曾在《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一文（载《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中作过几点概括：（1）为人类的产生、生存、发展、消亡或离开这个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2）决定了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及其活动（包括人类社会），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个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3）在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物质和由物质产生的能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只能是各种形式的转化或传递，除非来自这一环境之外（例如其他星球）或者离开了这一环境；（4）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这一环境的内在规律，在此前提下，利用这一环境，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加速、延缓或制止物质的某种转化和能量的某些传递。

针对某些机械的、绝对的“决定论”，我指出以上第2点中的“决定”：并未规定人类从产生到消亡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并未确定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传递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人类只要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这一环境，实现对自身有利的物质转化和能量传递。这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中，不同的人类群体在相同的时间范围内可以创造出不同的文明。

我认为，历史地理环境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在中原地区形成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与引领者

58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长江流域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等地均已出现文明起源的迹象。各地还存在众多的文化遗址，用考古学家的话来形容，就像满天星斗。但只有在中原地区的这些文明的源头延续并发展下来，汇聚为中华文明的主体和核心，根本原因还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适宜的地理环境。

首先是气候条件。据竺可桢等学者的研究，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左右，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充沛，是东亚大陆上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不仅生活、生产用水得到保障，而且大多数地方的农作物不需要人工灌溉。直到商朝中晚年，商朝的都城、今河南安阳一带还生活着亚洲野象，说明当地的气候与今天云南西双版纳一带相似。而长江流域的气候过于湿热，降水过多，蒙古高原和东北的气候寒冷和干燥，都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文明雏形的成长。

其次是土壤肥沃和地势平坦。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大多属稀疏草原地貌。在只有石器或简单的木制农具的情况下，这样的土地上面的植被容易清除，容易开垦成农田，并且容易耕种。其他地方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铁制工具产生和普及之前就很难有效地清除，粘性板结或砂石过多的土壤也无法得到开垦。

黄河中下游地区土地面积广大，是当时北半球最大的宜农地，比西亚、北非的肥沃新月带的总面积还大。尤其是在小麦被引种后，可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促使阶层分化和统治者、贵族、士人、军队、祭祀人员、巫师、史官（由巫师分化）、工匠等专业人员的扩大，也较快地增加了人口和劳动力。统治者控制了较多粮食，促成了“公天下”的禅让制度向家天下的世袭制的转化。到公元初的西汉末年，在6000余万总人口中，黄河中下游地区占60%以上。

土地连成一片，中间没有完全封闭的地理障碍。这样的土地便于大面积的开垦和耕作，便于新作物如小麦的推广，便于统治者、管理者组织生产、流通和分配，也便于人口的扩散、迁徙和重新定居。在没有机械或动力交通工具的条件下，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交流比较容易，活动半径容易扩大，交往的次数会趋于频繁，会在较大范围内形成通用的表达方式，密切了人际关系。由于人流、物流的成本较低，强大的部落在联合或吞并其他部落后，控制或管理的范围较大，并能形成更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最终发展为酋邦或早期国家，诸夏建成夏朝绝非偶然。这样的环境也使地域性的神灵逐渐被大范围、普遍性的神所取代，进而形成统一的最高神——天，天下也成为已知和未知的地域范围的代名词。天和天下的概念进而催生出大一统的观念，以后的统一就是以这片土地为基础，并且不断扩大。

在早期中华文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小麦及其栽培技术，绵羊、黄牛、马及其饲养技术，青铜及其冶炼技术，都是由西亚、中亚逐步传入的，大多首先传至黄河上游。黄河中下游地区得天独厚，首先获益。经过模仿、学习、吸收、改造、优化，这些作物和家畜成为本土的主要产品，奠定了华夏各族的物质基础。青铜器由工具和武器转化为礼器，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例如，地球上适合被人类驯化为粮食作物的品种只有十几个，大多数生长在地中海周围地区和具有地中海气候的肥沃新月地带。正因为如此，产在当地的野生小麦在一万年前就被驯化，六七千年前就在巴比伦大量栽种。而黄河流域不属地中海气候，本地能被驯化的野生作物只有粟、大豆，因而黄河流域的农业开发晚于两河流域。

二、黄河、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交相辉映，长盛不衰

在世界最长的10条大河中，只有中国完整地拥有两条——黄河和长江。

随着气候逐渐变冷，黄河流域变得越来越寒冷、干燥，黄河中游的降水量减少，但集中在每年夏秋之交，强烈的冲刷和下蚀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并因大量人口迁入造成不合理的农业开发而加剧。大量泥沙流入黄河，使这条原来被称为“河”或“大河”的河在春秋时便有了“浊河”的称号，到公元前3世纪末的西汉初就有了“黄河”的名称。在晋陕峡谷中汹涌奔流的河水挟带着巨量泥沙，在进入开阔平缓的下游河道时沉积下来，使河床不断淤高，成为高于两岸地表的“悬河”。直到上世纪末，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还有16亿吨，其中4亿吨就沉积在下游河道。在河南开封一带，河床高出两岸地表8—10米，而最高河段的河床高出两岸地表20米。这高悬于地表上面的黄河水就靠两道堤坝约束，在水位突破堤坝平面或堤坝出现泄漏垮塌时就会造成决溢泛滥。由于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以东没有山岭阻隔，决溢泛滥极易引起河水改道。在世界大河中，黄河在历史上改道最频繁、幅度最大，最北可在今天津入海，最南可夺淮河入海，甚至流入长江。每次决溢改道都会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还会毁坏农田，淤塞湖沼，形成流沙，给环境留下难以消除的危害。

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是政治中心所在，自夏、商、周以降，统一王朝和中原政权无不建都于此。因此，无论是内部叛乱，还是外部入侵；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军阀混战；凡是要夺取政权，建立新朝，入主中原，都必然以中原为主要战场，而首都是最终夺取目标。在战乱中，争斗各方都会置黄河的工程维护和抗灾救灾于不顾，甚至以水代兵，造成人为的决溢改道，如北宋末年杜充曾试图决黄河阻挡金兵，造成首次黄河改道夺淮。

中原的战乱驱使本地人口外迁。由于游牧民族的入侵一般自北而南，中原政权在无法生存时也选择南迁，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口外迁使黄河流域屡次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如蒙元之际，黄河流域的人口损失近80%，长期无法恢复。

黄河流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到宋代，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明清时南方的文化水平，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都全面超过北方。政治中心虽还留在黄河流域，但为保证首都和边防的粮食供应，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付出巨大代价。

气候变冷使长江流域逐渐变得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适合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栽种，成为宜居的乐土。铁制农具和工具的普及使更多土地得到开垦，环境得到改善，水利设施得以建设和维护。大量南迁人口不仅补充了充裕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文化、制度、技术、工具、器物，还包括一批天才与各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在长江流域多样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景观中，创造出大量新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西周时的长江下游，当地人“被发文身”。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初期，在中原人的眼中，“江南（主要指今江西、湖南等地）卑湿，丈夫早夭”，过着“饭稻羹鱼”的生活方式。到4世纪中叶王羲之在今绍兴创作并书写了《兰亭集序》，5世纪初谢灵运创作了山水诗，6世纪初出现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名句。9世纪前期流传着白居易的“江南好”，“能不忆江南”；唐末的韦庄更演绎为“人人尽说江南好”。至迟在12世纪形成“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

唐朝后期，首都长安已完全仰赖江淮漕运。北宋时开封的供应几乎全部来自江南。北宋末年有了“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明朝中期为“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说明长江中游已成为全国商品粮基地，而长江下游已转化为商业、手工业的发达地区。明清时，“松江（指松江府，大致为除崇明外的今上海市辖境）衣被天下”。明朝“苏松赋税甲天下”，苏州、松江两府的赋税收入成为朝廷重要的经济支撑。从南宋到明代，江西一直是全国的文化重镇。明清的江浙被称为人文渊薮，科举之盛甲于天下，苏州状元更居榜首。

要是中国只有黄河，中华文明的衰落不可避免。因为有了长江，自黄河流域开始出现衰象，即由长江流域补充替代，在整体上从未有过退步。长江流域兴起，中华文明顿开新篇，浩荡蓬勃，一往无前。

到了近代，新的科学、文化、产业、技术、商品自海上传入，沿海更趋发达。黄河下游已不具通航功能，沿河地带未受其惠。长江则全河畅通，轮船溯江而上，自上海至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沙市、宜昌、万县、重庆、宜宾，沿江城市得以跻身发达地区。

今天，黄河已保持70余年安流。实施水土保持，退耕还林、还草、还荒，经过小流域治理，流入黄河的泥沙量大大减少。小浪底水库的建成和运行，治河先贤“束水攻沙”的理念得到实施，取得显著成效。流入黄河的泥沙不再增加，悬河不再加高，沉积在河床的淤沙已在逐渐减少，河清有日。沿河建成的几十座大型水利工程，不仅能保证黄河安流，还发挥了发电、灌溉、防洪、防凌和环保的综合效应，造福人民。在未来的发展中，黄河流域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特别是历史人文资源，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交相辉映，并驾齐驱，无疑将使中华文明提升到新的高度。

三、中华文明远离其他重大文明，在古代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这使中华文明始终未受到外来文明的破坏、冲击和影响，保持着独立、延续的发展，但也缺乏与外界了解、交流、学习的机会，对外影响力存在极大局限

人类创造的重大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处于东亚大陆，远离两河流域和地中海周围的巴比伦、希腊、罗马、埃及等文明，不仅相距遥远，还隔着高山大洋、荒原沙漠等地理障碍。就是与距离最近的印度文明，也隔着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工业革命以前，在缺少机械动力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这些地理障碍基本无法克服，人流、物流的成本极其高昂，风险极大。

无论是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大帝、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都没能越过帕米尔高原、开伯尔山口这些地理障碍。中亚帝国的创建者帖木尔，即使没有在1404年东征明朝时病死，也未必能穿越高峰峡谷、戈壁荒原。近代以前，中华文明从未受到来自西方的军事威胁或战争波及。

而在中华文明圈内部，虽然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甚至会入主中原，但由于华夏族（汉族）在人口、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绝对优势，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都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连这些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本身也难以避免被融合的命运。

佛教始终是和平地、不依靠任何武力或经济压力的方式传入中国。但即使如此，还是出现了三次出于皇帝旨意的灭佛运动，这就导致佛教形成完全服从皇权、自觉适应中国的特点，在完成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依靠武力或政治、经济压力推行的宗教对中国鞭长莫及，伊斯兰教到公元12世纪才推进到新疆。外来文化更没有被强制推广的机会，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即使有机会进入中国，也只能通过展示，供中国人自由选择。

但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也缺乏相互了解的机会，难以进行比较、交流，更不会有彼此学习、相互借鉴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对历经长途、长期、辗转传播，偶然进入的外来文化，只是被动接受，而无法主动选择。外界的文明从来没有在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样，中华文明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也较为有限。

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开放。一直被认为最开放的唐朝，其实也是“开而不放”。唐朝对外部世界的确相当开放，首都长安的居民中外族、外国人为数甚多。在洛阳、扬州、广州、泉州、明州（宁波）等城市也有不少外族、外国人定居和来往。但唐朝一般不允许本国人出境，除了出征、外交、取经等少数人外，见于记载的外出人物屈指可数。对外贸易几乎被阿拉伯人、波斯人、粟特人、回鹘人等“胡商”所垄断，找不到“唐商”在境外从事贸易的确切记录。

即使是唐朝，对自己的文化也是“传而不播”。即可以向外来的求学者传授，却从来没有派人出国传播，更没有在外界办过一所“孔子学院”。而朝鲜、日本的学者、留学生、僧人、工匠，都是主动来唐朝学习的。鉴真和尚也是在日本方面多次请求下，才涉险东渡弘法，并非政府派遣或批准。

四、古代中国很少对外侵略扩张，开疆拓土大多是反击入侵的延伸，而一旦国力衰退往往撤退放弃

中国最早的统一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即中原为基础的。早在公元前11世纪，商王、周王居住的城市就被称为中国，周公所建洛邑（今河南洛阳）就被称为中国，号称“天下之中”，周王成为天下共主。天下的四周被认定为四海，春秋时代就有了四海之内的概念。随着统一范围的扩大和地理知识的增加，天下的概念也延伸到所有已知的土地。中国的概念逐步扩大为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周边则仍然属于戎狄蛮夷地区。尽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戎狄蛮夷地区也应该属于“王土”，但由于他们尚未开化，这些地方还不是华夏“声教所及”，不配也不宜当作中国，不值得进行直接统治。对这些人口和土地是否需要或可能接纳，要根据他们的开化程度决定。否则，即使已经实施了武力镇压或军事管制，还是会将他们当作化外之民，不会在那里设置政区。

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充足的可供农业开发的土地，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生活资料，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局部地区因自然灾害或人口压力造成的供应不足，可以通过在朝廷统一调度下的相互调剂得到解决，或依靠多年的储备得到缓解。当黄河流域因天灾人祸陷于衰败时，长江流域的开发及时弥补了供应不足，并且逐渐发展成主要的商品粮供应地。长江流域的开发还提供了更多的经济作物产品，生产出更丰富的生活用品和商品。明清时期，开发的范围扩大到岭南、海南岛、西南山区，在明末传入的美洲作物如红薯（番薯）、玉米、土豆（马铃薯）、花生、辣椒、烟叶等使山地甚至陡坡地也能开发利用，不仅提供更多的粮食，还提高了经济效益，改善了民众生活。19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达到创记录的4.3亿，这些人口都是靠本国生产的粮食和物资供养的。19世纪60年代东北陆续开禁放垦，内蒙古也对内地汉民开放，对西北边疆的移民得到鼓励和资助。这些新开垦区的粮食和物资的产量，足以支撑中国持续增长的人口。如到20世纪30年代，东北三省的人口已经达到3000多万，但东北生产的粮食和大豆还可以大量输出。

中国的统治者早就形成“天朝无所不有，无须仰赖外人”的观念，一向认为中国没有对外贸易的需求。直到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书中还自以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因为统治者需要的奢侈品或国家需要的特殊用品、物资，可以通过接受朝贡的途径获得，无非是“薄来厚往”，多给超值的“回赐”而已。

由于早就形成了境外、海外都是蛮荒之地，外族、外国都是未开化的蛮夷这样的观念，中国不仅没有向外开拓的需求和动力，连对外界的好奇心也逐渐丧失，缺乏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不了解其他文明的实际状况和先进程度，缺乏参照和对比，直到鸦片战争，中国始终陶醉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既没有对外交流的愿望，更找不到对外开拓的理由。

早在西汉中期，秦始皇、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就受到质疑和批评，因为他们新开拓的部分土地不能开垦为农地，不适合农业生产，却因征发农业劳动力从军或驻守边疆而造成已有耕地的荒废，影响农业生产。汉朝的军队曾不止一次深入匈奴地区，进入蒙古高原，但都没有长期占领，不久就退回长城之内，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那里不能辟为农田，从内地运输粮食成本极高，无法维持常驻的军人和行政人员。由此形成的观念，是疆域的范围应该限于宜农土地，其他土地应该留给从事牧业、狩猎、采集或刀耕火种的戎狄蛮夷。

对照西汉的疆域和清朝的极盛疆域，两者相差主要是三块——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都是当时条件下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而不是因为西汉没有占领的能力。相反，对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如朝鲜半岛、今越南，西汉的疆域还超出了清朝的范围。所以真正能够将农业区和牧业区统一起来的，倒是牧业民族建立的政权，中国极盛疆域的形成由清朝实现绝非偶然。

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开拓，基本都是反击入侵的延续，而不是出于对外扩张的目的。而且一旦国势衰退，就会主动放弃。如汉武帝用兵大宛，虽出于掠夺天马的目的，但到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置西域都护府，主要还是出于维护交通线、保证屯戍供应和监护西域地区的考虑。新莽期间一度撤销，东汉国力衰退，西域“三通三绝”，只能量力而行。以后各朝对西域亦不是志在必得，如明朝初年只在哈密一带建立卫所，嘉靖后已退至嘉峪关，至清乾隆二十五年才完全收复。唐朝反击东突厥的入侵，灭东突厥后占据蒙古高原和以北地区，但不久就允许突厥人返回旧地导致后突厥复国。唐高宗灭西突厥，加上波斯王子归降，唐朝的疆域扩展到咸海之滨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但仅仅几年，在阿拉伯东扩后就节节后退，公元755年的怛罗斯之战后退至葱岭，安史之乱后更已退至陇山。

以上所述只是就总体发展脉络而言，历史地理环境对中华文明各方面的影响，期待各位同人有更具体、深入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