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力建设与中国社会政策供给逻辑的演变

摘要：中国的社会政策是“竞争型社会政策”，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服务于不同阶段国家竞争力的塑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经历了从全能型社会政策、维稳型社会政策、经营型社会政策向投资型社会政策的演变，形塑了中国发展的资源动员优势、低成本优势，并由此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投资与外贸驱动，成为中国奇迹的重要基础。受现实条件的约束，中国社会政策供给的逻辑也从成本最小化、阻力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向压力最小化演变。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下一阶段目标是，服务于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跨越所需的创新优势与市场规模优势，形塑竞争力。然而，目前社会政策供给的主导逻辑是压力最小化逻辑，对塑造创新竞争优势的支持不够。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美好生活的平衡，是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必须解答的现实问题和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竞争型国家;竞争力;社会政策;供给逻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精准匹配机制研究”（16BSH128）;广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广西高等学校高水平创新团队及卓越学者计划资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9-0132-07

中国社会政策常被概括为“发展型”、“生产型”、“剩余型”社会政策，被视为东亚福利体制的典型代表，然而既有研究对其发展经验的解读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既有研究将中国社会政策归为发展型社会政策，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政策支出规模的关系，但对社会政策如何服务于经济增长缺少系统的分析。其次，既有研究缺少对国际国内环境变迁的敏感性，因此对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解读存在疏漏。如，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政策视为与经济政策相矛盾的、高于当时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①，忽视了该时期劳保福利支出水平较低的现实;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政策，以人口红利为核心进行解读，忽视了长期以来中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清退与限制政策。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竞争型社会政策”分析框架，分析社会政策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形塑作用，以及不同阶段社会政策的供给逻辑。这使得本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其一，在分析视角上，竞争型国家是全球化与开放经济社会的视角②，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内政治与风险视角。其二，以往竞争视角主要关注“逐底竞争”对公共政策的影响③，本研究则关注不同发展阶段的竞争优势与社会政策的关系。

一、相关理论与分析框架：从工业主义逻辑到竞争逻辑

（一）社会政策的工业主义逻辑和国家中心主义视角

工业主义是关于社会政策发展的第一代理论。工业化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以及劳动力市场化过程中的养老、失业、工伤等问题，超出了家庭与传统社区承担能力，需要集体与国家力量的回应。而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计划和经济增长是和谐的”乐观主义和经济繁荣一起，促进了福利国家的扩张。④ 经济发展产生新的社会问题，社会剩余解决问题，代表了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政策发展路径。

人口老龄化、能源和滞胀危机、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关于“福利国家计划和经济增长是和谐的”乐观假设，而新马克思主义、权利资源理论的兴起，则瓦解了工业主义逻辑的主流理论地位。⑤ 不同于既有理论聚焦于国内政治，国家中心主义视角强调国际环境与竞争的影响。其一，国际环境、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政策的功能定位也不同。如，拉美国家社会政策与其国际贸易发展策略有关，社会政策服务于国家战略，即改变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从属地位。20世纪40年代，墨西哥为了国家工业化战略而启动了社会保障项目，新的社会保障税成为国家投资的重要来源。⑥ 其二，社会政策的发展与资源动员有关。历史上欧洲的“国家缔造者”将社会政策视为国家资源动员、资源汲取与竞争力提升的辅助手段。其三，从福利国家发展趋势来看，欧洲社会政策转型的目标是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型经济体”⑦。就此，杰索普提出了“竞争型国家”的概念⑧。竞争型国家并非“小政府”消极国家的回归，而是開放环境与全球竞争中创新型国家理念兴起的结果。

国家中心主义提供了社会政策发展的另一路径，即竞争型国家与政府主导的，作为国家能力建设、经济发展手段的路径。工业主义逻辑聚焦于国家内部的市场失灵与社会风险，是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西方福利国家模式，而国家中心主义视角强调开放环境的竞争优势，聚焦于社会政策对增长与国家能力建设的作用，其典型代表是强调国家中心的东亚模式。

（二）发展阶段、竞争力建设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策

1. 跨越贫困陷阱与比较优势：资源动员与人口红利优势下的生产主义社会政策。通往繁荣之路，必须成功跨越低收入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贫困陷阱或马尔萨斯陷阱反映了欠发达经济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本积累与人口的双重压力，陷入“低投资—低就业”循环。对缺少外部资源输入的欠发达经济体而言，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农业剩余是潜在的工业基金，并影响工业成本。而政府作用至关重要，不仅需要一系列制度促使农业剩余转换为工业基金⑨，同时还需要在各类目标之间进行取舍，通过不平衡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开放经济中，政府需要依托国家经济环境寻找比较优势，社会政策同样服务于比较优势的塑造。

东亚模式展示了开放经济体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范例：依靠国际资本与市场，解决投资不足的问题，并将人口规模压力转变为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当国家为资本和出口市场而竞争时，政府只能选择市场友好型政策来吸引全球投资和保持出口竞争力，全球企业对自由贸易和低税率的偏好优先于保护和再分配的偏好，政府通过减税和补贴吸引全球资本，因此社会支出规模有限⑩，社会支出规模呈下降趋势。正是在该意义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被理解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故事，是政府主导下投资竞争与实现从人口规模压力转变为人口规模红利的故事，其中教育、健康等社会政策至关重要。

2. 迈向高收入经济体与竞争优势：全面发展下的创新优势与人才红利。迈向高收入经济体阶段的竞争是瞄准产业链顶端展开的“前沿竞争”，通过创新和效率驱动经济发展。创新竞争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在增加，早期阶段的成功经验，其作用会削弱甚至演变为负面作用。 东亚的韩国等地区被视为向高收入经济体跨越的成功范例，其关键是适应创新竞争，强化科技追赶。 创新竞争的关键是人才质量，拥有高人力资本的国家或地区，能快速承接、吸纳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成为技术溢出效应的受益者，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智力支撑，因此产业政策应重视对专有人力资本的投资，社会政策也应转向“人力资本投资阶段”。

（三）发展阶段、竞争力建设与中国社会政策分析框架

社会政策是形塑竞争优势、实现赶超战略的重要基础。然而，既有研究虽然强调中国社会政策的“生产型”特征，但对社会政策如何服务于经济增长缺少深入的分析。既有研究强调中国模式的人口红利与低成本优势，然而低成本劳动力并非中国所独有，低成本并不意味着对资本具有吸引力。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长期受人口压力之困。因此，需要从竞争优势角度，对社会政策服务于经济发展、国家能力建设的机制展开深入的分析，丰富对中国道路的理解。

国际环境与发展阶段不同，社会政策与经济战略的协调模式也不一样，理解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逻辑必须对国际环境保持敏感性。本文基于竞争型国家理念，整合竞争优势和内部风险两种视角，搭建“竞争优势—功能”框架，分析不同阶段、不同约束条件下社会政策的供给逻辑。根据发展环境与竞争优势，本文将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年）是基于资源汲取优势的重工业道路阶段，第二阶段（1979—2002年）是面向全球化重塑竞争力的转型阶段，也是聚焦内部转型风险的维稳阶段，第三阶段（2003—2012年）是基于低成本优势和资源汲取优势的外贸与投资双轮驱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目前我们处于第四阶段（2013年以来），即依托超大规模优势的全面发展与创新竞争阶段。

二、发展阶段、竞争力建设与中国社会政策供给逻辑的经验分析

（一）全能型社会政策的“成本最小化逻辑”（1949—1978年）

第一阶段是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发展的起步阶段，是优先推进重工业的计划经济阶段。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关键是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封闭环境下的竞争，主要是资源汲取能力的竞争。在缺少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农业剩余不仅是工业基金的来源，同时也影响着工业人口规模与工业成本，农业发展至关重要。而从农业剩余转换为工业基金，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制度去引导与激励，如何确立增强发展“链头”的政策成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面临的现实难题。 为此，中国政府通过统购统销政策与工农产品“剪刀差”实现了对农业剩余的高度汲取，并通过“三大改造”成为统管经济社会事务的全能型政府。社会政策构成了中国赶超战略与竞争优势的基础，通过“先生产后生活”服务于资源汲取最大化，加大投资促进工业化，实现“赶超”目标。 该时期的劳动保障体制是典型的全能型社会政策：对职工住房、医疗、养老等服务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其供给逻辑是成本最小化：统包政策使低工资或生存工资体系成为可能，通过“先生产后生活”，实现资本积累最大化、工业投资最大化。从财政收入、居民储蓄与消费，可以看出该时期政府对资源的汲取及其成本情况。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中国依赖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实现了很高的资本积累率。虽然是典型的农业大国，但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1960年高达39.3%。在成本最小化逻辑下，家庭剩余极低。1952年人均储蓄余额相当于城市居民每月消费支出的11.7%，1978年仅为64.9%，人均储蓄余额不足以维持城市居民每月的消费支出。

成本最小化逻辑体现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比重上。根据《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的数据估算，该时期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平均不到14%，最高的1957年也仅为18.6%，劳保福利占工资的平均比例最高的年份是1956年的19.5%，此后呈下降趋势，最低年份仅为12%。 高汲取、高投资并未解决中国的人口与就业压力问题，重工业化创造的就业机会少，对城市化拉动不足。1952年到1978年城市化率仅从11.7%上升到17.5%，1961年至1964年期间出现了逆城市化。1978年中国GDP总量全球占比仅为1.1%，82.1%的中国人口生活在极度贫穷的农村。 全能型社会政策最终随着经济发展的波折而陷入困境。

（二）维稳型社会政策的“阻力最小化逻辑”（1979—2002年）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从封闭半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向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并围绕全球化重塑国家竞争力。开放经济中，传统福利体制问题凸显，改革势在必行。“软预算约束”使国有企业福利快速扩张。国家统计局有关劳保福利费用的资料显示，1990年国有企业劳动保障福利增速高达31.8%。 其中，住房福利尤为显著。据王育琨估算的住房补贴数据，1978年住房補贴规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16%，1988年上升到24.76%。 “企业办社会”给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国有企业逐步发展成封闭组织，在与新经济组织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社会政策围绕着改革与市场化转型进行重建。国企改革以社会政策的社会化改革为主要内容展开，其目标是要将就业、保障与单位分离。1991年《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养老保险费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改革后社会政策体系强化了个人责任而逐步降低了企业负担。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而个人缴存比例“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

转型期社会政策的目标是，面向全球经济重塑竞争力，以低成本优势收割人口红利，同时基于稳定与社会秩序的考量，该时期社会政策推进的逻辑是阻力最小化。改革从阻力最小的行业、阻力最小的群体开始推行，通过“老人老办法”降低改革阻力，通过“新人新办法”确立新体制，而对“中人”（在职职工）采取过渡性措施，保证“实际待遇不降低”，“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的稳定”。 就业问题被视为关系到社会稳定与秩序的“政治任务”，政府将就业机会优先分配给下岗工人，通过清退、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这也构成了中国社会政策与东亚人口红利模式社会政策的显著差异。发展小城镇与乡镇企业成为分流农业剩余人口、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重要措施。1978年到2002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2826.56万人增加到13287.71万人。 该时期的分税制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等使得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预算外收入来源，为地方政府推动改革提供了财政激励，为下一阶段房地产市场“黄金十年”与土地财政奠定了基础。社会政策的社会化改革降低了企业负担，国家逐渐从传统福利体制中撤退，强化了个人责任。 改革带来了显著成效，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显示，1991—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从115.54亿美元上升到644.08亿美元，1994年起中国外贸稳定步入顺差阶段，进出口差额从53.91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304.26亿美元。

（三）经营型社会政策的“利益最大化逻辑”（2003—2012年）

2003以来中国经济步入平稳增长的黄金时期。该时期国家竞争优势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基于人口红利与低成本的全球比较优势。其二是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资源汲取能力，驱动投资增长。住房改革与新住房体制的建立，“招拍掛”土地出让模式的正式确立，激发了地方政府投资与经营城市的热情。外贸与投资双轮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步入黄金时期。

社会政策“缺位”的低成本优势驱动了外贸的发展。低工资、低成本的劳动大军，成为中国参与全球贸易的比较优势。资本“逐底竞争”和全球产业转移，与政府的优惠政策以及低成本、低工资和“结构年轻”的人口红利一起，使得中国成为吸纳外资的主要国家与“世界工厂”。地方政府通过“不作为”与“选择性作为”，通过执行多标准政策体系中的最低标准或降低执行标准与覆盖比例，降低了企业成本。 而以非普通商品房为主的模式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居住问题，进一步降低了用工成本。 与此同时，政府积极推动全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开发人力资源优势，释放人口红利。

社会政策服务于投资驱动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户籍将房地产开发与教育等资源捆绑，拉升房价地价，服务于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社会政策成为政府理财与金融的重要工具，提升了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在土地征收中，最低生活保障、劳力安置费等社会政策相关措施，是化解、缓解农民与政府在土地利益上的冲突的手段。 教育等公共服务与户籍制度一起，成为地方政府理财与促进房地产发展的工具，吸纳有购买力的群体与家庭购房，拉升房价地价，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通过社会政策项目的选择性供给，服务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平衡。如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大病医疗项目均为偶发的支出，领取率较低，有利于地方财政增收。据劳动保障部历年公报，2008年至2012年农民工失业保险参加人数从1150万增长到2702万人，但同期为离职农民工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为396.4万人次。

该时期社会政策是经营型社会政策，其供给逻辑为利益最大化或增长最大化。人口红利带动外贸，房地产与基建带动投资，使得外贸与投资成为驱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200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64.2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80年为19.86%，2012年为69.57%，到2018年为71.72%。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逐步增长，财政收入相当于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1年为14.78%，2012年上升到21.77%。中国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二位，作为增长工具的经营型社会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利益最大化供给逻辑以及地方政府对相关政策的选择性执行，使社会政策呈现严重的碎片化与地域化特征，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不足且逆向分配效应严重。社会政策的排斥性导致了农民工分离家庭增多，留守儿童照料和流动儿童入学难问题突出。

（四）投资型社会政策的“压力最小化逻辑”（2013年至今）

目前，中国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关键时期。对外强调创新竞争，对内要求全面发展，解决发展失衡。超大规模性优势成为创新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基础，即依托中国产业结构、市场规模，以及超大规模人力资本与人才积累，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前沿竞争、创新竞争是在中国原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形塑竞争力，中国将战略性新兴产业视为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与此同时，中国强调依托市场规模优势，强化消费驱动能力，出台了《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新阶段强调对短板、弱项的补强，推进乡村振兴。而巨大的市场规模、消费潜力，也是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业发展与产品销售提供出路。总之，新阶段强调依托超大规模优势，利用科技创新提质增量，投资、外贸和消费三驾马车共同发力、全面发展。

社会政策也围绕着创新竞争与消费驱动步入发展新时期。服务于创新竞争优势与消费市场优势，社会政策理应转向“投资型”、“积极型”，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强化个人能力，降低对公共财政的依赖，但在经济下行与财政不稳定的双重压力下，社会政策基于压力最小化逻辑进行供给，影响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资型”社会政策的落实有待时日。在现实层面，城市竞争与愈演愈烈的人才竞争一起凸显了人才的重要性，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社会政策成为人才竞争的重要手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政府在基本教育方面投资不足。从存量来看，现有人力资本储备依然薄弱。2010年中国高等人力资本比重不到6%，仅相当于日韩1970年的水平，具有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比例为24%，仅为OECD成员国家平均水平的1/3。从增量来看，社会政策的排斥性导致了对新生代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基于压力最小化的供给逻辑，该时期对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依然是选择性供给。地方政府通过将社保缴费年限等与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捆绑激发外来人口缴纳社保的积极性，并通过入户积分制控制落户指标，为义务教育供给规模与公共财政压力设立了缓冲带。 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面临“入学难”。如，根据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2019年11月25日发布的2020年秋季学位预警信息，2019年秋季，龙华区小一适龄儿童有3000名未能在龙华区学校就读，2020年“学位情况持续高度紧张”，“预计小一适龄儿童32807人，学位总缺口近8000个;初一适龄儿童少年17408人，学位总缺口近3000个”。

该阶段社会政策的“增长工具”功能进一步强化。其一，面对保增长稳就业的压力，国务院自2015年以来多次公布降低社保费率的政策，社会政策依然是政府逆周期调控的重要手段。2018年出台《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通过“稳就业企业返还50%失业保险费”等措施为企业减负，稳经济、保就业。其二，随着公共支出不断增加，全国财政缺口逐年上升，而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缺口更大。更为严重的是，“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使得财政税收基础变得愈发不稳定，财政支出刚性和工业税收基础弱化的挤压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进而影响社会支出的“可持续性”。其三，土地财政愈演愈烈，社会政策理财与推动投资工具的功能并未减弱。2013—2017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共20.63万亿，占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比重依然高达50.74%。为推高土地价格，地方政府减少土地供给而增加土地抵押，土地抵押贷款和抵押面积显著增长。重点监测城市2015年土地出让价格比2012年增长了65%，抵押贷款规模从5.95万亿上升到11.33万亿。 土地出让收入和抵押贷款成为地方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而地价房价上涨进一步挤压了民众住房需求。

在财政支出压力与财政基础不稳定风险的双重压力下，社会政策供给遵循的是压力最小化逻辑。政策文本在供给水平上强调“兜住底线，引导预期”，严格落实服务指导标准。 项目推进强调“量力而行”，根据轻重缓急，重点推进，“针对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领域的关键部位和薄弱环節，实施一批基础性和示范性的重大项目”。 在责任分担上强调个人责任，防止社会政策“一兜了之”。 社会政策压力最小化的供给逻辑，影响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制约了消费新动能的形成，而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影响了农民工子女将来的发展，增加了其失业风险，同时也削弱了家庭保障（养儿防老）的功能。

三、增长、民生与平衡发展新时代的社会政策

（一）竞争型国家与社会政策的“中国经验”

如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中心议题，实现民族复兴、建设现代化国家一直是执政党与政府的中心目标，中国社会政策也具有鲜明的经济政策特征，作为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服务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发展战略。（见表1）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政策目标是成本最小化，满足重工业战略对资本的需要，并将农业剩余人口排斥在外，实现了工业化成本的可控化。改革开放时期，为重塑竞争优势，中国政府推动社会政策的社会化，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基于社会秩序与稳定需要，将就业视为事关社会稳定的根基工程，社会政策供给逻辑主要是风险最小化或阻力最小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机会受到严格管控，被城市新建的社会保护系统排斥在外。低成本的人口红利优势与资源动员优势强化了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优势，促进了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快速增长。与经营型政府相对应的是经营型社会政策，其供给逻辑是利益最大化。年轻的农业剩余人口作为劳动力被城市接纳，劳动权益受到保护，但社会政策具有较强的排斥性。新时代，中国政府围绕创新与消费重塑竞争优势，发展社会政策。然而，受制于增长压力与财政压力，社会政策供给遵循压力最小化逻辑，而对提升人力资本增量的投入不足。这势必对新时代中国竞争优势的塑造与平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社会政策是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能力建设、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70年的努力，中国已成功跨越贫困陷阱，步入全面小康阶段，成为中高收入国家。这为世界相关国家实现从贫困陷阱向中等收入阶段跨越提供了中国经验，其中社会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跨越，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必答题，也是社会政策下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

（二）“繁荣之路”与“美好生活”：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与社会政策发展的“中国之智”

只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工业强国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中国现代化的故事才完整。目前，中国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顶层设计日益完善，但无论是竞争优势的重塑还是“美好生活”的实现，均面临着诸多挑战。

从经济发展目标来看，向高收入国家跨越，必须建立多层次的梯度产业结构，通过科技、创新在产业链顶端展开竞争并获得有利位置。对于这些目标的实现，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是关键，社会政策理应向“投资型”社会政策发展。但现实层面，人力资本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上，均难以为中国的创新竞争提供有力的支持。从美好生活目标来看，中国长期以来通过向农村转移“再生产”成本，降低社会支出压力，进城务工的2亿多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率偏低。绝大部分农民工缺少务农经验与农业生产技能，这极大地削弱了土地的保障作用。而农民工子女“入学难”，不利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与成长，影响其未来发展与“美好生活”。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是中国经验的重要特征。如何在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过程中实现“繁荣之路”与“美好生活”的双重目标，这是中国故事的下一篇章，也将是中国为世界发展与社会政策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

注释：

① 王宁：《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合法性资源——围绕城镇职工消费生活与劳动动机的制度安排及转型逻辑》，《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②⑧⑨ Jessop Bob， Hollowing Out the “Nation-State”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Patricia Kennett Cheltenham（ed.），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Edward Elgar， 2004， pp.11-26.

③ Frank Dobbin， Beth Simmons & Geoffrey Garrett，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Public Policies： Social Construction， Coercion， Competition， or Learn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7， 33（1）， pp.449-472.

④ Jill Quadagno， Theories of the Welfare Stat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7， 13， pp.109-128.

⑤ 刘军强：《社会政策发展的动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发展述评》，《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4期。

⑥ Rose Spalding， Welfare Policymaking：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a Mexican Case Study， Comparative Politics， 1980， 12（4）， pp.419-438.

⑦ Esping-Andersen Gsta， Why We Need a New W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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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敏杰、张平、袁富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财税体制演进：事实、逻辑和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

《國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7年第8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2年第2期。

《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8年第35期。

作者简介：魏万青，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南宁，530004。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