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交错带与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

时间：2024-05-07

张晓虹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历史虽然长期是学术界争论的重点问题，但经过近百年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尤其是各个时期不同地区的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认识，一元多体的观点逐渐转变，认为多元一体才是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①然而在从满天星斗的多源文明到具有统一国家组织形态的华夏文明的形成历史过程中，一些特定的地理区域及生态环境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就是这样一个地理单元。

农牧交错带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生态地带，通常是指耕地农业和草地牧业的过渡地带，这里是对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概念1953年由地理学家赵松乔先生首次提出并进行系统论述，随后这一概念被学术界接受②。在半个多世纪对这一地区进行深入研究后，学者们发现北方农牧交错带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它既是在东亚季风系统下自然气候和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耦合的产物，又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碰撞的结果。③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具体区域范围尚有争议，但基本上是指地处400mm等降水量线附近、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黄土高原西部、由半湿润农区向半干旱牧区过渡的缓冲区域，其土地利用类型多样，空间上农牧犬牙交错，时间上农牧转换频繁④。正是由于这一自然地理特征，该地区在中国历史时期的王朝更替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农牧交错带的考古发现又让我们意识到，这里不仅是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经营的重点区域，而且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曾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重新梳理农牧交错带在早期文明历史中的地缘价值，对深入认识中华文明形成过程及其特点或许有所助益。

一、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

北方农牧交错带位于我国东亚季风区北缘，地跨多个地理单元：从东到西穿过内蒙古高原东部到达与华北平原接壤的长城沿线地区，再越过黄土高原一直抵达青藏高原东缘，横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数个省区。这里地处内陆，为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区，总体上干燥少雨，多年平均降水量约为300—500mm，降水变率较大。地带性植被从东向西分别是温带高草草原、干草原和荒漠草原地带，生态环境脆弱，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十分敏感。

1.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过程及特点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自然地理环境的形成，是地表景观对气候变化响应的长期结果。近30年来，地理学者们利用各种先进的环境考古研究方法与技术对近一万年来的古环境研究后发现，如今自然环境脆弱、流沙散布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适应这一变化的结果。⑤

根据沉积地层、孢粉分析、碳-14测年和光释光测年技术等环境考古技术分析，全新世以来今天的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在距今10000年、9200年和8500年经历了三次阶段性气候增暖事件后，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全新世大暖期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其中在距今6000—5000年左右达到温度的高峰，这一时期正值我国仰韶文化时期，故也称为“仰韶暖期”。⑥全新世暖期的气候较今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代2—3℃，降水量普遍较今为多，450mm等雨量线的大致位置为：北起呼伦贝尔沙地，向南经浑善达克沙地，向西沿大青山南麓，从呼和浩特折向西南，经六盘山向西南，在大部分地区与现代我国北方350mm等雨量线位置接近，即较现代这一地区的降水量多出100mm左右。⑦因此，在东亚夏季风增强、降水增加的中全新世时期，这一地区植被繁盛，风沙活动普遍偃旗息鼓，古土壤广泛发育。⑧

大概在距今4000—3900年前后东亚地区发生显著的气候变冷过程，全新世大暖期相继在距今4000—3500年期间结束。今农牧交错带地区在此事件之后的平均温度与现代相近，降水减少滞后于温度下降，大概发生在距今3700—3500年，表现为内陆湖泊水面降低，成壤期结束，风沙活动增强。⑨这些现象与孢粉组合中草本成分增加、木本成分减少的现象结合起来，可以得出这一时期气候条件大致与现代相近的结论。⑩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之后的3000年中，气候有过多次冷干、暖湿的波动，但再未出现全新世暖期时那样的暖湿状况。而这一长时段气候变化特点，直接导致这一地区人类活动发生了剧烈变迁。

2.农牧交错带的形成及生计特点

全新世大暖期时期，以黍为主要农作物的旱作农业在我国北方地区广泛发展，促进了农业人口爆发式的增长，使得农业人群逐渐占据了暖温带、亚热带适宜农耕发展的区域。在距今8000年前后，中国北方农业的边界已到达今西辽河流域、内蒙古中部的岱海—河套地区和青藏高原东缘的甘青地区，著名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兴隆洼、磁山、大地湾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⑪随着温度与降水的增加，在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北方原始旱作农业区域向北扩展到今农牧交错带北部边缘，达到最大地域范围。而原始农业区域的扩展，时间上正与中国学者提出的“仰韶暖期”一致。⑫

距今4000—3500年全新世大暖期在东亚地区结束，气候的持续变冷变干导致我国北方原始农业文化的衰落⑬。从考古遗址所呈现出的文化特点也在这一时期发生变化，在较为湿热的气候下形成的北方仰韶文化被干冷气候下发育的龙山文化所取代。

由于气候变干变冷，原来位于更北地带的牧业生产活动被迫向南转移。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以牧业为主的颜那亚文化（Yamnaya）和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在欧亚草原北方兴起并逐渐向东发展，致使游牧业发展所必需的绵羊、山羊、黄牛物种开始东传，大约在距今4000年时传入到蒙古草原的东部地区，并迅速占据了东亚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及毗邻的温带草原地区。⑭如位于农牧交错带核心区山西北部公海的湖泊样品中的粪生菌孢记录指示该地区放牧活动在5000年前已经开始出现⑮。

北方牧业人口的南迁与牧业生产方式的扩张，在时间上与全新世我国北方农业的全面向南退缩相契合。这一过程的后果是在今农牧交错带地区出现了一种混杂型的生计方式，即家养牛羊在旱作农业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以位于内蒙古准格尔旗的朱开沟遗址为例，在遗址下层的龙山文化早期地层中，家养牛羊遗骨已出现，而且总体比重已接近典型旱作农业的标志性牲畜——猪的饲养比重。在该遗址上层的龙山文化晚期地层中，家养绵羊遗骨的比重已超过家猪的比重。⑯同样，以夏家店文化为代表的西辽河流域的环境考古研究也表明，全新世中晚期以来该地区可能因气候恶化已发生从定居农业到半农半牧混合生产方式的转型⑰。显然，随着气候的变冷、变干，蒙古高原南缘地区的原始旱作农业难以为继，而牧业人群的南下，使得这一地区出现了农牧生计的混杂，进而导致当地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可以这样认为，全新世气候的波动促成了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逐渐形成。

二、农牧交错带龙山石城的空间分布及其文化特点

20世纪的考古发现使人们对中国早期历史的认识不断进步，以至于可以使学者们对中国境内的石器时期文化进行区域类型的分析研究。苏秉琦在对我国石器时期的各地遗址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六大文化区系说。⑱其中，北方古文化区域正好位于我们所讨论的北方农牧交错带上，即包括冀西北、晋中北、内蒙古中南部等地区。这一地区的文化特点是：在我国最早的旱作农业发现的区域，形成了定居农业聚落，其时间正好与全新世大暖期相吻合。

与全新世冷干气候事件造成北方农牧交错带形成的同时，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量石城（图1）⑲。因为，这些石城内出土的器物以篮纹陶器、白灰面居住遗迹、袋形灰坑为主要特征，同样的文化遗存也见于晋陕一带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故被认为属于北方龙山文化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龙山时期的聚落遗址分布较为密集，大多有石砌城墙保护，且分布在河谷断崖上。⑳故这些石城又被称为龙山石城。

图1 中国北方地区庙底沟二期石城分布

近年来，考古学界对北方早期石城进行了系统发掘，根据出土器物形态大致将这些石城修建的时间确定为庙底沟二期，即从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的过渡阶段㉑。庙底沟二期的时间上限大致是距今4800—4700年，正好与全新世干冷气候事件的时间相符。考古学家详细地考察了这些石城内的出土器物，在将这些器物置于更大地域范围的考古文化遗址中的器物进行比对分析后指出，仰韶晚期大致存在一次从陇东、关中等地移民到陕北黄土高原的过程。其后，这些文化再向东部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传播。稍晚，晋西北和冀西北地区的器物类型又受到陕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影响。㉒显然，在全新世干冷气候事件影响下，早期人类开始通过不断的移动以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地域，并引发了区域间人群的互动与文化交流，而龙山石城正是这种区域文化交流的成果。

位于陕晋蒙交界地区的龙山古城数量可观，规模大小不一，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防御性的坚固的石砌城墙。在规模较大的城址中，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发现有大型手工业作坊遗迹和宫殿遗迹。这些现象说明，首先，该区域在这一时期不同人群间存在一定竞争关系，甚至有发生较大战争的可能；其次，大型石城遗址预示着当时这一地区的人群已经有相对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具有修建大型工程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甚至可能已开始出现国家的雏形，这些规模不等的石城就是各级社会组织的权力中心。事实上，在这些龙山文化的早期石城中，其形制、规模都已表现出与后来的商周城址相近的特点。我们可以用地处晋陕蒙交界处的石峁遗址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石峁遗址在今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境内，位于黄河支流秃尾河东岸，海拔在1100—1300米之间。石峁遗址所在的黄土梁峁山地下为石质基岩，土地瘠薄。虽然在上世纪初这里就有大量玉器流出，但因其地僻处山陕蒙交界处，人口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直到1976年才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正式对石峁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并确认它是一处规模宏大、遗存丰富的龙山文化石城遗址。1981年、1986年和2009年先后三次对石峁遗址进行调查和研究后，2012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以及神木县文体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再次进行大规模发掘。这次发掘工作获得的大量器物，以及对石峁遗址石城形制的认知在考古学界引起极大震动，刷新了人们对新石器晚期史前社会的诸多认知。

随着近年来对石峁遗址不断的发掘与整理，我们对石峁遗址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该石城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其中，“皇城台”是一个四周砌筑层阶状护坡的台城；内城以“皇城台”为中心，沿山势砌筑石墙，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外城则依托内城东南部的墙体修筑一道不规则的弧形石墙，与内城东南墙结合构成相对独立的外城区域。利用Arcgis测算，内城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外城略小，为190万平方米，整个城址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知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城址（图2）。㉓

图2 陕西神木石峁古城平面示意㉔

除了规模巨大外，考古学家们在“皇城台”和内、外两城的城墙上均发现城门，在内、外城城墙上有方形石砌的墩台，外城城墙上还有马面、角楼等军事防御性设施。尤其是皇城台一面下临山崖，四周砌有护坡石墙，与内城地面形成高约90米的陡壁。从城门处铺设道路盘旋而上，道路上再设多重城门进行防御，道路两侧的墙体内还嵌有人头石像和壁画残片，显然是为了禳凶避邪。在皇城台顶部有柱础石、房基和池苑，疑为宫苑所在。此外，外城东门气势雄伟、结构复杂，不仅发现数量可观的玉器，还有20多具青年女性的头骨，表明这里曾举行了祭奠等宗教仪式。

根据考古测年结果及器物特征，石峁城址最早修建的是皇城台和内城部分区域，大约在距今4300年左右完成，外城修建时间较晚，大约是在公元前2100年，即距今4100年前后建成，300年后，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石峁城址进入衰败期。㉕这一测年结果与北方农牧交错带上的大多数石城的修建时间一致，也符合全新世暖期结束农牧共存生计在这一地区形成的论断。

如果我们把石峁遗址置于晋陕蒙农牧交错带的大区域来看，它的城址规模是其中最大的一处，其周边还有吴堡的寨山遗址、佳县的石摞摞遗址等规模稍小的同时期石城遗址，从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来看，应是比石峁等级较低的城址聚落，并与石峁城址构成一定规模等级结构，石峁显然是其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城址。位于石峁遗址东南的芦山峁遗址，无论是城址规模、形制还是遗址内的出土器物，都与石峁大致属于同一等级。显然，石峁遗址与芦山峁遗址都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农牧交错带上的超大型中心聚落，其石砌城墙的宏大规模与遗址中出土的数量可观的玉器和手工业品，都显示它们在我国石器时期北方文化圈中居于核心地位，并与周边等级较低的石城聚落构成一定组织体系，展现了这一地区已进入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些有着不同等级规模的石城表明这一时期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已开始进入国家的初级形态。㉖

三、龙山石城与中华文明早期之间的关联

根据中国上古传说，中华文明始自三皇五帝时期。虽然我们知道三皇五帝不过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初“王天下”的代表人物，㉗但在这些古代传说中，神农氏曾有过“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㉘的事件，黄帝也曾“为五城十二楼”㉙，这些记载或传说显然表达了城与早期中华文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城市的形成与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已由许多中外学者论证过。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认为，城市“由村庄演化而来，村庄连同周围的田野园囿，构成了新型聚落。人们渐渐学会了制陶、灌溉、耕作，建成了最初的房屋、圣祠、蓄水池、公共道路、集会场地。人类这一系列技术发明和改造自然的行为就是后来形成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先于城市进行的。”㉚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柴尔德也指出，聚落规模、人口规模和大型建筑、剩余产品的出现、阶级的分化、文字的发明、社会组织的出现乃是早期城市的特征。㉛从另外一个方向表明了城与复杂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中国早期城市具备五大特征：防御性的夯土城墙、战车、兵器；政治性的宫殿、宗庙与陵寝；宗教性的祭祀法品与祭祀遗址；经济性的手工业作坊和形态性的聚落而且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㉜显然，这反映出他将城市认定为区域社会高度组织化的标志。同为考古学家的陈淳也认为将城市起源置于文明和国家的探源中考量，城市往往成为判断国家政体存在的证据。㉝

如果我们把北方农牧交错带上的龙山石城重加检视，也会发现这些古城在中华文明形成初期作用非凡。龙山石城的出现，与这一地区在全新世中晚期开始形成的农牧共存生计相关。由于气候较前一时期变冷变干，位于农牧交错带北方的游牧人群一方面通过不断迁移，以便寻找更为合适的农牧之地，即所谓的“逐水草而居”，不断向南与已形成原始农业的人群争夺农牧之地，进而迫使原本从事农耕的定居人群不得不修筑防御性的石城以抵御入侵的游牧人群。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原始农业所需要的水热条件都已无法得到满足，农耕人群之间为争夺有限的农田资源，也征伐不断，所以必须建立有效的防御体系，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因而就形成了在居住地区修筑城墙的特点。龙山石城正是在这样的气候、生态变迁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修筑城墙工程量巨大，不仅需要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而且也需要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才能动用大量人口修建石城。因此石城的大量出现必然表明这一时期农牧交错带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较高，并有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架构。特别是像石峁这样超级中心城市的修筑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都表明需要动员与组织更辽阔地域范围的人群才能完成。换言之，石峁显然是更大区域的权力中心。龙山石城与区域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

事实上，城与国家政体之间的关系我国古人也早已认识到。《黄帝内经》《世本》《淮南子》《吴越春秋》等早期典籍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其中筑城是“卫君”的，君是社会组织的管理者，有君就说明已有一定的社会分工，社会组织已经有一定的复杂程度。这一点在石峁的城市形制中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石峁最早建成的是处于城市权力中心的皇城台和内城，这说明石峁在形成之初，不过是众多农牧兼营的龙山石城之一，规模局限。但随着占据该石城的部族力量的不断增强，所控制的区域逐渐扩大，争战掠夺来的人口与财富也不断积累，使得它有能力修建更大的外城。这一点也可以由在外城东门城墙下发现的大量青年女性人牲证实。㉞同时，石峁中出土的玉器据分析也是来自农牧交错带东部地区。由石峁遗址可知，在公元前1300至1100年，为了维护其农耕资源，与武装化的北方游牧人群对抗，原本分散的农业人群不得不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有一定组织与动员能力的社会集团。

此外，在北方农牧交错带所形成的这个新型的社会集团，为强化自身的文化特性而不至于被更为强悍的牧业人群所征服，便将农业和定居作为本族群文化标记，并将居住在其南的邦国贵族凝聚在一起，形成“夏”或“华夏”族群认同。因此，著名学者王明珂认为形成华夏认同的最主要因素便是公元前2000年至前500年左右发生在黄土高原之北的人类生态变化，即华夏族群的形成与黄土高原北方边缘人群游牧化二者是相生相成的。㉟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一生态历史过程与中华文明确立以后的商周时期联系到一起，认为“商、周王朝统治体系之形成，可说是以集中化的群体力量来保护及开发资源，并以阶序化社会作资源重分配架构，来因应此资源环境变化的一种新格局。”㊱

从近些年我国境内不断发现的众多史前城址，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城市与早期文明形态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些史前城址不仅为中国城市起源年代的判定提供了实证，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全国各地的分布，又与史籍中三皇五帝时期“万国（城）”林立、五方并存的状况相呼应，也预示着先祖们开始在局部联合的基础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做先期准备。㊲而在这些史前城址中，位于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龙山石城，可以认为是早期中华文明在北方地区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吻合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的产物。全新世中期的冷干气候事件导致这一地区在全新世暖期时已形成的农耕业不断向南退缩，北方游牧人群开始进入，该地区逐渐形成了农耕和畜牧并存的生计模式，并引发了较为突出的生态危机。在今陕晋蒙交界的农牧交错带兴起的一批龙山时期石城，从其时空分布和规模等级格局来看，这一时期农牧交错带不同生计的族群在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的同时，也因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而引发了频繁的武装冲突。其后果就是原本分散的族群通过战争与联合，逐渐形成“诸夏”“华夏”的文化认同，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显然，农牧交错带龙山石城的出现与早期中华文明形成存在着密切关联。

注释：

① 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03页。

② 赵松乔：《察北、察盟及锡盟——一个农牧过渡地区的经济地理调查》，《地理学报》1953年第1期。

③ 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考古》2005年第10期。

④ 肖鲁湘、张增祥：《农牧交错带边界判定方法的研究进展》，《地理科学进展》2008年第2期。

⑤ 李华章：《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的若干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年第1期。

⑥ 施雅风、孔昭宸、王苏民、唐领余、王富葆、姚檀栋、赵希涛、张丕远、施少华：《中国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波动与重要事件》，《中国科学·B辑》1992年第12期。

⑦ 张兰生、方修琦、任国玉、索秀芬：《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环境演变》，《地学前缘》1997年第1期。

⑧⑨ 杨小平、梁鹏、张德国、李鸿威、Rioual， P.王旭龙、许冰、马志邦、刘倩倩、任孝宗、胡凡根、何毓新、饶刚、陈宁华：《中国东部沙漠/沙地全新世地层序列及其古环境》，《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9年第8期。

⑩⑬ 方修琦：《从农业气候条件看我国北方原始农业的衰落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自然资源学报》1999年第3期。

⑪ 马嘉成、周新郢、杨石霞、饶慧芸、李骄阳、胡松梅、杨益民、李小强：《中全新世中国北方草原的狩猎采集业文化及环境背景》，《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22年第8期。

⑫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⑭ 傅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考古》2009年第5期。

⑮ X.Huang， J.Zhang， L.Ren， S.Zhang， F.Chen，Intensification and Driving Forces of Pastoralism in Northern China 5.7 ka Ago，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21， 48(7).

⑯⑳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295、488—491页。

⑰ X.Jia， Y.Sun， L.Wang， W.Sun， Z.Zhao， H.F.Lee，W.Huang， S.Wu， H.Lu， The Transition of Human Subsistence Strategies in Relation to Climate Change During the Bronze Age in the West Liao River Basin， Northeast China， The Holocene，2016， 26(5)， pp.781-789.

⑱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5期。

⑲㉒韩建业：《中国北方早期石城兴起的历史背景——涿鹿之战再探索》，《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㉑王玮林、马明志：《榆林吴堡后寨子峁史前城址》，《留住文明——陕西“十一五”期间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6页。

㉓㉔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

㉕邵晶：《试论石峁城址的年代及修建过程》，《考古与文物》2016年4期。

㉖杨瑞琛、邸楠、贾鑫、尹达、高升、邵晶、孙周勇、胡松梅、赵志军：《从石峁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看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先民的生存策略选择》，《第四纪研究》2022年第1期。

㉗参见吕思勉：《先秦史》第6、7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

㉘《汉书·食货志上》。

㉙《汉书·郊祀志下》。

㉚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㉛柴尔德：《城市革命》，孙逊、杨剑龙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6辑《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㉜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氏著《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