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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空间的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意义和实现路径

时间:2024-05-07

摘要:当前社会工作实践面临碎片化与技术化困境,社会空间理论能够有效回应这些困境,并能够提供一个包括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整合性的解释框架。社会工作者从生活的空间性出发,可以更全面、更系统地洞察服务对象的需要和问题,可以整合性分析服务对象所处的空间场景以及各因素的空间意涵。空间面向的社会工作实践重拾专业本质,彰显社会工作想象力,契合专业的反思性实践的特征,对社会工作实践的推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要实现社会工作实践的空间转向,社会工作者就必须树立空间思维,充分运用空间的社会性和建构性理解服务对象空间生产的过程,分析空间元素的不同组合以及作用于服务对象空间的规训策略,探索空间建构的社会意义,与服务对象一起对其空间进行再生产,促进空间赋权,维护空间权益,增加生活福祉。

关键词:社会工作;碎片化;技术化;空间;赋权

基金项目:贵州民族大学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人才培养”(国务院学位办[2012]40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避灾迁移人口生计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16BSH121)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09-0139-06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工作已经从“教育先行”走向理论与实践的“互促发展”阶段①。这并不意味着理论与实践已经达到了互促发展,而是到了理论与实践必须相互促进的阶段,唯有理论与实践协同互促,我国社会工作才能健康发展。没有实践的社会工作将会丧失专业的原本意义,同样,没有理论指导,社會工作实践想要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也是十分困难的。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尚为空缺②,难以有效指导实践开展,这也是造成当前社会工作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借鉴西方相关社会理论成为构筑我国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的必要步骤,20世纪60年代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无疑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本文将关注社会工作实践的空间转向议题,从当前我国社会工作的实践困境出发探讨空间理论引入社会工作实践的可能性,从理论的有效性考察社会工作实践空间转向的意义,分析空间视域下社会工作的实践策略,并对空间理论的适用限度进行讨论。

一、空间转向的可能:对社会工作实践碎片化与技术化困境的回应

一个好的社会工作理论的标准,在于它能够指导实践。对实践的有效解释与回应成为一个理论是否是好理论的重要标准。因此,要分析社会工作实践空间转向的可能,首先要做的是审视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的现状,尤其是发展困境。

(一)碎片化与技术化:当前社会工作实践的困境

对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困境,很多研究都有探讨。总体来说,当前讨论较多的是社会工作实践的碎片化与技术化倾向。

“碎片化”(fragmentation)原本的意思是指完整的东西破裂为许多零碎的小块,社会工作实践碎片化就是指在社会工作实践推进体系中,其实践理念、实践主体、服务内容、主要方法以及评估方式呈现碎片化的态势。这一问题存在已久,难怪有“社会工作是否还是一个拥有整合性知识和技巧的统一专业”这一发问③。文军、吴越菲在审视灾害社会工作实践时就提出了服务形式碎片化的概念,认为灾害社会工作能够做什么以及怎么做,是缺乏整合性理论指导和实践框架的④。耿羽、雷望红在研究农村青年社会工作时提出了社工介入临时化、社工实践碎片化等概念⑤。黄晓星、熊慧玲指出,在当前情境下,社会工作组织的服务供给也呈现“活动化”和“指标化”的情形,使社会服务处于创新和碎片化之间⑥。黄锐提出,当前缺乏对社会工作中“社会”和“工作”两个面向的深入反思,也导致了社会工作实务的不连贯性和碎片化⑦。

在社会工作实践发展中,与碎片化相伴随的就是技术化。“技术化”作为一个概念在很多领域都有所涉及,但作为一个贬义词仅仅出现在一些富含价值和充满人文意涵的领域中,如课堂教学、公共行政和社会服务领域。所谓技术化是指“某主体向技术状态或性质转移的过程”⑧。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技术化并非一定会产生负面结果,但一旦产生技术异化,那可能就是一场危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及哈贝马斯对此均有论述。在技术化过程中,主体解构与技术建构并存,当主体原有结构的平衡被打破,也就是说主体的某些本质属性丢失或变化的时候,技术化的恶果就形成了。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具有强烈的价值情怀,一旦开启技术化进程,势必会对其本质产生影响。所谓社会工作实践的技术化,就是指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强有力冲击下,社会工作逐渐失去其初衷和本质属性的过程。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工作存在技术化倾向,忽视了专业的变革取向和宏观—结构的关切与承认⑨。有些研究将技术化和当前流行的循证模式联系起来,认为在这一模式中,过于强调研究证据,可能会“导致实践艺术的技术化”⑩,“往往遮蔽了反思性能动主体”。这与追求实践智慧的反思性和道德实践的专业本质不相符合,这样的实践可能会落入“工具化”风险,实践者可能会成为受人摆布、被动地遵循证据实践的木偶。

(二)社会空间理论:回应社会工作实践困境的一种可能

针对社会工作实践的碎片化和技术化困境,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整体性嵌入”、“整合性理论视角”、“反思性实践”、“实务智慧” 等举措或理念,甚至有学者认为现象社会学的“人永远处于尚未完成状态”的理论观点可以破解社会工作实践的困境,为社会工作实务的知识建构提供一个更加开放的系统。质言之,要突破碎片化和技术化困境,社会工作实践必须回归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和“社会”特征,将整合性、系统性和社会性体现于社会工作实务的全过程,而这一要求可以在社会空间理论的协助下完成。

20世纪60年代左右的“空间转向”,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社会工作对空间的关注与空间的意义转变紧密相关,相比空间的物理意义,空间的社会意义更值得人们关注。正如列菲伏尔所言,空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中充满着各种社会的制度性建构和人的主体性建构,它的地理和人文的双重属性为身在其中的各行动主体的互动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同时在互动之中又形成了新的社会空间。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这一思想和社会工作中人与环境互动的理念不谋而合,我们需要从整体上把握人类行为与社会空间的关系,同时从空间的生产角度来开展社会工作实践。空间和权力有着紧密的关系,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在福柯看来,空间是权力与知识的中介,只有靠空间才能去想象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及其运作。质言之,转向的空间具有丰富的社会意涵和多重的社会属性,“空间生产”与“空间权力”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对社会生活形成了强大的解释力。一旦将社会空间理论引入社会工作实践,其碎片化和技术化的影响将逐渐烟消云散。

正因为空间是一个整体性、复合型和开放性的概念,既包括了物理空间,更有机地整合了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既包括空间表征和表征的空间,更包括空间实践,既包括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也包括第三空间,所以以空间思维看待问题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只有发挥空间的想象力方可理解问题的全貌。空间转向意味着转向服务对象所处的生活世界,“必须在服务对象所能达到和知道的地点与场所提供服务”,要消解空间区隔和排斥的负面作用,使社会工作服务正常化,不只面向问题群体,而是面向全部群体。如果社工仅仅聚焦于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想象力的空间视角,那么就难以窥探问题和需求背后的空间因素,由此会产生了一系列碎片化的服务,服务对象也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实质性困境。空间的建构性和生产性也使得以技术化为导向的社会工作实践难以奏效,唯有在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解构与建构情景中开展服务,才能构成一幅“差异空间”的图景。正因为社会空间理论能够消解碎片化和技术化对社会工作实践的影响,所以一些研究者也试图采取空间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如,王卓认为,彝族深度贫困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地理环境,而在于富含社会意义的社会空间。钟晓华认为,“弱者”空间实践策略的经验性研究,突破了原先基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的研究,不失为一种“社会空间”转向的有力尝试。与此同时,空间理论也被直接应用于社会工作实务中。金练等将空间理论引入到医务社会工作实务中,并融合赋能理论,认为医务社会工作的实践就是在“特定时空中的赋权实践”。李俊借用社会空间理论对学校社会工作进行了讨论,认为学校空间的“社会性”可以有效指导学校社会工作的开展,一方面可以“弥补既有理论中个体和空间相脱离的缺陷”,将个体分析和空间分析有效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解釋“实务活动的合理性和特殊性”,突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独特性,增加学校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以上研究表明,以社会空间理论来解释和指导社会工作实践具有一定的优势,其社会性、生产性和权力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整合性和建构性特征,加之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和技术化困境的回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理论有效性考察:社会工作实践空间转向的意义

理论转向不仅意味着研究的转向,更意味着它能够更有力地解释人类社会。社会工作理论也是如此,它的有效性(theoretical validity)在于“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有效的,而且要有实践的合理性(practice validity),即它要符合社会工作的本质和宗旨”。因此,要进一步考察社会工作实践的空间转向,首先要了解社会工作的本质与使命。

(一)本质与使命:考察社会工作理论有效性的基础

由于理论处于不同的话语体系中,所以我们对社会工作本质的认识往往含糊不清,但是我们可以从当前的众多研究和实践中发现关于社会工作本质描述的共同性倾向,即社会工作的本质是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工作的本质建立在“以社区为本位”的范式之上,通过重塑“社会性”而重构个体与社区的公共性联结;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处境化的,它是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社会工作的本质内涵应该在于“高度的人文关怀”;社会工作的本质诉求在于“提供关爱的专业化服务”以及对“个人与环境的互动”逻辑框架的坚持,它是一种“具有极其强烈的价值取向、促进个体和谐发展的社会技术”。可以看出,关于社会工作本质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歇过,但唯一被广泛认同的是,技术化使得社会工作实践越来越偏离社会工作的本质,社会工作中“社会”的意蕴越来越弱,回归“社会”成为普遍共识。

对社会工作使命的讨论也类似。2014年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E)对社会工作的定义中提出,社会工作应“推动社会变迁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赋权并促进人的解放……,使个人和组织去应对人生挑战并增进福祉”。在这一定义中,更加突出社会发展与赋权并重,更加突出社会福祉以及人的解放。也就是说,社会工作服务是“以践行人文道德价值和捍卫社会公义为使命”,将个人的福祉和社会进步有机结合起来就构成其使命。陈涛认为,社会工作的使命是“在(不同的)个人与社会之间调谐”,即“多样性共融”。也有人认为,在中国本土化情景下,“利他使群”能够实现社会工作真正向社会的回归。尽管有不同表述,但我们可以在理论层面讨论其共同点,正如佩恩所言,“社会工作必须更具有参与性,更注重案主在社会系统中被对待的方式,以及赋权视角……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应该被包括在道德正确地介入社会的实践之中,以及突出案主的社会和政治地位。” 单纯的助人使命已不足以说明当前社会工作的使命,而实现社会群体间的共融和社会福祉的增加才是其应有之义。

(二)空间与“社会”:空间理论与社会工作本质和使命的契合性考察

自1970年空间进入社会理论视阈以后,其社会意涵完全被释放,空间的生产性和社会性被重点强调。在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基础上,社会空间的内涵更为丰富,它已经居于空间的主导地位。空间关系是社会关系的载体,社会关系通过空间关系建立和表达,空间在后现代社会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空间解码是了解“社会—空间”关系的新路径,同时空间中弥漫着政治、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空间性就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解构的结果。空间既强调个体的空间实践,也强调权力拥有者的空间表征,以及其中互动着的表征空间。空间理论对“社会”(或者称之为“空间”)的二重性的强调,正与社会工作强调的“社会”本质不谋而合。一方面,空间的社会性为社会工作者理解服务对象所处的空间提供了可能,它使工作者能够从人与环境互动的视角开展专业实践;另一方面,空间的生产性(或建构性)为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一起进行“空间实践”,以实现空间再生产提供了可能,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实践”受到重视。空间研究为展现生活世界实践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途径,通过空间策略的实践来实现空间正义增加了服务对象及其所在空间的整体福祉。

空间理论充满着人文关怀,这也正契合了社会工作的利他主义价值观。德赛图采用“战略”和“战术”两个不同含义的词语展示了强者与弱者的行为方式与空间位置战略,为“小人物”的空间叙事提供了可能。列菲伏尔的“差异空间”同样也展示了弱势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对“抽象空间”压制的一种反抗,在反抗中实现了空间再构,形成了适宜于生活的空间。爱德华·苏贾的“第三空间”则展示的是“从外围的、从属的、边缘化的处境中产生出来的”被统治的、被动的空间,空间研究的目的就是帮助第三空间中的边缘人群进行空间再造,建构一种空间正义。在这层意义上,面对弱势群体,运用空间这一理论工具,就是要打破原有的空间格局,实现空间的重新组合和生产,以达到空间融合的目的。因此,社会工作促进“多样性共融”、“利他使群”的使命在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中可以呈现,社会工作实践的空间转向可以指向专业使命的达成。质言之,为了实现空间正义,社会工作者可以以空间实景为工作场所,以空间研究为分析手段,以空间福祉为工作目标,以空间重构(建构)为工作内容,以空间策略为工作手法,通过空间实践来实现群体内及群体间的空间融合,增加弱势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福祉。

三、空间分析与空间赋权:空间视域下社会工作的实践策略

面向空间的社会工作实践能够有效消解技术化和碎片化困境,使社会工作实务更具学科想象力,使社会工作的社会本质得以充分体现。在空间视阈下开展社会工作实务需要充分理解空间的多重意涵和多元维度,在充分理解服务对象空间图景的条件下展开以空间实践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工作实务。

(一)空间分析:面向空间的社会工作实践的前提

与当前社会工作实务的模式不同,面向空间的社会工作实践始于对服务对象所处空间的分析。空间分析就是社会分析,空间是关系和意义的集合,社会工作者必须以服务对象所处的空间为分析单位,而非聚焦在服务对象本身及其需求和问题上。空间中充满着权力的互动,社会工作者唯有理解和探清互动中的权力关系,才有可能把握空间的真正意涵。和以往的需求分析一样,空间分析也为社会工作的实务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但与需求分析不同的是,空间分析着眼于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互构,以及空间中各主体的互动。正是对空间社会意涵的分析,才使我们能够透过空间图景清楚地了解空间中的社会关系、社会权力、社会资源和社会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之间的互动。空间不再是简单的容器,空间分析也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的分析,它已经成为我们认识社会的重要方法。

采取空间分析的方法,就是要关注空间的多重维度,即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以及不同维度间的互动。社会工作者要有空间的敏感性,要辨识空间中的权力运作、空间中的资源差异以及空间的战略战术。尤其要注意的是,物理空间也充满着社会意义,空间区隔、空间分配以及空间占有总是与社会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地图盘点资源、绘制资源地图来检视案主的福利状况,了解福利设施与案主需求的匹配程度,乃至通过空间布置来推测案主与相关个体或群体的权力关系。如,在残疾人家庭中,我们通过家庭设施的设置就可以推测残疾人权益的保障程度,以及家人对残疾人需求满足的态度。此外,空间分析的重点还在于对空间中相关主体间互动状况的分析,空间表征、空间实践和表征的空间何以呈现是重点要回答的问题。在这里既要有对服务对象日常生活实践的探察,更要观察权力拥有者所生产的空间表征,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表征的空间。借用社区动力分析的分类,我们可以将空间分析分为空间系统分析和空间互动分析,前者着重从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维度分析服务对象所处空间的情况,后者则着重分析三类空间之间的互动,以及空间中各主体在空间生产中的互动关系。通过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空间分析,我们可以对服务对象所处的空间作出较为清楚、系统和全面的认识,并为社会工作空间实践的开展作好准备。

(二)空间赋权:面向服务对象的空间实务策略

空间生产理论告诉我们,空间具有生产性和建构性的特征,强者的战略和弱者的战术共同构成空间的运作图景。空间中的弱势群体也是积极行动的主体,只不过在抽象空间的强力压制和侵袭下,差异空间被淹没了。也就是说,空间与人的具体实践活动是一个双向互动与连续运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空间的“规训”和空间主体的积极建构并存。想要优化社会关系,增进服务对象的福祉,就需要优化空间关系,实现空间的再生产。空间的再生产是空间各主体之间再一次互动的过程,作为服务对象的弱势群体必须从失语中走出来,社会工作者要协助弱势群体看到自己的空间处境以及在空间中的积极作为,以消除“习得性无助”从而形成自我效能感,促进差异空间与抽象空间的交融,实现空间再构场景。

空间再生产的过程即是空间赋权的过程。有学者直接指出,苏贾的“第三空间”学说对弱势群体的增权实践有积极意义,第三空间是边缘空间,它是社会空间隔离的结果,采取增权路径,通过构筑空间中各主体互相协作的平台,可以实现空间关系的重组。实际上,空间位置已经赋予了权力关系流动性的特征,空间中任何一个元素的改变都意味着权力关系的变化,服务对象和其他空间主体的积极互动必然会构建一个有别于抽象空间的差异空间。空间再造就是影响、改变或控制资源、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策略,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空间再造来塑造服务对象的空间,以达到赋权于服务对象的目的。空间赋权肯定了服务对象在空间生产中的积极作用(也即潜能),它建立在一种主体间关系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种交互融合式的空间再构图景。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主体(包括服务对象)一样,也是空间再生产的主体之一,賦权的过程就是与服务对象一起创造表征性空间的过程。就空间赋权,金炼等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在医院展开了积极的实践,并认为空间赋权意味着服务使用者和空间设计者积极互动于表征性空间,创造一种精神层面的符号和理念;意味着空间的设计者要以从社会环境中集结资源为途径为服务对象赋权;意味着空间实践中所缔造的社会互动及建立良好的社会网络是赋权的有效途径;意味着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是同行者,这样的空间成效才能持续且循环。总之,空间赋权已经成为面向空间的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策略。

四、余论:对空间理论解释力与适用性的反思

面向空间的社会工作实践可以有效回应当前社会工作实践的碎片化和技术化困境,社会工作的“社会”将在这一实践中被强调,社会工作的利他主义价值观也被凸显。将社会空间理论引入社会工作实践将会触动或改变当前的实践模式,空间分析和空间赋权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的主要策略,空间福祉的实现将是社会工作实践空间转向的主要议题。尽管如此,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边界和前提条件,都受制于特定的理论情景和解释场域,有其理论限度,社会空间理论也是如此。社会工作实践的空间转向并不意味着将所有的社会工作实践都置于社会空间理论下展开,正如何雪松所言,“理论是现实的简化,而现实是繁杂的,如果将所有的案主或情景都化约为某个特定类型的建构,这是危险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既要看到社会空间理论引入社会工作实践的可能性和优势,也要对社会空间理论的解释力与适用性进行反思。第一,社会空间理论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城市的考察中产生的,用于解释中国社会未必完全适合,必须经过本土化的修正方可运用。第二,社会工作实践的空间转向并不意味着实践整体转向社会空间理论,而是代表着转向的一个方面或者一个方向。一套理论框架、一套逻辑很可能不足以帮助社会工作者很好地思考问题,更不能帮助实务工作者很好地解决问题,社会工作者在更多的时候是综合使用理论。在具体实务中,是否转向空间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第三,对空间的强调固然重要,但不能忽视时间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空间的社会意涵意味着它充满了各种社会关系、物理景观、地理边界以及共同的精神元素,还意味着时间轴上的连续性,一个历史连续性的空间才更显立体丰富,才更具有意义。在空间转向的社会工作实践中,不仅要着力于空间分析和空间赋权,还要从时间维度构建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意义,这样方能体现空间的立体性特征。第四,尤其要注意的是,社会工作者在着力于服务对象空间建构的过程中,要抛弃“专业主导者”的角色,以服务对象所处的差异空间,即日常生活空间为出发点,将服务对象纳入其中,这样才可以避免落入“空间表征”,即“一个主导话语所构想出来的空间”的陷阱。此外,在空间赋权过程中,既要注意服务对象空间权力的实现,又要及时对空间进行反思,以防止新的空间对服务对象及其空间福祉产生消极影响。

尽管如此,社会工作实践的空间转向,无论在认识论还是方法论层面,乃至具体的方法技术层面,都为我国社会工作实践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至少对目前现状是一种冲击,势必会引起实践模式的改变。

注释:

① 王思斌:《走向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互相促进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社会工作》2018年第31期。

② 张威:《社会工作基础理论探究——一个学科构建的新视角》,《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2年第2期。

③ Michael J. Holosko, The History of the Working Definition of Practic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003, 13(3), pp.271-283.

④ 文军、吴越菲:《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及反思——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工整合服务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⑤ 耿羽、雷望红:《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实践困境及嵌入路径——基于广东M村调研》,《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9期。

⑥ 黄晓星、熊慧玲:《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基于Z市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社会》2018年第4期。

⑦ 黄锐:《重申社会工作本质:四个维度》,《学海》2018年第6期。

⑧ 董传升:《技术化释义》,《科技管理研究》2007年第6期。

⑨ 陈涛:《社会工作专业使命的探讨》,《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

⑩ 杨文登:《社会工作的循证实践: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新方向》,《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郭伟和、徐明心、陈涛:《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从“证据为本”到反思性对话实践——基于“青红社工”案例的行动研究》,《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

张粉霞:《灾害社会工作本土经验反思与实务模型建构——基于灾害复原力理论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钟耀林、王笃强:《超越逻辑混乱:重识社会工作专业的实务智慧与致用性》,《社会建设》2019年第3期。

权福军:《现象学社会学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启示》,《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包亚明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王卓:《彝族深度贫困解析:从地理空间转向社会空间》,《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14期。

钟晓华:《社会空间和社会变迁——转型期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金炼、卢玮、王媛、陈励、吴文湄:《空间与赋权——基于“深圳市儿童医院·Vcare关爱空间”的实践研究》,《社会工作》2019年第1期。

李俊:《学校空间中的社会工作》,《学海》2012年第6期。

M. Sheppard, Practice Validity, Reflexivity and Knowledge for Social Wor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998, 28(5), pp.763-781.

徐選国:《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

尹保华:《高度人文关怀:社会工作的本质新释》,《学海》2009年第4期。

童敏:《社会工作本质的百年探寻与实践》,《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张昱:《社会工作:促进个体和谐发展的社会技术》,《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K. Kendall, Reflection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 1950—197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 1987, p.20

任文启:《利他使群:社会工作本质的中国表述》,《社会建设》2016年第1期。

佩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何雪松、张玉莲、程福财、丁慧敏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页。

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孙小逸:《空间的生产与城市的权利:理论、应用及其中国意义》,《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3期。

爱德华·苏贾:《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张广济、计亚萍:《社会空间的理论谱系与当代价值》,《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作者简介:张江龙,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贵阳,550025;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讲师,四川成都,610500。

(责任编辑  刘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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